基本介紹
戰爭背景,戰爭經過,主要事件,革命意義,
戰爭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後，經過一系列新軍閥混戰，建立起在全國範圍內的統治。這個政權對外實行反蘇、親帝的政策，對內竭力維護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限制和壓制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殘酷地鎮壓、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因此，同北洋軍閥一樣，它仍然是一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獨裁專制政權。
在這樣的政權統治下，中國共產黨必須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須直接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然而，這時的黨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在極其險惡的局勢下，黨內思想異常混亂，一些同志和不堅定分子離開黨的隊伍，黨員數量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與此同時，工農運動走向低沉，相當多的中間人士同共產黨拉開了距離。事實表明:中國革命已進入低潮。
但是，在嚴峻的生死考驗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變得十分黯淡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又繼續戰鬥了。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斷然決定了三件大事:將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組織湘鄂贛粵四省的農民，在秋收季節舉行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和決定新時期的方針和政策。
戰爭經過
中國共產黨為了完成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領導人民繼續戰鬥，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從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中，深刻認識到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組織革命軍隊的極端重要性。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由共產黨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北伐軍）2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正式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號召全黨和廣大工農民眾奮起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9月11日，中共中央特派員、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等領導由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和革命士兵組成的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在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地區舉行秋收起義。12月11日，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黃平（後叛變）、周文雍、葉劍英、楊殷等領導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在廣州舉行起義。到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領導了200餘次武裝起義，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洪湖地區，海豐、陸豐地區，黃安、麻城地區，弋陽、橫峰地區等農民起義，以及湘南、桑植、渭華等起義。此後，還領導了平江起義、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和其他起義。中國共產黨在這些起義中領導創建的革命武裝稱工農革命軍。
1928年5月以後，工農革命軍根據中共中央決定陸續改稱紅軍。在國民黨軍占有絕對優勢和革命處在低潮的情況下，為了保存和發展自己，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於1927年10月轉戰到江西省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地區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和工農民主政權（即蘇維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到1928年2月，初步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農軍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部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後稱紅軍第4軍），鞏固和發展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桑植起義和黃麻起義建立的紅軍組織分別在湘鄂邊和鄂豫邊地區創建了根據地。其他一些地區的起義武裝，也先後轉移到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民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紅軍第4軍，是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戰鬥力最強、影響最大的一支部隊。從它誕生之日起，國民黨軍就集中八九個團以至近20個團的兵力，多次對它發動進攻，但都被擊破。
1928年5月，紅軍第4軍在永新城附近抓住戰機，殲滅江西國民黨軍1個團，乘勝占領永新城。6月，紅軍第4軍在七溪嶺、龍源口地區擊破江西國民黨軍2個師的進攻，殲滅其1個團，擊潰2個團。隨後，又取得反對湖南、江西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兩次“會剿”的勝利。毛澤東、朱德總結井岡山地區紅軍和游擊隊的作戰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了紅軍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其他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也從鬥爭中摸索到一些寶貴的經驗。紅軍和游擊隊在人數少、武器差、彈藥奇缺、糧食和被服等物資供給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運用正確的游擊戰爭戰略戰術，打擊國民黨軍，並不斷取得勝利。
1929年3月～1930年10月，國民黨新軍閥之間連續進行大規模混戰。各地紅軍乘機積極發展革命戰爭。紅4軍主力於1929年1月離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向贛南、閩西挺進。在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先後進行了大柏地、長汀、龍巖、上杭、水南等戰鬥，共殲滅國民黨軍約4個旅。湘鄂邊的紅4軍於1929年7月在南岔赤溪戰鬥中取得基本殲滅國民黨軍1個旅的勝利。鄂豫邊的紅11軍於同年6～10月取得3次反“會剿”的勝利。其他地區的紅軍也取得不少勝利。初建起來的蘇區多數得到鞏固和擴大，紅軍得到發展。紅軍在頻繁戰鬥中逐漸形成了體現人民軍隊本質的建軍原則。早在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時，就確立了共產黨對軍隊領導的根本原則，並開始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1929年12月，中共紅軍第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又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成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際鬥爭中逐步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紅軍經過三年的游擊戰爭，部隊戰鬥力大為提高，蘇區有了很大發展。
1930年6月前後，各蘇區紅軍根據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決定，分別進行整編，組成了紅軍第1軍團（轄第4、第6、第12軍）、第2軍團（轄第2、第6軍）、第3軍團（轄第5、第8軍）以及第1、第7、第10、第11、第13、第14、第16、第20、第21、第22軍。總兵力約7萬人。與此同時，開闢和創建了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湘鄂贛、湘贛、贛東北、左右江以及贛南、閩西等蘇區。隨著革命力量的增長，中國共產黨內“左”傾思想有所發展，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過高地估計革命的力量和過分誇大統治階級的危機，認為新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接著提出以武漢為中心實行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畫。各地紅軍整編後，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相繼開始進攻作戰。毛澤東不贊成上述冒險計畫，和朱德率紅1軍團進抵南昌近郊後，沒有去攻打南昌、九江，而是根據實際情況，於8月1日派出兩個縱隊攻擊牛行車站，隔江向南昌鳴槍示威，避免了強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損失。紅3軍團乘湖南國民黨軍何鍵部主力在湖南、廣西邊境同李宗仁、張發奎等部激戰之機，於7月27日攻占湖南省會長沙，8月6日被迫撤出。20日，紅1軍團於湖南省瀏陽縣文家市殲滅何鍵部3個團又1個營。23日，紅1軍團和紅3軍團在瀏陽縣永和市會師，隨即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並成立中共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
紅一方面軍的組成，進一步集中了紅軍兵力，對於實現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開創土地革命戰爭的更大局面，具有重要意義。8月底，紅一方面軍進攻長沙未果，遂轉進江西，於10月4日攻占吉安城。這時紅一方面軍已發展到約4萬人。其他各地紅軍在進攻作戰中，多數受到損失，有的甚至失敗。10月以後，各地紅軍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或實際情況，先後停止了進攻中心城市的作戰。
10月，蔣介石在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的戰爭基本結束後，迅速調轉兵力，組織對紅軍和蘇區的大規模“圍剿”，並把重點置於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11月，國民黨軍以7個師又1個旅的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依據敵強我弱的情況，決定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憑藉蘇區內的有利條件，在運動中打破敵人的“圍剿”。12月上旬，國民黨“圍剿”軍增至11個師又2個旅，共10萬餘人，從吉安、建寧一線，由北向南，分路對紅軍實行向心攻擊。30日，紅一方面軍主力趁國民黨軍第18師師部和2個旅孤軍深入到江西省永豐縣龍岡立足未穩之際，發起猛攻，將其全殲。接著乘勝追擊，又在寧都縣東韶地區殲滅國民黨軍第50師1個多旅。這兩次作戰，共殲國民黨軍約1.5萬人，挫敗了第一次“圍剿”。
1931年4月，蔣介石以20萬人的兵力，採取穩打穩紮、步步為營的方針，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紅一方面軍堅持誘敵深入的方針，集中兵力實行運動戰，同時以各獨立團、營等地方部隊為骨幹，領導赤衛軍、少先隊，運用游擊戰術，積極襲擾“圍剿”軍。5月中旬，紅軍抓住戰機，在吉安縣富田首戰告捷，接著向東橫掃，半個月內連續取得白沙、中村、廣昌、建寧等戰鬥勝利，共殲國民黨軍3萬餘人，挫敗了第二次“圍剿”。
蔣介石在兩次“圍剿”失敗之後，迅速調集30萬人的兵力，自任總司令，採取“長驅直入”的戰略，於7月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此時，紅一方面軍主力正分散在閩西北、閩西和贛南地區進行民眾工作，且未獲補充，全軍只有3萬人左右。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繼續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迅速收攏部隊，向蘇區後部興國地區回師，並與由贛江以西地區轉來的紅7軍及紅20軍軍部和第175團會合。7月底，蔣介石發現紅軍主力在興國地區，立即以其進入蘇區的主力十幾個師分路向西、向南進攻，企圖壓迫紅軍於贛江東岸而消滅之。據此，毛澤東、朱德決定避其主力，打其虛弱。8月5日晚，紅軍以部分兵力將國民黨軍向萬安方向牽引，主力採取中間突破戰法，於7日在蓮塘、良村殲國民黨軍2個多旅，俘其3500餘人，接著乘勝攻克黃陂。三次戰鬥共殲國民黨軍1萬多人。這時，所有向西向南的國民黨軍掉頭向東，猛力並進。紅軍則以一部兵力向樂安方向佯動，主力隱蔽地重返興國境內休整。此時，國民黨軍由於在崇山峻岭中來回奔波，且一再遭到打擊，部隊飢疲沮喪，不得不實行總退卻。紅軍乘機於9月7日在老營盤截殲其1個多旅，15日又在方石嶺追殲其1個多師。至此，共殲國民黨軍3萬餘人，粉碎第三次“圍剿”。
與此同時，湘鄂西蘇區的洪湖地區軍民，在主力紅軍第2軍團（1931年3月改編為紅3軍）轉戰湘鄂邊和鄂西北等地區的情況下，經過艱苦作戰，相繼挫敗了國民黨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保衛了蘇區。紅3軍返回後，即向襄河以北地區發起攻勢作戰，在龍王集、文家墩等地連戰獲勝，共殲國民黨軍2個多旅，俘其6000餘人。鄂豫皖蘇區紅軍於1931年1月打破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共殲敵4個團又4個營，斃傷俘5000餘人。3月在雙橋鎮取得全殲國民黨軍第34師3個團和1個炮兵營的勝利。5月又打破第二次“圍剿”，殲敵2個多團，擊潰1個旅。隨著鬥爭的勝利和紅軍的發展，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於11月組成，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下轄第4、第25軍，共約3萬人。隨後，紅四方面軍乘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尚未開始，於1931年11月～1932年6月主動發起攻勢作戰，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和圍點打援的作戰原則，連續取得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四次戰役的勝利，共殲國民黨軍約6萬人，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計畫遂告破產。湘贛、湘鄂贛、贛東北等蘇區的紅軍在反“圍剿”作戰中也取得不少勝利，主要有：1931年4月，湘贛蘇區紅軍獨立師在紅7軍配合下，在安福廖塘橋地區，殲滅國民黨軍1個團，俘800餘人。9月在吉安永陽鎮殲滅國民黨軍1個團，俘近千人。湘鄂贛蘇區紅軍第16軍，1930年12月攻克通城，殲滅國民黨軍新編第10師1個團及地主武裝一部，俘1500餘人。同月，贛東北蘇區紅10軍在河口戰鬥中，殲滅國民黨軍1個團，俘300餘人。
在反“圍剿”中，這幾個蘇區的紅軍都得到發展，蘇區得到不同程度的鞏固。陝甘邊和陝北地區的紅軍游擊隊也開展了游擊戰爭。各地紅軍在反“圍剿”作戰中，都根據實際情況創造性地提出並成功地套用了一些戰略戰術原則，到戰勝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時，紅軍全部的作戰原則基本形成，主要包括：誘敵深入，慎重初戰，集中兵力，打運動戰、速決戰和殲滅戰等內容。在紅軍反“圍剿”勝利形勢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於1931年11月在中央蘇區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朱德任中革軍委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為變中國為其殖民地，加緊了武裝侵略。在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東北三省很快淪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國人民極大的民族義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號召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並特別提出，要組織滿洲的游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打擊。全國各地掀起了抗日反蔣浪潮。但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領導者，卻無視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要求，繼續推行許多“左”的錯誤政策。同時，誇大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和國民黨軍的失敗，不顧主客觀條件，要求紅軍進攻和占領中心城市，實現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乃至爭取全國的革命勝利。在這一軍事冒險主義方針指導下，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命令中央紅軍（1931年11月由紅一方面軍改稱）於1932年2月攻打國民黨在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城市贛州，並企圖在攻取贛州後，繼續北向攻取南昌、九江，爭取革命在江西首先勝利。中央紅軍圍攻贛州月余，屢攻未克，遭受很大傷亡。由於毛澤東等對軍事冒險主義方針的抵制，中央紅軍（6月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在4月和8月先後取得漳州戰役和樂安宜黃戰役的勝利。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會議，毛澤東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和指責，會後被免去紅軍領導職務。
1933年2月，蔣介石以30多個師共40萬人的兵力分三路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並以其嫡系部隊12個師編為中路軍，由北向南實施分進合擊。紅一方面軍主力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攻南豐不克，毅然採取退卻步驟。2月下旬，在黃陂以西的蛟湖地區以伏擊手段殲國民黨軍近2個師。3月中旬，又在草台崗殲其1個師大部，打破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1933年，日本向熱河（今分屬河北、遼寧、內蒙古）、察哈爾（今分屬河北、內蒙古）、河北等省加緊侵略。蔣介石不顧國家民族的危亡，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集中50萬兵力，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於9月下旬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於1933年初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以後，在中央蘇區進一步推行“左”的錯誤政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指導上，開始時實行軍事冒險主義，命令紅軍主力北上就敵，實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一再進攻敵之堅固陣地，受挫後又命令紅軍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使紅軍陷於被動處境。
11月，當駐福建省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發動反蔣事變時，中共臨時中央拒絕與之合作，失去了打破國民黨軍“圍剿”的有利時機。之後，面對國民黨軍新的進攻，轉而採取軍事保守主義，實行消極防禦，企圖以陣地戰、堡壘戰和短促突擊，阻止國民黨軍的進攻。結果紅軍在保衛廣昌和其他一系列防禦戰鬥中不但沒有守住陣地，反而遭到很大傷亡，處境更加被動。
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以紅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挺進閩浙皖贛邊，但未能達到大量調動“圍剿”中央蘇區國民黨軍的目的。到10月，中央紅軍（1934年1月紅一方面軍再次稱中央紅軍）在蘇區內打破“圍剿”已無可能，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即長征）。在湘鄂西蘇區，紅軍也受到嚴重挫折。在國民黨軍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開始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紅3軍在襄河以北地區實行不停頓的進攻。1932年7月，國民黨軍開始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仍然企圖以進攻戰略打破“圍剿”，以後又轉為單純防禦。到9月，洪湖蘇區全部喪失。紅3軍被迫經豫西南、陝南轉至湘鄂邊。1934年5月又轉至黔東地區，至9月創建了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陽五縣各一部的黔東蘇區。在鄂豫皖蘇區，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過高估計紅四方面軍進攻黃安（今紅安）、蘇家埠等四次戰役的勝利，盲目輕敵，先是要求紅軍向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出擊，繼而決定圍攻麻城，企圖實現威逼武漢的計畫。
1932年8月，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開始第四次“圍剿”。在國民黨軍已經迫近蘇區腹地的嚴重情況下，紅四方面軍才奉命倉促趕向黃安以西迎戰，並從8月上旬開始在鄂東、豫南和皖西地區輾轉作戰，未能打破“圍剿”。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餘人離開鄂豫皖蘇區，越過平漢鐵路向西轉移，經鄂北、豫西，進入陝南。繼於1932年12月～1933年2月，乘四川國民黨各派軍閥混戰之機，越過大巴山進至川北，先後占領通江、南江、巴中三座縣城和周圍廣大地區，創建了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陝蘇區。1933年2月中旬，國民黨四川軍閥田頌堯調集近6萬兵力，對川陝蘇區發動三路圍攻。紅四方面軍採取收緊陣地，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依託山險，實行運動防禦。經過兩期收緊陣地，5月21日開始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了三路圍攻，俘敵1萬餘人。戰後，紅四方面軍將4個師擴編為4個軍，並乘四川軍閥部隊新的圍攻尚未準備就緒之機，於8月中旬～10月底，舉行了儀南、營渠、宣達三次進攻戰役，殲敵近2萬人。
11月初，國民黨四川軍閥劉湘調集20萬兵力，對川陝蘇區發動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繼續採取收緊陣地，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12月中旬～1934年6月，國民黨軍發起四期總攻，紅軍四次收緊陣地。7月中旬～8月上旬，國民黨軍又以奪取萬源為目標發動四次猛攻。紅軍依險固守，頑強抗擊。8月10日開始反攻，至9月下旬粉碎了六路圍攻，共斃傷俘敵8萬餘人，保衛了川陝蘇區。1935年3月下旬～4月下旬，紅四方面軍為了向四川、甘肅邊界發展，舉行嘉陵江戰役，取得了殲滅國民黨軍約1萬人、攻占8座縣城的重大勝利。但此時，張國燾卻為蘇區的某些困難及國民黨軍將對蘇區進行大規模進攻所嚇倒，擅自決定放棄川陝蘇區，向西轉移。在湘贛蘇區，紅8軍（1932年2月組成）根據中共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指示，執行軍事冒險主義方針，攻打分宜城未果。1933年5月，先後在九渡沖和棠市地區，予國民黨軍第63師等部以打擊，共俘敵2000餘人。6月，湘贛蘇區紅軍和湘鄂贛蘇區紅軍一部組成紅軍第6軍團。隨後，根據中革軍委指示，從7月開始，一再向敵展開進攻，都未奏效。
1934年1月，紅6軍團以1個師北渡袁水，企圖破壞國民黨軍的重要運輸線南潯鐵路（南昌―九江）未成。4月在永新沙市地區，以伏擊手段全殲國民黨軍1個旅，但未能改變不利形勢。爾後，轉取陣地戰，實行消極防禦。在整個第五次反“圍剿”中，紅6軍團部隊遭受很大傷亡，蘇區日益縮小，處境極其困難。湘鄂贛蘇區和閩浙贛（原為贛東北）蘇區紅軍的反“圍剿”作戰，雖然曾分別在港口地區殲滅國民黨軍4個營，在姚盤山地區殲滅國民黨軍2個團，也終因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指導而遭到失敗。留在鄂豫皖蘇區的紅軍於1932年11月重新組建第25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鬥爭。紅25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先後取得長嶺崗、太湖、扶山寨等戰鬥的勝利，但蘇區已被分割和壓縮成幾小塊，形勢仍十分嚴峻。
在此期間，活動在陝甘邊和陝北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雖然也遭到一些挫折，但仍然保持了發展勢頭。1932年12月，陝甘邊成立的紅軍第26軍，相繼開闢了以照金和南梁為中心的兩塊根據地，至1934年6月打破了國民黨軍的第一次“圍剿”。爾後，紅26軍與陝北的紅27軍（1935年1月成立）一起，於1935年7月打破了國民黨軍5個師4萬餘人對陝北和陝甘邊兩蘇區的“圍剿”，使兩蘇區連成一片而成為陝甘蘇區。面積擴展到30個縣境，3萬餘平方千米，人口70餘萬，其中20多個縣建立了革命政權，紅軍和游擊隊發展到萬餘人。陝甘蘇區後來成為三大主力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將紅軍第24師和地方部隊共1.6萬餘人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率領中央紅軍主力第1、第3、第5、第8、第9等5個軍團以及中央、軍委直屬隊共8.6萬餘人，於10日從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發，向湘西轉移，開始長征。長征初期，中共中央在戰爭指導上，由單純防禦的軍事保守主義變為轉移中的逃跑主義。中央紅軍於10月21日晚從雩都（今於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間突破國民黨軍的第一道封鎖線。接著，在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馬山至廣東省的城口間，湖南的良田至宜章間，相繼通過第二、第三道封鎖線。由於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秦邦憲）、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黨員）等人消極避戰，中央紅軍行動遲緩，喪失了在湘南殲敵的戰機。11月，部隊在廣西境內遭到國民黨軍優勢兵力的截擊和追擊，經過苦戰，渡過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但遭到重大傷亡。
湘江戰役後，國民黨軍迅速調整部署，向黔陽、洪江地區轉移兵力，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北上湘西的路上。這時，中央紅軍已減員至3萬餘人，且疲憊不堪。在此危急關頭，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放棄原定北出湘西的計畫，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黔北和川黔邊前進。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遵義。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擴大會議，糾正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制定了紅軍爾後的戰略方針。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並決定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不久，中央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隨後，又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小組，負責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從而使中共中央和紅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紅軍在川黔滇邊界地區實施高度靈活的運動戰，縱橫馳騁於國民黨軍重兵集團之間，以四渡赤水的作戰行動，調動敵人，創造戰機。2月下旬在婁山關、遵義地區取得殲滅和擊潰國民黨軍2個師又8個團的重大勝利。3月底南渡烏江，4月威逼貴陽，虛指昆明。5月上旬經雲南省境內的皎平渡等地渡過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5月初，紅四方面軍從四川省彰明、中壩、青川、平武等地向西轉移，中旬占領茂縣、理番（今理縣）等地，並以一部前出懋功（今小金），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在此之前，鄂豫皖蘇區的紅25軍於1934年11月向陝南轉移，進行長征，至1935年5月，開闢了鄂豫陝蘇區。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在四川省會理地區集結後，繼續北進，通過彝族區，5月24日晚占領安順場。在尾追的國民黨軍日益迫近的情況下，以一部從安順場渡過大渡河，並沿河左岸北上，主力沿河右岸北上。左右兩路夾河而進，擊破沿途國民黨軍的阻攔，於29日占領瀘定橋和瀘定城，至6月2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天險大渡河。接著，越過空氣稀薄終年積雪的夾金山。6月12日，先頭部隊在達維附近與紅四方面軍一部會師。18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進到懋功地區。兩個方面軍會師後，共有10餘萬人。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一致決定會師後的戰略方針是集中兵力向北進攻，首先取得甘肅南部，創造川陝甘邊根據地，進而推動全國革命運動發展，同時決定兩個方面軍互相協同，迅速奪取松潘，以利北向作戰。會後張國燾藉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拖延行動，致使紅軍因敵情變化失去奪取松潘的有利時機。8月上旬，中共中央為了繼續貫徹北上方針，決定紅軍改道經草地北出甘南，並決定中央紅軍（隨後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的第5、第32軍（7月，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稱第1、第3、第5、第32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9、第31、第33軍編為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率領，經阿壩北進；中央紅軍第1、第3軍和紅四方面軍第4、第30軍編為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領，經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8月下旬，右路軍通過草地，到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31日在包座地區殲滅國民黨軍1個師大部，打開了北進的道路。左路軍到達阿壩後，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命令已進到墨窪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提出要紅軍主力南下川康邊，並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遂採取果斷措施，於9月10日率右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第1、第3軍和中央直屬隊一部先行北上。12日到達甘肅省迭部縣俄界，並決定將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陝甘支隊克服重重困難，越過岷山，攻占天險臘子口，9月18日占領哈達鋪，進入甘南。接著，突破渭河封鎖線，相繼占領榜羅鎮和通渭城。在榜羅鎮，中共中央常委舉行會議，根據陝北尚有相當大的紅軍和蘇區等情況，決定率領陝甘支隊繼續北進，會合當地紅軍，鞏固和發展根據地。會後，陝甘支隊翻越六盤山，擊破國民黨軍的阻擊和追擊，10月19日到達陝甘蘇區的吳起鎮（今吳起縣城）。至此，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主力歷時1年，縱橫11個省，行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勝利結束。
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於1935年9月電令紅四方面軍及隨同行動的紅一方面軍第5、第32軍由阿壩和巴西、包座地區南下，並於10月5日在理番縣卓木碉（今四川省馬爾康縣腳木足）公然另立黨的“中央”。8～20日，南下紅軍發起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擊潰川軍6個旅，斃傷俘其3000餘人。接著，又發起天（全）蘆（山）名（山）雅（安）邛（崍）大（邑）戰役，先後攻占寶興、天全、蘆山等地，殲敵一部。11月中旬在名山東北的百丈地區苦戰7晝夜，雖殲川軍1.5萬餘人，紅軍也傷亡近萬人。
1935年9月，紅軍第25軍從鄂豫陝蘇區到達陝北，同紅第26、第27軍會合，組成紅軍第15軍團，並在陝甘蘇區第三次反“圍剿”中取得勞山、榆林橋兩仗的勝利。11月初，陝甘支隊同第15軍團會合後，中共中央決定原紅一方面軍第1、第3軍合編為第1軍團，並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下轄第1、第15軍團。此時，蔣介石兼任總司令的西北“剿總”集中5個師，開始對紅一方面軍進攻。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直羅鎮全殲國民黨軍1個師，並在張家灣地區殲其援軍1個團，粉碎了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這一勝利，為中共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奠基禮。
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前已向湘西轉移的紅軍第6軍團，於1934年10月到達黔東，與紅3軍（隨即恢復紅2軍團番號）會合。紅2、紅6軍團在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統一指揮下，於10月下旬發動湘西攻勢，相繼占領永順、大庸（今張家界市）、桑植等城。接著以主力南下，占領桃源、包圍常德。在1個多月的作戰中，共殲滅和擊潰國民黨軍4個旅，並迫使其從“追剿”中央紅軍的湘軍中抽調3個師、由江西抽調1個師馳援湘西，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的西進行動，至1935年1月創建了湘鄂川黔蘇區。這時，國民黨軍集中11個師又4個旅約11萬人的兵力，對紅2、紅6軍團發動“圍剿”。4～8月，紅2、紅6軍團先後在陳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園等戰鬥中，共殲國民黨軍近3個師。9月，國民黨軍集中130多個團再次發動“圍剿”。紅2、紅6軍團在國民黨軍堡壘封鎖越來越緊的情況下，於11月19日離開蘇區，開始長征。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西省北部瓦窯堡（今子長縣城）舉行會議。會議正確地分析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引起中國國內階級關係變化的新形勢，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政策，並確定全國紅軍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民族革命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同時規定紅一方面軍的行動部署，應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根據上述方針，紅一方面軍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於1936年2月發起東征戰役，渡過黃河，進入山西，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軍直接作戰，但遭到山西軍閥閻錫山部攔擊。紅軍在中陽縣關上村和孝義縣兌九峪等戰鬥中打退閻軍的攔擊，控制了石樓、中陽、孝義、隰縣之間的廣大地區。隨後以少數兵力在上述地區堅持活動，主力分向南北發展，前鋒分別進至侯馬和太原近郊。蔣介石為了援救閻錫山和阻攔紅軍東進抗日，派遣約10個師進入山西。同時命令在陝西的東北軍、西北軍向紅軍後方――陝甘蘇區進攻。
中國共產黨為保存國防實力，於5月5日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提出國共雙方共商抗日救國具體辦法的建議。同日，紅軍全部西渡黃河，回師陝北。是役共殲國民黨軍約7個團，擴大紅軍8000餘人，籌款30餘萬元。紅一方面軍回師後經過短暫休整，為了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擴大紅軍，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發起西征戰役。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裝在東線堅持游擊戰爭，主力於5月下旬開始，向陝西、甘肅、寧夏三省邊界的廣大地區進攻。經過2個多月的作戰，俘國民黨軍2000餘人，占領定邊、環縣、豫旺、鹽池、同心等城鎮，開闢了大片新區。東征、西征戰役的勝利，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影響，並對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36年2月，張國燾率南下紅軍在國民黨軍大舉進攻的情況下，被迫後撤，於4月轉移至道孚、爐霍、甘孜地區。至此，部隊由約8萬人減至4萬餘人，南下行動遭到失敗。張國燾公開分裂黨和紅軍並另立“中央”的活動以及南下失敗的事實，從反面教育了廣大指戰員。在中共中央勸導和督促下，並經過朱德、劉伯承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於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並取消另立的“中央”。紅軍第2、第6軍團離開湘鄂川黔蘇區後，在湘中、黔東和黔西北地區轉戰3個多月。隨後，又在烏蒙山區同國民黨軍5個縱隊10多個師周旋近1個月，於1936年3月下旬突出國民黨軍的包圍，進至雲南省宣威東北的來賓鋪地區，繼而南下至貴州省的盤縣地區。接著橫掃滇西，於4月下旬從麗江的石鼓、巨甸渡過金沙江，7月1日到達西康省甘孜（今屬四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師。7月5日，奉中共中央命令，第2、第6軍團和第32軍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7月上旬，紅四、紅二方面軍先後從甘孜地區北進，先頭部隊於8月10日占領哈達鋪，進入甘肅省南部地區。紅一方面軍主力為了策應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於8月底由寧夏的豫旺堡地區南下，先後占領靜寧縣城以北的將台堡（今屬寧夏西吉縣）和會寧縣城，控制了西安至蘭州公路的一段。此間，中共中央根據全國形勢以及紅軍和西北地區的具體情況，制定了紅軍三個方面軍協力奪取寧夏的戰略計畫。張國燾則主張紅四方面軍西進青海和甘肅西北部。9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召開會議，否定了張國燾的西進主張，重新肯定了北上方針。但會議一結束，張國燾即推翻西北局決議，電令紅四方面軍迅速從蘭州以西的永靖、循化渡過黃河，向涼州（今武威）、永登地區前進。對此，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於9月下旬連電張國燾，懇切指出：“我一、四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占領，分則兩處均難占領，並且爾後會合將不可能，有一著不慎，全局皆非之虞。”並令紅四方面軍停止西進，立即北上。此時，原定西渡地段已大雪封山，道路難行，在此情況下，張國燾只得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10月9日和22日，紅四、紅二方面軍分別在甘肅省會寧城和靜寧以北的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軍長征全部勝利結束。
10月20日，國民黨軍開始大舉進攻。25日，按照中革軍委的部署，紅四方面軍第30軍渡過黃河。隨後，第9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5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畫。11月5日，紅軍總部電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目前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11日中共中央決定：河西部隊稱西路軍，成立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統一指揮該部的行動。此後，西路軍在向甘肅西部進擊中，不畏險阻，英勇頑強，克服了種種困難，同軍閥馬步芳部的優勢兵力進行了4個多月的浴血奮戰，殲敵約2.5萬人，但西路軍也遭到嚴重損失，到1937年3月中旬終於失敗。李先念等率領餘部翻越祁連山，穿過戈壁灘，進入新疆。在西路軍失敗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於2月下旬決定，以紅軍第4、第28、第31、第32軍組成援西軍，在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張浩率領下，準備西進增援西路軍。3月中旬進到鎮原、固原以南地區時，聞西路軍已失敗，乃停止行動。在此期間，國民黨政府不顧中共中央一再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調集5個軍對紅軍發動進攻。紅軍主力逐次由寧夏的同心城、豫旺堡之線向東向北轉移。
1936年11月20日，國民黨軍第78師1個旅另1個團進至山城堡地區。21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和紅四方面軍一部，在紅二方面軍配合下，對該師發起猛攻，經1晝夜激戰，將其全殲。山城堡戰役的勝利，迫使國民黨軍停止了對陝甘蘇區的進攻，對國內和平的實現起了促進作用。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紅軍三大主力北上抗日的影響和推動下，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實現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但是，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仍堅持內戰政策。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第17路軍將領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在西安扣留了來此部署“剿共”的蔣介石。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為重，派周恩來等前往西安參加談判，促成了事變的和平解決。此後，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繼續鬥爭下，國內和平基本實現。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南方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中共當地組織的領導下，在人民民眾支援下，戰勝種種困難，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八省範圍內的贛粵邊、閩贛邊、閩西、閩粵邊、皖浙贛邊、浙南、閩北、閩東、閩中、湘鄂贛邊、湘贛邊、湘南、鄂豫皖邊、鄂豫邊、瓊崖（即海南島）15塊游擊區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在戰略上配合了紅軍主力的行動，並保存了1萬餘人的武裝，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國民黨政府採取北和南“剿”政策，繼續對南方各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加緊“清剿”，紅軍和游擊隊被迫奮力展開反“清剿”鬥爭。直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民黨軍對南方各游擊區的“清剿”才陸續停止。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人民和部分愛國官兵，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推動和領導下，紛紛組成抗日義勇軍，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1934年11月，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開始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1936年又改稱東北抗日聯軍，成為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主體。到1937年7月，部隊發展到10個軍另1個師，共3萬餘人。東北三省的抗日游擊戰爭，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促進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
主要事件
秋收起義（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革命意義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極其艱難曲折的道路。曾從最多時的近30萬人減少到約3萬人，但在戰爭實踐中鍛鍊出一支英勇善戰的新型人民軍隊，開創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造就了大批優秀的指揮員，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形成了一整套適合中國革命戰爭實際的戰略戰術，為實現全國抗戰和發展中國革命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前夕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黨曾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常人難以想像的險惡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埋頭苦幹，度過最黑暗的時刻，奇蹟般地開創出新的局面。這十年的歷史證明:那種理論脫離實際，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或由一個遠離中國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這十年中，黨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幾度犯過“左”的錯誤，但終於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汲取教訓，實行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實現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把中國革命推向了新的階段。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紀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