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1日，由西安碑林博物館和文物出版社共同主辦“第七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西安碑林博物館舉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第七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學術研討會
作為“西安碑林，書法中國”主題活動年系列活動之一和為新中國誕辰六十華誕的獻禮，由西安碑林博物館和文物出版社聯合舉辦的“第七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於2009年10月21日上午在西安碑林博物館拉開帷幕。此次會議本著“守望碑林，承傳書法，深層研討，擴大交流”的宗旨，力圖推動對碑林文化的普及與學術研究的深入，同時促進對中國書法史論研究的探索與開拓。
“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是由1993年文物出版社在北京主辦的“中日書法史論研討會”發展而來，此後確定每兩年由文物出版社和其他機構共同舉辦一屆，先後於1995年與遼寧省博物館合作在瀋陽召開第二屆、1997年與廣東省博物館和澳門書法家協會合作在澳門與廣州召開第五屆、1999年與日本書道史學會合作在日本東京召開第四屆、2001年與南京博物院和江蘇省書法家協會及南京市博物館合作在南京召開第五屆、2007年與香港書畫學會和香港理工大學合作在香港召開第六屆。十多年來，這一活動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注並取得了良好反響。今年第七屆研討會的主題為“西安碑林與漢唐書法”，目的是期望藉此促進中國書法史論的研究，擴大陝西文物事業的影響，提升西安碑林的國際知名度。
參加此次會議的50餘位海內外專家學者分別來自日本、台灣、香港和大陸，會議在東方大酒店隆重進行，在會議的研討交流中，由王玉池、谷谿、王元軍、陶喻之四位先生擔任執行主席兼評議人，十餘名專家學者進行了精彩演講，他們分別是鄧寶劍先生：《“禮失而求諸野”：南北朝碑刻的意義》、吳振峰先生：《三義疊加：認知碑銘隸書的當代視角》、周明聰先生：《研究西安碑林中〈曹全碑〉的文化意義與藝術價值》、殷憲先生：《“源模墓誌”書跡以及志文所及北魏源氏的幾個相關問題》、馮歲平先生：《分析北魏〈石門銘〉刊刻的一個現象》、仲威先生：《宋本〈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版本先後次序考》、陳松長先生：《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書法藝術淺論》、荒金大琳：《從雁塔聖教序製作的同州聖教序》、祈小春先生：《王書的真相》、侯開嘉先生：《西域文明的東播與顏真卿的書法創新》，這些演講均圍繞著當前學術界的關注焦點和前沿課題，豐富生動、娓娓道來。最後鐘明善先生做了總結髮言。會議期間，部分代表還進行了書法筆會，互相交流書法藝術，承傳中國古代的翰墨菁華。會議結束之後與會代表赴漢中參觀考察漢中博物館、武侯祠等，實地觀摩古代石刻書法藝術，感受陝南的美好風光與風土人情。
此次會議碩果纍纍、精彩紛呈，產生的推力與影響，收穫的成效與利益，不僅對西安碑林是一次學術品質與科研能力的提升，而且對中國書法史論乃至碑刻文獻學和石刻藝術諸領域的研究與深入，更是一次良好而難得的引導和驅動。
“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是由1993年文物出版社在北京主辦的“中日書法史論研討會”發展而來，此後確定每兩年由文物出版社和其他機構共同舉辦一屆，先後於1995年與遼寧省博物館合作在瀋陽召開第二屆、1997年與廣東省博物館和澳門書法家協會合作在澳門與廣州召開第五屆、1999年與日本書道史學會合作在日本東京召開第四屆、2001年與南京博物院和江蘇省書法家協會及南京市博物館合作在南京召開第五屆、2007年與香港書畫學會和香港理工大學合作在香港召開第六屆。十多年來，這一活動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注並取得了良好反響。今年第七屆研討會的主題為“西安碑林與漢唐書法”，目的是期望藉此促進中國書法史論的研究，擴大陝西文物事業的影響，提升西安碑林的國際知名度。
參加此次會議的50餘位海內外專家學者分別來自日本、台灣、香港和大陸，會議在東方大酒店隆重進行，在會議的研討交流中，由王玉池、谷谿、王元軍、陶喻之四位先生擔任執行主席兼評議人，十餘名專家學者進行了精彩演講，他們分別是鄧寶劍先生：《“禮失而求諸野”：南北朝碑刻的意義》、吳振峰先生：《三義疊加：認知碑銘隸書的當代視角》、周明聰先生：《研究西安碑林中〈曹全碑〉的文化意義與藝術價值》、殷憲先生：《“源模墓誌”書跡以及志文所及北魏源氏的幾個相關問題》、馮歲平先生：《分析北魏〈石門銘〉刊刻的一個現象》、仲威先生：《宋本〈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版本先後次序考》、陳松長先生：《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書法藝術淺論》、荒金大琳：《從雁塔聖教序製作的同州聖教序》、祈小春先生：《王書的真相》、侯開嘉先生：《西域文明的東播與顏真卿的書法創新》，這些演講均圍繞著當前學術界的關注焦點和前沿課題，豐富生動、娓娓道來。最後鐘明善先生做了總結髮言。會議期間，部分代表還進行了書法筆會，互相交流書法藝術，承傳中國古代的翰墨菁華。會議結束之後與會代表赴漢中參觀考察漢中博物館、武侯祠等，實地觀摩古代石刻書法藝術，感受陝南的美好風光與風土人情。
此次會議碩果纍纍、精彩紛呈，產生的推力與影響，收穫的成效與利益，不僅對西安碑林是一次學術品質與科研能力的提升，而且對中國書法史論乃至碑刻文獻學和石刻藝術諸領域的研究與深入，更是一次良好而難得的引導和驅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