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沙希班王朝_中文百科全書

20世紀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力圖在多元社會中整合國家認同。為此，穆沙希班王朝著力提升普什圖語的地位，使之逐步取代波斯語（達里語）成為通用語言，同時以官方形式重新詮釋阿富汗歷史，塑造集體記憶。據此，現代阿富汗被視為上古雅利安文明的延續，普什圖人則成為近現代阿富汗的歷史主角。穆沙希班王朝試圖以普什圖文化強制同化多元族群文化，加強國家認同，削弱族群認同。但是，這一做法客觀上卻強化了族群邊界與隔閡，引發了族際衝突，對當代阿富汗問題產生了嚴重影響。

基本介紹

中文名：穆沙希班王朝
國家：阿富汗

歷史背景

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的文化整合與族際關係

阿富汗民族分布示意圖

阿富汗問題一直是國內外學界關注的重點。長期以來，相關研究側重於阿富汗問題的演變、政治伊斯蘭運動、大國干涉與博弈、阿富汗重建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族問題的重要性，一些西方學者甚至長期否認阿富汗存在族群衝突。事實上，阿富汗族群（nationality）達五十多個，其族群構成和族際關係是中東地區甚至世界範圍內最複雜的國家之一。可以說，民族問題是影響阿富汗及中東地區穩定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國學者賓德所言，民族問題雖然沒有政治伊斯蘭引人關注，但卻是中東的核心問題之一。

近年來，國內外學界開始關注阿富汗民族問題，但主要側重於族際關係變遷、民族主義，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族際衝突等。事實上，阿富汗的民族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構建（nation building）失敗的產物。從歷史上看，穆沙希班王朝致力於整合多元族群文化，即通過厘定官方語言、重新編撰歷史和構建文化象徵等方式，創造共同的文化與民族特質，從而強化國家認同。這在某種意義上奠定了阿富汗當代族際關係的基礎，並對阿富汗問題產生重要影響。這一現象並非阿富汗獨有，在中東地區也具有一定普遍性。

對於這一問題，國外存在大量相關文獻尤其是一手資料。其中，代表性的文獻資料主要有：波蘭語言學家裴杜卡對阿富汗語言狀況的田野調查；官方報紙《喀布爾時報》（Kabul Times）對當時文化政策的報導；阿富汗政府組織編寫的《阿富汗文化政策》《阿富汗教育》對相關政策的介紹；官方支持出版的歷史著作反映了當時的官方歷史觀念；英國出版的《阿富汗戰略情報》對阿富汗族際關係也有一定記述。本文以此為基礎，系統地探討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如何在多元和分裂社會中構建共同的文化觀念、集體記憶，進而分析文化整合對於族際關係的影響，為重新審視阿富汗及中東問題提供新思路。

一、語言改革與通用語言的構建

語言是民族認同最重要的象徵。通用語言是社會交往的需要，也是影響國家認同的關鍵問題。阿富汗有40—50種語言，分屬4大語系、7大語族。挪威語言學家摩根斯坦（Georg Mogenstierne）甚至認為，阿富汗在語言方面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國家。如何確立官方語言，進而推動通用語言的形成顯得尤為重要。

波斯語和普什圖語是阿富汗的主要語言，兩者都屬印歐語系。波斯語既是塔吉克人、哈扎拉人的母語，也是阿富汗不同族群交往的媒介。波斯語和波斯文化在阿富汗經貿、文學、宗教和政治領域處於支配地位，“波斯語幾乎遍及阿富汗所有地區”。8世紀以來，波斯語是波斯、阿富汗及中亞的通用語言。16世紀後，普什圖人由蘇萊曼山脈附近北遷至阿富汗，普什圖語傳入阿富汗，並逐漸定型。至此，波斯語和普什圖語在阿富汗並存。波斯語主要在城市、宮廷、政府和文化等領域占主導，普什圖語則在普什圖部落和農村地區使用。

1747年，普什圖人阿赫馬德（Ahmad Shah）建立杜蘭尼王朝，標誌阿富汗國家形成，波斯語是當時的官方用語。19世紀之後，阿富汗開始提升普什圖語的地位，進而強化普什圖人統治。19世紀中期，國王希爾·阿里（Sher Ali）認為，波斯語並非本土語言，率先在政府和軍隊推廣普什圖語。他以普什圖語發布政令與軍令，規定軍隊教材、軍銜、軍事訓練及政令的發布只能使用普什圖語。20世紀初，普什圖語報刊紛紛出現。但是，波斯語仍在行政與文化領域居主導地位，1923年憲法也未規定官方語言。

1929年，穆沙希班王朝建立後，逐步推動普什圖語成為官方語言。20世紀30年代初，首相哈希姆（Mohammad Hashim）稱，“忘掉波斯語吧，普什圖語才是官方語言。讓我們的傳說和詩歌為世人知曉，從而激發對歷史文化的自豪感，強化民族認同”。1931年，阿富汗政府設立“普什圖語學會”（Anjoman-e-Pushtu），以便研究和推廣普什圖語。1936年，阿富汗首次將普什圖語設為官方語言，同時編撰普什圖語詞典，推動普什圖語法、拼寫和發音標準化。1937年，阿富汗政府規定：（1）普什圖語是初級學校的教學語言，所有學校必須配備普什圖語教師；（2）行政、軍事命令必須用阿富汗語（普什圖語）發布；（3）行政人員與軍官必須學習普什圖語，如三年內未通過普什圖語考試將被解職。為此，阿富汗教育部開設了約450門普什圖語課程，官方編撰的《喀布爾年鑑》也由普什圖語出版。時任出版部部長李斯特亞（Sayyid Rishtya）指出：“語言改革是為了構建單一的國語，加強民族統一，創建強有力的民族認同。”但是，普什圖語在教育中處於弱勢地位，也缺乏充足的師資，語言改革致使社會紊亂。1946年，阿富汗被迫廢除普什圖語的官方語言地位。

1953年，達烏德（Mohammed Daoud）任首相後繼續推進語言改革。他認為，以普什圖文化為基礎構建統一的民族文化是阿富汗現代化的前提。故此，全面推廣普什圖語，以瓦解波斯語的社會基礎。在政府授意下，“普什圖語學會”以普什圖語取代波斯語、阿拉伯語中的官銜和其他頭銜，增加普什圖語辭彙、廣播和電視節目。據統計，1956年，以波斯語為母語的地區，中學、預科學校中波斯語與普什圖語的課時比重為4∶3，師範學校為1∶1。

1963年，達烏德下台，阿富汗進入“十年憲政”（1963—1973）時期。語言問題在制憲中再次凸顯。普什圖代表認為，現代阿富汗由普什圖人建立，普什圖族是主體民族。相較於波斯語，普什圖語是本土語言，應將其設為官方語言。其他族群代表指出，10世紀以來，波斯語是阿富汗最重要的語言，阿富汗的波斯語與伊朗不同，波斯語應成為官方語言。最終，雙方妥協。1964年憲法規定，阿富汗實行“雙語制”。（1）普什圖語是阿富汗國語（national language）；（2）普什圖語與波斯語皆為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3）將波斯語更名為達里語一些伊朗祆教徒也將自己的語言稱為“達里語”，與其他國家的波斯語區別，突出本土性；（4）政府逐步提高普什圖語的地位和普及程度。這在形式上確立了普什圖語的國語地位，但現實中兩者基本對等。同時，這標誌著穆沙希班王朝放棄了一步到位的語言改革，轉而以漸進的手段逐步強化普什圖語的地位，使之成為最重要的通用語言。

首先，重新劃定語言區域，加強普什圖語在政府和軍隊的地位。1967年，阿富汗政府創設“特別委員會”，負責普及普什圖語。該委員會將阿富汗分為三個語區：普什圖語區、達里語區和雙語區。在普什圖語區，所有語言和文字必須使用普什圖語，軍人必須講普什圖語；在雙語區，普什圖語應逐漸成為首要語言，最終過渡為普什圖語區；在達里語區，普什圖語保持應有地位。在普什圖語區、雙語區及喀布爾，普什圖語是唯一的行政語言。1973年，阿富汗政府規定，締結國際條約必須使用普什圖語；行政人員必須接受普什圖語培訓，考試通過者方具備晉升資格。

其次，強化普什圖語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中的影響。阿富汗政府著力強調普什圖語的歷史傳統。普什圖文學史專家、前阿富汗教育部顧問哈亞·哈比比（Hayy Habibi）聲稱，發現了8世紀的普什圖語詩歌與傳記手稿，證明普什圖文學早於波斯文學。這種說法在阿富汗學界和社會中產生重大影響。1973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助下，阿富汗設立“普什圖語國際研究中心”，以推動普什圖語標準化和普及，鼓勵使用普什圖語進行學術研究。政府還規定，普什圖語是發行貨幣和列印銀行賬單的唯一語言；具備普什圖語讀寫能力成為出國留學的基本條件，國外電影必須譯為普什圖語放映等。在政府支持下，阿富汗出版了大量普什圖語文學經典、少兒讀物和詞典。一些學者收集、整理普什圖民間傳說，將國外的科學、人文著作翻譯為普什圖語，並研究普什圖社會尤其是部落社會。

穆沙希班王朝極大地提高了普什圖語的規範化、標準化和普及程度，客觀上強化了普什圖語的影響。一些少數民族學者甚至使用普什圖語進行學術研究。據統計，從1965年到1972年，阿富汗30種民辦報刊中，僅一種單獨以達里語出版，其他均以普什圖語或雙語出版。20世紀70年代初，官方主辦的20種主要刊物中，有4種以普什圖語單獨出版，但卻沒有一種以達里語單獨出版。20世紀70年代末，普什圖語和達里語在中國小教育的課時量相同，但開設普什圖語的地區更廣泛。波斯語課程只集中於哈扎拉和塔吉克等少數民族地區，普什圖語也是這些地區的必修課程。在東部普什圖語區，波斯語已經絕跡。

從形式上看，普什圖語成了國語和官方語言，使用範圍急遽擴大。但是，它卻並未成為真正的通用語言，穆沙希班王朝的語言改革也未取得成功。政府文官以塔吉克人居多，他們仍講達里語，政令傳達不得不在兩種語言中不斷翻譯，導致政令錯漏百出、行政效率低下，政府運行混亂。同時，由於政府對地方缺乏有效控制，達里語在少數民族地區仍是最重要的語言。據統計，1979年，僅46%的阿富汗人講普什圖語，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數據，如今阿富汗僅有35%的人講普什圖語，少數民族仍十分牴觸普什圖語。

穆沙希班王朝語言改革失敗首先源於普什圖語的特點。一般說來，通用語言具備超越特定民族、地域、宗教和文化等特點。普什圖語適用範圍較小，僅限於普什圖人。而且，普什圖方言有40—50種，一些語言學家甚至認為這些方言就是獨立的語言，不同地區的普什圖人溝通也存在問題。例如，帕克蒂亞省和尼姆魯茲省的普什圖人交流就非常困難，雙方只能聽懂約40%的內容。此外，普什圖語語法複雜，不易掌握。相較而言，達里語簡單易學，歷史上長期是阿富汗、中亞、南亞和中東部分地區的通用語言，與阿富汗城市文化契合。儘管波斯語也存在方言，但不影響交流。普什圖語作為通用語言，本身就存在缺陷。

更重要的是，穆沙希班王朝的語言改革存在悖論。1747年以來，普什圖人始終處於主導地位。對於統治者而言，只有強化普什圖語的地位才能獲取普什圖人的支持。但作為人口最多的族群，普什圖人卻占不到人口的絕對多數。少數民族反而占據半數以上，其語言及文化傳統也一直處於支配地位。阿富汗的語言結構與族際權力分布存在錯位現象，即普什圖人長期居於統治地位，但其語言和文化不占優勢。語言是民族認同和民族權利的象徵，語言問題也是族際政治的核心內容之一。穆沙希班王朝試圖以弱勢的普什圖語構建通用語言，勢必引發少數民族的強烈抵制，難以取得成功。

二、再造歷史與集體記憶的重塑

阿富汗是古絲綢之路的樞紐，亦是歷史上亞歐大陸民族遷徙的通道，其文化呈現多樣性。拉赫爾對此評論道：“阿富汗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它融匯了一些文化，創造了另一些文化，保存了其餘文化。”在阿富汗，文化多樣性外化為歷史發展的不連續性。現代阿富汗民族結構於16世紀定型，不同族群歷史聯繫不強，也缺乏共同的歷史際遇。1747年，杜蘭尼王朝的建立標誌阿富汗立國，但它與古代阿富汗文明基本沒有直接聯繫。如何在斷裂的歷史中塑造集體記憶和歷史認同，成為阿富汗面臨的重要挑戰，而塑造共同的歷史觀念則成為社會文化整合的關鍵。正如伊格爾斯所言，“從未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過的民族……用歷史來發明自己，而且往往使用有關於他們過去的想像和傳說的圖景來證明他們現在的合理性”，歷史“實際上是利用它的研究技術去支撐民族的神話”。換言之，歷史是以“過去時代的合法性來創造一種現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文化認同感”。

穆沙希班王朝正是通過重新編撰、詮釋歷史塑造集體記憶。阿富汗官方報紙《喀布爾時報》刊文指出，“歷史的榮光是構建民族認同最重要的資源”。1966年，首相梅文瓦（Hashim Maiwandwal）指出，阿富汗人尤其青年人必須認識阿富汗歷史文化，並為此驕傲。類似於中東其他國家，阿富汗傳統史學以宮廷編年史、聖徒傳為主，其歷史編撰的主要目的是頌揚國王或聖徒的功績。19世紀末，被譽為阿富汗“史學之父”的法伊茲在其名著《阿富汗史》中寫道，該書是記述統治者流芳百世的著作。阿富汗傳統史學實質上是精英的歷史，僅限於伊斯蘭時代，伊斯蘭教傳入前被視為“蒙昧時代”。農村地區則以詩歌、神話、傳說為主，關注地方的文化與歷史傳承。阿富汗人對本國歷史的整體演變缺乏客觀認知。

20世紀，阿富汗開始轉向民族主義史學，以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塑造伊斯蘭社會和想像伊斯蘭共同體。穆沙希班王朝建立後，現代歷史編撰學逐漸形成。1931年，納第爾國王以“法蘭西學術院”為模板創建包括“歷史學部”在內的“文學學會”（Anjoman-i Adabi）。1941年，阿富汗將“歷史學部”改組為“歷史學會”（Anjoman-i Tarikh），負責研究阿富汗歷史，整理和出版原始文獻、政府檔案等。“歷史學會”是阿富汗最重要的官方歷史編撰機構，它創辦了《阿里亞納》（Aryan）和《阿富汗》（Afghanistan）兩本歷史期刊，並組織出版了許多歷史著作。到1975年，“歷史學會”共出版107部歷史著作，涉及阿富汗通史、古代中世紀史、現代史、文化習俗和國王傳記等。穆沙希班王朝通過設立“歷史學會”，以及在高校建立歷史系的方式，將歷史編撰納入國家控制。

文化遺產是發現歷史，激發民族認同的重要資源。20世紀初，阿富汗開始收集歷史手稿、徽章、細密畫等。但是，阿富汗考古長期依賴西方國家。1922年，阿富汗與法國簽署協定，由法國幫助阿富汗進行考古發掘。1952年，義大利、美國、日本也加入其中。1965年，阿富汗建立“考古中心”。20世紀70年代，阿富汗已有能力進行基本的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這些考古活動推動了博物館的發展。1931年，阿富汗建立了喀布爾博物館和6個省級博物館。20世紀70年代初，喀布爾博物館館藏達3.2萬件，時間跨度達5000年，每年有20萬人參觀，被視為當時世界上館藏最豐富的古代藝術博物館之一。考古，特別是對前伊斯蘭時代歷史遺蹟的發掘，推動了歷史研究及阿富汗人對本國歷史的認知。

史學和考古的發展不僅限於文化領域，還被賦予了新的族際政治內涵。

第一，宣傳阿富汗輝煌的文明，激發民族自豪感。長期以來，阿富汗人對本國古代歷史並不了解。一些人甚至認為，阿富汗在前伊斯蘭時代沒有文明，是“虛幻之地”（Country of Dream）。20世紀30年代，歷史教育僅是介紹1747年建國以來的歷史。如何敘說整個國家的歷史演變，對於集體記憶至關重要。

20世紀以來，西方考古發現表明，阿富汗文明比文獻記載更久遠。阿富汗人也開始重新認識本國歷史。在官方宣傳中，阿富汗被視為雅利安文明、佛教文化、古代波斯文明的發祥地。佛教雕像不再是偶像崇拜，而是阿富汗文明的重要象徵。阿富汗就曾發行巴米揚大佛的專題郵票。首任“歷史學會”主席穆罕默德·阿里指出：“阿富汗有5000年的輝煌文明。阿富汗人以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而驕傲。阿富汗是民主之母，雅利安人的故鄉。而雅利安人是一切進步民族的先祖。”前文化信息部部長法希米稱，不論歷史上的名稱如何，阿富汗是東方最古老的國家之一。這些觀念不限於學術領域，還通過報紙、廣播和博物館向公眾傳播。官方報紙《喀布爾時報》幾乎每期都有“歷史迴響”“解讀阿富汗”或“阿富汗傳統與文化”專欄，宣傳阿富汗輝煌的文明。一些阿富汗人甚至稱，“阿富汗擁有世界上最偉大、最豐富的文學傳統，沒有阿富汗也就沒有歐洲文學的輝煌”。

第二，通過對歷史的重新闡釋，呈現阿富汗歷史的連續性。現代阿富汗與該地區的古代諸文明大都缺乏直接的傳承關係,如何構建兩者的歷史聯繫顯得十分重要。

官方史學家對“阿里亞納”（Aryana）和“呼羅珊”（Khurasan）這兩個歷史地理概念進行了重新解讀。1931年，穆罕默德·古巴爾（Muhammad Ghubar）首次對“阿里亞納”進行界定。他認為，該詞指從裏海到印度洋的廣闊地區。穆罕默德·阿里進一步指出，上古雅利安國家與現代阿富汗疆域重合，應該用“阿里亞納”指稱古代阿富汗。官方史學家將阿富汗上古歷史等同於雅利安人的歷史，通過重新詮釋“阿里亞納”，重建對於上古歷史的認知。官方史學家以“呼羅珊”重新詮釋伊斯蘭教傳入後的中古歷史。20世紀阿富汗最著名的中古史專家阿卜杜·哈亞·哈比比（Abd-al-ῌayy-ῌabibi）哈亞·哈比比在1966—1971年擔任阿富汗歷史學會主席。認為，中古時期的“大呼羅珊”包括阿富汗大部分領土。伊斯蘭教傳入後，呼羅珊在政治、文化上獨立於波斯，也是最早從阿拉伯帝國獨立的地區。呼羅珊孕育了獨特的“呼羅珊—伊斯蘭文化”,這也成為阿富汗中古歷史的主要特徵。通過對兩個歷史地理概念的解讀，阿富汗構建起阿里亞納—呼羅珊—阿富汗的歷史譜系，並以此編撰阿富汗通史。據此，現代阿富汗也具有了歷史空間，即為上古雅利安文明的延續。阿富汗人則成為雅利安人的後裔。

穆沙希班王朝通過強調“雅利安屬性”強化歷史認同。在官方話語中，無論上古波斯文明、印度文明，還是古希臘羅馬文明都起源於雅利安文明。阿富汗以傳說中雅利安首位國王亞瑪（Yama）繼位之日作為新年，將航空公司命名為“阿里亞納航空公司”。“阿富汗體育代表隊”和《阿富汗百科全書》分別更名為“阿里亞納國家隊”和《阿里亞納百科全書》。在各種官方宣傳中，給予與雅利安人具有聯繫的民族極高的評價。祆教、印度教和佛教文化都成為雅利安文明的延伸，而對於其他古代民族則一概否定。穆罕默德·阿里指出，突厥人和蒙古人是阿富汗文明的破壞者。穆沙希班王朝通過對歷史空間有選擇的想像，構建了統一和連續的歷史觀念。

第三，強調普什圖人在阿富汗近現代歷史的決定性影響。官方史學頌揚普什圖人對阿富汗的貢獻。阿卜杜·哈亞·哈比比指出，普什圖人在公元前1700年已在阿富汗創造文明。同時，貶低少數民族的文化成就。哈扎拉人、艾馬克、烏茲別克等源於古代蒙古—突厥的族群被視為阿富汗文明的破壞者。塔吉克學者沙赫拉尼稱，在少數民族地區，中學所有歷史教科書都強調普什圖人在歷史和現實的豐功偉績，現代阿富汗由普什圖人創造，其他民族的成就遭到忽視。

官方教科書中，普什圖人的地位要高於其他族群，神化普什圖歷史名人。例如，17、18世紀反抗外部統治的普什圖部落首領哈塔克和瓦伊斯被尊為民族英雄，杜蘭尼王朝的建立者阿赫馬德被視為阿富汗國父，穆沙希班王朝的建立者納第爾獲得“拯救者”的稱號。然而，阿維森納、賈拉魯丁·魯米和菲爾多西等少數民族的歷史人物很少被提及。教科書將曾於1929年短暫統治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哈比布拉（Habibullah Kalakani）蔑稱為“巴恰·沙考”（Bachi-Saqaw），意為“挑水夫之子”。少數民族的歷史被完全排拒於教科書之外。

第四，以普什圖文化習俗定義阿富汗民族特性。阿富汗族民眾多，社會習俗多樣。在普什圖社會，“普什圖瓦利”（Pakhtunwali）即部落習慣法是最重要的行為規範，“任何人都熟知普什圖瓦利的內涵”。受此影響，普什圖社會具有平等性、分裂性和競爭性的特點。但是，這與少數民族的社會傳統不符。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哈扎拉社會都以等級性著稱。20世紀，少數民族的部落組織基本消亡。普什圖習慣法在少數民族地區則並沒有社會基礎。

然而，阿富汗政府卻以普什圖社會傳統塑造國家民族的特性。“歷史學會”一直推廣普什圖社會風俗。例如，穆罕默德·阿里將阿富汗文化傳統歸納為——自由與獨立、普什圖瓦利、勇敢的精神、部落與家族體系、支爾格大會（部落大會）以及獨具特色的婚喪嫁娶和衣食住行等。他指出，普什圖瓦利是阿富汗的習慣法，也是阿富汗人的榮譽與社會認同的來源。但是，這皆為普什圖人所特有。教科書將普什圖社會習俗作為阿富汗的民族特性。普什圖詩歌、音樂、舞蹈和民俗等被視為國家的文化象徵。同時，阿富汗政府在全國範圍宣傳和推廣普什圖文化習俗。

穆沙希班王朝力圖在多元社會中構建共同的集體記憶，進而強化歷史認同，但卻存在曲解甚至杜撰歷史的現象，將少數民族的歷史基本排除於官方史學之外。阿明·塔爾齊評論道，阿富汗歷史編撰的核心在於證實官方的歷史觀念，而非歷史學家對事實的考證。本質上，官方史學是“以普什圖民族主義整合非普什圖人的文化和歷史傳統”，忽略社會文化的高度異質性，也未考慮少數民族的訴求。

少數民族並不認可官方的歷史觀念。少數民族學者法爾汗（Muhammad Siddiq Farhang）批評道，在學校推行普什圖語，以雅利安主義解釋阿富汗歷史，強調雅利安文化的純潔、高貴，實質上是種族民族主義（racist nationalism），將此灌輸給青年百害而無一利。哈里里（Khalilullah Khalili）給予曾短暫統治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哈比布拉極高的評價，並為之撰寫《呼羅珊之王》。在少數民族地區，哈比布拉被認為是堅毅、勇敢、正義的國王，納第爾國王則被形容為膽小懦弱、背信棄義、通敵賣國的狡詐之徒。

三、文化整合的困境與族際衝突

穆沙希班王朝希望通過整合多元族群文化，進而塑造超越族群認同的國家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阿富汗人尤其是普什圖人的國家認同，但卻並未完全化解其中的深層矛盾，即如何處理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關係，如何對待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

阿富汗政府形式上賦予所有民眾以平等的政治、文化權利。1964年憲法明確指出，阿富汗民族包括所有公民，阿富汗人在政治與文化上完全平等。阿富汗歷史上也從未對族群進行認定和人口統計。從形式上看，阿富汗只有一個民族即阿富汗民族，沒有族群差別。但實際上，這是以形式上的個人平等掩蓋族群集體權利的不平等，以國家認同消除族群認同。這種看似平等的“共同文化觀念”以普什圖文化為核心，忽視了少數民族的集體權利訴求，具有強烈排他性。簡言之，就是以普什圖文化構建阿富汗認同，進而同化少數民族。正如美國學者安德森所言，“普什圖化”以文化形式呈現，塑造族際關係，並將地方社會納入更大範圍的共同體。

事實上，即便少數民族接受普什圖文化，也難以獲得與普什圖人平等的地位。穆沙希班王朝文化整合的根本目標是強化普什圖人的統治。形式上的人人平等與現實中等級化的族際關係形成了強烈反差。加拿大學者加爾文指出，儘管在法律上沒有族群差別，但現實中卻到處都能感受到因族群不同而導致的社會地位差距。阿富汗建國後，普什圖人牢牢把控政治權力。穆沙希班王朝時期，各級政權和軍隊要職幾乎由普什圖人壟斷。據美國學者魯賓統計，1963年，73.8%的政府要職由普什圖人擔任。20世紀60年代，阿富汗政府16名內閣成員中只有2人為少數民族。這與普什圖族的人口比重不相稱。英國外交官斯奎爾（G.F.Squire）發現，普什圖官員在少數民族地區至高無上、魚肉鄉里，少數民族對普什圖領主敢怒不敢言，還經常遭到領主的鞭打和強制勞動。

阿富汗具有金字塔形的族際關係。普什圖人位於社會頂端；塔吉克人文化程度較高，被視為“半個阿富汗人”（普什圖人），許多人進入官僚體系；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地位較低，普什圖人稱之為“狡詐的被統治者”；哈扎拉人處於社會最底層，在城市中淪為普什圖人的家僕。少數民族學者穆薩維指出，普什圖人殺死哈扎拉人的賠償金僅相當1/6條駱駝腿的價值。

不難發現，穆沙希班王朝文化整合併未解決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問題，也無法化解不同族群文化的差異和矛盾，這反映出多元社會文化整合的困境。阿富汗族群構成十分複雜，在人口分布上沒有真正意義的主體民族。一方面，普什圖人雖長期掌控政權，但其民族文化和人口無法支撐統治地位；另一方面，穆沙希班王朝以普什圖人為基礎，只有滿足普什圖人的訴求才能夠維持統治。普什圖化的文化整合成為現實選擇。

穆沙希班王朝的文化整合對族際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客觀上強化了族際邊界和族群認同。歷史上，阿富汗社會並不以族群為界，只存在十分鬆散的語言和文化習俗共同體，而且認同感不強。社會認同主要集中於家族、村莊、部落和宗教。穆沙希班王朝旨在削弱少數民族認同，強化國家認同。但事與願違，少數民族並不認可具有濃厚“普什圖色彩”的公共文化，對普什圖人充滿敵意。正如烏茲別克諺語所言：“寧可相信蛇也不能信任娼妓，寧可相信娼妓也不能信任普什圖人。”一些塔吉克人說道：“普什圖語是野蠻人的語言，聽起來像猴子叫。達里語是文明人的語言，發音悅耳。”他們對於官方編撰的歷史嗤之以鼻。一位烏茲別克人指出，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歷史，官方歷史學家都是騙子，他們為了自身利益篡改歷史，官方歷史都是杜撰的。一些少數民族不承認自己是阿富汗人，反對以具有普什圖色彩的“阿富汗”（Afghanistan）作為國名。少數民族一般以地區指稱生活的區域，如“突厥斯坦”“呼羅珊”“哈扎拉賈特”等。

少數民族牴觸官方文化的做法，客觀上激發了對本民族共同體的認知，使族群認同首次成為阿富汗政治的重要話題。誠如亨廷頓所言：“只有了解我們不是誰，並常常只有了解我們反對誰時，才了解我們是誰。”

族群認同客觀上推動了族群的政治化，引發族際衝突，進而奠定了此後阿富汗族際關係的基調。歷史上，阿富汗族群僅存在虛弱的文化認同，沒有政治訴求。普什圖人與少數民族維持權力平衡。普什圖人掌控國家政權，少數民族地區處於自治狀態。族際關係較為和諧，不存在嚴重衝突。但族群認同的強化，以及普什圖人在政治與文化等領域對少數民族的全面壓制，激發了後者的政治訴求。“十年憲政”時期，阿富汗主要政黨大都具有族群背景。“伊斯蘭促進會”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穆斯林青年”主要由普什圖人構成。人民民主黨（PADA）的三個主要派別人民派、旗幟派和火焰派分別以普什圖平民、少數民族和哈扎拉人為主。儘管這些黨派局限於城市，但卻成為20世紀後半期阿富汗政治動盪的關鍵因素。

20世紀70年代，沙赫拉尼發現“少數民族反抗普什圖人的運動隨時可能發生，基於族群劃界的政治表達已經來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上述黨派都反對普什圖精英控制的政權，試圖取而代之，不同黨派衝突頻發，這已具有族際衝突的色彩。阿富汗問題出現後，激烈的社會衝突加劇了族群對立。1978年，人民民主黨政變上台後，以少數民族為基礎，著力提升少數民族的權利，打壓普什圖人。抵抗蘇聯和人民民主黨政權的聖戰者（Mujahideen）以普什圖人為主，其主力“七黨聯盟”蘇聯入侵阿富汗後，7個主要的抗蘇運動派別在巴基斯坦成立了鬆散的“七黨聯盟”。有六個黨派以普什圖人為主。1989年，蘇聯撤軍後，不同軍閥的內戰以及20世紀90年代反塔聯盟與塔利班的爭奪很大程度上就是族際衝突。族際衝突仍是影響當前阿富汗政治的深層問題。

總之，穆沙希班王朝的文化整合客觀上強化了族群邊界和認同。在劇烈的政治與社會變遷中，族群認同逐漸具有政治內涵，從而開啟了族際衝突的時代，使之成為影響阿富汗問題的重要因素。

阿富汗

餘論

阿富汗文化整合問題在中東地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0世紀以來，中東國家普遍存在社會文化構成複雜，國家認同虛弱的問題。可以說，“中東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均質社會”。因此，在多元族裔文化中構建共同的文化觀念與歷史認同，始終是中東地區政治發展的重要話題。

穆沙希班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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