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都就食

移都就食，是移民就食中的一種特殊類型。百姓移民就食，可視為正常現象，而整個朝廷遷都就食，則是一件罕見的大事。它不是普通的移民就食，而是“遷都”就食，其政治影響之大、各項事宜牽扯之廣，顯然非比尋常。

歷史上的移都就食現象以唐代最為典型。唐代發生過至少十餘次從長安到洛陽的移都就食。移都就食之時，皇帝及眾臣一旦離開京師，到達東都，相應的政治中心也由長安轉移到了洛陽，洛陽就由陪都成為實際上的都城，而長安則成為陪都；當皇帝一行人在東都就食渡過難關，關中地區經濟好轉後，再返回長安，這時長安又恢復為首都，洛陽也恢復為陪都，這就是唐代因移都就食形成的長安和洛陽間“主輔搖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移都就食
• 主要人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 

沿革

東漢時期，漢獻帝遷都許都，直接原因是為了就食；

隋代從隋文帝算起，三次被迫於洛陽“乞討”；

唐朝前期的移都就食在歷史上影響最大，也最為典型。

據統計，唐前期（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唐廷東去洛陽就食共約十五次（除了三次大規模的主輔陪都互換之外）。其中，有明確記載以“就食”為由移都洛陽的，也有未明確記載“就食”但與災荒有關的。

唐代移都就食現象統計

唐太宗時期遇到饑荒，鼓勵百姓到其他地方就食，但是由於當時官僚機構還不是很龐雜，京師地區人口密度還不算太大，移都就食便顯得沒有那么迫切，三次到東都都沒有明確以“就食”為由，但是這些臨時移都明顯分擔了關中地區相當大一部分經濟壓力。

唐高宗七次就食於洛陽，從顯慶二年（657年）第一次就食於東都至弘道元年（683年）卒於洛陽，二十六年半的時間裡，駐洛時間占到二分之一。

武則天執政期間，長期居於東都，並“徙關內雍、同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唐玄宗五次就食於東都。高宗和玄宗都明確提出關中飢迫要就食於洛陽。

原因

隋唐時期，中國歷史的政治大勢正處於東西走向的末期，即將向南北走向轉換。長安（大興）走向了它輝煌的歷史高峰，但同時也是即將走向沒落之時。因其輝煌，所以人口眾多，靡費糧食甚巨，導致供應不足，輝煌也因此難以持續。

隨著社會的發展，長安地區的經濟劣勢日益凸顯，“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蓋關中之地農產物雖號豐饒，其實不能充分供給帝王宮衛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陸交通不甚便利，運轉米谷亦頗困難，故自隋唐以降，關中之地若值天災，農產品不足以供給長安帝王宮衛及百官俸食之需時，則帝王往往移幸洛陽，俟關中農產豐收，然後復還長安。”

洛陽的倉儲系統非常完善。有著名的“儲糧千年而不腐”美稱的“天下第一大倉”——含嘉倉，它既有太倉的功能，又有轉運倉的功能，遠遠超過長安太倉的地位。1971年洛陽市發掘的含嘉倉遺址，實探糧窖259個。由出土銘磚可知一個糧窖可容納上萬石糧食。天寶八載（749年），含嘉倉儲糧“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除了含嘉倉，東都還有洛口倉、回洛倉、河陽倉等大倉，其規模也是相當大的。

洛陽地處天下之中，貫通南北東西，是全國最重要的交通樞紐，“舟車之所會，流通江汴之漕，控引河淇之運，利俗阜財，於是乎在”。洛河貫穿洛陽城，城內河渠眾多，以京杭大運河為依託，四通八達，是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完善的儲糧系統，加上其優越的地勢條件，形成了獨一無二的漕運體系。隋開皇三年（583年），“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隋煬帝時期，為了保證洛陽的漕糧供應，大業二年（606年）“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並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再加上裴耀卿在通濟渠口處修建的虎牢倉和東都的含嘉倉，使河渭漕運體系更加完善。唐高宗時期，在隋漕運基礎上，又新置了柏崖倉和渭南倉，形成了以東都洛陽為中心的糧倉轉運系統，實現了全國性的長途運輸，保證了東都糧食的有效供應。

路線

唐前期帝王因就食等原因頻頻往來於長安和洛陽之間，兩京的政治經濟意義決定了其間交通路線的成熟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交通幹線為崤函古道。崤函道不僅是河渭漕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就食行動走的也正是這條道。從長安到東都洛陽共835里，“急事二日余可達”。

就食行動是大規模的人口移動，有朝廷百官、宮廷女眷等，需要乘坐馬車，自然不能走得太快，以每日30里計算，也得數旬。有學者統計，為了就食路上方便，隋唐時期在崤函古道上設定了16所行宮、21所驛館，這也是唐代的第一大驛路。“這16所行宮分別為：軒游宮、上陽宮、桃源宮、陝城宮、繡嶺宮、蘭峰宮、沙冊宮、崎岫宮、福昌宮、蘭昌宮、連昌宮、興泰宮、顯仁宮、甘泉宮、連耀宮、紫桂宮。其中軒游宮、上陽宮、陝城宮、福昌宮、顯仁宮這5所建於隋朝，剩餘11所建於唐朝，並且高宗時最多。21所驛館分別為：潼關驛、閿鄉驛、盤豆驛、湖城驛、稠桑驛、桃林驛、荊山館、柏仁驛、紅亭、甘棠驛、硤石驛、嘉祥驛、鹿橋驛、三鄉驛、福昌館、柳泉驛、甘棠館、三泉驛、芳桂宮驛、澠池南館、新安驛。”這為大規模的就食行動提供了可靠的後勤保障。

意義

移都就食之時，皇帝及眾臣一旦離開京師，到達東都，相應的政治中心也由長安轉移到了洛陽，洛陽就由陪都成為實際上的都城，而長安則成為陪都；當皇帝一行人在東都就食渡過難關，關中地區經濟好轉後，再返回長安，這時長安又恢復為首都，洛陽也恢復為陪都，這就是唐代因移都就食形成的長安和洛陽間“主輔搖擺”。

移都就食洛陽期間，主要的行政機構及權力中心在東都，一些重大政務和常規政務都需要在東都處理。

主要處理的重大政務有鎮壓邊疆地區及內部的叛亂，接受外族朝獻及受降、和親，編訂志、歷、經等頒行天下，改革科舉制度，置廢糧倉，整頓錢幣等。太宗、高宗和玄宗多次在就食東都期間處理外族叛亂的問題，如太宗在東都招募勇士親征高麗；高宗伐突厥、百濟、高麗、新羅等；玄宗討契丹、渤海靺鞨族等。並且多次接受外族朝獻，如高宗時“支汗郡王獻碧玻璃”“龜茲王白素稽獻銀頗羅”“新羅遣使入朝獻方物”；玄宗時“波斯國遣使獻獅子”等。開元二十年（732年）五月，“信安王獻奚、契丹之俘，上御應天門受之”。在編訂歷、志、經方面，太宗時期主要有《氏族志》，高宗時期有《麟德歷》，玄宗時期有《開元新禮》《孝經》等，雖然開始編訂時未必在東都，但正是就食東都期間成書並頒行天下。高宗時建河陽柏崖倉，開元十年（722年）九月廢之。玄宗就食東都期間，還完成了與契丹族和親、完善科舉制度以及整頓錢幣等事務。

主要處理的常規政務有封禪泰山、選舉賢才、東都建造宮殿、封黜皇子及官員、救災、賜宴、改官名地名、大赦諸州、檢閱軍隊等。每位就食於東都的皇帝都會處理這些常規政務，尤其在選舉人才方面，三位皇帝歷次到東都都會下令舉薦德才兼備之人，委以重任。

太宗、高宗及玄宗帶領后妃和官員等就食於洛陽，短則幾個月，長則數年，一些重大決策都出自洛陽，政治中心即在洛陽。

皇帝就食洛陽期間，長安的政治地位相較於洛陽居於次要地位，轉為陪都。在此期間，長安實行皇太子監國制度，管理常規政務工作，並令近臣、重臣輔佐。如“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鹹亨二年（671年）正月，“留皇太子弘於京監國，令侍臣戴至德、張文瓘、李敬玄等輔之。唯以閻立本、郝處俊從”；顯慶四年（659年）十月，“如東都，皇太子監國”；永淳元年四月，“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留守，命劉仁軌、裴炎、薛元超等輔之”，這就形成了移都就食期間太子監國這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但這項制度有時也有例外，如永淳二年（683年），“令唐昌郡王重福為京留守，劉仁軌副之。召皇太子至東都”。當然，在就食洛陽期間，雖然保證了長安行政機構的正常運轉，但政治中心無疑是在東都。

評價

皇帝為了吃上飯，被迫帶領大批人馬離開京師，逐糧而居，這本身就是一件極其不可思議的事情。

隋代從隋文帝算起，三次被迫於洛陽“乞討”；到唐太宗、高宗、玄宗，十五次逐糧而居洛陽，成為名副其實的“逐糧天子”；再到隋煬帝和武則天為避免“乞討”的尷尬，直接遷都洛陽。上到天子，下到普通民眾，都知道這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資治通鑑》記載：“是歲，關中飢，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谷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後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上怒曰：‘乞有逐糧天子耶！’乃止。”沒有人提即作罷，只要有人提醒，就得面對這份難堪，中宗惱羞成怒，不願意繼續做個“逐糧天子”，在長安硬撐著。德宗時期，關中糧食匱乏到禁軍將要譁變，緊要關頭運來三萬斛米，德宗就跑到東宮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可見，當吃飯難成為威脅其統治的重大問題時，根本顧不得顏面之事。著名詩人白居易到長安參加科舉考試時，著作佐郎顧況看到他的名字後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看似玩笑，實則無奈。

唐代這十幾次的移都就食正是發生在最鼎盛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期間，對於統治者來說，無疑是對其統治的一種否定，因而在一些正史中，關於移都就食的記載是很少的。從移都就食這件事本身來看，皇室帶領諸親、大臣們“風餐露宿、顛沛流離”，說的好聽一些是“臨時辦公”，實際上就是到洛陽討飯吃。因此包括“逐糧天子”在內，朝野上下一致認為這是一件臉面難堪但卻行之有效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