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散文

秦王朝作為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只存在15年。這期間除皇帝的詔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實用文字外，沒有散文名篇傳於後世。而在文學發展中起過一定影響的是完成於秦統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呂氏春秋》和李斯作於秦王政十年的《諫逐客書》。前者由秦丞相呂不韋主持，由其門客集體編著，它同先秦其他諸子散文一樣，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說理，富於文學意味；書中還保存了大量先秦時代的文獻和佚文遺聞，是後世研究先秦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秦漢散文
• 朝代：秦漢
• 類別：散文
• 發展：較為快速

秦朝散文

秦王朝作為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只存在15年。這期間除皇帝的詔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實用文字外，沒有散文名篇傳於後世。而在文學發展中起過一定影響的是完成於秦統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呂氏春秋》和李斯作於秦王政十年的《諫逐客書》。前者由秦丞相呂不韋主持，由其門客集體編著，它同先秦其他諸子散文一樣，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說理，富於文學意味；書中還保存了大量先秦時代的文獻和佚文遺聞，是後世研究先秦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後者是李斯為諫阻秦王擬驅逐六國來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說之以利害，排比鋪張，有戰國縱橫家說辭的氣勢；而在文辭的修飾整齊、音節的和諧流暢等方面，又是漢代政論文和辭賦的先聲。

兩漢散文

兩漢散文中最先發展起來的是政論文。西漢初年，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餘風猶存。一些作家繼承先秦諸子的優秀傳統,關懷國度和社會的發展,面對現實，剖析形勢，勇於表現自己的政治看法和主意，使漢初政論文具有鮮明的時期顏色。賈誼和晁錯是這一時代政論文的代表作家。他們的政論文作品或針砭時弊，剖析社會實際存在的牴觸；或總結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寫得深切著明，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沾染力。就文章作風而論，賈誼、晁錯各有特色，魯迅在《漢文學史綱領》指出：賈、晁為文皆疏直激切，盡所欲言，賈誼有文采而比擬疏闊,晁錯則見識深遠,他們的政論“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學成為士人仕進的工具，而經學家的家法森嚴，章句煩瑣，許多士人皓首窮經，日益脫離現實而不切適用。西漢末年，讖緯之學興起，東漢大盛，使空疏的經學又增長了神學顏色，一般士人也無不受到影響。所有這一切，使一般政論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經學霧障，陳腐板滯而缺乏朝氣。但少數作家能夠衝破經學的約束，繼承賈誼、晁錯的傳統，對封建社會中日益尖利的種種牴觸，統治階級的腐蝕侈靡以及神學化的經學作了揭穿和鞭撻。在文章作風上因受到辭賦創作的影響，有趨於整飭、排比的特色，但思想內容則與辭賦相反，絕少對封建統治階級的頌揚。

西漢宣帝時的桓寬依據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鹽鐵會議的文獻，剪裁、組織而成的《鹽鐵論》，不僅保留了西漢中葉的經濟思想史料，也對當時的社會見貌有具體活潑的反應，其中對時政的批駁，對社會不合理現象的揭穿,對不切實際、陳腐經生的譏諷,都很深入。在情勢上，《鹽鐵論》是漢賦主客問答情勢的改革和變更，有創新意義。東漢政論文較有名的有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和仲長統的《昌言》。它們對東漢中葉以後的社會有不少深入的揭穿和尖利的批駁，文章構造周密，語言質樸，並常以歷史故實和活潑的比方加強其論點的說服力。但就文章氣概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漢的政論文。

東漢初年的王充是中國古代出色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家，所著《論衡》（85篇）是中國思想史上一部主要著作,他高舉“疾虛妄”的旗號,批評了當時統治階級所倡導的對於天道神權命運的迷信，並對傳統的思想提出了勇敢的疑惑。他批駁當時儒者“好信師而是古，認為賢聖所言皆無非”的毛病態度，並在《問孔》、《非韓》、《刺孟》等篇中，對被儒家奉為聖人的孔孟的言論做了剖析，並指出其荒誕的處所。由此動身，王充還對當時以辭賦為主的正統文學的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進行了尖利的批評，並在《藝增》、《超奇》、《佚文》、《案書》、《自紀》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意。

漢代散文中的史傳文造詣突出，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占領主要的位置。《史記》、《漢書》在全部封建時期，都被史學家及文學家奉為範例。

中國史官的建置極早，他們掌管國度的典冊，記言記事,積聚並整頓了大批文獻,供統治者諮詢和套用。現存的儒家“五經”及《左傳》、《國語》等，其初大都出於史官之手。戰國以後，特殊是經過秦火，至漢王朝樹立時，史官制度已名存實亡，典籍圖書的散失更加嚴重。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至漢武帝時，社會經濟、文化才湧現了繁華的氣象。與思想文化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一致，總結、整頓歷史材料就成為文化思想的必定趨勢。《史記》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湧現的。《史記》是中國史學中一部繼往開來的巨大著作，作者司馬遷發明的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在漢以後一直是歷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體制。而《史記》的人物傳記,由於作者的匠心獨運,使之成為中國古代歷史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後代的文學家從中受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宋代鄭樵說：“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都解釋司馬遷對中國文學發展的巨大貢獻。

漢宣帝以後，有不少文人綴集時事續補《史記》。東漢初年班彪“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後漢書·班彪傳》）。其子班固在此基本上，撰成《漢書》。《漢書》的體制雖承襲《史記》，但它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記錄了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斷代歷史，是繼《史記》之後又一發明和發展，對後代史學和文學都發生了重大影響。長期以來，史學界均以班馬、史漢並稱。

漢代散文，據《漢書·藝文志》著錄還有小說一類，《藝文志》載“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實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漢書·藝文志》)桓譚也說:“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李善注引《新論》)漢代小說作品大都亡佚,現存題為漢人所作者,如《十洲記》、《西京雜記》、《漢武帝內傳》等,均出後人偽托。但據班固、桓譚所論,及漢代小說佚文、偽書所記,推測其內容當系志怪、志人之類,實為魏晉小說之起源。由於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記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淺陋,記事者近史而悠繆”，“不本經傳,背於儒術”（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因而為當世儒者所輕賤,以至無法傳播於後世。漢人小說雖不存,但現存的漢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相似小說者，如劉向的《說苑》、《新序》、《列女傳》。作者編輯這三部書的本意是用歷史故事來宣傳封建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漢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風行於民間的軼事、傳說和寓言，頗與後世小說相近。此外，《吳越春秋》、《越絕書》,舊時書錄均入史部,稱之為“雜史”、“載記”。兩書都是敘述春秋末年吳越爭霸史實，重要依據《國語》，亦兼采《左傳》、《史記》的記錄，但其中也融入了有關的民間傳說，《四庫全書總目》稱《吳越春秋》中“處女試劍,老人化猿,公孫聖三呼三應之類，尤近小說家言,然自是漢晉間稗官雜記之體”,其寫法對後世歷史演義小說是有啟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