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關紅軍無名烈士陵園，位於監利縣福田寺鎮柳關以東的內荊河兩岸的灘垸村、凡三村和聯化村。大小墓冢一千三百七十餘座，這裡長眠有一萬二千餘名紅軍將士。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柳關是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戰略後方。1931年3月，國民黨對洪湖蘇區發動第二次反革命“圍剿”時，重點進攻的是江南地區，設在那裡的湘鄂西紅軍後方醫院全部轉移到了監利柳關和分鹽等地。其中二、三醫院設在柳關以東的內荊河兩岸的灘垸村、凡三村和聯化村。1931年3月至1932年9月，國民黨對湘鄂西根據地連續發動了三次反革命“圍剿”，湘鄂西主力紅軍為了保衛根據地，輾轉各地與數倍於我的敵軍浴血奮戰，傷亡重大。特別是1932年3月以後，賀龍領導的紅三軍奉命全力爭奪襄北蘇區的戰鬥傷亡更為慘重，大批傷員轉送柳關醫院救治。由於醫院條件極為簡陋，加之缺醫少藥，儘管醫務人員想盡了辦法，每天仍有不少傷員死亡，醫院組織下葬隊就地掩埋烈士遺體。日復一日，僅一年多的時間，就形成了這綿延十幾公頃的紅軍墓地。
柳關紅軍無名烈士墓地，是迄今世界上少有的規模最大、人數最多、保存比較好的紅軍無名烈士墓地。1986年，監利縣人民政府撥出專款在此建立了柳關紅軍無名烈士紀念碑。紀念碑正面鐫刻著原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廖漢生提寫的“柳關紅軍無名烈士紀念碑”碑名。該墓地現已被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監利柳關，原名柳家集，洪湖西岸的一個商業重鎮。80年前，這裡曾是洪湖革命根據地的大後方，“紅軍醫院”、“湘鄂西糧委會”、“造幣廠”、“被服廠”、“賀龍故居”……至今殘存的紅色遺址，見證著那段熱血燃燒的歲月。
從瞿家灣往監利縣方向驅車前行3公里，記者看到，一座由原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廖漢生題名的“柳關紅軍無名烈士墓”，高聳在川流不息的馬路邊，供無數人瞻仰。
1931年3月，中央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代表夏曦來到洪湖根據地，推行左傾錯誤路線。5月又發起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即抓“改組派”，蘇區有75人被誣衊為“改組派”而遇害。共產黨員張永忠（監利縣委組織部長）、柳楊景（荊門游擊大隊長）、劉革非（湘鄂西省蘇維埃政府副主任）等也在此遇難。
1931年3月，中央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代表夏曦來到洪湖根據地，推行左傾錯誤路線。5月又發起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即抓“改組派”，蘇區有75人被誣衊為“改組派”而遇害。共產黨員張永忠（監利縣委組織部長）、柳楊景（荊門游擊大隊長）、劉革非（湘鄂西省蘇維埃政府副主任）等也在此遇難。
“1932年，蔣介石調集10萬兵力，圍剿洪湖革命根據地，柳關淪陷。賀龍領導的12000餘名紅軍官兵就犧牲在這裡。”
監利縣博物館館長孫建華說，紅軍烈士的墳墓，集中在柳關4個村150餘畝的地頭，他們中除了個別領導幹部已查出姓名外，絕大多數無從查考。
湘鄂西大後方在柳關
柳關，離洪湖水域3公里，是監利福田寺鎮的一條街。鎮幹部柳林稱，在洪湖未脫離監利縣之前，瞿家灣僅是柳關的一個村。當時的洪湖革命根據地，主要以柳關為中心。
“柳關紅軍無名烈士墓碑”前，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墓碑下，是一座無名紅軍合葬墓。在墓碑的周邊，荷清水香。
大革命時期，柳關水路通達，上通漢口，下至荊沙，是洪湖周邊最為繁華的物資集散地，一個重要的關口。由此，賀龍、段德昌把柳關作為“紅軍戰略輜重後方”。老人們說，數十年前的柳關，溝壑縱橫，進出全靠小船。
烈士墓旁的古街，古宅林立，但早已殘敗不堪。“賀龍故居”、“段德昌故居”，就隱匿在這個村子，鮮為人知。
監利縣博物館館長孫建華說，紅軍烈士的墳墓，集中在柳關4個村150餘畝的地頭，他們中除了個別領導幹部已查出姓名外，絕大多數無從查考。
湘鄂西大後方在柳關
柳關，離洪湖水域3公里，是監利福田寺鎮的一條街。鎮幹部柳林稱，在洪湖未脫離監利縣之前，瞿家灣僅是柳關的一個村。當時的洪湖革命根據地，主要以柳關為中心。
“柳關紅軍無名烈士墓碑”前，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墓碑下，是一座無名紅軍合葬墓。在墓碑的周邊，荷清水香。
大革命時期，柳關水路通達，上通漢口，下至荊沙，是洪湖周邊最為繁華的物資集散地，一個重要的關口。由此，賀龍、段德昌把柳關作為“紅軍戰略輜重後方”。老人們說，數十年前的柳關，溝壑縱橫，進出全靠小船。
烈士墓旁的古街，古宅林立，但早已殘敗不堪。“賀龍故居”、“段德昌故居”，就隱匿在這個村子，鮮為人知。
“湘鄂西省財政經理部”、“湘鄂西省互濟會”……鎮幹部柳林說，當年，柳關就是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戰略後方，紅軍的許多機構都設定在這裡。與此同時，“紅軍被服廠”，也遷到了柳關妙米墩。紅二軍團和紅三軍的許多後方機構，特別是紅軍第一、二、三醫院也先後遷到了柳關這個古鎮。
烈士合葬
時間，逝去了80年。
柳關的紅軍墓，及紅軍留下的英雄故事，至今銘刻在老區人們心中。
墓群，大多無碑，有的也早已風蝕。每逢清明，這裡的人們都會插一把鮮花，以寄託哀思。
1931年3月，國民黨發動對洪湖蘇區的第二次“圍剿”，重點進攻江南地區，設在那裡的湘鄂西紅軍後方醫院，全部轉移到了監利柳關和分鹽等地。其中二、三醫院設在柳關以東的內荊河兩岸的凡三村、灘垸村和聯化村等地。
1931年3月和1932年9月，國民黨對湘鄂西根據地連續發動進攻，湘鄂西主力紅軍為了保衛根據地，輾轉各地與數倍於我的敵軍浴血奮戰，傷亡重大。
特別是1932年3月以後，賀龍領導的紅三軍奉命阻擊，其傷亡更為慘重，大批傷員轉送柳關醫院救治。由於醫院條件簡陋，加之缺醫少藥，儘管醫務人員想盡了辦法，每天仍有不少傷員死亡，醫院組織下葬隊就地掩埋烈士遺體。日復一日，僅一年多的時間，就形成了這總面積為150多畝的紅軍墓群。
村民建亭收葬紅軍遺骨
1984年，孫建華曾在柳關二家灣調查蒐集黨史材料。
村民們說，1956年，他們修土窯，挖出了大量的屍骨。“這是紅軍烈士的遺骨。”老人們知道，當年，33位紅軍就葬在這裡。
村民自發出資，修建了一米多高的放置遺骨的六角形亭子，然後將這些散亂的紅軍遺骨集中起來，後人稱之為“擺骨亭”。
孫建華說，1932年10月，國民黨集結10萬兵力，圍剿洪湖革命根據地。最終柳關失守。來不及撤退的紅軍和傷病員，被敵軍和還鄉團殺害。鏟共團長雷竹山在柳關文昌宮一次就殺害了33個半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因在遇難紅軍中，有一名婦女宋銅貴有孕在身，後人將這個未出世的孩子，算作半個黨員。紅軍屍體都是當地民眾冒著生命危險收葬。
柳關一帶墓群中，掩埋的紅軍官兵12000人，除少數幾個留下姓名外，絕大多數無從考查。
柳關紅軍無名烈士墓地，是迄今世界上少有的規模最大、人數最多、保存比較好的紅軍無名烈士墓地。
紅色監利
犧牲15萬民眾和紅軍
監利縣，魚米之鄉。
1926年，在武漢學習的監利籍進步學生陳步雲等，受老師董必武和陳潭秋的影響，回到老家組建了監利縣第一個黨組織。一年多的時間裡，監利縣擁有了28個黨支部，成為湘鄂西革命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
1928年，賀龍進入監利，領導洪湖革命根據地的革命活動，而柳關就是賀龍曾長期工作的地方。
孫建華說，土地革命時期，監利有約80萬人，其中就有40萬人參軍參戰，尤其是在監利縣的柳關、毛市、周老嘴、朱河、分鹽等洪湖地區，幾乎全民皆“紅軍”，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了艱苦鬥爭。後來，賀龍帶領湘鄂西紅軍參加長征突圍後，監利籍倖存者極少。
據統計，在持續5年的革命鬥爭期間，監利縣先後犧牲了15萬名革命民眾和紅軍。
柳關的紅軍墓，及紅軍留下的英雄故事，至今銘刻在老區人們心中。
墓群，大多無碑，有的也早已風蝕。每逢清明，這裡的人們都會插一把鮮花，以寄託哀思。
1931年3月，國民黨發動對洪湖蘇區的第二次“圍剿”，重點進攻江南地區，設在那裡的湘鄂西紅軍後方醫院，全部轉移到了監利柳關和分鹽等地。其中二、三醫院設在柳關以東的內荊河兩岸的凡三村、灘垸村和聯化村等地。
1931年3月和1932年9月，國民黨對湘鄂西根據地連續發動進攻，湘鄂西主力紅軍為了保衛根據地，輾轉各地與數倍於我的敵軍浴血奮戰，傷亡重大。
特別是1932年3月以後，賀龍領導的紅三軍奉命阻擊，其傷亡更為慘重，大批傷員轉送柳關醫院救治。由於醫院條件簡陋，加之缺醫少藥，儘管醫務人員想盡了辦法，每天仍有不少傷員死亡，醫院組織下葬隊就地掩埋烈士遺體。日復一日，僅一年多的時間，就形成了這總面積為150多畝的紅軍墓群。
村民建亭收葬紅軍遺骨
1984年，孫建華曾在柳關二家灣調查蒐集黨史材料。
村民們說，1956年，他們修土窯，挖出了大量的屍骨。“這是紅軍烈士的遺骨。”老人們知道，當年，33位紅軍就葬在這裡。
村民自發出資，修建了一米多高的放置遺骨的六角形亭子，然後將這些散亂的紅軍遺骨集中起來，後人稱之為“擺骨亭”。
孫建華說，1932年10月，國民黨集結10萬兵力，圍剿洪湖革命根據地。最終柳關失守。來不及撤退的紅軍和傷病員，被敵軍和還鄉團殺害。鏟共團長雷竹山在柳關文昌宮一次就殺害了33個半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因在遇難紅軍中，有一名婦女宋銅貴有孕在身，後人將這個未出世的孩子，算作半個黨員。紅軍屍體都是當地民眾冒著生命危險收葬。
柳關一帶墓群中，掩埋的紅軍官兵12000人，除少數幾個留下姓名外，絕大多數無從考查。
柳關紅軍無名烈士墓地，是迄今世界上少有的規模最大、人數最多、保存比較好的紅軍無名烈士墓地。
紅色監利
犧牲15萬民眾和紅軍
監利縣，魚米之鄉。
1926年，在武漢學習的監利籍進步學生陳步雲等，受老師董必武和陳潭秋的影響，回到老家組建了監利縣第一個黨組織。一年多的時間裡，監利縣擁有了28個黨支部，成為湘鄂西革命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
1928年，賀龍進入監利，領導洪湖革命根據地的革命活動，而柳關就是賀龍曾長期工作的地方。
孫建華說，土地革命時期，監利有約80萬人，其中就有40萬人參軍參戰，尤其是在監利縣的柳關、毛市、周老嘴、朱河、分鹽等洪湖地區，幾乎全民皆“紅軍”，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了艱苦鬥爭。後來，賀龍帶領湘鄂西紅軍參加長征突圍後，監利籍倖存者極少。
據統計，在持續5年的革命鬥爭期間，監利縣先後犧牲了15萬名革命民眾和紅軍。
該墓地中長眠的烈士還有一部分是在根據地淪陷時，來不及轉移被敵軍殺害的紅軍傷病員。當地民眾冒著生命危險埋葬了這些烈士，小的三、五人合葬一坑，大的數十人到百餘人。另外，還有一部分是根據地肅反鬥爭中遇難的“改組派”。這些紅軍烈士除個別領導幹部已查出姓名外，絕大多數無從查考。 福田寺鎮幹部柳林說，上世紀80年代，賀龍元帥的夫人薛明，曾親赴監利縣，主持修建了“柳關紅軍無名烈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