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土匪》，作者，林語堂。發表於二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一期。這是一篇散文，通過土匪和學者的對比，讚揚了土匪的硬骨頭精神，對學者的醜態進行了無情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諷。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祝土匪
- 創作年代：1926年
- 作品出處：《剪拂集》
- 文學體裁：散文
- 作者：林語堂
- 文字：漢字
基本信息,創作背景,作品原文,作品賞析,作者簡介,
基本信息
創作背景
一九二二年，胡適創辦《努力周報》鼓吹“好政府主義”。二四年又辦了《現代評論》，主要成員有胡適、陳西沒、王世傑、唐有壬、徐志摩等。他們打著自由主義的幌子，在北京女師大風潮、“五姍”運動和“三一八”慘案中，都支持北洋軍閥當局，污衊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他們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東吉樣胡同，當時曾被擁護北洋軍閥的《大同晚報》稱讚為“東吉樣派之正人君子”。以魯迅為主將的《語絲》於一九二四年創刊之後，同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繼《語絲》之後成立的《莽原》，主要成員有韋素園、韋叢蕪、李霧野、向培良、臺靜農、高長虹等。它也是由魯迅領導的文學青年的社團，屬於語絲派的陣地。在這兩軍對壘中，具有正義感的林語堂毅然加入語絲派，經常為《語絲》撰稿，深受魯迅精神的感染。他回憶說“當我在北平時，身為大學教授，對於時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評，因此，我恆被視為‘異端之家’——北大——之一個激烈的教授。那時北大的教授分為兩派，帶甲備戰，旗鼓相當，一是《現代評論》所代表的，以胡適博士為領袖，一是《語絲》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樹人魯迅為首。我是屬於後一派的。當這兩個周刊關於教育部與女子師範大學問題而發生論戰之時，真是令人驚心動魄”。“我也加入學生的示威運動，用旗桿和磚石與警察相鬥。警察雇用一班半赤體的流氓向學生擲磚頭以防止學生出第三院而巡行。我於是大有機會以施用我的擲野球的技術了。”（林語堂自傳》）國外留學回國不久、具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個人民主主義思想的林語堂，嚮往資產階級的自由政治，而北洋軍側卻殘酷鎮壓學生運動。因此，他自覺站在進步學生一面，與黑暗勢力展開了英勇的鬥爭。這是矛盾而複雜的林語堂一生中的黃金時代”。胡風《林語堂論》《祝土匪》就是作者擲向北洋軍閥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匕首投槍。當時，反動的國家主義派誣稱北京女師大的教員為“學匪”。劉百昭在女子大學演說時，也誣衊反對章士釗的人為“土匪”。被指派為“學匪”“上匪”的，當然有以“撕去舊社會的假面”（魯迅語）為己任的莽原社及其成員。你們罵他“上匪”，我卻要來“祝頌”。《祝土匪》這個題目，新穎奇特，醒人耳目，具有強烈的戰鬥性。文章通過對土匪和學者對比剖析，熱情地讚揚了土匪的那種堅持真理，敢講真話的硬骨頭精神，而對學者的“忘記真理”、“骨頭折斷”、“倚門賣笑”等醜態進行了無情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諷。
作品原文
莽原社諸朋友來要稿，論理莽原社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當代名流，當然有與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們，寫幾字湊數，補白。
然而又實在沒有工夫，文士們（假如我們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債，就同窮教員欠房租一樣，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沒工夫也得擠，所要者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於成文妖。
於短短的時間，要做長長的文章，在文思遲滯的我是不行的。無已，姑就我要說的話有條理的或無條理的說出來。
近來我對於言論界的職任及性質漸漸清楚。也許我一時所見是錯誤的，然而我實在還未老，不必裝起老成的架子，將來升官或入研究系時再來更正我的主張不遲。
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這也是祝莽原恭維《莽原》的話，因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諸位先生當然很願意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至少總不願意以“紳士”“學者”自居，因為學者所記得的是他的臉孔，而我們似乎沒有時間顧到這一層。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是他們自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 頭一樣想到的還是拿起手鏡照一 照看他的假鬍鬚還在乎，金牙齒沒掉么，雪花膏未塗污乎，至於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膚也，嗚呼學者！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衝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臉孔者則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真理，於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於是“架子”，木腳，木腿來了。
就是一副銀腿銀腳也要覺得討厭，何況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論真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以上帝為重於真理者，必以教會為重於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為重於教會，而終必以自身為重於其特別教門。
就是學者斤斤於其所謂學者態度，所以失其所謂學者，而去真理一萬八千里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
學者說講道德，士風，而每每說到自己臉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風將來也非由土匪來講不可。
一人不敢說我們要說的話，不敢維持我們良心上要維持的主張，這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那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自己無貫徹強毅主張，倚門賣笑，雙方討好，不必說真理招呼不來，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見學者臉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比較可以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他們既沒有金牙齒，又沒有假鬍鬚，所以自三層樓上滾下來，比較少顧慮，完膚或者未必完膚，但是骨頭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臉，就使受傷，好起來時，還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卻家裡還有許多老婆，姨太太，上坑老媽，通房丫頭。然而真理並非靠學者供養的，雖然是妒忌，卻不肯說話，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裡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許多要說的話學者不敢說，惟其有許多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學者不敢維持，所以今日的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土匪傻子是顧不到臉孔的，並且也不想將真理販賣給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來大思想家都被當代學者稱為 “土匪”“傻子”過。並且他們的仇敵也都是當代的學者，紳士，君子，碩儒……。自有史以來，學者，紳士，君子，碩儒都是中和穩健，他們的家裡老婆不一，但是他們的一副蠢苯的尊容，則無古今中外東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時也想做學者，等到當代學者夭滅傷亡之時，到那時候，卻要清真理出來登極。但是我們沒有這種狂想，這個時候還遠著呢，我們生於草莽，死於草莽，遙遙在野外莽原，為真理喝彩，祝真理萬歲，於願足矣。
只不要投降！
十四，十二，二十八。
作品賞析
《祝土匪》一文首先點明題旨。之所以要祝土匪—莽原，是因為它“揭竿作亂”，不顧臉孔。一開篇，作者就明確提出自己願與莽原合作，而很“正人君子”、名流學者處對立地位。作者說“今日為帝國主義作宣傳者乃智識階級自身之一部分人物，而且大多數是比較新派的人物，即所謂出過洋，念過洋文的人爐。（《剪拂集》一二一頁）他把這些人稱為“文妖”。針對這些靠“挪用，借光，販賣”別人貨物起家的文妖，作者自豪地表白自己所說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這正是語絲派的特點。“我們只覺得現在中國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太是沉悶，感到一種不愉快，想說兒句話，所以創辦這種小報”，“發表自己所要說的話”。（《<語絲>發刊詞》）同時，作者順便給當時那些“官”和梁啓超、湯化龍等組織的投機政客集團研究系以諷刺。至此，作者才點出題意。在當時的言論界，“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以“文明批評”“社會批評”為主，肩負“撕去舊社會的假面”重任的莽原社成員，“當然很願意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作者把自己也作為莽原的一員，與只要“臉孔”的紳士學者劃清了界線。
接著，文章對“學者”“紳士”進行剖析。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學者最關心的是他的“臉孔”。而這種“臉孔”，正如魯迅所說的“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面子’是‘園機活法’，善於變化，於是就和‘不要臉’棍起來了。”（《且介亭雜文·說“面子”》）這真是一針見血地揭出了那些只要“臉孔”的學者的本質。為了“臉孔”，學者忘記了真理。他們“一方面講革命，一方面正在與舊勢力妥洽”（《剪拂集》九六頁）為了“臉孔”，他們折斷骨頭，無以自立，屈服於權勢，不敢說心裡說的話，不敢維持自己良心上要維持的主張而是“倚門賣笑，雙方討好。”這不是同婊子那樣不要臉嗎？學者的這種圓滑世故，隨機應變的“臉孔”，跟真理可謂相差十萬八千里。真理有知，見了學者這樣的臉孔，怎能不退避三舍呢？
繼之，讚頌土匪敢于堅持真理的情神。意在對一切專斷與卑劣進行反杭的土匪，對權勢者、大人物，不僅不去奉承阿訣，揖讓叩頭，而且還用他那尖銳鋒利的筆，去戳破學者的假臉，使其醜惡的本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卞。因為上匪信奉真理，堅信真理，所以無須假裝門面，以保臉孔。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們不象學者那樣折中、調和，也不象學者那樣含胡、吞吐，而是態度堅決，旗幟鮮明，說自己心裡要說的話，維持自己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正因為如此，“所以今日的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
最後，作者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有史以來的大思想家，都曾被當代的那些德健中和的學者誣衊為“傻子”“土匪”。然而，“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動，由傻子去創造，最後是屬於傻子的。”（魯迅：《在廈門集美學校的演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那豺狼當道，荊棘遍野的黑暗社會裡，“我們生於草莽，死於草莽”，但渴求真理的作者仍以飽滿的熱情，展望未來，“遙遙在野外莽原，為真理喝彩，祝真理萬歲”
《祝土匪》在藝術上的特點，一是對比。“為了獲得更大的說服力，他必須把他所擁護的思想和他所仇恨的思想並列起來”。（高爾基語）作者巧妙地把土匪的不講臉孔，不裝假面，不折骨頭，不揖讓叩頭，與學者的只顧臉孔，假裝鬍鬚，折斷骨頭，倚門賣笑等“並列”起來，使我們從這對比中，看清了作者鮮明的褒貶和政治傾向。二是幽默。林語堂回憶說“父親是無可救藥的樂天派，感覺靈敏，想像力有瀟強，而且十分幽默”。（《八十自敘》）作者幼時很受他父親這種思想性格的影響，形成一種幽默的氣質。後來，去歐美留學，他對英國隨筆的幽默十分欣賞。一九二三年回國，他最先提出把英文。盯譯成幽默，並身體力行，積極提倡。為此，他在作文時，很講省藝怎樣把話說得詼諧幽默，令人發笑，在笑聲中寄離著自己的愛增。如“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卻家裡還有許多老婆……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裡的老婆，不是真理”。這風趣而又辛辣的言詞，蘊含著對學者的譏刺和否定。這種對於幽歇的美筍追求，使林語堂的散文在藝術上形成一種鮮明的風格。可惜，到了三十年代，他的這種語含譏刺的幽默，竟倒退為“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成了麻痹人們革命鬥志，為反動當局效勞的東西了。三，娓語式的筆調。《祝土匪》象雜文似的具有濃烈的論戰色彩。可是作者沒有劍拔弩張地擺開陣勢，也沒有慷慨激昂的批駁言詞，而是象跟老朋友促膝談心，心平氣和，娓娓道來。如文章的開篇，似乎不是在寫文章，而是在和你聊天，閒適、親切、自然。“這種風格的秘訣，就是把讀者引為知己，向他說真心話，就猶如對老朋友所欲言毫不避諱什麼一樣。”（林語堂自傳《八十自敘》）四，平實的語言。作者所用的大都是活在人們口頭上的平常話。如“沒工夫也得擠，所要者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於成文妖”。沒有艷麗的辭藻，也沒有奇特的句式，平平常常，朴仆素素，看似漫不經心，隨手拈來，其實，作者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它寓奇於平，以平常的話，說出深刻的理。林語堂的散文，有意選擇這平實樸素的語占，以與詼諧的幽默和娓語式的筆調相和諧，以形成一種獨特的藝術風貌。
作者簡介
“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是林語堂畢生的座右銘。林語堂的生前身後都以一位文化名人的形象蜚聲海內外，其最為人稱道處莫過於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林語堂既熟稔西方的哲理，又醉心於儒學倫理思想的現實主義內容和道學人生態度的理想主義精神，學識廣博，兼收並蓄。小說《京華煙雲》、傳記《蘇東坡傳》、散文《生活的藝術》讀來情趣活潑，灑脫幽默，內里又有一種返璞歸真、悲天憫人的襟懷，自成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