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矽谷

社會矽谷是一個社會學辭彙，針對的是社會創新的問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社會矽谷
• 外文名：Social Silicon Valley
• 辭彙類別：社會學辭彙
• 針對方向：社會創新的問題

內容提要：社會創新是為滿足社會需求而進行的創造性行動和服務。近年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環境污染、酗酒等社會問題的日益嚴重，社會創新已迫在眉睫。儘管社會創新時有發生，但較之於商業創新和科技創新，人們對這方面的研究卻較少。本文緊緊圍繞社會創新的概念、發展簡史、動力和過程等展開討論，並把將要發動起各種資源和能量以推動社會創新的機構喻為“社會矽谷”（Social Silicon Valley）。

社會創新成新趨勢 關鍵字：社會創新 社會問題 社會矽谷

一、社會創新是什麼？

社會創新的定義。創新總是被賦予複雜的定義。我們傾向於使用簡單的定義——可以實踐的新想法。這使得創新區別於“提高”——單純的增長性變化；區別於創造力和發明——創新的重要部分但忽略了執行過程中的努力和讓想法產生作用的模式擴散。

社會矽谷

社會矽谷

社會創新是指為了滿足社會需求而進行的且大多將會在一些社會機構進行模式擴散的創造性行動和服務。而商業創新主要為更大利潤所驅動，並且多在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機構中擴散。當然，也有很多介於兩者之間的情況，比如遠程學習首先在社會機構中產生而後成為一種商業模式；再如盈利性組織發明新方式幫助殘疾人進入工作領域。這些實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起點。

我們的興趣集中於社會創新，將主要研究那些可複製的項目或機構模式。社會性創新項目的一個很好的實例是行為認知療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的傳播。aaron beck在1960年代提出這種療法，1970年代它得到了經驗性驗證，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通過專業和政策網路得以傳播。社會性創新機構的一個很好的實例是《大問題》，以及其他無家可歸者的銷售雜誌網路，和諸如無家可歸者世界盃等其他衍生項目。

一個需求都被滿足的穩定的社會是不需要創新的。當社會問題越發嚴重，且當前的系統不再有效時，社會創新便迫在眉睫。正如偉大的維多利亞歷史學家lord macauley所說：因為不滿永遠存在，所以我們總在進步。不滿是創新的一個驅動力。另一個驅動力，便是對現實存在和理想狀態的感知——人們需要什麼，以及他們從政府，企業和非盈利組織那裡得到了什麼。

這裡，我們列舉一些亟需社會創新的領域：

·人口老齡化需要有新形式去組織養老金、護理、互助、住房、城市設計、移動性，以及改善孤獨狀況的新方法。

·不同城市不同國家之間差異性不斷增長，我們需要通過創新的方式組織學校教育、語言學習和住房，來避免衝突和互相憎恨。

·關節炎、抑鬱症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發生率增長，一些急性病（比如癌症和心臟病）變成了慢性病。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認識到社會組織在其中的作用將不亞於醫療部門。

·一定程度上由富裕引起的行為問題正在變得嚴重，如肥胖、不良飲食習慣、嗜酒、吸毒和賭博。沒有什麼傳統的方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青少年向成人過渡時期的困難——如何幫助青少年更加成功地向更穩定的事業、關係和生活方式邁進。

·犯罪和懲罰措施——在一些國家（比如英國）大多是服刑過的罪犯在釋放後兩年內還會再犯，這是一個嚴重的體制失敗。
·gdp不斷增長和幸福感增長停滯之間的矛盾。

·氣候變化帶來了挑戰——如何重新組建城市、交通系統和住房體系，以大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適應氣候帶來的不可逆轉的變化。

在上述的每個領域，現有的模式都無法解決問題。很多時候，那些解決方法缺乏彈性和想像力。它們也許適用於過去的問題，或者為既得利益者所堅持。它們也許為那些已經過時而無力的機構提供。結果便是更多的人在承受本可以不承受的痛苦。

社會創新日益重要。在過去20多年中，對社會企業和社會企業家精神的理解和此領域的實踐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同時也促生了一些基金會和捐款（比如unltd and impetus），提供支持或培訓的網路，以及新型的法律機構。基金會開始更加綜合地考量他們對社會變革的影響，新一代熟悉商業創新的慈善家們也開始尋找對社會項目更加有效的投資方式，而不局限於過去家長式的不成系統的投資方式。

這裡我們在原有進步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和發展，對於社會如何自我更新 ，我們將不僅考察社會企業，還將更加廣泛地研究在非營利組織、公共部門、社會運動和市場中的社會創新。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具有實際意義的——在本文的結論部分，我們將給出可以採取的步驟，去更廣泛地促進社會創新，解決未決的社會問題。同時我們也希望研究可以使得人們對這個充滿了各種故事和片斷而又缺乏系統研究的領域有更好的理解和反思。

我們認為發展社會創新迫在眉睫——它是目前最緊迫的工作之一。我們現有的解決方法越來越不能解決不斷出現的社會問題。我們急需在每個領域通過社會創新解決問題，而在問題非常緊迫的領域（從多樣化到矛盾，從氣候變化到心理疾病），現有方法無法解決問題的領域（從傳統的選舉式民主到對犯罪的公正裁決），新的可能未被充分開發的領域（如移動科技和開源途徑）更是如此。

在未來的20年內，國民經濟的長足增長很有可能出現在健康、教育和護理者這些占據國內生產總值更多份額的領域，而不是汽車、通訊和鋼鐵。商業的、志願的、或是公共機構向這些成長中的社會部門提供服務，公共政策在這些部門扮演重要角色，這些部門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共創價值。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傳統商業創新模式的作用是有限的，未來幾十年中更加重要的創新將會在社會部門中出現而不是在諸如信息科技或者保險的商業部門。

二、社會創新簡史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無數的社會創新從邊緣走進了主流如，貿易合作和聯盟的發明和擴展，早期的行業協會模式經過激烈的改型適應了19世紀工業化社會中的嚴酷工廠環境；對疾病和貧窮的聯合保險模式從社區的自發組織擴散到州和國家；19世紀大學新模式是在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模式基礎上改型以適應現代工業社會的要求後得到擴散； friedrich froebel在1937年創建的幼稚園經過發展成為更加成熟的幼稚園形式；源於對足球和曲棍球等運動的全球性喜愛則催生了運動俱樂部的。

在某些時期，市民社會為社會創新提供了最大的動力。19世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同時還伴隨著眾多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新的湧現：互助行動、微型貸款、建築行會、合作機制、貿易聯盟、讀書俱樂部，以及具有慈善精神的商業領袖開創的示範性社區和學校。在19世紀和20世紀，英國創造了最具影響力的兒童護理模式、住房模式、社區發展（愛德華式住宅群the Edwardian settlement）和社會關懷（比如英國的rowntree基金會）。

有些時候，社會創新由社會運動驅動。這種類型的第一例，就是18世紀晚期英國的反蓄奴運動，那次運動創造了我們現在商業活動形式的絕大多數：公眾會員制、遊行、請願、標語和口號。在1960與1970年代，社會運動的主題主要是生態、女權和公民權力，這些運動催生了在政府，商業市場和非盈利組織中的許多創新。有時，有些特定的事件會激發創新。在英國，1960年代一個叫做“凱西回家來”的關於無家可歸者的電視節目催生了一個非盈利庇護所，和40年以來為無家可歸者提供庇護的運動。

在其他一些時期，政府在社會創新中起主導作用，比如在1945年後民主政府構建福利系統，學校教育系統，和各種諸如為農民服務的貸款銀行和成人大學學習網路這樣的機構。（在這個時期，很多人也同時發現，民間機構和慈善機構地域狹隘，有家長式作風，且效率低下，無法滿足社會要求。）

社會創新從來就不局限於社會政策。在19世紀的蘇格蘭，羅伯特·歐文嘗試從他的lanarkshire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和經濟體。而後，成功的創新也出現在銀行業（世界上最高負債率的銀行rabobank就是一例），其他多種行業（西班牙的mondragon就是一個僱傭了8000多人的合作社聯盟），在一些公共設施建設行業（比如英國成功私有化後成為以信託基金方式管理的公共設施——威爾斯水氣站）。在很多國家，農業、零售業和金融的一些重要股份都採取了信託基金的形式，使得社會目的和經濟目的得以統一。在媒體領域也有創新：從19世紀通過社區廣播和電視網路傳播的貿易聯盟報紙，到韓國的Ohmynews這種新媒體形式（通過嚴格而開放的制度鼓勵民眾參與網路新聞采寫，這也許是近十年來媒體領域最重要的商業模式創新）。

宗教在匯聚想法，發展社會創新方面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從南丁格爾到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創建新型醫療設備的黑人信仰先鋒mary seacol，到為20世紀的社會創新掃清障礙的維多利亞式住宅群（Victorian settlements）。在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是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而在美國，黑人教堂是民權運動、微型貸款、互利福利甚至最近的收養政策的推動者。最近出現的一些非常投入的穆斯林非贏利組織，則掀起一股新浪潮。

回顧歷史，我們很難發現在某個領域社會創新沒有起到重要作用的，如汽車的使用推廣不僅由燃氣發動機技術和現代化生產線推動，還得益於一系列的社會創新：駕校，道路標記和使用公約、車庫、交警和限速牌，還有最近的擁塞收費系統（congestion charging systems）。

三、社會創新的動力

英雄式個人

最初，社會變革被描繪為被一小群精力充沛而缺乏耐心的英雄式人物所驅動。歷史中有很多關於他們如何重建世界，說服和引誘懶惰膽小的大眾接受變革。羅伯特·歐文、奧太維婭 ·希爾和麥可·楊就是三個這種歷史記錄的主角。

誕生於工業革命伊始（1771年）的羅伯特·歐文是18世紀最重要的社會改革家，儘管對此人們頗有爭議。在世紀之交，他在new lanark創建了四家絲綢工廠，並且決定通過這四家企業他不但要追求利潤，而且要改變世界。他堅信“人性本善，但常為惡劣環境玷污”，他將所管理的棉花社區建設成了一個示範性社區。當他最初在new lanark工作時，那裡有些5歲的孩子每天在絲綢作坊里工作13小時。他停止僱傭10歲以下的孩子，並且把他們送去新建立的學校或託兒所 ，同時讓那些大孩子一邊工作一邊讀中學。除了建立學校以外，他還建立了為工作的母親提供的託兒所、免費醫療護理和綜合性學校，包括夜讀班。那裡還出現了音樂會、五道表演、音樂製作和優美的風景區。他的做法吸引了世界上很多人的模仿，他在新型合作社和互助社運動方面有重要影響，同時也為現代管理理論做出了貢獻。

19世紀出現了更多的社會創新者。一個很好的例子便是1838年出生的奧太維婭·希爾。他的父親是羅伯特·歐文的追隨者，她從小就開始廣泛接觸各種進步思想家。在1864年，ruskin在天堂廣場那個臭名昭著的貧民窟買了3棟樓房，把它們交給奧太維婭·希爾管理。他們的目標是“使得居住有尊嚴和家庭生活快樂”，通過她的決心、人格和能力使得那些貧困地區轉化為至少可以忍受的和諧社區。社區儀式場所包括會議廳、存錢俱樂部，民主活動也被鼓勵開展。她的這些培訓和活動項目為當代的物業管理奠定了基礎，也為後來的horace 街道信託的創建打下基礎——為物業管理協會作了很好的示範。奧太維婭·希爾是倫敦綠化帶的最早倡導者，發起了“軍隊學生力量”以團結青少年的力量，發起創建公園使得醫院周圍變得美麗，她還在1895年創建了國民信託，這大概是世界 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處理遺產的機構，而它現在已經有了34萬多會員。

麥可·楊（楊氏基金會就是根據他而命名）是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創新者之一。他生於1915年，他的經歷和貢獻使得他的故事看起來複雜而充滿閃光點。1945年，作為英國工黨的研究帶頭人，他幫助建立了福利系統，目睹政府在改變人們生活方面的力量——從諸如國民健康計畫到綜合福利制度這樣的激進社會創新。他開始關注是否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過於強大的角色，於是搬到了倫敦東區，開始探索一種新的嘗試。他的嘗試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同時他還寫了一系列的暢銷書，改變了人們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看法，如城市規劃、教育問題（如何高效地擴大受教育機會），以及貧窮問題。他還開創性地提出了在私有市場和公共服務領域賦予公眾和消費者更多力量的想法：英國國民健康計畫、課外俱樂部的發展，以及社區議會計畫。無論如何，對於我們而言，他的主要貢獻在於創建了新型機構和模式。這其中一共有60個獨立的組織，包括開放大學、消費者協會、語言熱線、特別教育和開放藝術學院。有些引發了學術界的正式研究，另外一些則成為人們在街頭巷尾談論的關於解決社會疑難問題的熱門話題。

這些個人都是英國歷史上的傑出人物。他們同時具有傳播觀點的強說服力和使得事情發生的實際能力。世界上有很多類似的社會創新者，這些社會創新機構的領袖中有政治家、官員、學者、商人，還有非盈利機構運作者。

此外，也有很多不那么出名但同樣具有很大影響力的人， david bonstein在《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對此作了講述，如遍及全印度的旨在幫助街頭兒童的全天候兒童熱線和其項目領袖jeroo billimoria，巴西associacao saude crianca rensacer的創始人vera cordeiro，taddy blecher和他創建的社區與個人發展協會（cida）城市校區（這是南非第一個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為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費的商科教育），以及karen tse和他創建的國際公正之橋。

通過社會運動發生的社會創新

如果我們考察社會運動在上半個世紀具有的影響力，個人就會變得不那么重要了而且融入到大的社會背景中去。影響力深遠的社會運動，諸如女權運動和環保運動，都吸引了上百萬人和許多學術界以及機構領袖。謙虛的他們大多會發現，他們在一邊跟隨和傳遞著公眾的認識，一邊扮演著引領者的角色。

就像那些創新者們所經歷的那樣，這些運動大多產生於意見分歧。但是具體情節卻非常不同。比如，環保主義思想來源於很多渠道。早在19世紀，該運動的先驅誕生，其中包括：保護森林，尤其是生物多樣性；還有更加政治化一些的運動，反對大公司對環境的污染，以及為受害者索賠；更加直接的一些運動，比如綠色和平和全世界範圍很多其他對個體領袖持懷疑態度的綠色組織。環保主義催生了很多社會創新，從城市資源循環利用到社區所有的風能農場。今天，環保主義不僅成了大公司企業文化的一部分（bp等一些公司嘗試更大比例地使用可再生資源），而且還是有機食品和家用肥料企業和市政府等機構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比如相當多的美國市長就曾表示他們對京都議定書的支持；地球之友這樣的組織也提倡環保主義）。

女權主義也是一些思想的匯流。在西方，它根植於18世紀的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婦女共和俱樂部的人本思想，最後演化成了一個包含很多方面意義的運動，其中有文化意義（為一些先鋒所推進，如emmeline pankhurst, simone de beauvoir 和Germaine greer），政治意義（紐西蘭是第一個成年婦女享有選舉權的國家，它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這方面一直領先於德國、美國、法國和英國），以及經濟意義（在勞動力市場中女性開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很多想法通過法規透明化：治理挪威的工黨最近頒布法案要求大公司董事會的40 % 必須是女性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殘疾人權利也是在制定法規、僱傭行為和公共政策方面仍有重要影響力的一系列有力的想法，這些想法同時對大眾文化產生影響——那些陳舊的思維方法曾經為大眾接受，後來就開始阻礙社會進步。在1979 年的美國，給殘疾人強行消毒還是合法的。在接下來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殘疾人保護運動變得越發軍事化：那些服務殘疾人的志願組織通過激烈的戰鬥占領掌控那些帶有家長式作風的非營利組織。多虧了他們的戰鬥，新法規保證了殘疾人雇員的權利，也促成了很多科技創新的努力：比如1972年在加州伯克利地區由殘疾人活動家創建的“獨立生活中心”，以及諸如文字電話、聲音識別系統、語音合成技術和讀屏器等科技發明。

這些運動都改變了世界，而有趣的是，它們也同時顯示了對個人在創新中扮演的角色的懷疑態度。相信社會運動能帶來創新的人們會認為，社會進步源於某幾個傑出個體的智慧是一個時代錯誤，一個屬於民主社會之前低級社會階段的錯誤。同時，這些運動都注重實效——它們使得人們更有力量去自己解決問題，而不是等著政府或者是英雄人物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四、社會創新如何發生：令人不安的比喻——蜜蜂和大樹

從不同角度對社會創新的描述——無論是個人為主導還是社會運動為主導，都提供了有見地的洞察。每個角度都強調了社會創新的文化背景——一種融合了各種諸如排他、憎恨、激情和投入等情感而促進社會創新的文化背景。每個角度都證實，社會創新走的是“之”字路線，早期在一小群人中緩慢發展，緊接著是一小群堅決擁護者努力下的迅速發展，隨後則是成熟和沉澱的緩慢過程。

每個角度都強調了想法的重要性——事情如何可以變得更好的前瞻性視角。每一個成功的社會創新者或社會運動都是首先在很多人的腦中種下了新想法的種子。從長期來看，想法的力量是超過某個個體或運動的；當然，正如凱恩斯所述：“世界還是由少數人領導的。”

但是，任何一個單獨的故事都無法否認社會變革的複雜性。變革從來都是在一些勇敢的人願意冒風險提出自己的主張時才有可能發生。領導力即使在最平等和最民主的運動中都是舉足輕重的。但是，也是社會變革本身的意義使得人們捨棄舊習慣。即使是偉大的宗教先知也只是發起一種偉大的宗教，隨後即由偉大的組織者、福音傳道者和軍事征服者集中精力在思想的基礎上創建出偉大的組織。

矽谷成為全球創新的標本

矽谷成為全球創新的標本

接下來我們將具體分析社會創新一般會經歷的階段——發生和傳播直至想法有了切實的行動主體——而其中個體和社會運動都有可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然後我們將講述在某些變革和創新中，某些步驟也可以是不完整的。

在每個階段，我們都會表明，新想法都必須得到支持才會得以生存。他們需要的支持包括：其他人的激情和投入、必要的投資等等。換句話說，社會變革依靠我們可以成為“蜜蜂”和“大樹”兩方面的聯盟：蜜蜂是有新想法的個體和小組織，他們行動迅速而富有彈性；大樹則是諸如政府，公司和非營利組織的大機構，它們的創造力有限，但是卻在執行力、持久力和事情發生的根基方面占有優勢，他們彼此需要。

通過理解需求和發現潛在解決方案來聚集想法

社會創新起始於發現一些未被解決的社會問題有可能通過新方法解決。有時，社會需要是極其明顯的，比如飢餓、無家可歸和疾病。但有時需要不是那么明顯，例如防止家庭暴力或種族主義，這些需要社會運動來發掘並且描述。

需求通過多種方式為公眾認識——通過憤怒的個體或群體，社會和政治運動，或者是密切的觀察。它們也許產生於非正式的社會運動，宗教運動（例如大赦年債務運動），現有的志願性組織（例如rnid開始的數碼助聽設備），個體社會企業家（例如奧科維亞·希爾的國民信託和先鋒職業療法），或者是人群整體改變（例如語言熱線的創建以滿足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人群）。
一些最好的社會創新者會發現未被市場和政府解決的問題。他們總是擅長講述和傾聽，深入事物表面發現問題以理解人們的需求、不滿和衝突。同情心是起點，為他們的家人或者朋友解除痛苦則是他們力量的源泉。

一些最有效的鼓勵社會創新的方法是相信人們是他們自己生活的最好詮釋者，也是他們問題的最佳解決者。如果想要找到改善慢性病狀況或青少年之間關係疏遠問題的好方法，最好先看看那些人們是如何自己解決問題的。再就是看看人們是如何面對困難解決問題的——一個出獄的人或者沒有任何資歷的18歲青年到底是如何找到工作的。“尋找例外”——那些一般人可能無法解決的問題——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一些途徑是如何比現有最佳方案更節省成本。

需求和新的可能性結合起來。新的可能也許是技術方面的——比如利用電話支持前線員工，利用數位電視加強社區，或者利用人工智慧引導家庭法，就像是在澳大利亞的維多利亞。確實，網際網路正在聚集很多將在社會領域有重大影響的商業模式（楊氏基金會就通過“開放商業網路”收集了很多新型商業模式）。

其他可能性則可能來自於新型組織結構，比如最近在英國創建的社區利息公司，或者在全球發展中越來越多使用到的特殊用途交通工具。可能性還會來自新知識的獲得，比如新近的研究早期教育發展對未來機會的重要影響。創新者一般有開闊的視野，而且善於發現看起來並不明顯相關的方法如何聯繫起來解決問題。

很少有想法一開始就非常完善。創新者需要經常嘗試，並且在實踐中調試和修改方案。不斷修改似乎在所有創新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包括試驗犯錯和承擔風險——只有在回憶時才會覺得是理性和經過計畫的。

新想法也很少在本質上是完全新的。在很多時候，它們是將原先看起來不相關的想法組合了起來。創造性的組合有健康診斷熱線（組合了電話、護士和診斷軟體）、無家可歸者賣的雜誌、同性戀權利和婚姻、動物權利保護、通過適用刷卡機實現火車站和汽車站附近的大規模腳踏車租借。很多新想法都是跨越了學科和部門（比如50%的公共部門創新現在看來被認為是跨越組織邊界的）。

一些組織利用常規的創造力激發方法去開發更多可能性。包括edward de bono發明的方法，比如設計公司IDEO。他們的目的均在於解放人們的思想，讓他們更加自由地思考，發現更多的新模式。其中有一些方法很能激發創造力——比如，讓設計者和模式發展者面對最難應付的客戶，或者最難解決的問題，激發他們從更多方面想出解決方案。

創造力還可以為不斷累積的他人的想法所激發。 nicholas albery，麥可·楊的一個長期合作者，在1985年成立了社會創新機構，定期出版書籍以記錄社會創新和這方面的視野發展；在1995年，他幫助創建了全球創新想法銀行（global ideas bank）——一個積累想法和經驗的豐富線上資源。
在某些情況下，一些想法會得到市場的認可。比如innocentive公司為通過可行方法解決問題的創新者提供現金獎勵。他們的行動基於這樣的假設：在同一個社區或者臨近地區這樣相似體系下的問題很有可能已經得到解決。

每個社會都會錯過很多可能的社會創新。有些想法甚至從來沒有走出廚房或者酒吧；很多則是有了一個簡單的組織模型，卻因熱情減弱或發現想法並不是很好而漸漸失去力量。但是成功的關鍵在於保證有足夠多的選擇。正如諾貝爾和平獎和化學獎獲得者 linus pauling觀察的，“得到好想法的方法就是有足夠多的想法去扔掉不好的想法而選擇出好想法”。

發展想法→形成模式→開始實踐

社會創新的第二步，就是選擇一個好想法然後在實踐中試驗。大多數想法剛剛接觸現實就會流產。但是他們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發展和提高。市場調研或者書面分析也許可以給社會創新帶來啟發，但是人們總是通過發展想法，形成模式，並且在此過程中聚攏熱情而獲得更加迅速的進步。

社會創新總是在早期被實踐。因為那些創新者總是有很高的驅動力，並且沒有耐性等待政府或者專業人士出來解決問題。那種總是試圖加速他們的工作進展推進革命發生的經歷和榜樣的力量都至少會和書面的論文或者主張一樣有說服力。比如麥可·楊就總是非常迅速地創建某個孵化性組織，而不是等著詳細的商業計畫和分析。

可以快速形成可行模式的重要原因就是一個創新在開始起作用之前都要經過很多次嘗試。首批“產品”總是有缺陷的。國民健康體系用了40年將不可能的夢想變為現實；收音機的誕生用了十年時間（它的早期設計者錯誤地估計用戶會用它來給朋友和家人傳送信息，就像使用電話那樣）；維基百科開始時也曾經歷失敗。

現在人們有更多的方法幫助創新想法在真實環境或有一定保護條件的環境中形成模式，發展壯大和試驗新想法，這些是介於真實世界和試驗室之間的方法。慈善家和基金會手頭的閒置資金對於新想法的階段性進展會有關鍵作用。政府也在通過更多的實踐，路徑尋找和試驗來更加謹慎地提供幫助。孵化器這個在商業領域常見的工具在社會部門和非盈利組織也在得到運用，雖然其中的行動和理解有待進一步加強。在商業領域，諸如三維印刷機的很多發明加速了想法形成模式的過程，而在社會領域，很多類似的方法正在發展，它們可以更加清楚地表達想法從而使之更快地得到發展。

規劃社會創新 評估而後擴大規模並且擴散好模式

當一個想法可以在實踐中證實可行，並且有繼續成長的可能，我們就可以開始社會創新的第三步——通過有機成長、複製、實施和加盟擴張來實現進一步的成長。讓一個好想法在實踐中擴大規模需要戰略和具有整合力的規劃，同時還需要有調配資源，發現整個過程中的關鍵問題，通過攻克關鍵障礙來解決問題。“蜜蜂”需要找到支持的“大樹”以獲得力量並使事情做大。這同時就需要通過規範的方法說服潛在支持者，包括投資評估、影響力評估或者更新的方法去判斷投資的社會收益或綜合價值。溝通在這個階段很關鍵。社會創新者們需要通過具有感染力的勇氣和注重實效的堅持來引發和影響支持者的想像力。一個好名字，同時有品牌、身份和故事，會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些社會創新隨著產生它們的組織發展得到傳播。

社會創新的成長過程正在加速。有了網路，創新可以得到很快的傳播，當人們可以將創新以規模經濟的低成本在全國或者更大規模傳播時確實沒有多少必要將創新的試驗和形成規模限制在某一個地區。幾乎為零的邊際成本加快了成長，但是同時也加速了下降和消失的過程。

楊氏基金會的一個項目就很好地顯示了為何社會創新難以複製（以及找到更加有效策略控制規模）。社會得以複製有兩個前提：一是有利的環境（比如一個服務的買方市場，或者政府可以提供基金或契約），二是組織成長的能力。這兩者對於社會創新來說都是難能可貴的。也許需要數十年時間有利的生長環境才會形成——說服消費者和公眾機構接受某種新產品。

在慈善機構和社會企業，那些在早期頗有貢獻的創建者無法在組織成長和鞏固的過程中總是具有必需的所有技能和態度，（這也就是過於獨斷的管理方式會在這個領域阻礙組織發展的一個原因）。創建者經常過長地居於管理中心，而投資者和股東們沒有施加充分的壓力要求變化。比較而言，在早期快速發展的商業組織總是涉及無情的管理層變更。確實，每個領域的成長都在於對創建者的超越。所以明智的創建者總是設計極富挑戰和競爭的良好接班人選拔機制（很少有人留在管理層超過10年的）。這個規律也同樣適用於其他一些機構，比如都是在後期超越了它們的創建人而走向全球的社會機構。

在商業中，微軟、寶潔，或者亞馬遜這樣的公司都告訴人們，初期通過激烈創新打開市場局面的那些先鋒領袖幾乎在公司擴大規模和繼續成長階段同樣起到巨大作用。通過激烈創新打開市場局面階段和組織成長鞏固階段所需要的技能和眼界不僅不同且有些互斥。大公司總是長於把新想法帶進大眾市場中去；而它們也認識到，激烈的產品創新應該由新興公司去做，而它們把精力集中在鞏固市場，整合公司資源，或通過頒發許可支持那些它們看好的項目。

矽谷標誌

矽谷標誌

學習和發展

社會創新的第四個階段就是學習和適應，為組織確定也許不同於創建者預期的形式。經驗也許會帶來意料之外的結果或套用。在競爭市場或公共部門中，人們對學習如何發展有較為完善的理解。諸如健康合作計畫那樣的新模式（被英國國民健康計畫用來促進在癌症和基礎護理方面的創新和實踐）和有明確範圍界定的研究團體（用途在於諸如為一些大城市分析城市交通戰略）幫助創新和提高可以運用在相對保守的傳統領域。

這同時也充分說明創新的不同階段都在於各種形式的學習，而不是某個天才孤軍奮戰。相反，想法總是始於創建者未能思考完全的可能性。它們總是在更多的想法在實踐中被試驗直到更好的方法被找到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明晰和有條理。這個過程涉及圍繞幾個最容易溝通的核心原則和想法進行鞏固發展。當想法在新環境中實施後它便前進了一步，在機構中又進行了一次新的學習從而得到發展直至更好的方法被找到。

有些機構在保持創新動力方面做得很好，他們不會陷入某個市場或形式中而無力進步。比如澳大利亞的薩馬利亞組織（the Samaritans）成長為一個福利服務的提供者；英國的ect集團從一個社區交通組織發展成為一個道路可再利用廢物回收服務的主要供應者，並且現在在向健康領域發展。總體上說，大些的機構更有消化的能力——學習和發展，而小組織則通過它們的成員在適當的網路中學習技能而得到能力提高。

五、社會創新從哪裡開始？

對創新的線性描述為思考變革提供了很有用的框架。但是同時我們應該清楚，很多階段並不是連貫的。有時，行動先於理解。有時實踐促進了想法的產生。在每個階段之間都有反饋和改進這個循環，這使得真實環境中的社會創新更像是多重螺旋而不是線性的。不同部門會有不同的發展模式。真實環境中的創新是一個發現的過程，這其中想法總是會有改進和變化，甚至有時會出現在不同部門。比如，減少肥胖的創新模式可以是納稅人付費的公共健康項目，也可以是諸如“體重管家”( weightwatchers) 這樣的自助性商業機構。

社會機構和社會企業

在社會機構（比如慈善協會、社區組織，或非盈利組織）中心，想法多源於某個人、某社區問題或激情所在。新模式的實驗總是在確保了慈善家或捐款人的資金到位後才小心謹慎地在本地區開展。在其他部門，發展新的社會模式總是需要更多的時間，因為這個過程涉及更複雜的聯盟或合作關係以及經濟基礎，雖然他們中的一些成功者最終可以通過成長或被模仿而得以複製。一些好例子包括：格勒姆銀行，barnardos australia兒童案例管理系統。社區土地銀行是另一個例子，它開始於印度，後傳到美國，而後成為一個全球利用的模式。網路的力量也加快了社會組織創建速度。mysociety.org創建的誓言銀行發明了一個有力的工具使得不同團體可以一起努力，促進一個事業的發展。為社會企業融資的新來源使得有新想法的個人更容易得到資源有所發展，也使得現有組織更容易獲得資源尋求更大的發展（比如社會企業可以求助於慈善銀行）。也有少數組織致力於在志願性機構鼓勵創新（包括社區行動計畫等等）。

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在政治和民間社會之間發生。總體來說，創新性的社會運動開始於一個小團隊，他們尋找想法一致的聯盟，為憤怒或強烈的希望所激發。他們組織推廣運動，進而試圖展現社會運動成功的四要素：意義重大、力量聯合、人數眾多和投入深入。州立政府可以在其中起很大的作用：幫助或者阻礙他們成功。爭取平等機會的運動從1960年代激進的邊緣群體到主流商業思想都有助於法規的產生。

政治和政府

政治家和政壇活躍人士推進新想法的發展，是為推進他們自己的信仰，而部分是為獲得政治優勢——更多的公眾支持和更大的利得和保持權利的可能。他們在黨內不同部門中，報紙文章中和會議遊說上推廣努力使得他們的想法進入黨內項目和報紙，部長演講和項目中，隨後進入立法和採購項目中。比如，推廣要求採用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材料的建築條例，社區公車服務，或者無家可歸青少年的庇護所，都是以政治為最佳途逕取得變革，即使這些服務都是非贏利組織運作的。

規模的擴大通過新機構和支出項目得以實現。一個很好的鼓勵公共創新的例子是在州和紐約城市之間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支持法庭創新，幫助發展、實驗和評估對司法和減少犯罪方面的新方法。

市場

商業市場也可以是促進社會創新的有效途徑。持續的社會創新通過商業市場從邊緣走到了主流文化。這種創新多開端於某些熱情支持者在一個幾乎像是禮品經濟（gift economy）中生產和消費。而後隨著市場成長， 熱情支持者可以在他們的圈子裡成立一些小公司，有時得到一些帶有一定使命的投資。在後期，由於發現這個市場確實有利可圖，更多主流投資者開始進入；於是在最後一個階段，曾經的邊緣成為了主流市場中的大公司，並且開始通過擴大規模提高物流和市場能力來形成可複製的模式。

這種類型的實例包括公平貿易的傳播發展：它從一個為教堂和貿易聯盟支持的激進運動，發展成為一個最具廣泛意義的市場的主流。這種思想主流化的過程有時是高度不明確的（雀巢公司在2005年投入市場的支持公平貿易的一系列產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另一個例子就是lunix開源軟體的傳播，它在十年內從電腦產業的邊緣成為網路時代支柱性技術和微軟越發強勁的對手。鳳凰城大學是一個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公共部門和非贏利機構的有趣例子（還包括開放大學）——效仿他們的做法並且變成了成功的可以迅速擴大規模的商業模式。

市場本身也有很多重要的社會創新。這其中包括新型的商業模式（比如丹麥的mandag morgan綜合利用了時事通訊、智囊團、論壇和諮詢的方法）和新市場（比如現在倫敦東部正在形成規模的不同的電子市場）。

有不少的公司引領了社會變革而不是追隨它。body shop是一個綜合了社會使命和商業目的的一個傑出範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總是離核心商業運作的目的有一定距離。無論如何，組織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可以鼓勵真正激進的方法產生，將富於創新的商業思維運用到解決社會問題中。像bp，tnt或Salesforce那樣的公司總是非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員工的志願經歷，和運用企業資源的創新方式。但是雖然有著這些商業技能在社會部門的貢獻，很少有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真正在健康、教育或福利這樣的大部門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一個原因可能在於為了使得企業社會責任項目有吸引力，那些大企業大投入較多，這使得他們的模式難以在資金較為緊張的公共部門開展。最有用的社會創新模式總是和核心商業活動緊密相連，所以它們的目的對企業獲利能力的直接影響，多過於對企業聲譽的間接影響。

學術界

新模式有時在大學中發展，在學術領域得以討論，然後付諸實踐並且在模式擴散之前加以評估。為了取得成功，他們必須展示一個會被承認的前景，發動那些腦力勞動者，比如博士研究生。一些實例包括：為martin seligman運用的幫助青年人避免抑鬱症的認知行動療法；提高社區能力的參與者行動模式；“食物里程”，一個帶來關於本地資源利用新思維的想法；煤炭市場想法，還有哈佛醫學院paul farmer ，他的工作最終創建了“健康夥伴計畫”，並且在海地設計了肺結核社區干預計畫新模式，後為世界衛生組織採納。但是學術界的高山還是缺少培育新想法的機制。在過去的20年裡，學術界推行了技術轉化的有力改革；而他們剛剛開始考慮如何在社會領域取得相同程度的改進。比如通過僱傭社會變革和社會創新方面的領袖，運作社會實驗室或孵化器來連線用戶和創新者，或者是“社會科學公園”。

慈善機構

慈善家在支持創新方面優勢明顯：他們有錢，有強大的網路，並且很少為責任所束縛。19世紀，慈善家在創新方面有很大影響，尤其在為工人創建模範城鎮方面。20世紀，卡耐基、洛克菲勒和福特等基金會為創新模式的提出和發展提供資金和其他支持，減少了貧窮，改善了保健和學習。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慈善機構遭到廣泛質疑。其家長式作風，思維單一的基金運作，以及無需承擔責任的權利，使得它被視為時代錯誤。這催生了更加進步的基金會——包括美國的福特基金會和英國的rowntree基金會，他們幫助激進的模式最後得以成形。今天，雖然有很多慈善家繼續以一種散彈槍的方式對社會變革在沒有整體認識的情況下支持項目；我們同時看到，新一代的基金會和個人慈善家正在開始關注社會公平和創新。蓋茨基金會是最近幾年的優秀事例，它支持了現有的醫療和減少貧困模式，同時也支持創新，比如設立基金工具去激勵新型疫苗、愛滋和瘧疾治療方法。而它所有資源的規模也使得它能夠比較全面地影響公眾態度以及和政府打交道。英國的peter lampl（通過sutton信託）就是一個優秀的現代個人慈善家範例——他將精力集中在特殊的國內問題上（通過教育提高社會流動性）；他同時還在為創新項目和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提供基金支持。

六、社會創新的阻力

社會創新並不總是簡單易行的，雖然人們天生就富有創造力和好奇心。在有些社會，尤其是權利被高度壟斷的社會中，要么自由溝通被禁止，要么沒有獨立的融資渠道，於是社會創新被扼死在襁褓中。所以有時社會創新過於激進而很難存活，而“里昂納多效應”就是用來描述那些遠遠超過現有科技水平、像直升機那樣高高在上的想法（而里昂納多·達文西的一些奇特想法，比如插上翅膀就成為飛人，則違反了物理學原理）。

總的說來，社會創新總是在適宜的環境中更有可能發生。社會運動、基本法律保證和法律制度，加上開放媒體和網路則是關鍵因素。在商業中，社會創新可以為競爭、開放文化和可獲得的資本所驅動；而當資本獲得渠道被少數人或者政府壟斷，社會創新就會受阻。在政治和政府方面，條件包括黨派競爭、智囊團、創新基金、可競爭市場和足夠的引導。在社會機構，社會創新多為事件者網路、政治聯盟、強大的民間機構（從貿易聯盟到醫院）、激進基金會和慈善家的支持所促進。在這其中任何一個領域，全球合作都會使得想法多方面得到交流，從而使得經驗學習和在早期分享想法更加容易。（比如恢復性司法從紐西蘭毛利島擴散到世界範圍）。

商業和科技領域的多數創新都會失敗。社會創新也是如此。有時，失敗是可以理解的。有時一個想法的實現需要很多資金；和其他選擇相比不是最好的；或者因為未預見的結果而失敗。但是我們認為，很多想法失敗並不是因為內在的問題而是因為缺乏足夠有效的機制調試和推進它們的發展，隨後擴大它們的規模。商業領域有很好的新想法發展過程，這不僅應歸功於競爭性的市場機制，而且還應歸功於公共科技的支持和對孵化機制、風險投資以及創業企業的私人投資。在社會創新領域，類似的潛在支持來自基金會和公共機構 ——他們的力量相對薄弱。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等國的政府，為非盈利組織提供40%的資金，但是他們並不擅長發現和複製創新想法，尤其是當想法來源於其他部門時。而且政府面對一些失敗的項目往往騎虎難下，而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官員都幾乎沒有動力幫助新想法的發展。不適應新想法和環境對他們的職業生涯沒有多少威脅，而支持新想法則會冒觸犯既得利益者的風險。顯然，明顯有希望成長的新想法要想獲得資源是非常依賴各種條件的滿足，比如一個強有力的領袖。

社會創新者大多會認為政府反應遲緩。但是政府和公共部門對新想法保持謹慎還是有道理的。創新必然會有失敗的可能——對於責任在身的組織或那些用穩定性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依靠（比如交通燈系統和福利發放）的部門，他們當然希望儘可能少的看到失敗。大多數的公共服務，比如大多數的非盈利組織，還是集中精力於通過更好的管理提高現有模式的水準而不是採取新想法。

所以當風險可以控制時，當失敗可預見或者用戶有更多選擇（比如他們可以選擇其他學校或醫生）時，或謹慎對待期望（比如政治家坦誠面對很多模型已被證明失敗這個事實）時，創新相對容易操作。在更多時候，當服務契約強調結果而不是簡單的產出和活動時，或在此過程中有競爭和承擔責任而不是政府獨裁時，創新變得更加可能。於是公共部門如何與社會部門或非盈利部門對接便非常重要，尤其考慮到公共基金總傾向於忽略其他利潤來源。投資針對產出和社會影響而非單純的活動過程是很有幫助的；對真正高風險的想法和試驗更是如此。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政府創建出一個在主要部門支持創新的發展完善的機制。

對缺乏耐心的企業家和活動家來說，公共部門總是行動過於緩慢。但是在一些重要方面，他們反應迅速：由深遠影響的重建工程總是可以很快啟動，不論要建立新的文化、過程和技能模式需要多么長的時間，更不用說信任機制。這種系統性的變革的現實周期是10到15年，而不是那些缺乏耐心的部長們提出的過短的周期。 ([英]傑夫·摩根 等 張曉揚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