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是鄧小平同志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回答提問的一部分，被收錄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概括,全文,
概括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鄧小平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回答提問的一部分。收錄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該文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踐證明，只搞計畫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我們發揮社會主義的固有特點、也採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這樣做不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因為中國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導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吸收外資，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不會影響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一基本點。當然，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對於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少數消極腐敗現象，主要通過兩個手段來解決，一是教育，一是法律。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科學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隨著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加強，社會上那些消極的現象也必然會逐步減少並最終消除。這是鄧小平同志繼1979年11月26日同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談話和1982年7月26日同國家計委負責人談話之後，又一次直接論述市場經濟問題的談話。
全文
格隆瓦爾德（美國時代公司總編輯）：中國共產黨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現在經濟改革，你們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現了少數貪污腐化和濫用權力的現象，你們準備採取什麼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鄧小平：我們主要通過兩個手段來解決，一個是教育，一個是法律。這些問題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解決，也不可能靠幾個人講幾句話就見效。但是我們有信心，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有能力逐步克服並最終消除這些消極現象。
格：這種現象是否反映了一個潛在的、很難解決的矛盾，即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矛盾？
鄧：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畫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畫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
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直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而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並沒有解決好。社會主義優越性最終要體現在生產力能夠更好地發展上。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現在看得很清楚，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搞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進行一系列的體制改革，這個路子是對的。這樣做是否違反社會主義的原則呢？沒有。因為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我們吸收外資，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不會影響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一基本點。相反地，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當然，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我相信，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科學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隨著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加強，目前社會上那些消極的現象也必然會逐步減少並最終消除。總之，我國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設。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固有的特點，也採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消極的東西，但更重要的是，搞這些改革，走這樣的路，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可喜的結果。中國不走這條路，就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這條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榮之路。
麥克亨利（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教授、前美國駐聯合國代表）：你對現在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的變動是否滿意？是否認為他們會繼續執行改革政策？
鄧：請客人們注意我們這次黨代表會議的情況。我們這次黨代表會議採取了兩個重要措施。一是總結過去七年的經驗，為我國經濟發展確定一個適宜的速度，並通過“七五”計畫，為中國在本世紀內和下世紀的長期、穩定和持續發展創造條件。二是從組織上解決政策連續性問題，即從中央開始逐步實現領導班子的年輕化，這次首先解決的是中央和國家領導機關。
我們的政策是否有連續性，主要看兩條。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對不對，這是最重要的。如果政策不對，有什麼必要連續呢？如果政策對，能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使人民生活逐步好起來，這種政策本身就保證了它的連續性。其次要看執行政策的人。從中央到各個地方，都要有一批勇於探索、精力較好的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逐步實行幹部隊伍的年輕化，當然還有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召開這次黨代表會議是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就決定的，因為當時黨的領導機構的成員年齡偏高，所以決定在兩次代表大會之間開一次黨代表會議，中心目的是實現年輕化。
普拉格（美國《時代》雜誌海外版編輯）：我想問一個關於你個人的問題。在你漫長的革命經歷中，你多次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命運和方向。如果今後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如何來懷念你？
鄧：永遠不要過分突出我個人。我所做的事，無非反映了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人的願望，黨的這些政策也是由集體制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也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那時候的一些錯誤我也要負責的，世界上沒有完人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