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碳道德
- 外文名：Carbon ethics
- 社會背景：低碳經濟
兩個維度,前提,基礎,小結,
兩個維度
低碳經濟視閾下的碳道德因為涉及人們在生活、生產等實踐活動的諸多領域，其行為規範和準則也就必然較為寬泛，但核心的要素是兩個維度即責任和公平。這兩者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彼此相互聯繫，相互滲透的有機整體:離開了責任，公平難於實現;反之離開了公平，責任也難於落實。責任心是實現公平的前提，強烈的責任感能夠促進公平;公平又是責任合理分擔的保證，反過來又能強化責任心。
前提
黑格爾指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於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義務這樣一種意識。英語義務的詞根來源於古希臘語Deus，最初的含義是有約束力的責任，在黑格爾看來，履行義務的意識或者說是承擔責任的意識，就等同於道德感，只有擁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才能進行正確的道德評價和恰當的道德推理，因此歸根結底責任心是進行道德實踐的前提。由於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與傳統的經濟成長方式不一致，常常會造成利益衝突，如果缺乏責任感，低碳經濟的各種要求就很難落實。德國哲學家漢斯尤納斯認為，傳統的粗放型經濟成長方式是以破壞自然環境和犧牲後代人的利益來換取經濟效益，已經造成了環境質量的江河日下和生態災難的日益嚴重，人類的責任意識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禮記雲: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其實也是當前低碳經濟下碳道德所要求的一種境界。
(1)只有樹立新的時空跨度和新的價值視角的責任意識，才能實現馬克思提出的兩類生產的可持續發展。馬克思認為生產分為兩類，一類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人口的再生產，另一類是物質資料的生產，這兩類生產是辯證統一的關係，是人類社會賴於存在的基礎，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嚴峻的氣候劇變和環境污染現實不僅使當代人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而且也很可能幹擾人類自身的進化、危及到種族的繁衍和子孫後代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甚至是他們最基本的生存。
首先是人口生產受到衝擊。人口再生產不僅在於數量上的不斷延續，而且重點在於優生優育，確保人口良好素質的不斷傳承。但研究數據表明，由於環境污染尤其是化學污染已經危脅到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的健康，尤其是對人類的性別角色、性別出生比率、發育狀況、生殖能力以及後代的健康和智商產生負面影響。環境污染對生物生殖、發育等方面的災難性後果在動物身上已經很突出。英國的研究調查表明:生活在工廠排污河流中的石斑魚發生了嚴重的雌性化現象，受檢的雄性石斑魚，60%出現了雌性化特徵，並有相當數量的%兩性魚，而因環境污染在人類身上出現的這種類似的負面影響也開始明顯起來，並有逐漸惡化的趨勢:比如男性雌性化、男性精子量下降、女性內分泌紊亂造成不育、胎兒畸形、後代弱智、某些地方男性和女性出生比率嚴重失調等。據2009年3月30日的新聞晚報報導，近年來環境污染等原因造成世界各地的不育患者逐年增多，一些城市人數甚至超過10萬。因此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而任其發展的話，那么人口再生產就不能實現健康的、可持續的發展，人類可能出現類似的、並且是在很多物種上已經出現的種群退化的傾向，生物進化的歷史已經證明種群的不斷退化很可能會導致該種群的最終消亡。
其次是物質生產受到影響。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或者說生產力的發展，不是憑空的、孤立的，而是依賴於一定的條件和基礎，並且其前後發展是相互聯繫，一脈相承的。馬克思指出: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成果、一定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係，都遇到有前一代人傳給後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儘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預先規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
也就是說前代人的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狀況限制或規定了後代人的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狀況。資源、環境和生態是後代人物質資料生產的基本條件和基礎，假如當代人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造成資源匱乏、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這就意味著對後代人的物質資料生產將很可能是災難性的後果。
因此我們的責任意識應該有全新的時空跨度和全新的視角:在時間上要瞻前顧後，不能僅僅鼠目寸光地瞻前只看到眼前利益和本代人的利益，也要高瞻遠矚地顧後考慮到長遠的發展和後代人的利益;在空間上不能厚此薄彼，不僅要對社會負責任，也要有對生態負責任;在價值上則要有新的視角，不僅要對物質資料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負責，也要對人口再生產即人自身再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負責。人類不能成為自己和自己子孫後代的掘墓人。
(2)只有樹立新的整體觀和全局觀的責任意識，才能應對生態環境的蝴蝶效應和多米諾骨牌效應，避免生態環境的非線性災變。現在的生態和環境問題早已不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問題，而是全球性問題，生態環境災難的蝴蝶效應和多米諾骨牌效應，越來越突出，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獨善其身，唇亡則齒寒。地球生態系統一方面確實表現得很強大，但在另一方面又表現得很脆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溫室氣體諮詢小組的研究表明，全球平均氣溫上升的臨界點2攝氏度是一個上限，一旦超過可能招致嚴重破壞生態系統的風險，其惡果將是非線性的增加。不言而喻，所謂非線性結果就意味著屆時很可能出現極端的情況，即在變化的數量上可能表現為指數級的暴漲，變化所造成的破壞可能是毀滅性的後果:比如出現冰川快速消融，海平面徒然增高，臭氧層空洞急劇擴大，酸雨連綿，灰霾無邊，各種疫病蔓延，糧食絕產，資源枯竭，動植物逐漸滅絕，乾旱洪澇多發和地震、土石流、火山噴發等地質災害不斷等一系列連鎖反應，整個生態系統面臨全面崩潰的危險。事實上一些非線性變化結果的趨勢已初見端倪，權威統計數據表明，從1970年到2004年，在這短短的34年裡，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了大約80%。到2005年，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為379ppm，遠遠超過了過去65萬年自然變化的範圍，形勢令人堪憂。
因此無論是個人、企業集體還是世界各國都要有人類生態憂患意識，要樹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低碳責任，對於自己的環保義務和減排責任要義不容辭，盡心盡職，不推諉不扯皮，要杜絕生態環境上公共牧場悲劇的不斷重演。尤其是那些早期曾以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為代價發展起來的已開發國家，理應率先垂範承擔起更多的低碳責任。任何共同體的利益一般通過尊重義務而得以推進，由於違反義務而受到損害。履行好應盡的義務，不迴避相應的責任是維護我們人類公共利益的前提。所以各國在對待溫室氣體排放事實方面應當尊重歷史、正對現實，面向未來，承擔起各自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逐漸實現人口、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低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保障。
基礎
公平在表面上只是簡單的公正、平等之義，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倫理問題。亞里士多德把公平看作是道德的首要條件，他認為，公正是貫徹一切德行的最高原則，個人道德要依靠它，社會道德也要依靠它。因此公平是碳道德評價的尺度，是低碳經濟下衡量分配、言行、規章、制度甚至是法律等是否符合道德的基本標準。作為意識形態範疇內道德領域的公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更強調的是公平的社會歷史性，即公平不是抽象的，而是歷史的、具體的，其背後有深刻的物質經濟根源，離開物質經濟基礎的抽象公平是不存在的。
(1)各國在低碳責任分擔問題背後的經濟基礎和利益根源。在目前經濟發展與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對生態環境破壞的困境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對低碳責任的分擔，有不同的態度和看法，即對其公平性有不同評價尺度。因此要揭示低碳減排責任分擔問題的公平本質，就必須追溯其背後深刻的物質基礎和經濟利益根源。
第一類是一些石油等能源高產輸出國，因為本國的主要經濟收入是依靠出賣能源獲得，別國高能耗，他就高收入，而且這些國家也是通過控制石油等能源的生產和輸出量來影響世界經濟的發展，並以此來參與世界政治，獲得政治上的話語權。換句話說，如果提倡低碳的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或通過低碳技術革新開發利用新的清潔能源取代石油能源，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可能是致命的影響。因此無論是從維護經濟利益，還是從維護建立在這種經濟利益基礎之上的政治利益，這些國家對低碳減排都可能持保留態度。第二類是貧困國家和開發中國家，貧困國家經濟落後，人民生活窘迫，面臨疾病危脅而無錢醫治，甚至一遇到點天災人禍就餓殍遍地;而開發中國家經濟不發達，很多人還在溫飽線邊緣掙扎。這些國家首要的任務是發展和振興本國的經濟，保障國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低碳減排，以目前的技術水平主要只能依靠犧牲經濟發展來實現，這對貧困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因此在低碳發展態度方面，他們可能在肯定低碳減排的同時更強調發展。第三類國家是一些已開發國家，這些國家經濟發達科技先進，其中的大部分國家是通過早期工業革命掠奪式的原始資本積累以及以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發展而來的(尤其是當前和歷史溫室氣體排放積累的罪魁禍首)，他們在冠冕堂皇的背後正如馬克思說的
從頭到腳都滴著骯髒的血。提倡低碳發展，除了他們經濟發展上已水到渠，需要通過低碳發展模式促使其經濟實現新的飛躍外，他們至少還有四個利益:第一在倫理上，高舉低碳的幌子，以救世主的身份粉墨登場，通過沽名釣譽搶先霸占道德的制高點，獲得道德的主導權;第二在經濟上，依靠先進的低碳技術壟斷，不僅獲得高額利潤，同時獲得制定低碳經濟遊戲規則的優先權;第三在政治上，通過低碳技術轉讓和低碳相關項目的資金援助增加談判籌碼，獲得政治上的話語權;第四在輿論上，能取到先聲奪人的效果，獲得世界輿論的控制權，因此他們樂此不疲積極地回響和推動低碳發展。第四類是一些近海國家、海洋島國以及處於惡劣氣候和地質環境中的國家，這些國家生態系統相對脆弱，如果出現劇烈的氣候變化不僅可能影響他們的旅遊經濟而且對他們很可能是滅頂之災，形勢岌岌可危。比如說不久就可能將面臨沉沒危脅的國家吐瓦魯以及著名的馬爾地夫水下內閣會議等，都是一個警示。
基於以上現實情況，這四類國家在對待低碳經濟下如何公平地分擔責任和履行義務，各方都引經據典各執一詞。如果以簡單的一刀切的方式一律統一減排標準，或者是保護某一方利益而倡導的公平，都會損壞另一方的利益，結果都是不公平的，或者都不能體現正義的公平。那么，建立在物質基礎和根源於經濟利益上的公平因角度和出發點的不同其評價尺度也就迥然不同，這是不能迴避的客觀事實。要實現公平就變得很棘手，似乎成了二難問題，那么在低碳責任分擔問題上有沒有一個合理的處理方式體現正義的公平呢?
(2)借鑑羅爾斯關於正義的兩個原則分擔低碳責任，體現公平的正義。為了使義務與權利或者責任與收益能夠得到合理的分擔和分配，或者說是為了體現正義的公平，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上儘可能促進公平的同時又能增進效率，羅爾斯在正義論論述作為公平的正義時，提出了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平等原則，第二個原則是差別原則與機會均等原則相統一的原則。平等原則不是僅僅數量上的平等，而是低碳經濟下各種權利的平等，在低碳經濟背景下平等原則是首要的原則。差別原則強調優先考慮弱者或處於最不利形勢下人的利益，那么由此推理，很顯然在分擔低碳減排責任以及其它相關方面必須有利於近海國家、海洋島國以及處於惡劣氣候和地質環境中的國家和貧困國家以及開發中國家，即在低碳減排的同時要優先保障這些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因為人權的首要權利是生存權和發展權，那么已開發國家就應當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履行更多的義務。機會均等原則強調各國無論大小強弱都有均等的生存和發展機會，已開發國家有責任有義務為貧困國家以及開發中國家提供技術和資金援助實現低碳減排目標，但不能以低碳減排為藉口遏制貧困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發展。中國經濟50人論壇研究小組的研究數據表明，對於當前全球的減排責任，美國應負責任為37%，歐盟為34%，中國為1.6%。
根據羅爾斯的這兩個正義原則來分擔低碳減排責任，是在肯定低碳減排的重要性的同時考慮了各國的國情、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情況，統籌兼顧各國的利益，最大程度上體現了正義的公平。
(3)當前各國在分擔低碳責任上公平尺度的分歧和二難問題。當然，借鑑羅爾斯兩個正義原則的思想來處理和協調低碳責任的分擔問題雖然能體現公平，但也並非是完美無缺的，在操作的具體細節上也遇到了二難的尷尬和空前的困境。首先是在減排衡量標準的公平上就出現了分歧:溫室氣體人均排放指標和總量排放指標;溫室氣體歷史累積排放指標和現在的總量排放指標，使用不同的衡量標準，不僅責任分擔和義務履行的定量上有本質的區別，而且因對世界生態環境破壞程度而對人類所背負的道德罪惡在定性上也有本質的區別。現實問題在於一些國家尤其是很多已開發國家與道德人角色背道而馳，紛紛扮演著經濟人的角色，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選擇相應的減排衡量標準，最終可能將導致公平難於實現。其次是最致命的一點，那就是關於低碳減排責任分擔公平的大前提存不存在的問題，即溫室氣體排放與氣候變化影響到底有沒有必然聯繫的爭議，分為兩派:一是肯定派，肯定有影響，目前這已成為主流意見，其實這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一些國家的行政力量和行政力量權勢下的宣傳媒體的功勞;二是懷疑派，否定有影響，雖然不是主流，但也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雙方都互相指責甚至是互相攻擊，並為此出示各種數據和其它所謂的相關權威證據來據理力爭，為自己的觀點辯護。肯定派主要強調的立論證據側重於當前的現實影響數據，而懷疑派主要強調的立論證據側重於歷史的變化趨勢數據。
(4)公共利益是分擔低碳責任公平尺度的優先原則。當前各國在分擔低碳責任上的公平尺度分歧和二難問題，是羅爾斯兩個正義原則在處理低碳責任分擔體現公平性時的弱點。那么如何來彌補這些缺陷呢?為此，就必須引入第三個原則，即公共利益優先原則。
公共利益優先原則在本質上強調的是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辯證統一關係下的公共利益優先原則，與功利主義簡單的、粗糙的、急功近利式的少數服從多數，犧牲少數人利益為多數人的利益原則有本質的區別，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反對的就是這種功利主義效率下公平的不公平，即非正義的公平，但他卻未明確優先考慮弱者或優先考慮處於最不利形勢下人的利益原則與實現造福公共利益的關係以及如何實現造福公共利益的公平。休謨認為，公共福利是正義的唯一源泉。所以公平的基本評價尺度應該是公共福利。公平的正義性歸根結底體現在公平是否有利於公共福利，或者說是否有利於公共利益。在針對公正與公共利益的關係問題上，亞里士多德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公正就是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它與公民個人利益相比，理應置於首位。因此公平如果離開了公共利益，甚至與公共利益相悖，這種公平就不是正義的公平。顯然結合溫室氣體的累積效應性質和本著優先於公共利益的原則，那么，人均排放指標優先於總量排放指標;溫室氣體歷史累積排放指標優先於現在的總量排放指標。溫室氣體排放與氣候變化影響的論證和考察的著重點是現實緊迫的情況優先於歷史過去的情況，那么同樣可推理，關於低碳減排責任分擔的公平問題的大前提存不存在的爭議，就必須立足於當前的氣候劇變和環境污染的實際，而歷史情況和歷史數據當然不是忽略不計，只是僅供參考。
小結
借鑑羅爾斯關於正義的兩個原則加上公共利益原則這三個原則來分擔低碳責任，不僅能體現公平的正義性和解決現實中公平的二難困境，而且實質上也在新的理論角度有力地支持了我們中國所提倡和認同的承擔共同的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兩者在理念上具有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