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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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介紹
他還和台北市幾個學校的文學同好創辦《中學生文藝》，當時他代表師大附中，高希均代表北商，金開鑫則代表師範。以第一志願進入政大新聞系後，一心想當記者的他，少提文學的筆，專注在新聞專業學習上。 新聞記者、醫生、律師、傳教士是社會四大專業之士，但他認為：“一個記者的影響力，往往比律師、醫生還要大，因為他可以醫治社會的病。”石永貴一語道破記者光環所在，他說，除記者之外，其它三者都是一對一，記者卻可能以一篇稿子、一個談話影響人群，不管是家庭、社會、學校，媒體都深入其中，更有甚者，如今走入個人新聞專業時代，每個人都可發聲，個人意見普遍受到重視，因此，大眾傳播工作也一直吸引有志者前仆後繼。雖然一心想當記者，但他的記者生涯非常短，政大畢業後，曾在台灣《新聞報》主跑黨政外交新聞，赴美取得學位返國，擔任兩年記者，之後就再也沒有擔任基層工作。
報業工作
1975年，台灣《新生報》社長李白虹寫信給文工會主任吳俊才，調聘當時任文工會總幹事的石永貴擔任台灣《新生報》副社長兼總編輯，1976年升任《新生報》發行人兼社長。 鄭貞銘教授出版《百年報人》套書，介紹傳播史上一百位跨世紀代表人物，被譽為“台灣傳播界艾科卡”的石永貴自然名列其中，對此殊榮，石永貴笑稱“很慚愧、不敢當”。重要的是，豐富的媒體生涯，他每個階段都喜歡，也謙稱能在這么多媒體發揮長才，和當年的政治環境不無關係，加上當局重視人才，自己才能把握住這些服務的機會。石永貴說，中規中矩、不走捷徑，是他一路走來最足以自豪的本事。
1996年，石永貴轉任正中書局董事長迄今，其媒體經營歷練，在台灣少有人企及，早期曾掌華視公共關係室，後來先後擔任台視、中視總經理，可以遊走三台的主管，在早期不僅罕見也有備受肯定的意味。期間他也擔任過《中央日報》社長，電視人、報人，直到現在的出版人，絲毫沒有轉型的困擾，從基層躍升到媒體最高主管，而且屢創佳績，他是怎么辦到的？他說，掌握重點是最大原則。 他曾讓《新生報》與《中央日報》轉虧為盈，也曾先後在任內讓兩家電視台沖高業績，石永貴說：“在報紙，我重視內容和讀者；在電視台，我重視節目和觀眾。”當年臨危受命接下《新生報》的重任，他一上任，就宣布：“儘管去做，錯了社長負責。”要大家把官方辦的報當民營報紙經營。在台視時期，他厲行“犧牲享受、享受犧牲”，不但請客不喝XO，連紹興都不喝，前任總經理所乘坐的豪華座車他也不用，改坐一般公務車。以身作則和不唱高調是他身為領導人兩大準則。 經營《新生報》時期，他堅持用專業人才，讓報紙雜誌化，避免在硬性新聞與人一較長短，並將副刊改為全版彩色印刷，掌握讀者閱讀口味、調整經營方向。石永貴將《新生報》辦活了，也有一戰成名的味道。
1981年他接下台視總經理的擔子，時值台視士氣不振，他一到任隨即調整節目，把節目、觀眾、業務三者環環相扣，公開取才，台視幾個膾炙人口的節目都是出自他的指導。當年的台視人，人前稱他總經理，人後稱他總企畫，因為從節目的誕生、成長、茁壯，石永貴 非但全程參與、關注每一個細節，更重視節目名稱、意涵。 他舉大家耳熟能詳的“我愛紅娘”為例，“我愛紅娘”是他自日本富士電視台觀摩回來的構想，起初，他和製作人洪理夫兩人為節目名稱相持很久，年輕的洪先生要用“最佳拍檔”，他則堅持“我愛紅娘”，理由是他認為“紅娘”是中國文化的產物，老嫗能知；“拍檔”則是當時香港電影的流行用法，他認為那是 趕流行，不會長久的。基於服務觀眾，保護參加節目的未婚男女，甚至對雙方家長負責的態度，石永貴以慎重、良心、不花俏的基本原則，讓《我愛紅娘》在電視界打出名號，成為播出十年以上的長青節目。
其它如“星星知我心”、“強棒出擊”也都轟動一時。在台視，他創下節目製作人制、提倡新聞主播制，任命盛竹如為第一代台視新聞主播，同時台視新聞向CNN看齊，在“台視新聞與世界報導”時段推出雙主播李四端、陳藹玲的搭檔，把CNN新聞引進現場，使台視獲得“新聞王國”美譽。石永貴媒體經營口碑，不只一次地聽傳播人傳頌，這些風雲事跡都源於他的完美主義。他說：“如果沒有困難，節目不會產生；如果沒有創意，節目也不會誕生；如果沒有決心，節目還是不會誕生；如果沒有追求完美之心，節目絕對不會誕生。” 從激烈的電視轉戰正中書局，石永貴頗有安定、尋得“清靜春天”的意味。這幾年，除了整理人生歷程，最大的收穫是有較多私人時間。他對正中這個有七十一年歷史的老店深深期許。以往，因“九年國教”，正中負擔很重要的提供教科書任務。現在這個任務畫下句點，現階段則要實踐新的社會需要。石永貴說，在單小琳接任正中總經理之後，正中的確一新耳目，不僅成立新品牌，同時多角化經營，和其它文化體結盟，活力、效率都有明顯改進。 從政大所受的新聞教育延伸到一生的新聞事業，他把生活和工作畫上等號。
深入再淡出大媒體，石永貴如何看待現今的媒體生態？他說，利和弊是相隨而來。“利”是人人都享有最新、最快、最多的信息，最大的“弊”則是商業化的結果，產生相當大量垃圾，占用閱聽大眾太多時間。他大聲疾呼聰明的讀者，要做“媒體的主人，不要做媒體的奴隸。”簡單說，選擇好的信息就是利，反之當然就是弊了。至於媒體人的專業道德、自律精神，在目前大環境下恐怕偶有淪喪之虞。石永貴建議，最低限度就是不讓所服務對象產生不良影響，他給電視工作者一個很好的建議：“所出品的東西必須是自己的孩子可以看。”有這個堅持，他相信做出來的節目也不至於淪喪到什麼地步。他特彆強調，很慶幸自己在工作崗位上可以有權利要什麼或是不要什麼，可以有機會實踐新聞教育的理念。
解析報業發展危機
至於報業的發展，石永貴以專業經營者分析報業面臨的困境，因為“新聞紙”的機能逐步喪失，眼見報紙家數日漸減少。
他剖析四大危機：“一、讀者看報時間愈來愈少；二、提供新聞機能被廿四小時電視取代；三、廣告大餅不增反減，四、成本增加、收入愈少。”這四項因素使得報業處境日益不佳。如果今天由他主持報社，他該如何回應報業經營的艱困？石永貴馬上指出癥結所在：首要之務，區別和電視的不同，改變提供新聞的方法，比如說深度報導、解釋新聞都是電 視較難發揮的。第二，降低成本，他認為不同媒體的競爭早已凌駕於同是平面的競爭，過去競爭的方式一定要改變。石永貴給報業工作者一個很大的信心，他樂觀 地表示，報紙讀者絕對不會減少，問題是在報紙提供什麼樣的內容。
任職
在工作崗位之外，他擔任“中國回教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美化環境基金會董事、橄欖球協會理事長、ABC發行公信組織董事長等光是頭銜就令人眼花繚亂，除了媒體領域，還涵蓋環保、體育。石永貴如何安排自己業餘時間？他還是老話一句：“我喜歡工作”。除了工作、寫作，他沒有特別的嗜好，本業、本職重於一切，其它多與社會公益有關，屬義工性質。 石永貴認為任何一件事情都可從正面和負面來看，要怎么看則取決於人的心，他強調心富才是真富，我們的社會需要一種精神，除了創造財富更須創造道德，在社會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的當下，想拾回已淪喪的中國固有精神，必須老師、家長、政府齊頭並進，社會的新桃花源方有實現的一天。石永貴習慣以積極、樂觀、光明的思想面對人生，他特彆強調：“心理建設很重要。” 石永貴自言不是文學界的人，從閱讀口味來看，財經、政治、國際領域都是他關注的。充分掌握時間的他，坦言很少接觸對工作沒有幫助的書，甚至連一本小說都不看。
雖然如此，他在《講義雜誌》所寫專欄“講義的人生”長達十五年之久，這個從講義創刊就有的專欄，陪伴石永貴歷經傳媒大風大浪的生活，他在這兒很少談政治時事，多的是人生哲理，設定的讀者群在三十歲到六十歲之間，成熟、有社會經驗的族群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讀者。 他的習慣是在平日的閱讀過程中選定寫作題材，除了“講義的人生”一個月一篇，其它文章則散見各報章雜誌。無心插柳，這些年下來，他出版了散文、遊記及傳播專業叢書共十七本。明顯地，他的早期作品受到留學生涯啟發甚深，文章散發強烈的愛國思想，對公費留學制度以親身見聞言所該言。進入媒體實戰之後，這股知己知彼的精神更充分發揮，把社會現象、工作心得化為文字，在媒體經營之外，撥竿提筆，石永貴多年來持之以恆的精神更值得文學人學習。
宗教信仰
因為宗教信仰，石永貴在1970年赴麥加朝聖。身為一個伊斯蘭教徒，石永貴認為一生中能去麥加完成朝聖，是最榮耀的事。當時交通不如現今方便，他從台北、香港、曼谷、貝魯特到麥加，沿途所見所聞豐富他的思想，也在此行認識黎巴嫩當時重要政治領袖。回國後，應邀在《大華晚報》連載《中東見聞錄》，後來在“人人文庫”結集出版，書名《紅海新娘》。1984年，他任台灣沙特訪問團團長。前後兩次中東見聞都令他感受很深，第一次去，親見一件襯衫穿過就扔的情境，因為水的珍貴，洗比買還要貴；第二次則眼見大量汽車壞了就停擺棄置，原因是沒有技術，沒人可修。石永貴把中東見聞以深入淺出的文字，讓讀者一窺沙漠 風光、習俗人情以及回教歷史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