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之錨--當代社會理論的重建

知識之錨--當代社會理論的重建

如果社會與人文學者的知識生產還企圖維持當代現實關聯性的話,就必須直面幾個核心現實議題,這些至少包括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狀況、全球化下的社會主義……等議題。這本書試圖藉由和多位學者、思想家(包括尼采、杜威、米爾斯、汪暉、哈維、布迪厄……)的對話,切入這些現實議題。同時,也期望藉由這一種維繫著社會現實的知識對話,進而較深入地探討,在具體的當代環境下,批判知識的條件、基礎與較為合理的操作方式這一重要議題。本書除了對所牽涉到的不同思想傳統進行討論之外,也試圖檢討當代社會學典範與文化典範的問題及潛力。

基本介紹

  • 書名:知識之錨--當代社會理論的重建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237頁
  • ISBN:7563354506, 9787563354504 
  • 作者:趙剛
  • 出版日期:2005年8月1日
  • 開本:16開
  • 品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透過思想家的理論來觀察我們今天的社會,要比單純沉醉於其話語體系里給我們帶來更多生動的感受,在理解他們思想的力量上也會得到更為切實的收穫。
本書藉由和多位學者、思想家(包括尼采、杜威、米爾斯、汪暉、哈維、布迪厄等)的對話,切入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狀況、全球化下的社會正義等議題,並進而較深入地探討。作者除了對不同學術思想進行討論外,同時對當代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的典範問題進行了探討。全書思想豐富,理論體系嚴謹,論述有力,是近年來社會學研究中難得的佳作。

作者簡介

趙剛:美國堪薩斯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主編,現任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

圖書目錄

自序/1
第一章 杜威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與重建/1
第二章 社會學要如何才能和激進民主掛鈎?——重訪米爾斯的“社會學想像”/44
第三章 如今,批判還可能嗎?——與汪暉商榷一個批判的現實主義計畫以及其問題/82
第四章 跳出嫉恨的認同政治,進入解放的培力政治——串聯尼采和激進民主/107
第五章 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問題的思考與對話/143
參考書目/223

文摘

書摘
從70年代起開始形成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以哈耶克的自由市場論述
為基調,發軔了攻擊福利國家與任何集體性建制與宣揚私有化與市場理性的
當代神學。這個神學經過80年代裡根一柴契爾聯合政權的大力鼓吹,以及配
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與90年代初美國經濟強勁復甦
(與歐日經濟的景氣衰退)這兩個外在有利條件之下,由美國的大學與媒體為
生產機構與傳播媒介往全球傳布。和這個所向披靡的傳播過程配套的是作為
胡蘿蔔與棍子的關貿協定(以及之後的世貿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及作為終極
嚇阻的美國全球武力。在這個意識形態的層面上,布迪厄說流行的全球化論
述是一個政治計畫,是具有深刻洞見的。從制度現實的層面看,全球化也並
非一個既存事實,因為民族國家仍然扮演日益重大的角色,特別是在站在資
本與發展的立場對勞動進行規約以及幫助社會市場化。民族國家並未式微也
沒有空洞化,反而改造自身與日俱進,成為資本在新一波時空壓縮下的精密
配套。這個改造的弔詭在於它表現出一個悖論:國家一方面越來越重要,但
也一方面同時在自我取消——即國家市場化。國家市場化與社會市場化的結
果即是各種民主(從激進草根參與到布爾喬亞憲政民主)的終極危機。全球化
的意識形態在它的自由派表面話語之後隱藏的其實是後自由主義社會的來臨
:社會與空間的極化以及刑罰國是後自由社會的兩大支柱。
如果缺乏具體的歷史基礎與規範性定向,那么“反全球化”一詞其實很
容易讓人以為持此論者是站在一鄉一區的立場反對全球相互依賴這一無可回
避也無須反對之事實。它的真正意思其實應該是反對社會與國家的市場化、
反對各種集團力量借市場與效率之名瓦解各種民主與社會公平機制,以及對
地球資源進行盲目剝削。藉由論證與資料,本文已經清楚地指出反對全球化
,是因為它是反民主也是反社會正義的。政治如果被重新定義與操作為市場
機制的設定與維護者,那么政治就將和“社會”(the social)脫鉤,舉凡傳
統激進民主政治中的基本辭彙(例如社會參與、社會運動、社會反思……)都
將變成現實上無效的辭彙。同時,本文也嘗試指出,將市場機制自然化也就
是將社會叢林化,通過對社會正義問題的取消,合理化“勝者全拿”的局面
,社會問題的解決從而窄化為慈善事業(各種NP0)或個人良心。
反對全球化不是回到部族主義、民族主義、社群主義,或是哈維所批判
的“鄉梓政治”等準宗教性避風港,如日本極右派的小林善紀等人所為。市
場個人主義所帶來的各種失落和焦慮經常被超自我的部族或民族所吸納轉化
,使人們(主要是來自中下階層)在部族的偶像中得到安身立命及與他者(常
常是“外國人”或“外族人”)對立的亢奮情緒。這個有好戰傾向的部族主
義因此並不是如一般所言,是市場個人主義的對反,而是後者的配套存在,
恰如巴伯所一再指出的存在於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也恰如布迪厄所指
出的法國民族陣線和國際貨幣基金會這兩者之間的親近關係。
反全球化其實並不是一樁全新之事,而是自啟蒙以來人們一直在進行的
一個批判計畫,企圖建立一個反對任何暴政(包括宗教、家父長制、威權主
義、市場專制、知識獨斷[包括科學主義])的烏托邦,而社會性即是這個計
劃的柱石。如果說部族是前社會性的,那么市場則是非社會性的機構,或至
少,在市場機制中找不到培養社會性、批判性與反思性的質素。因此,“反
全球化”的始點是因為失控的市場威脅了人群生活中的社會性,終點也是指
向社會性的重建。在(金融)資本跨國流動日益頻繁快速的今日,反對全球化
的市場專制就必須要打破傳統的空間障礙,發展靈活的左翼空間政治。因此
,傳統左翼的民族國家內的一國政治必須要被超越,讓批判的、反對的行動
能在各種空間尺度上(包含民族國家)同時進行對話與翻譯。台灣的反全球化
運動可以思考如何在區域的尺度上實踐,形成一個進步團體與人士間的對話
與合作,保障這個地區的“社會遺產”,並積極地建立這個區域的社會保護
,阻擋資本在這個區域的以鄰為壑。台灣由於歷史傳統,社會福利遺產本就
稀薄,這個現實直接要求於台灣的左翼/進步力量介入在地的社會保護(包
括本地人民與來台勞工)的運動,並在區域的、全球的尺度上與其他人共同
進行社會保護運動。反對全球化不是反對與日俱增的全球相互依賴,反而是
要求各種批判群體(相對於褊狹的部落主義)以體認這個相互依賴性為出發點
,發展地區內的與跨地區的對話。因此反全球化絕不是反國際主義,也不是
反對全球相互依賴,更非反對市場本身,而是反對那種完全脫離市民社會與
國家規約,缺乏社會鑲嵌性的市場專政。
如果全球化所帶來的只是市場的整合,而代價則是各民族國家經濟體一
起奔向最低標,那么這樣的全球化以及超民族國家的建立是要反對的。布迪
厄說,只有一個“社會的歐洲”才能阻止各個民族國家的“以鄰為壑”——
用一個國家或區域的低福利(因而高競爭力)來拉低另一個國家或區域的原有
福利水平。
反對市場專政的鬥爭從資本主義的初生年代就沒有斷過,有的鬥爭為的
是爭取一個烏托邦,有的是為了爭取活著的基本尊嚴。在市場霸權下,殘酷
的是這兩者有時似乎差別並不大,最近的也似乎是最遙遠的,好比說,平等
就醫權、平等住屋權,到底是基本尊嚴呢?還是烏托邦?我們認為是基本尊嚴
,但“自由市場”捍衛者說這是烏托邦。要讓市場捍衛者眼中的烏托邦成為
基本尊嚴就必須要鬥爭,這是天下沒有白吃午餐的唯一正解,在這個意義上
,一種與時俱進的“左”和“右”的區分不但不能被迴避,還要被積極的談
論與行動出來。在這場已經橫亘數百年的鬥爭中,市場約略是一直占上風的
,但鬥爭從未停止過。國家,約略是一直靠在市場這邊,但也並非從沒有被
“人民”扳回來過。今年初,一向宣揚價格是由市場決定,反映的是“知識
財產”的正當價值云云的跨國愛滋藥大藥廠,在全球愛滋病患權益團體的抗
爭下、公共輿論的壓力下以及民族國家的堅持下,撤銷了對南非政府的起訴
。這個勝利對以美國為首的“市場霸權”的維護者是一重大打擊,也是對自
由主義全球化的“知識經濟”、“知識財產權”、“專利權”的一大打擊。
90年代以來具有類似規模的實質勝利雖然並不多見,但是對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的反對已經匯聚成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1999年在西雅圖以及2000年
在布拉格的反全球化示威都已經看到了新的團結力量(特別是工人與女性團
體)的出現,並重新拉出對資本主義的社會性與結構性批判。在拉丁美洲,7
00萬的阿根廷勞工發動了36小時的全國大罷工,反對該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
金會所共同籌議的社會緊縮方案。還有在世界各地無所不在的各種對“解除
規約”、“彈性生產”、“企業瘦身”、“知識財產權”、“都市更新”、
福利減縮、關廠、環境污染的抗議與示威。這些抗議示威不見得都是以反全
球化之名行之,但都是在一個寬廣的意義下共同反對一個趨勢——反對無節
制的市場。這些布迪厄所說的“反抗之舉”,或是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說的“兇悍的特殊主義”,皆需要通過論述的努力將它們“適
當地拉在一塊兒”,成為一個普世鬥爭中的一個環節。就在地的脈絡而言,
如何將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抗爭、公娼抗爭、新光紡織、聯福、福昌關
廠抗爭、遠化罷工、基客罷工、五二。農民運動、無住屋運動、台汽民營化
抗爭、MP3事件、RCA員工自救運動、無線電視公共化運動……拉在一個較大
的結構與歷史的框架中,思考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與全世界所有其他同
類鬥爭之間的關係,需要朋友們共同來思考。我們很難不同意在運動斷碎化
的今天,一種可以把更多的人拉到一塊兒的政治策略是需要重新被肯定的。
但關於如何反全球化的具體行動策略的問題(例如哈維所提的維生薪資權作
為動員與聯結策略的說法),我必須誠實地說我無法回答,本文所討論的僅
僅是一種“前策略”(prestrategy)的思考——也就是,在全球資本主義與
部族主義的雙元危機之下,關於社會主體培力問題的思考。關於這個思考的
問題以及它和具體行動策略的聯結,我相信有各種對話與批判可能,也這樣
期待。
P.2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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