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學主義

知學主義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古為今用，與時俱進，科學發展，也是對西方文化的合理借鑑，兼收並蓄。在政治和哲學路線上，做到了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知學主義
• 目的：為了實際套用而學習
• 知人善任：源出於“子產從政”之事
• 涉及領域：包括政治、文化、教育三個方面

提出背景

文化背景

隨著應試教育體制的逐步深化，求同排異、力求統一、行政化、官僚化的傾向在各大初、高、大學愈演愈烈，導致學生、老師、家長三方的壓力空前加大，並產生極大的對抗性情緒。在以“帝王之術”為指導前提，霸控人心為目的，專注於牛毛繭絲、象徵意義、不切實際為內容的應試教育下，老師無法大展駿足，寓教於樂（因為考學要看成績，學校要看升學率，因此老師只能服務於應試，否則則要丟掉飯碗）父子母女之間無法敞開心扉，互相諒解（父母大都一心想令子女考上好學校，來符合學歷制社會的需求，而子女另有思想，欲圖另闢蹊徑，雙方的溝通因子女成績不高而出產生壁壘，難以進行）。更有甚者，部分學生因壓力過大，進而走向仇殺鬥毆、浸淫網路、盲目早戀的不歸之路。

為全面貫徹“錢學森之問”的破解之道，摒棄各大高校著重比拼論文數量、考試成績的歪風邪氣，一改校園中惟上是從、不能學以致用的狀況，新青年學社社長趙丹陽、秘書長徐東特提出逐步促進教育體制改革、轉變師生讀書理念的“知學主義”，以期先行治標，徐圖治本。

政治背景

古來就有“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的說法，詩人曹松在《乙亥歲》中也說：“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二者所述的現象，於今為烈。

為了警惕撬箱子、掏口袋、開柜子的小賊所做的防守戒備，就是應捆緊繩索，關緊絞鈕，這是世俗上所說的聰明。但是大盜一來，便背著柜子、扛起箱子、挑上口袋而走，唯恐繩索、絞鈕不牢固呢。以前認為的聰明在大盜面前不是顯得很愚蠢嗎？如此看來，一家獨大的統治，有不替奸賊大盜做積蓄的嗎？如果為了黨派利益，罔顧百姓困苦，憑著高壓手段與輿論導向，顛倒黑白、混淆美醜、指鹿為馬，任何一個政權都不會長久。惟有民主理念與共和理念的貫徹與實施，才能保證政權對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東西方官方政治經濟學理論均已固步自封、山窮水盡，治亂周期與金融危機已成為雙方舌橋不下的階段性災難之時，迫切需要我們面向世界，博採眾長，以古鑒今，科學發展。

實行王道德化的統治，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疏闊；講究權謀的統治，適合於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統治，適合於糾正奢侈墮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入膏肓的國家只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統治，適用於糾正朝廷里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統治，適合於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統治，宜於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只能勞民傷財，給民眾增加困苦。

以上種種，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採取的一時之計，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

如此看來，若想使天下得到治理，就必須要堅持實踐第一，求真務實的方法論，即弘思遠益，應權通變。古今中外的任何學說，只能成為適應當時的、救弊治殘的一家之言，不足以長久的統御天下。東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理論可以兼收並蓄、求同存異，但同時必須以本國的人文、地理、歷史、自然因素為基礎，移風易俗、因地制宜的進行發展。生搬硬套往往適得其反。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各種有關政治經濟文化學說的建立，必須以尊重本國的歷史和國情為原則。

具體體現是，對於政權的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作為歷時尚短、勵精圖治的西方國家，可以適當以東方的權變理論為鑑，但同時不能忽視自身固有並延續至今的自由、博愛、民主、平等，尤其注意的是對於東方的文化糟粕（厚黑權謀）要去蕪存菁，從而做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作為歷史悠久、依文奉法的東方國家，同樣可以以西方的學說為參教，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但絕不能將西方的主義，根植於本國的立政之基，否則便是塞流求源、伐根求茂。更不能對西方（泛指英國、美國、約旦、摩洛哥、德國等國家）已故之人的學說不加權變，來非難今人撥亂反正的改革觀念。中華民族要有自己固有的一套政治經濟文化理論，這種文化理論必須以“以華治華”為核心，即以華人的思想治理華人。

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馬克思、亞里士多德、列寧、史達林是西方的政治文藝理論巨匠，可他們之間不但有區別，而且理論根源也不一樣，糾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雖大相逕庭，然而他們都有振興國家、普濟眾生的願望。不容置喙的卻是，他們所提出的至理明哲，都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與階級局限性。如今，有的人以他們之中某個人的觀點來斷章取義，譏諷東方國家成為民主國家的政治措施，不顧時代的變遷，而用所謂不變之法、不易之理來為自己的學說辯護。因此，對民主變革反對的意見，紛紛出籠。措詞虛偽，還要詭辨，附會荒謬的觀點，仿佛也能自圓其說。凡此種種，都是歷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頭腦的人要起來制止這種做法。

“法宜其事則理，事適其務故有功。”——就是對權變理論的最簡明的概括。

實際上，權變理論無論對國家領導人還是企業管理者，都是一個必須遵循的原則，因為任何組織——國家也好，公司也罷，都是一個開放系統，由於各種因素間相互關係的動態特性，實際上不可能存在某種能適用於任何時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隨組織所處的內外環境條件和形勢的變化而隨機應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領導和管理的理論和方法。任何開放系統，因其變數受組織內外環境自變數的制約。因此，作為一個領導者，在任何一個新形勢下，他都必須儘量考慮到各種有關的變動因素來選擇不同的領導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領導藝術是一種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處事技能。不同層次、不同行業的領導者，往往表現出迥然不同的風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個人身上，由於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其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也必須隨之改變。在動態的領導過程中，領導藝術的發揮集中於領導人對情境的控制和影響上，從這個意義上講，領導藝術就是權變控制的藝術。

理論內涵

知學主義內涵廣袤，所涉及的領域包括政治、文化、教育三個方面。首先是對施教人員及政府部門提出要求，令其通過對《八觀六驗》、《三禁四不納》、《五圖四不謀》、《七正九不善》、《六義七不振》及“不求全備，不看門第，不計仇怨，量才授課，因人而異”的理論的學習，循序漸進的達到“知人善任”、“知人論世”的水平，在教育教學中，要時刻以“知行合一”為第一要務。

“知學主義”首次把“知人善任”、“知人論世”、“知行合一”三種政學理念與“學以致用”、“學以立德”、“學以致富”三種經世致用的讀書哲學加以融合，這在提法和內容上，都是第一次。

知人善任

這四個字，源出於“子產從政”之事，據說鄭國大夫子產參與執政，選擇賢能的人來任用他。馮簡子能夠決斷國家大事；子大叔貌美俊秀而有文采；公孫揮能夠知道四周鄰國諸侯的行動，還能辨別它們大夫的種族姓氏、官職高低、尊貴卑賤、賢愚與否，並且還善於做外交辭令；裨諶善於謀劃計略，在野外謀劃就能獲得成功，在城邑內謀劃就會失敗。每當鄭國要有諸侯之間的外交事宜的時候，子產便向子羽詢問四周鄰國的情況，並且讓他跟他們多做一些外交辭令。之後便與裨諶駕車來到野外，讓他看謀劃計略是否可行。等到回去再告訴馮簡子，讓他來作出決斷。如果決定這件事可行，子產就會把任務分配給子大叔讓他去執行命令，來應酬對付各諸侯派來的賓客。因此子產執政時很少有失敗的事情發生。

以古鑒今，對教育人員的選拔與任用也需要知人善任，在崗位上尸位素餐、蠅營狗苟的人不應委以“教師”之重責，為人師者，應該盡到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應該具有“自閉桃源稱太古，欲栽大木柱長天”的理想，更應具備寓教於樂的文化素養，而不應以貫徹“照本宣科”、“形式主義”為能事。更不能以自身急功近利的態度，促使教育產業化。

知人論世

《知人論世》出自《孟子》的《萬章章句下》。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譯文：孟子對萬章說：“一個鄉的優秀人物就和一個鄉的優秀人物交朋友，一個國家的優秀人物就和一個國家的優秀人物交朋友，天下的優秀人物就和天下的優秀人物交朋友。如果認為和天下的優秀人物交朋友還不夠，便又上溯古代的優秀人物。吟詠他們的詩，讀他們的書，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可以嗎？所以要研究他們所處的社會時代。這就是上溯歷史與古人交朋友。”

知行合一

1、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從道德教育的角度上看，極力反對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脫節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歸之於個體的自覺行動。因為從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識離不開道德行為，道德行為也離不開道德意識。二者互為表里，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認識和道德意識必然表現為道德行為，如果不去行動，不能算是真知。良知，無不行，而自覺的行，也就是知。

2、 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王守仁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說，道德是人行為的指導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動是達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道德規範要求的行為是 “良知”的完成。

學以致用

即提倡為了為了實際套用而學習。

學以立德

學以立德，就是要求仁人志士通過學習，進一步提升思想理論素養、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水平，堅定理想信念，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增強為民主大業不懈奮鬥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學以致富

源出西方彼得·林奇、約翰·羅斯查得的《學以致富》，這與梁啓超《少年中國說》中那段慷慨激昂的文字：“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中“少年富則國富”的思想特別吻合。讀書是為了富國強民。而富國強民的首要條件，即是要通過讀書來達到自身的富裕。

這其中，學以致用是安身立命、報效國家的前提，學以立德則強調自身發展的手段與途徑，學以致富則是最終目的，即通過讀書來利己富國，完成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有機統一。三者一以貫之，缺一不可。

知學主義的意義

知學主義以“反經”、“宋明理學”、“明夷待訪錄”、“世要論”等89部中國古典文化書籍為理論基礎，以“二元制君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精英人才代表大會制”為事實依據，是一種因事制宜，以變應變的政治文藝理論。

它的強大生命力在於“授人以漁”，引導國家、企業、個人因時制變的發展適合自身的救弊長策。

知學主義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古為今用，與時俱進，科學發展，也是對西方文化的合理借鑑，兼收並蓄。在政治和哲學路線上，做到了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