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獨伊:人物經歷,憶父母,為父平反,相關書籍,

瞿獨伊，浙江人，曾用名沈曉光。楊之華之女，瞿秋白之繼女。1921年出生於上海，生父是浙江聞名的開明紳士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

瞿秋白犧牲時，瞿獨伊只有14歲。

1928年至1941年在蘇聯生活，隨母親回國，卻被新疆軍閥盛世才囚禁，1946年經營救獲釋，並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1950年3月，和丈夫李何一起受組織委派，到蘇聯創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國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1978年在新華社國際部俄文組工作，1982年離休。

基本介紹

中文名：瞿獨伊
別名：沈曉光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上海
出生日期：1921年
職業：離休

人物經歷,憶父母,為父平反,相關書籍,

人物經歷

1928年至1941年在蘇聯生活，後隨母親回國，卻被新疆軍閥盛世才囚禁。

1946年經營救獲釋，並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

1950年3月，和丈夫李何一起受組織委派，到蘇聯創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

1957年回國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

1978年在新華社國際部俄文組工作。

1982年離休。

憶父母

瞿獨伊是革命老前輩瞿秋白楊之華的愛女。現今93歲。經過多次交談，這位不願張揚的老大姐同意記錄下她講的故事。

瞿獨伊的生父是浙江聞名的開明士紳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他同楊之華結婚後，決心不依賴家庭自謀生活。但是，當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謀生之後，經不起十里洋場的引誘，政治上不求進步，生活上甚至不檢點，這使楊之華怨憤之極。獨伊說，媽媽於1921年生下我之後取名獨伊，意思是說，我只生你一個，決不再生。1922年，楊之華在上海參加了婦女運動。1923年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當年上海大學的校長是于右任。經向警予推薦作為社會學系的系主任瞿秋白認為他的學生楊之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堅強女性”，決定做楊之華的入黨介紹人。後來兩個人感情日益加深。

楊之華對瞿秋白也十分傾慕，但考慮到自己結婚生子，左思右想，不知如何辦好。她決定回浙江蕭山老家暫時迴避一下。在此情況下，瞿秋白認為，既然沈劍龍已經背叛了楊之華，為什麼我不能去愛她？於是趕赴蕭山楊家。楊之華的哥哥和沈劍龍是同學，乾脆把沈劍龍也請到家裡一起商談。於是，他們三個人開始了一場認真的、戲劇性的、奇特的“談判”。談判結果同時刊登在當年邵力子主辦的上海《民國日報》上：一是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啟事；二是沈劍龍與楊之華離婚啟事；三是瞿秋白與沈劍龍結為友好啟事。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瞿秋白和楊之華在上海舉行了結婚典禮。瞿秋白親自雕刻了一方“秋之白華”的印章，留作紀念。為了紀念他們的結合，瞿秋白在一枚金別針上刻上“贈我生命的伴侶”七個字送給楊之華。

獨伊回憶說：“在我模糊的記憶中，我的父親瞿秋白話不多，很溫和，戴著眼鏡，很清瘦。母親不讓我簡單地叫‘爸爸’。讓我叫‘好爸爸’，我就一直這樣稱呼的，而他就親切地稱我‘小獨伊’。在我的心目中，瞿秋白就是我的慈父。”

1 927年，大革命失敗，中國革命進入了低潮，在此情況下，中共召開了“八七會議”。會上選舉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

1928年6月18日—7月10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區的一座鄉間別墅中召開。當年參加“六大”的正式代表有：瞿秋白、任弼時、周恩來、羅亦農、楊尚昆、陸定一、蘇兆征等第一代革命領導人。7歲的瞿獨伊也隨父親進入了“六大”駐地。今天，唯一到過“六大”駐地尚活在人世間的只剩下瞿獨伊。

1928年4月，參加“六大”的代表分別從上海登程。瞿秋白和羅亦農同志屬首批從國內出發趕赴莫斯科負責會議的籌備工作。不幸的是，羅亦農同志尚未啟程，就被叛徒出賣，慘遭槍殺。1928年4月29日瞿秋白打扮成商人前往莫斯科。

楊之華時任中央委員，也是“六大”的代表。組織上決定，楊之華同另一位代表，即羅亦農烈士的妻子李文宜為伴一起從上海動身。在那反共勢力十分囂張的情況下，楊之華不知把獨伊放在何處為好，只好帶上她隨行。楊之華和李文宜一身貴夫人的打扮攜獨伊從上海外灘秘密登上蘇聯的貨船。經過三天三夜的海上顛簸抵達大連。然後乘火車經哈爾濱到滿洲里。在哈爾濱期間，為了掩護“六大”代表分批出境，楊之華經常帶著獨伊陪同男同志外出活動。每次外出之前，楊之華都一再囑咐獨伊：“如果遇到盤查，有人問起叔叔，你就大聲喊‘爸爸’，一定要記住。”獨伊乖巧地點點頭，也真的照辦了。次數多了，獨伊不禁好奇地問：“媽媽，我為什麼會這樣叫‘爸爸’呀？”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開幕到7月10日閉幕共22天。會議期間瞿秋白承擔大會領導工作，負責起草《政治報告》和《政治決議》，並代表中央作了政治報告，批評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同時在批評“左傾”盲動主義時，瞿秋白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誠懇地希望代表們對他犯的錯誤予以批評和幫助。會上，瞿秋白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向忠發成為中共總書記。會後，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楊之華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瞿秋白、楊之華工作學習太忙，只好把獨伊送進一家孤兒院。1928年年底，獨伊被轉到莫斯科郊區“森林學校”讀書。1930年7月，瞿秋白和楊之華奉命回國工作。考慮到國內白色恐怖嚴重，帶著孩子從事秘密工作很不方便，只好忍痛將獨伊留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並委託國際友人鮑羅廷夫婦代為照顧。

獨伊拿出了一張保存了70多年的明信片。是從德國柏林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美麗的“勿忘我”花，用中文寫的獨伊的名字，背面用俄文寫的“送給獨伊”，落款是媽媽、1930.8.1、克里米亞。獨伊看得出中俄文所寫都是爸爸的筆跡。此刻，獨伊才明白父母並非到南俄執行任務，而是遠離莫斯科另有使命。到底到何處去了，獨伊是全然不知。她並沒想到父母是回國參加革命鬥爭，更沒想到接到這張“勿忘我”明信片之際是和爸爸永遠的離別。這張明信片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保存到今天，成為瞿秋白和楊之華留給女兒的一件最為珍貴的紀念品。

獨伊在談到鮑羅廷夫婦時激動異常，她說，她畢生都不會忘記“這兩位老人對我們全家，尤其對我的關愛和幫助。我不記得我的親奶奶和爺爺，鮑羅廷夫婦猶如我的親奶奶和親爺爺！”

鮑羅廷是共產國際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中國大革命時期，他曾擔任孫中山先生的政治顧問，是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1924年5月，鮑羅廷夫婦受孫中山委託到上海考察。楊之華代表中國共產黨向鮑羅廷夫婦匯報中國婦女運動的情況，瞿秋白當時任翻譯。鮑羅廷對瞿秋白、楊之華印象深刻。從此，他們之間結下了難以分割開的友誼。

瞿秋白和楊之華於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工作學習期間，除了抽時間到獨伊所在的學校探望自己的女兒外，就是到鮑羅廷夫婦家探訪。第一次帶獨伊去拜訪鮑羅廷夫婦時，兩位老人就把獨伊認作“中國孫女”，獨伊成了鮑羅廷一家頗受寵愛的孩子。

獨伊回憶說：“在鮑爺爺家生活是那么愉快，感覺那么親切。晚飯後，鮑奶奶就放唱片聽音樂，尤其是來到鮑爺爺家的孩子多的時候，大家就伴著音樂翩翩起舞。鮑爺爺的兒子、媳婦都參加，又唱又跳，熱鬧的很。鮑爺爺和鮑奶奶對各國的革命前輩的孩子都十分熱情。我國革命前輩蘇兆征的子女蘇河清、蘇麗華，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日本共產黨領導人的女兒米季達，以及美共領導人的後代黑人尼利等都到鮑爺爺家玩耍。”

1935年秋的一天，獨伊和兒童院的同學到烏克蘭的德聶伯彼特羅夫斯克旅遊。就在這一天的《共青團真理報》上獨伊讀到瞿秋白英勇犧牲的訊息。獨伊頓時一陣強烈的頭暈目眩，失聲大哭，當即昏倒在地。老師和同學急忙搶救，獨伊慢慢從深沉的哀痛中甦醒過來。回到莫斯科後，鮑羅廷夫婦將獨伊接到家中給以無微不至的關照。

獨伊回憶說，鮑羅廷爺爺與美國記者安娜·路伊絲·斯特朗創辦了《莫斯科新聞》的英文版。為此，1948年，在蘇聯的肅反運動中，蘇聯當局以莫須有的“間諜”罪名將斯特朗驅逐出境。鮑羅廷被發配到西伯利亞，慘死在牢獄之中。50年代初獨伊和她的愛人李何在新華社駐莫斯科分社工作時，曾在街上見到過鮑奶奶。在遍地克格勃監視的情況下，相互都不敢打招呼。後來，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對獨伊說，那一天，鮑奶奶在街上看到了你，卻不敢相認。回家後哭了一場。獨伊聽後哽咽無語。1956年，蘇聯政府為鮑羅廷平反昭雪。獨伊說，1956年夏天，我和媽媽去拜會了鮑奶奶。

1957年元旦，周恩來總理訪問莫斯科，獨伊陪同做翻譯。訪問結束後，周總理特邀鮑夫人到下榻的克里姆林宮做客，並贈送了鄧穎超為之準備的一份珍貴禮品。鮑夫人手捧禮品，老淚橫流。臨別時，周總理緊握著鮑夫人的雙手，滿懷激情地說：“對於幫助過中國革命的外國友人，中國人民都不會忘記。我們永遠銘記鮑羅廷！”

獨伊說，30年代初爸爸和媽媽回國後不久，就遭到剛剛回國的王明等的迫害。瞿秋白離開了領導崗位，楊之華當年所擔任的中央婦女委員的職務也被撤銷。經濟上也予制裁，使之生活艱難，瞿秋白只好轉入文學藝術領域，與魯迅等結為親密戰友，以筆桿子為武器，為中國革命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1933年9月起始，在全黨開展對瞿秋白的批判，污衊瞿秋白為“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不久，又指派他到中央蘇區。臨行前，患有嚴重肺病的瞿秋白請求讓妻子楊之華同行，竟遭到拒絕。

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帶領一支小分隊在福建閩西山區游擊轉移的緊急突圍的戰鬥中，何叔衡因年老體弱中途不幸光榮犧牲；鄧子恢衝出包圍倖免遇難；瞿秋白因長期患肺結核，翻山越嶺難以支撐而被敵人逮捕。獨伊回憶，按蔣介石密令給父親照相以驗明正身的人曾很感慨地說：“瞿先生與行刑者走在一起時全然不俱，竟分不清誰是即將殺人者，誰是即將被殺者！”在父親就義前夕，中統特務頭子陳立夫曾派了中統局訓練科長王傑夫到長汀監獄去勸降，企圖用親友之情打動父親。父親回答說：“事實上沒有附加條件是不會允許我生存下去的……這條件就是要我喪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關心我，愛護我的親屬，特別是吾妻楊之華，也不會同意我這樣毀滅的生存。這樣的生存，只會給他們帶來長期恥辱和痛苦。”1935年6月18日，父親就義的日子。據當年天津《大公報》的報導，瞿秋白來到行刑前照相地——福建長汀中山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酒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然後，瞿秋白慢步走向刑場，他手挾香菸顧盼自如，緩緩而行，沿途用俄文高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到達刑場後，瞿秋白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點頭說：“此地很好。”獨伊談上述情況時，眼眶裡一直汪著淚水，一再說：“我十分敬佩爸爸的大無畏革命精神，我的‘好爸爸’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

1935年秋，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楊之華當選為國際紅色救濟會常務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會議結束後，她立即去拜訪了鮑羅廷一家，以謝兩位老人對獨伊的關愛之情。接著到國際兒童院看望獨伊和其他中國革命老前輩的後代。離別五年之久的母女終於團聚了。但是，這種略微有些欣慰的日子過了不久，楊之華母女的災難又臨頭了。王明等“左傾”宗派集團的頭頭們又回到了莫斯科，重掌共產國際的大權，捏造罪名，污衊楊之華有“政治問題”，撤銷職務，停止黨的生活，沒收醫療證，停發生活費，宣布隔離審查；禁止楊之華同女兒獨伊見面。楊之華母女在這種政治迫害中熬過了兩年。

幾年以後，黨中央在延安清算了王明宗派路線的錯誤，任弼時同志被派往莫斯科任駐共產國際領導，為楊之華平反，恢復了組織生活，安排她到東方大學邊工作、邊學習、邊治病。獨伊這才見到了自己的母親。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中共決定部分留蘇人員回國參加抗日戰爭。楊之華攜小女獨伊離開莫斯科路經新疆回國。到達迪化，竟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投入監獄（其中包括我黨應盛世才之邀從延安來在新疆幫助工作的人員和一些在新疆養病的紅軍傷殘員共150名幹部及子女）。中共領導人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慘遭殺害。

楊之華當時沒有暴露身份，化名杜寧。她不止一次地教育和叮囑獨伊：“被捕，在革命是難免的，反真理的敵人不配審判為真理而鬥爭的人。到那個時候，真理要審判反真理的敵人！”獨伊親眼目睹了敵人押著楊之華去受審訊的情景。獨伊說：“媽媽邁著堅定的步伐，昂首挺胸，無所畏懼地走出牢門。審訊時，媽媽大聲揭露盛世才出爾反爾迫害共產黨人的陰謀，敵人竟然拍桌子大叫大喊，揚言要槍斃。媽媽冷眼相對，明確地對審訊者說，我們從信仰共產主義那天起，就準備掉腦袋，決不改變信仰！”

敵人除派來一個姓黃的叛徒監視被關的同志外，另外一個姓張的來到被敵人隔離開的周建、劉志雲等人中間進行策反：“你們年紀輕輕的，現在若出去，可以和丈夫團圓，共產黨嘛，出去以後還可以再加入的。”朱旦華（毛澤民的夫人）和楊之華等耐心給婦牢的同志們做工作，敵人在審訊中未能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材料，策反也未成功，於是，就盯上了“囚徒”中年紀最小的獨伊。在一次審訊中敵人以誘惑的口氣說：“你還年輕，只要答應我們，出獄後會很快給你找一份工作。”獨伊憤怒地回答說：“我決不單獨出獄，決不會為你們工作，我們無罪！你們必須把我們全體無罪釋放，並把我們送回延安！”在獄中，獨伊和大家一起參加靜坐絕食的鬥爭，要求改善牢獄生活；參加悼念難友犧牲的紀念和抗議活動等等。

獨伊說，在獄中生活確實十分艱苦。患有嚴重肺病的喬國貞、吳茂等同志由於缺少營養外加精神上的折磨，不幸在獄中病故。為了長期鬥爭的需要，必須創造條件鍛鍊身體。獨伊說：“在牢獄的幾年中，都是我負責帶領難友做早操。早操後大家一起高唱林基路烈士生前創作的《囚徒歌》。

獨伊說：“媽媽患有肺病，在獄中病情加重。獄方不得不派人陪她外出到醫院看病。醫生是蘇聯人，媽媽用俄語同醫生交談，希望醫生能通過蘇聯領事館向共產國際通報中國革命者在新疆被捕的情況。不久，媽媽再一次看病的時候，蘇聯醫生悄悄地塞給媽媽一張小紙條。回到家中，媽媽打開紙條一看，原來是共產國際給大家發來的鼓勵電話：‘同志們，你們要堅持！’落款是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這張小紙條極大地鼓舞了難友們開展鬥爭的士氣。”

1946年，國共兩黨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要求蔣介石釋放在新疆囚禁的共產黨員。蔣介石同意放人，指示張治中將軍負責辦理。張治中臨行前，周恩來、鄧穎超專程為之送行，請他務必救出被關的難友，並派人護送他們回延安。之後，周恩來和鄧穎超又單獨找到當年曾任迪化市市長的屈武（原上海大學校長於右任的女婿），委託他找到楊之華以營救被關在牢獄的難友出獄。屈武市長在女子監獄找到了楊之華的下落。然而，新疆警務處處長鬍國貞卻不允許楊之華與屈武見面。屈武當即點名要見瞿獨伊。

屈武對獨伊說：“我是于右任的女婿，認識周恩來，也認識你父親。我是同情共產黨的人。周恩來很關心你們，問你們有什麼困難。”

接著屈武又說：“張治中將軍到過延安，現在來新疆任職，你們快要被釋放了。”

不久，張治中再次派屈武到獄中探望楊之華等，並帶了一些錢慰問大家。難友們唯恐上當受騙，拒絕接受錢財。當時屈武解釋：“張治中主任派我們來為大家辦好事的。這些錢不是國民政府的錢，是張治中主任受周恩來委託，給大家改善生活用的。”經過研究收下了這些錢，同時，牢中的黨組織決定，由楊之華親自給張治中寫信，要求恢復自由以及關於何時回延安事宜。張治中接信後，親自會見並宴請楊之華母女、陳潭秋的助手吉合、朱旦華等六位中共難友代表，並說：“你們要趕快準備，越快越好，不能先宣布釋放，更不能先見報再走。否則，會有危險。”

他對楊之華說：“師母（張治中在上海大學學習時，是瞿秋白的學生），請你相信，我已三次到過延安作保證，保證把你們安全送到延安。”

不久，張治中安排交通處長劉霖哲少將帶隊，調動了十輛美式大卡車，配備了通訊、醫務、軍需人員等護送我們130名蒙難人員離開新疆牢獄，歷經一個月長途跋涉，終於回到了延安。

黨中央為新疆蒙難人員的歸來召開了盛大的歡迎會。不久，毛澤東又特邀楊之華、瞿獨伊、朱旦華、毛遠新到家中做客。後來，毛主席單獨請楊之華母女到家中做客。毛主席鄭重地說：“瞿秋白同志的問題解決了，中央已作了一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對瞿秋白的冤案，黨中央有了明確、公正的結論。獨伊笑著說，難怪我們從新疆回到延安時，康生一改常態，親自爬到汽車上高喊：“歡迎同志們勝利歸來！”

1946年，用獨伊的話來說，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歲月，走出了牢獄回到了延安；爸爸的名譽得到了恢復；媽媽擔任了黨中央婦女委員和晉冀魯豫中央局婦委書記；她自己由張子意（新疆牢獄領導人之一）、嚴振剛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於獨伊在牢獄中表現突出，入黨時免後補期。這一年，獨伊和她的丈夫李何一起被分配到新華通訊社工作。

為父平反

毛澤東對陸定一說：“今後不要宣傳瞿秋白了，要多宣傳方誌敏烈士。”

在“四人幫”被粉碎後，為了給父親能早日昭雪，我開始走訪父親的老戰友和許多老前輩。這一部分我是憑記憶按走訪的前後順序記敘下來的，可能會感到凌亂，但這是歷史事實。

我走訪的第一位老前輩是陸定一同志。當時陸老剛被解放，住在醫院裡。我去探視他，我問他：“為什麼我父親被誣陷為叛徒？”他對我講了下述情況：大約1964年他當宣傳部長時，毛主席問他要我父親寫的《多餘的話》看。陸老給了毛主席香港出版的司馬璐著的《瞿秋白傳》，其中附有《多餘的話》。主席看過之後對陸老說：“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有沒有秋白親筆寫的《多餘的話》？”陸老說：“還在解放區時，李克農同志曾說，外面有人要賣給我們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是原稿，問我要不要買。我說，這是偽造的，不要買……周總理曾對我說過，他看見過，確是瞿秋白的筆跡。”毛主席對陸老說：“今後不要宣傳瞿秋白了，要多宣傳方誌敏烈士。”

之後，我走訪了楊尚昆同志，他原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他說：“大約1962年主席看了《多餘的話》對我說：‘瞿秋白對革命有貢獻，但臨終前寫了《多餘的話》，這是消沉，最多是動搖，作為一個有學問的人，臨終前還是可以諒解的。’我沒有聽到過主席說瞿秋白是叛徒。主席只說過‘瞿秋白懷才不遇’這樣一句話。”

我還走訪了好多老前輩。走訪原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時，他說：“1963年初，十來個人在劉少奇會客室，由劉少奇傳達主席的意見，說：‘瞿秋白是叛變了，中央傳達最高意見，說適當的時候將宣布。’後來下面同志議論，認為這個決定不怎么公道。”

我去探望過薄一波同志，他問起我母親的情況。我說：“媽媽被林彪‘四人幫’關押了近六年，被他們迫害死了。”薄老聽後流下了眼淚，他和媽媽共事過，很關心她。當我問起關於我父親的事，薄老說：“主席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說過，盲動主義的責任加在瞿秋白身上是不公正的。這個責任應有共產國際羅米那茲負責。《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對瞿秋白已有評價。”主席還說：“立三路線問題，經過瞿秋白、周恩來已經解決（見96號通報。作者注）。瞿秋白當時是比較有威信的領導人，如果叫他來搞，後來不至於產生像王明路線這樣大的錯誤，就是由周恩來搞也不會發生王明路線。”

我看望蕭三同志時，他回憶1939年他回延安後見到毛主席，談話中他談起老戰友秋白不幸犧牲，可痛可惜。毛主席沉默了許久，說：“是啊，如果他還活著，現在領導邊區的文化運動該有多好呀！”

訪問丁玲同志時，她說：“我了解瞿秋白，早在解放區時就看過《多餘的話》，我認為在《多餘的話》里沒有叛變的意思。”

馮雪峰同志的兒子馮夏熊對我說過：“當紅軍要長征時，父親找毛主席問過：‘為什麼像秋白這樣的領導同志不和大家一起參加長征？’毛主席說：‘我也提過意見，但沒有用，要問一下組織部長李維漢。’”

陸定一：“我已寫了一封信給陳雲、黃克誠同志，請求為你爸爸平反。”

有一天我去北京醫院探視廖承志同志。他說：“獨伊，你應該寫信給黨中央要求給你父親平反。”廖公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文革”後期很關心我和父母的平反問題，為此幫助過我。後來到醫院去看望陸定一同志，把廖公對我說的意思告訴了他。他說：“你應該聽廖公的話，給黨中央寫信。”

過了幾天陸老要我到醫院看他，我到了他的病房，他說：“我已寫了一封信給陳雲、黃克誠同志，請求為你爸爸平反。”並把此信底稿給我看，其內容如下：

陳雲、黃克誠同志並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說秋白是叛徒，我很懷疑，現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意見，請求複查此事，理由如下：

一、瞿在被捕之後，寫了《多餘的話》，情緒消沉，這篇東西，因周總理曾見過，確是秋白所寫。但以此為根據，判定秋白是叛徒，則證據不足。因為它究竟不是自首書或反共宣言。

二、定秋白為叛徒的是以謝富治為部長的中央公安部，時間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謝富治人品很壞，當林彪“四人幫”的走狗，誣陷了很多好人，對瞿秋白的叛變也拿不出可靠的證據，值得重新檢查，不能輕率相信。

三、秋白被槍決，國民黨曾發過訊息，登過報。如果秋白叛變了，國民黨必然大肆宣傳，但這種宣傳並未發生。

專致

革命敬禮。

陸定一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於北京醫院

我看完此信後，陸老說：“你趕快給黨中央寫信。”回家後我就給黨中央寫了一封請求給我父親平反的長信。

在這封信里，我提到1946年我母親和我從新疆監獄釋放回到延安，毛主席單獨請朱旦華和我母親吃飯，我也在場。毛主席關心地同母親講到瞿秋白時說：“你放心好了，中央已經對他的問題做了結論了。”（指1945年《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者注）

不久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了關於我父親問題複查組。中紀委成立複查組之前，在報刊上已有人發表一些文章，如黎樹呼籲應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給秋白同志平反。尤其是陳鐵健的《重評<多餘的話>》起到了為秋白同志平反的先導作用。後來複查組邀請陳鐵健同志參加複查組的工作。

複查組組長孫克悠同志找我談話，她說：“你給黨中央的信我們看到了，你放心，我們會實事求是地複查。你的姑媽也寫了信要求給瞿秋白平反……”

宋希濂：“那時我對瞿先生曾經崇敬過，仰慕過。”

我和女兒想把問題搞得更清楚，決定去找殺害我父親的宋希濂。

宋希濂談了他所知道的情況，他說：“秋白先生在獄中確實寫了《多餘的話》，委託參謀長向賢矩寄給他在武漢的朋友，向賢矩問我可否寄，我說可以寄。蔣介石派兩個中統特務到長汀和秋白先生談話，勸降，但他們從瞿先生那裡沒有得到任何東西。秋白先生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堅定的。”宋希濂說：“當時我直接審問過他，手下人多次審問過他，南京國民黨組織部專門派人來審訊過他。他除了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並沒有出賣任何共產黨的組織和任何一個秘密共產黨員。他寫的《多餘的話》我印象很深，當時我看過的，這篇文章是瞿先生對往事的回顧和剖析，從文學上看情調傷感消沉，但不是對從事革命事業的懺悔。”

宋希濂說，他還在長沙中學讀書時就讀過瞿先生訪問蘇聯的文章，後來到廣州在黃埔軍校又讀過瞿先生的文章，並聽過他的報告。他說：“那時我對瞿先生曾經崇敬過，仰慕過。但是我當時肩上的國民黨中將的軍銜亦就是反動的政治立場，促使我對瞿先生採取了一些非常措施。”

宋希濂勸過我父親放棄共產主義信仰，說共產主義在中國行不通，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適合中國國情。瞿先生說蔣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殺人民，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當宋希濂對父親說，時到今日，你還沒有對我們講一點有關共產黨和匪區有價值的情況時，瞿秋白說：“我對自己的處境十分清楚，蔣介石絕對不會放過我，自從你們知道我的身份之後，我就沒有打算活下去……”瞿先生是唱著紅軍歌、國際歌，並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勝利萬歲走向刑場的。

我們談了約40分鐘。回家後，把談話記錄整理後交給了紀律檢查組，以協助他們的工作。

複查組大約經過半年多的調查和複查，了解了實際情況，他們走訪了許多知情的老前輩和研究人員，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當時有些老前輩在報刊上發表了回憶我父親的文章，這些文章為父親的平反起了輿論推動作用。

孫克悠同志告訴我，本來在即將召開的黨的五中全會上擬為劉少奇和瞿秋白平反問題進行討論和作出結論，但在五中全會上沒有討論有關瞿秋白的平反。她要我到京西賓館找陸老，請他在會議上提一提有關秋白同志平反的事。我真的去了並找了陸老，轉告了複查組的話。他說：“我和劉瀾濤同志一起都提了書面意見，但沒有被大會採納。這樣一來五中全會沒有討論也沒有通過有關瞿秋白的平反檔案。”

在這期間，我打電話給當時的宣傳部長王任重，問為什麼父親的平反問題在五中全會上沒有討論，是不是因為毛主席定的十二號檔案（檔案中說瞿秋白自首叛變了。作者注）不好改，他回答是這樣，當時“兩個凡是”還起一定作用。

鄧小平：我們黨內領導同志中只有秋白同志不搞家長制，他是最講民主的

複查組走訪了好多同志，在上海還召開了二十多位知情人參加的座談會，材料收集得很充分。當時我想，如果在北京能召開這樣的座談會該多么好！北京有好多了解我父親的老前輩，也剛好是父親就義45周年快到了。於是，我分別找了周揚、賀敬之、林默涵三位同志，給他們談了我的這一想法，他們接受了我的意見，並由中國文聯向中宣部並向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個報告。報告中提到由中國文聯、作家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於6月17日下午3時在人民大會堂西廳舉行紀念瞿秋白同志就義45周年座談會，邀請一些老同志、文學藝術界和社會科學界的知名人士，座談會擬請周揚同志主持，請胡喬木、薄一波、陸定一、李維漢同志講話，會後由新華社發布訊息。由座談會倡議，由毛著編輯辦公室研究瞿秋白的著作，覓集瞿秋白同志的手稿，編輯出版《瞿秋白文集》；有關文藝思想的著作，由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負責，並組織幾篇紀念文章在報刊上發表。

這報告很快被批准了。這樣於1980年6月17日召開了紀念會，有300人參加。周揚同志主持會議，他還做了題為《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的報告，這報告於6月18日見報。特別使人感動的是，茅盾伯伯眼睛剛剛手術也趕來參加會議，他是坐輪椅被推進到會場來的。他說：“回憶秋白的文章我已寫了，並在報上發表了，這裡我不多講了，我只想提一個意見，秋白同志給我們留下很多遺著，我建議把他的政論由文獻編委會編書，而文學著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來編。這是對秋白同志最好的紀念。”他說完後，我們就推他回去休息。

這裡我要提一下，茅盾伯伯非常關心我母親的問題。“文革”期間我關在牛棚，為了設法給被關押的母親平反，我請病假出來到茅盾伯伯家裡避難三次。他和他的兒子韋韜及兒媳小曼熱情地幫助和保護了我。我沒有想到在白區工作的年代我父母在茅盾伯伯家裡避難多次，而在“文革”期間我又不得不在茅公家裡避難。當時母親有病，她在監禁中需要吃藥，需要向中央反映她的情況，能得早日解放。茅盾伯伯、胡愈之夫婦熱情幫我找藥，並創造各種條件以便給周總理寫信。我從心裡就非常感謝和感動，至今難以忘懷這深情！

座談會上發言很踴躍，譚震林、李維漢、袁任遠、曹瑛、溫濟澤都發言了。譚震林同志發言中提到，說鄧小平同志說過，我們黨內領導同志中只有秋白同志不搞家長制，他是最講民主的。

李維漢同志發言說，我們黨內從陳獨秀到毛主席都搞家長制，唯獨秋白不搞，他很講民主。他還談到“八七”會議後，因為國民黨對共產黨實行白色恐怖，我們就用“紅色”恐怖來對付他們，因此犯了盲動主義錯誤。秋白犯錯誤是思想認識問題，和王明的錯誤完全不一樣。秋白在“八七”會議後代替了陳獨秀的領導，但他還是尊重陳獨秀，尊重他的人格，會後還去看望他，與他談話。

曹瑛同志的發言也值得一提。本來上級領導不同意他代表複查組講話，但曹瑛同志說，他不代表複查組，是代表個人來發言，會上他講了複查的結果。當時這樣做是要有一點勇氣的。

雖然正式平反檔案還未下來，但這一次的紀念會和老前輩們在報刊上發表的紀念文章實際上已給父親平反昭雪了，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後來平反檔案傳達時，只傳達到黨員，沒有向民眾傳達。使我驚奇的是，1998年一位在江西的老戰友問我，你的爸爸平反了沒有。我答：“早已平反了，難道你們的黨組織沒有傳達過？”她說：“沒有，我還不好意思問你這件事呢。”

楊尚昆：因為秋白同志在生前生後都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不是在誕辰而是在他犧牲的日子開一個紀念會。

胡耀邦批示：要給瞿秋白一個公正的評價

中紀委在1979年春成立了“第八組”，準備複查瞿秋白案。瞿的胞妹、此時已79歲的瞿軼群從居住地杭州寫信給時任中紀委第一書記的陳雲，再次要求為瞿秋白恢復名譽，並要求修復“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陳雲於1979年5月20日對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請你閱批”。同年5月22日，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請現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決。請陳野苹同志辦”。陳野苹於5月29日對該件批示：“請鶴壽同志閱後再轉中紀委第八組。”
陳野苹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這樣，中紀委臨時機構“第八組”就於1979年6月開始瞿案複查工作。“第八組”由五人組成，先已借調了中央調查部常凡、中央黨校李玲玉參加工作，中紀委則由孫克悠和軍隊團政委出身的老王參加，孫讀過陳鐵健的《重評〈多餘的話〉》，於是要求陳也參加。孫克悠任“第八組”組長，具體負責此案複查工作，中紀委常委曹瑛則代表中紀委常委分管此事。
1979年6月18日，中紀委書記王鶴壽、秘書長魏文伯首次約見了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希望她相信黨中央會作出正確結論。

1980年6月17日，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聯合舉行座談會，紀念瞿秋白就義45周年。會議由中國作協副主席賀敬之主持，中國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周揚在會上講話，高度讚揚瞿的一生。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了轉發中紀委《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情況的調查報告》的通知，結束了對此案的複查工作。該“報告”明確宣布：“《多餘的話》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客觀地全面地分析《多餘的話》，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中紀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報告中說：“對所謂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後‘自首叛變’的問題，重新作了調查。瞿秋白同志是我們黨早期的著名的領導人之一，黨內外都很關心他的問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對他被捕前後的事實調查，證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後堅持不屈不撓的鬥爭，因而遭受敵人殺害。”至此，瞿秋白冤案被徹底平反。

瞿獨伊

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

憶父母

為父平反

相關書籍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