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有用稻粱謀:研究報告卷》講述了：我的家鄉是陝西省長安縣秦嶺山腳下的偏遠農村，距西安市50多里。我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兩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寡母勤勞剛毅，耕織皆是一把好手，在傳統社會，能夠頂門立戶，將我養大成人，教我讀書成才，其所受的身體之痛和心靈之苦，是外人難以理解和體知的。先母1983年病故，生前母子分處西安和北京兩地，我也很少盡人子之孝。對於母親的養育之恩，我始終懷著深厚的崇敬和感激。
基本介紹
- 書名：真實有用稻粱謀:研究報告卷
- 出版社：中國經濟出版社
- 頁數：360頁
- 開本：16
- 定價：48.00
- 作者：張曙光
- 出版日期：2009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1786046, 7501786046
- 品牌：中國經濟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真實有用稻粱謀:研究報告卷》是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簡介
張曙光，經濟學教授。1939年9月8日生，陝西長安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和中山大學博士生導師，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法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 1959～1963年，在西北大學經濟系學習；1963～1966年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1979年被評定為助理研究員，1983～1984年借調至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晉升副研究員，1988年破格晉升研究員，1993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聘為博士生導師。曾四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和著作獎，一次獲國家科技進步軟科學一等獎，三次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和二等獎，獲第二屆“十大中華經濟英才”特別獎，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津貼。 主要研究領域：巨觀經濟理論和政策、制度和制度變遷理論。曾參與“六五”經驗總結、“七五”國力預測、“八五”改革大思路、2000年的中國、中國以及深圳和海南發展戰略、中國巨觀經濟管理等重大課題的研究：親自主持了體制變革中的巨觀經濟穩定、中國社會科學院總量經濟學科、中國貿易保護代價的測算、中國服務業增加值的核算、中國土地問題等重大課題。發表論文數百篇，出版著作20多部，英俄文譯著5部（篇）。 主要著作有：《經濟結構和經濟效果》（1982），《公有制巨觀經濟理論大綱》（副主筆，1990），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China，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Washington，DC 20036—1207（《中國貿易保護代價的測算》，合著，1998），《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張曙光經濟學書評集》（1999），《制度主體‘行為——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反思》（1999），《經濟自由與思想自由》（2004），《中國轉型中的制度結構與變遷》（2005），《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主編，共6集），《中國巨觀經濟分析報告》（主筆，共6集）等。
圖書目錄
自序
一、發展戰略問題研究
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途徑問題
產業結構改造及其對策
深圳經濟特區的產業結構
海南產業結構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海南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分報告之
“二元經濟結構”論的反思和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
天人關係的新階段與我國的資源環境戰略
二、金融貿易問題研究
西安的金融中心地位與城市發展模式
中國貿易保護代價的測算
堅持聯匯而港幣貶值：利弊權衡和可行性分析
三、糧食土地問題研究
放開糧價取消糧票——中國糧食購銷制度變遷研究
政府、農民和市場——山東惠民“大市場”要滅“小”市場與浙江義烏小市場變成大
市場案例的比較和分析242
城市化背景下土地產權的實施和保護263
集體建設用地地權的實施和保護——兼及“小產權房”問題．．．305
附錄：張曙光主要著述351
一、發展戰略問題研究
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途徑問題
產業結構改造及其對策
深圳經濟特區的產業結構
海南產業結構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海南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分報告之
“二元經濟結構”論的反思和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
天人關係的新階段與我國的資源環境戰略
二、金融貿易問題研究
西安的金融中心地位與城市發展模式
中國貿易保護代價的測算
堅持聯匯而港幣貶值：利弊權衡和可行性分析
三、糧食土地問題研究
放開糧價取消糧票——中國糧食購銷制度變遷研究
政府、農民和市場——山東惠民“大市場”要滅“小”市場與浙江義烏小市場變成大
市場案例的比較和分析242
城市化背景下土地產權的實施和保護263
集體建設用地地權的實施和保護——兼及“小產權房”問題．．．305
附錄：張曙光主要著述351
文摘
插圖：
但是，同我們所面臨的更新改造任務相比，這一投資不僅數量小、比重低，而且使用不當。1981年以更新改造措施為名完成的200多億元投資中，實際上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於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於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這就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方針的轉變。今後在投資的安排上應把越來越大的部分用於現有企業的更新改造。
問題之二是，以內涵擴大再生產為主是否與重點建設相矛盾？今後我們要加快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實現從以新建擴建為主到更新改造為主的轉變，有人擔心會否定重點建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影響重點建設的進行。我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強調技術改造的戰略地位，絕不是說，必要的新建擴建也不要進行，重點建設也不必加強，新興產業也不要發展。恰恰相反，集中力量加強重點建設，重視發展那些對技術進步有主導作用和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新興產業，也是實現既定發展目標的重要戰略，兩者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加快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能夠為加強重點建設創造良好的條件；反過來，加強重點建設，也能夠推動技術改造的加速進行。“六五”期間，我們要新建100萬噸以上的大型煤炭礦井28個，還要建一批大型水電站，等等。五年內施工的大中型建設項目，計畫在1985年底以前全部建成的就有400個，為“七五”、“八五”計畫做準備的項目多達279個①。這些重點建設對整個經濟的中期和長遠發展將起巨大作用。這說明，提出擴大再生產由外延為主轉向由內涵為主，並不意味著可以排斥和忽略重點建設。
但是，同我們所面臨的更新改造任務相比，這一投資不僅數量小、比重低，而且使用不當。1981年以更新改造措施為名完成的200多億元投資中，實際上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於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於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這就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方針的轉變。今後在投資的安排上應把越來越大的部分用於現有企業的更新改造。
問題之二是，以內涵擴大再生產為主是否與重點建設相矛盾？今後我們要加快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實現從以新建擴建為主到更新改造為主的轉變，有人擔心會否定重點建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影響重點建設的進行。我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強調技術改造的戰略地位，絕不是說，必要的新建擴建也不要進行，重點建設也不必加強，新興產業也不要發展。恰恰相反，集中力量加強重點建設，重視發展那些對技術進步有主導作用和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新興產業，也是實現既定發展目標的重要戰略，兩者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加快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能夠為加強重點建設創造良好的條件；反過來，加強重點建設，也能夠推動技術改造的加速進行。“六五”期間，我們要新建100萬噸以上的大型煤炭礦井28個，還要建一批大型水電站，等等。五年內施工的大中型建設項目，計畫在1985年底以前全部建成的就有400個，為“七五”、“八五”計畫做準備的項目多達279個①。這些重點建設對整個經濟的中期和長遠發展將起巨大作用。這說明，提出擴大再生產由外延為主轉向由內涵為主，並不意味著可以排斥和忽略重點建設。
序言
二00九年農曆九月初八是我七十歲誕辰，也是我從事經濟學學習和研究五十周年。《張曙光文選》的編選和出版，一方面是對自己學術生涯的一個小結，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我的家鄉是陝西省長安縣秦嶺山腳下的偏遠農村，距西安市50多里。我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兩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寡母勤勞剛毅，耕織皆是一把好手，在傳統社會，能夠頂門立戶，將我養大成人，教我讀書成才，其所受的身體之痛和心靈之苦，是外人難以理解和體知的。先母1983年病故，生前母子分處西安和北京兩地，我也很少盡人子之孝。對於母親的養育之恩，我始終懷著深厚的崇敬和感激。
1959年，我考入西北大學經濟系統計學專業，開始了經濟學的學習和訓練。在校期間，對我影響大的老師有何練成、馮大麟、呂其魯三位教授。我的第一節政治經濟學課是何老師講授的，後來還聽過他的多次報告，他傳達孫冶方先生價值論的報告我至今還歷歷在目。我一進校，就從“反右傾”運動的小字報中知道馮大麟和陳維滿合作出版了《中國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的著作，馮老師又給我們講授《國民經濟計畫》課，因為培養了我這個“白專”典型，並支持和指導我報考研究生，文革中曾經受到衝擊和批判；文革後曾任陝西財經學院院長，每次來京總要來家看我，並一起交談。呂老師給我們教《國民經濟統計》，當時因在《經濟研究》上發表文章而受到師生的擁戴，也成為我學習的榜樣。
大學時期正值三年困難時期，我也因營養不良而患了浮腫，腿上一按一個坑，半天起不來。不過我的學習沒有放鬆。
我的家鄉是陝西省長安縣秦嶺山腳下的偏遠農村，距西安市50多里。我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兩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寡母勤勞剛毅，耕織皆是一把好手，在傳統社會，能夠頂門立戶，將我養大成人，教我讀書成才，其所受的身體之痛和心靈之苦，是外人難以理解和體知的。先母1983年病故，生前母子分處西安和北京兩地，我也很少盡人子之孝。對於母親的養育之恩，我始終懷著深厚的崇敬和感激。
1959年，我考入西北大學經濟系統計學專業，開始了經濟學的學習和訓練。在校期間，對我影響大的老師有何練成、馮大麟、呂其魯三位教授。我的第一節政治經濟學課是何老師講授的，後來還聽過他的多次報告，他傳達孫冶方先生價值論的報告我至今還歷歷在目。我一進校，就從“反右傾”運動的小字報中知道馮大麟和陳維滿合作出版了《中國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的著作，馮老師又給我們講授《國民經濟計畫》課，因為培養了我這個“白專”典型，並支持和指導我報考研究生，文革中曾經受到衝擊和批判；文革後曾任陝西財經學院院長，每次來京總要來家看我，並一起交談。呂老師給我們教《國民經濟統計》，當時因在《經濟研究》上發表文章而受到師生的擁戴，也成為我學習的榜樣。
大學時期正值三年困難時期，我也因營養不良而患了浮腫，腿上一按一個坑，半天起不來。不過我的學習沒有放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