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教育》在浩如煙海的學術海洋中，極少有學術泰斗如此關心教育問題。作者以一名世界頂級科學家的身份用翔實、珍貴的資料和生動的文筆抒寫了對現行教育制度的深刻思考，對人才培養的建議，對未來世界和科學發展的預見，對青少年建立科學精神的殷切希望。
基本介紹
- 書名：直言教育
- 出版社：科學出版社
- 頁數：288頁
- 開本：32
- 定價：33.00
- 作者：福井謙一
- 出版日期：2008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030210463
- 品牌：科學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直言教育》是一本獻給青少年、教育人士和科研人員的兼具啟迪性、教育性和實用性的傳世之作。
作者簡介
福井謙一（1918-1998），日本理論化學家。1918年10月4日生於曰本奈良縣。1948年獲京都大學博士學位，1951年擔任京都大學物理化學教授。因1951年提出的“前線軌道”理論，而在1981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化學阿遷微獎的日籍科學家。此後福井博士又獲得了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歐洲藝術科學文學院院士、日本政府文化勳章、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等殊榮。
圖書目錄
第1章 戰後教育的功與過
第2章 推翻學歷社會
第3章 考試陷阱
第4章 教與學
第5章 靠直覺的時代
第6章 高科技時代的人才培養
第7章 大學是自學的地方
第8章 對教育自由化的思考
第9章 先做不喜歡做的事
第10章 與大自然的相互接觸
第11章 開闢新的天地
第12章 心靈相通的師生
第13章 要有廣闊的視野
第14章 “心靈之師”——法布爾
第15章 用頭腦打天下的時代
第16章 夫妻共同進行國際交流
第17章 終身教育是必要的
第18章 學問的創造
第19章 出色的構想從哪裡來
第20章 鬧學潮給我們的教訓
第21章 目標是文化大國
第22章 學問無國界
第23章 通往諾貝爾獎之路
第24章 莊嚴的頒獎儀式
第25章 未來之花——基礎研究
第26章 對大自然的敬畏
第27章 生活在資源匱乏只應的年代
第28章 科學中的善與惡
第29章 向肩負21世紀的年輕人說幾句話
第30章 避免無止境的競爭
第31章 為了人類的生存
資料1 創造性和教育——在日本物理化學協會愛媛大會上的紀念演講
資料2 要做學問，先做人——在京都纖維工藝大學屆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資料3 開闊視野、培養遠見卓識——在京都工藝纖維大學85年新生入學宣誓大會上的講話
福井謙－博士年譜
後記：福井先生的“教育論”
第2章 推翻學歷社會
第3章 考試陷阱
第4章 教與學
第5章 靠直覺的時代
第6章 高科技時代的人才培養
第7章 大學是自學的地方
第8章 對教育自由化的思考
第9章 先做不喜歡做的事
第10章 與大自然的相互接觸
第11章 開闢新的天地
第12章 心靈相通的師生
第13章 要有廣闊的視野
第14章 “心靈之師”——法布爾
第15章 用頭腦打天下的時代
第16章 夫妻共同進行國際交流
第17章 終身教育是必要的
第18章 學問的創造
第19章 出色的構想從哪裡來
第20章 鬧學潮給我們的教訓
第21章 目標是文化大國
第22章 學問無國界
第23章 通往諾貝爾獎之路
第24章 莊嚴的頒獎儀式
第25章 未來之花——基礎研究
第26章 對大自然的敬畏
第27章 生活在資源匱乏只應的年代
第28章 科學中的善與惡
第29章 向肩負21世紀的年輕人說幾句話
第30章 避免無止境的競爭
第31章 為了人類的生存
資料1 創造性和教育——在日本物理化學協會愛媛大會上的紀念演講
資料2 要做學問，先做人——在京都纖維工藝大學屆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資料3 開闊視野、培養遠見卓識——在京都工藝纖維大學85年新生入學宣誓大會上的講話
福井謙－博士年譜
後記：福井先生的“教育論”
文摘
第1章 戰後教育的功與過
擺脫模仿文化
日本今天的繁榮主要依靠了高質量產品的出口，而這些高質量產品又是日本高教育水平、高科技水平和先進的質量管理的成果。
但是，關鍵問題在於，支持這些先進技術的科研成果幾乎都是對外國科技成少罪坑捆果的模仿，並不是依靠日本自己的科研能力得到的。
僅僅被稱作模仿文化也還罷了，如果繁榮起來的日本因此擠垮了其他國家的工業，造成他國失業人口的增加，那么就不僅僅是模仿文化的問題，也許還要被看成是引起經濟摩擦的罪魁禍首。
198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日，她在接受日本NHK（日本廣播公司）的採訪（注1）時說過：“日本製造了大量的高科技電器產品，英國也在進口這些產品。但是，電器產品的根本——電子，卻是英國人發現的。”這段話正中我上面提出問題的要害。
談話中所指的恐怕是約瑟夫·約翰·湯姆遜（注2）。他於1897年，也就是明治30年發規了電子。如果有人說，日本今日電子工業的繁榮正是建立在那個時代英國科技的基礎之上的，我們恐怕也無話可說。
其實美國也一樣，美國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不過是20世紀後半葉的事情。而這得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歐洲學者往美國的大批湧入，在此之前當然是歐洲占據著科技優勢。這種現象與現在的日本很相似，所以說柴契爾夫人的指責似乎是有些過於苛刻。
擺脫模仿文化
日本今天的繁榮主要依靠了高質量產品的出口，而這些高質量產品又是日本高教育水平、高科技水平和先進的質量管理的成果。
但是，關鍵問題在於，支持這些先進技術的科研成果幾乎都是對外國科技成少罪坑捆果的模仿，並不是依靠日本自己的科研能力得到的。
僅僅被稱作模仿文化也還罷了，如果繁榮起來的日本因此擠垮了其他國家的工業，造成他國失業人口的增加，那么就不僅僅是模仿文化的問題，也許還要被看成是引起經濟摩擦的罪魁禍首。
198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日，她在接受日本NHK（日本廣播公司）的採訪（注1）時說過：“日本製造了大量的高科技電器產品，英國也在進口這些產品。但是，電器產品的根本——電子，卻是英國人發現的。”這段話正中我上面提出問題的要害。
談話中所指的恐怕是約瑟夫·約翰·湯姆遜（注2）。他於1897年，也就是明治30年發規了電子。如果有人說，日本今日電子工業的繁榮正是建立在那個時代英國科技的基礎之上的，我們恐怕也無話可說。
其實美國也一樣，美國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不過是20世紀後半葉的事情。而這得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歐洲學者往美國的大批湧入，在此之前當然是歐洲占據著科技優勢。這種現象與現在的日本很相似，所以說柴契爾夫人的指責似乎是有些過於苛刻。
後記
福井先生的“教育論”
“諾貝爾獎”現在已經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了。
比如我們經常說的“治癌藥”、“禁菸菸斗”、“女性去皺霜”、“吃不拔罪記胖的點心”等等。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當我們說“就那個發明，可能會獲諾貝爾獎”的時候，往往沒有市充盛艱特別注意到“諾貝爾獎”這個辭彙的意義。
所謂“諾貝爾獎”，就意味著那些大發明、大發現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也正因為如此，諾貝爾獎才會因優秀研究和業績而頒發櫻探催的最權威獎項而聞名於世界。
今年是昭和六十年(1985年)，是我國專利制度誕生百年的紀念年。國際科學技術基金會(松下幸之助任會長)決定從今年開始，設立“日本國際獎”。建立這個獎的目的是使該獎項也能達到諾貝爾獎所具有的那種權威性。第一次的授獎儀式就定於4月20日，被授予的學者分別是美國的約翰·皮亞斯博士(史丹福大學特邀名譽教授，在微波通訊和衛星通訊領域取得了優異成就)和禁厚疊以色列的卡恰爾斯基·伊爾博士(以色列沃曼研究所教授，發明了可以檢測出生物工程學中的基礎物質——固定化酶的生物反應器和生物分析儀)，獎金破格定為五千萬日元，幾乎和諾貝爾獎一樣。
但是，日本國際獎要想像諾貝爾獎那樣具有權威性並為全世界所認同，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福井先生談到在瑞典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儀式時說過，最使他震驚的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傳統力量和莊嚴”。
日本歷史上諾貝爾獎獲得者有湯川秀樹(1949年，物理學)、朝永振一郎(1965年，物理學)、川端康成(1968年，文學)、江崎玲於奈(1973年，物理學)、佐藤榮作(1974年，和平)，另外就是福井謙一先生(1981年，化學)，總共六個人(資料截至1981年——譯者注)。就像福井先生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單從自然科學部分算的話，日本的獲獎人數僅僅排在世界第十三位。
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科學技術水平也是頂尖的，相比之下，諾貝爾獎的獲獎排名順序實在是不值得誇耀。
原因到底在哪裡呢？恐怕還是要從國民的秉性、教育、社會風俗、語言等各個方面來考慮。
有人評價福井先生是“純國產學者”，意思是說他沒有到國外留學的經歷。同樣獲諾貝爾獎的江崎玲於奈說過：“諾貝爾基金會事務局局長拉美爾曾經說過‘去不同國家進行交流對研究人員是非常重要的’，而福井先生卻沒有去國外留學的經歷也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難道不是很偉大嗎？”
福井先生“教育論”的特點首先是他認為所謂教育，與其說是“教”，不如說是協助“自學”。
也許有的母親會說：“我逼著他學他還不學呢，讓他自學，那還不是難上加難嗎？”
但福井先生認為，無論是誰，都會在孩提時代因為接觸到美麗的大自然而被她的美所感動，從而逐漸產生“為什麼”的思索。當孩子為美麗的彩虹所感動的時候，他會問：“為什麼彩虹有七種顏色？”“它為什麼出現在與太陽相對的另一側天空上？”，他想解開這個謎。對知識的這種好奇心和探索心才是教育和學問的根源。這不是他人可以強制出來的，是人與生俱有的。因此，如果有人適時地，恰到好處地幫助孩子發展這種對知識的好奇和探索，那么這個孩子就會天天向上——這難道不就是“教育”的根源嗎？
即便是高等教育也是如此。福井先生在本書中回憶自己的大學恩師喜多源逸老師時說：“喜多老師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從不具體地細說道理，但是他卻能抓住每個學生的個性，及時地給予他們不同的影響。” 這是一種師生關係，老師只需要默默地端坐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受到學問的點拔和感化。福井先生認為這是一種教育的理想姿態。他把這種姿態叫做“所與性的認識”。福井先生在以“創造性和教育”為題的演講中是這樣說的：“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遞，尤其是老師給予學生的具有‘所與性’的信息傳遞，在教育上，尤其是在培養判斷力和創造力上難道不是極其有效的嗎？” 福井先生的“教育論”的特點之二是他認為：教育制度的改革要特別慎重。也就是說，“如果不能確認制度的改革具有相當的價值，那就寧可不動。” 因此，儘管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到了教育的自由化、精英教育、九月入學等問題，但決不意味著他在積極提倡制度的改革。福井先生對教育改革的關心與其說放在“制度”上，不如說是放在“本質”上。即使是面對臨時教育審議會的意見，他也始終不改自己的立場。第三點便是“敬畏自然”的自然觀。對出生在奈良郊區，把大自然當作好朋友的少年福井來說，安利·法布爾就是他的“心靈之師”。 “自然”就是“真實”，敬畏自然之心可以說就是福並先生的人生哲學。即便在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如果無法改變颱風的路線，就無法正確預知地震，也就無法防止地震。自然的偉大和恐怖是人的智慧所不及的。正如本書中講的有關“夢十夜”雕刻仁王的故事一樣，對於福井先生來講，大自然才是“最偉大的老師”。福井先生之所以強調“基礎是最重要的”，來自於先生心裡的“自然”等同於“基礎”的自然觀。另外，有關“打破重學歷社會”、“錄用人才論”、“西方思想與東方思想”等範圍比較寬的教育、哲學、人生論都滲透在“直言教育”的字裡行間，真知灼見隨處可見。無論在什麼領域，你都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去開闢新的道路，成長為一個獨立的人，進而去完成自己的理想，這就是福井先生要說的話本書中，我們把先生在《東京新聞》(日本著名報紙——譯者注)和《中日新聞》(日本報紙——譯者注)上連載的內容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不過，我們仍然要向曾經長時間接受我們採訪的福井謙一先生以及給予我們大力支持和幫助福井先生的“教育論”
“諾貝爾獎”現在已經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了。
比如我們經常說的“治癌藥”、“禁菸菸斗”、“女性去皺霜”、“吃不胖的點心”等等。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當我們說“就那個發明，可能會獲諾貝爾獎”的時候，往往沒有特別注意到“諾貝爾獎”這個辭彙的意義。
所謂“諾貝爾獎”，就意味著那些大發明、大發現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也正因為如此，諾貝爾獎才會因優秀研究和業績而頒發的最權威獎項而聞名於世界。
今年是昭和六十年(1985年)，是我國專利制度誕生百年的紀念年。國際科學技術基金會(松下幸之助任會長)決定從今年開始，設立“日本國際獎”。建立這個獎的目的是使該獎項也能達到諾貝爾獎所具有的那種權威性。第一次的授獎儀式就定於4月20日，被授予的學者分別是美國的約翰·皮亞斯博士(史丹福大學特邀名譽教授，在微波通訊和衛星通訊領域取得了優異成就)和以色列的卡恰爾斯基·伊爾博士(以色列沃曼研究所教授，發明了可以檢測出生物工程學中的基礎物質——固定化酶的生物反應器和生物分析儀)，獎金破格定為五千萬日元，幾乎和諾貝爾獎一樣。
但是，日本國際獎要想像諾貝爾獎那樣具有權威性並為全世界所認同，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福井先生談到在瑞典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儀式時說過，最使他震驚的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傳統力量和莊嚴”。
日本歷史上諾貝爾獎獲得者有湯川秀樹(1949年，物理學)、朝永振一郎(1965年，物理學)、川端康成(1968年，文學)、江崎玲於奈(1973年，物理學)、佐藤榮作(1974年，和平)，另外就是福井謙一先生(1981年，化學)，總共六個人(資料截至1981年——譯者注)。就像福井先生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單從自然科學部分算的話，日本的獲獎人數僅僅排在世界第十三位。
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科學技術水平也是頂尖的，相比之下，諾貝爾獎的獲獎排名順序實在是不值得誇耀。
原因到底在哪裡呢？恐怕還是要從國民的秉性、教育、社會風俗、語言等各個方面來考慮。
有人評價福井先生是“純國產學者”，意思是說他沒有到國外留學的經歷。同樣獲諾貝爾獎的江崎玲於奈說過：“諾貝爾基金會事務局局長拉美爾曾經說過‘去不同國家進行交流對研究人員是非常重要的’，而福井先生卻沒有去國外留學的經歷也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難道不是很偉大嗎？”
福井先生“教育論”的特點首先是他認為所謂教育，與其說是“教”，不如說是協助“自學”。
也許有的母親會說：“我逼著他學他還不學呢，讓他自學，那還不是難上加難嗎？”
但福井先生認為，無論是誰，都會在孩提時代因為接觸到美麗的大自然而被她的美所感動，從而逐漸產生“為什麼”的思索。當孩子為美麗的彩虹所感動的時候，他會問：“為什麼彩虹有七種顏色？”“它為什麼出現在與太陽相對的另一側天空上？”，他想解開這個謎。對知識的這種好奇心和探索心才是教育和學問的根源。這不是他人可以強制出來的，是人與生俱有的。因此，如果有人適時地，恰到好處地幫助孩子發展這種對知識的好奇和探索，那么這個孩子就會天天向上——這難道不就是“教育”的根源嗎？
即便是高等教育也是如此。福井先生在本書中回憶自己的大學恩師喜多源逸老師時說：“喜多老師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從不具體地細說道理，但是他卻能抓住每個學生的個性，及時地給予他們不同的影響。” 這是一種師生關係，老師只需要默默地端坐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受到學問的點拔和感化。福井先生認為這是一種教育的理想姿態。他把這種姿態叫做“所與性的認識”。福井先生在以“創造性和教育”為題的演講中是這樣說的：“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遞，尤其是老師給予學生的具有‘所與性’的信息傳遞，在教育上，尤其是在培養判斷力和創造力上難道不是極其有效的嗎？” 福井先生的“教育論”的特點之二是他認為：教育制度的改革要特別慎重。也就是說，“如果不能確認制度的改革具有相當的價值，那就寧可不動。” 因此，儘管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到了教育的自由化、精英教育、九月入學等問題，但決不意味著他在積極提倡制度的改革。福井先生對教育改革的關心與其說放在“制度”上，不如說是放在“本質”上。即使是面對臨時教育審議會的意見，他也始終不改自己的立場。第三點便是“敬畏自然”的自然觀。對出生在奈良郊區，把大自然當作好朋友的少年福井來說，安利·法布爾就是他的“心靈之師”。 “自然”就是“真實”，敬畏自然之心可以說就是福並先生的人生哲學。即便在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如果無法改變颱風的路線，就無法正確預知地震，也就無法防止地震。自然的偉大和恐怖是人的智慧所不及的。正如本書中講的有關“夢十夜”雕刻仁王的故事一樣，對於福井先生來講，大自然才是“最偉大的老師”。福井先生之所以強調“基礎是最重要的”，來自於先生心裡的“自然”等同於“基礎”的自然觀。另外，有關“打破重學歷社會”、“錄用人才論”、“西方思想與東方思想”等範圍比較寬的教育、哲學、人生論都滲透在“直言教育”的字裡行間，真知灼見隨處可見。無論在什麼領域，你都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去開闢新的道路，成長為一個獨立的人，進而去完成自己的理想，這就是福井先生要說的話本書中，我們把先生在《東京新聞》(日本著名報紙——譯者注)和《中日新聞》(日本報紙——譯者注)上連載的內容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不過，我們仍然要向曾經長時間接受我們採訪的福井謙一先生以及給予我們大力支持和幫助。
“諾貝爾獎”現在已經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了。
比如我們經常說的“治癌藥”、“禁菸菸斗”、“女性去皺霜”、“吃不拔罪記胖的點心”等等。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當我們說“就那個發明，可能會獲諾貝爾獎”的時候，往往沒有市充盛艱特別注意到“諾貝爾獎”這個辭彙的意義。
所謂“諾貝爾獎”，就意味著那些大發明、大發現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也正因為如此，諾貝爾獎才會因優秀研究和業績而頒發櫻探催的最權威獎項而聞名於世界。
今年是昭和六十年(1985年)，是我國專利制度誕生百年的紀念年。國際科學技術基金會(松下幸之助任會長)決定從今年開始，設立“日本國際獎”。建立這個獎的目的是使該獎項也能達到諾貝爾獎所具有的那種權威性。第一次的授獎儀式就定於4月20日，被授予的學者分別是美國的約翰·皮亞斯博士(史丹福大學特邀名譽教授，在微波通訊和衛星通訊領域取得了優異成就)和禁厚疊以色列的卡恰爾斯基·伊爾博士(以色列沃曼研究所教授，發明了可以檢測出生物工程學中的基礎物質——固定化酶的生物反應器和生物分析儀)，獎金破格定為五千萬日元，幾乎和諾貝爾獎一樣。
但是，日本國際獎要想像諾貝爾獎那樣具有權威性並為全世界所認同，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福井先生談到在瑞典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儀式時說過，最使他震驚的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傳統力量和莊嚴”。
日本歷史上諾貝爾獎獲得者有湯川秀樹(1949年，物理學)、朝永振一郎(1965年，物理學)、川端康成(1968年，文學)、江崎玲於奈(1973年，物理學)、佐藤榮作(1974年，和平)，另外就是福井謙一先生(1981年，化學)，總共六個人(資料截至1981年——譯者注)。就像福井先生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單從自然科學部分算的話，日本的獲獎人數僅僅排在世界第十三位。
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科學技術水平也是頂尖的，相比之下，諾貝爾獎的獲獎排名順序實在是不值得誇耀。
原因到底在哪裡呢？恐怕還是要從國民的秉性、教育、社會風俗、語言等各個方面來考慮。
有人評價福井先生是“純國產學者”，意思是說他沒有到國外留學的經歷。同樣獲諾貝爾獎的江崎玲於奈說過：“諾貝爾基金會事務局局長拉美爾曾經說過‘去不同國家進行交流對研究人員是非常重要的’，而福井先生卻沒有去國外留學的經歷也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難道不是很偉大嗎？”
福井先生“教育論”的特點首先是他認為所謂教育，與其說是“教”，不如說是協助“自學”。
也許有的母親會說：“我逼著他學他還不學呢，讓他自學，那還不是難上加難嗎？”
但福井先生認為，無論是誰，都會在孩提時代因為接觸到美麗的大自然而被她的美所感動，從而逐漸產生“為什麼”的思索。當孩子為美麗的彩虹所感動的時候，他會問：“為什麼彩虹有七種顏色？”“它為什麼出現在與太陽相對的另一側天空上？”，他想解開這個謎。對知識的這種好奇心和探索心才是教育和學問的根源。這不是他人可以強制出來的，是人與生俱有的。因此，如果有人適時地，恰到好處地幫助孩子發展這種對知識的好奇和探索，那么這個孩子就會天天向上——這難道不就是“教育”的根源嗎？
即便是高等教育也是如此。福井先生在本書中回憶自己的大學恩師喜多源逸老師時說：“喜多老師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從不具體地細說道理，但是他卻能抓住每個學生的個性，及時地給予他們不同的影響。” 這是一種師生關係，老師只需要默默地端坐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受到學問的點拔和感化。福井先生認為這是一種教育的理想姿態。他把這種姿態叫做“所與性的認識”。福井先生在以“創造性和教育”為題的演講中是這樣說的：“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遞，尤其是老師給予學生的具有‘所與性’的信息傳遞，在教育上，尤其是在培養判斷力和創造力上難道不是極其有效的嗎？” 福井先生的“教育論”的特點之二是他認為：教育制度的改革要特別慎重。也就是說，“如果不能確認制度的改革具有相當的價值，那就寧可不動。” 因此，儘管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到了教育的自由化、精英教育、九月入學等問題，但決不意味著他在積極提倡制度的改革。福井先生對教育改革的關心與其說放在“制度”上，不如說是放在“本質”上。即使是面對臨時教育審議會的意見，他也始終不改自己的立場。第三點便是“敬畏自然”的自然觀。對出生在奈良郊區，把大自然當作好朋友的少年福井來說，安利·法布爾就是他的“心靈之師”。 “自然”就是“真實”，敬畏自然之心可以說就是福並先生的人生哲學。即便在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如果無法改變颱風的路線，就無法正確預知地震，也就無法防止地震。自然的偉大和恐怖是人的智慧所不及的。正如本書中講的有關“夢十夜”雕刻仁王的故事一樣，對於福井先生來講，大自然才是“最偉大的老師”。福井先生之所以強調“基礎是最重要的”，來自於先生心裡的“自然”等同於“基礎”的自然觀。另外，有關“打破重學歷社會”、“錄用人才論”、“西方思想與東方思想”等範圍比較寬的教育、哲學、人生論都滲透在“直言教育”的字裡行間，真知灼見隨處可見。無論在什麼領域，你都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去開闢新的道路，成長為一個獨立的人，進而去完成自己的理想，這就是福井先生要說的話本書中，我們把先生在《東京新聞》(日本著名報紙——譯者注)和《中日新聞》(日本報紙——譯者注)上連載的內容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不過，我們仍然要向曾經長時間接受我們採訪的福井謙一先生以及給予我們大力支持和幫助福井先生的“教育論”
“諾貝爾獎”現在已經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了。
比如我們經常說的“治癌藥”、“禁菸菸斗”、“女性去皺霜”、“吃不胖的點心”等等。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當我們說“就那個發明，可能會獲諾貝爾獎”的時候，往往沒有特別注意到“諾貝爾獎”這個辭彙的意義。
所謂“諾貝爾獎”，就意味著那些大發明、大發現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也正因為如此，諾貝爾獎才會因優秀研究和業績而頒發的最權威獎項而聞名於世界。
今年是昭和六十年(1985年)，是我國專利制度誕生百年的紀念年。國際科學技術基金會(松下幸之助任會長)決定從今年開始，設立“日本國際獎”。建立這個獎的目的是使該獎項也能達到諾貝爾獎所具有的那種權威性。第一次的授獎儀式就定於4月20日，被授予的學者分別是美國的約翰·皮亞斯博士(史丹福大學特邀名譽教授，在微波通訊和衛星通訊領域取得了優異成就)和以色列的卡恰爾斯基·伊爾博士(以色列沃曼研究所教授，發明了可以檢測出生物工程學中的基礎物質——固定化酶的生物反應器和生物分析儀)，獎金破格定為五千萬日元，幾乎和諾貝爾獎一樣。
但是，日本國際獎要想像諾貝爾獎那樣具有權威性並為全世界所認同，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福井先生談到在瑞典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儀式時說過，最使他震驚的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傳統力量和莊嚴”。
日本歷史上諾貝爾獎獲得者有湯川秀樹(1949年，物理學)、朝永振一郎(1965年，物理學)、川端康成(1968年，文學)、江崎玲於奈(1973年，物理學)、佐藤榮作(1974年，和平)，另外就是福井謙一先生(1981年，化學)，總共六個人(資料截至1981年——譯者注)。就像福井先生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單從自然科學部分算的話，日本的獲獎人數僅僅排在世界第十三位。
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科學技術水平也是頂尖的，相比之下，諾貝爾獎的獲獎排名順序實在是不值得誇耀。
原因到底在哪裡呢？恐怕還是要從國民的秉性、教育、社會風俗、語言等各個方面來考慮。
有人評價福井先生是“純國產學者”，意思是說他沒有到國外留學的經歷。同樣獲諾貝爾獎的江崎玲於奈說過：“諾貝爾基金會事務局局長拉美爾曾經說過‘去不同國家進行交流對研究人員是非常重要的’，而福井先生卻沒有去國外留學的經歷也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難道不是很偉大嗎？”
福井先生“教育論”的特點首先是他認為所謂教育，與其說是“教”，不如說是協助“自學”。
也許有的母親會說：“我逼著他學他還不學呢，讓他自學，那還不是難上加難嗎？”
但福井先生認為，無論是誰，都會在孩提時代因為接觸到美麗的大自然而被她的美所感動，從而逐漸產生“為什麼”的思索。當孩子為美麗的彩虹所感動的時候，他會問：“為什麼彩虹有七種顏色？”“它為什麼出現在與太陽相對的另一側天空上？”，他想解開這個謎。對知識的這種好奇心和探索心才是教育和學問的根源。這不是他人可以強制出來的，是人與生俱有的。因此，如果有人適時地，恰到好處地幫助孩子發展這種對知識的好奇和探索，那么這個孩子就會天天向上——這難道不就是“教育”的根源嗎？
即便是高等教育也是如此。福井先生在本書中回憶自己的大學恩師喜多源逸老師時說：“喜多老師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從不具體地細說道理，但是他卻能抓住每個學生的個性，及時地給予他們不同的影響。” 這是一種師生關係，老師只需要默默地端坐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受到學問的點拔和感化。福井先生認為這是一種教育的理想姿態。他把這種姿態叫做“所與性的認識”。福井先生在以“創造性和教育”為題的演講中是這樣說的：“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遞，尤其是老師給予學生的具有‘所與性’的信息傳遞，在教育上，尤其是在培養判斷力和創造力上難道不是極其有效的嗎？” 福井先生的“教育論”的特點之二是他認為：教育制度的改革要特別慎重。也就是說，“如果不能確認制度的改革具有相當的價值，那就寧可不動。” 因此，儘管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到了教育的自由化、精英教育、九月入學等問題，但決不意味著他在積極提倡制度的改革。福井先生對教育改革的關心與其說放在“制度”上，不如說是放在“本質”上。即使是面對臨時教育審議會的意見，他也始終不改自己的立場。第三點便是“敬畏自然”的自然觀。對出生在奈良郊區，把大自然當作好朋友的少年福井來說，安利·法布爾就是他的“心靈之師”。 “自然”就是“真實”，敬畏自然之心可以說就是福並先生的人生哲學。即便在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如果無法改變颱風的路線，就無法正確預知地震，也就無法防止地震。自然的偉大和恐怖是人的智慧所不及的。正如本書中講的有關“夢十夜”雕刻仁王的故事一樣，對於福井先生來講，大自然才是“最偉大的老師”。福井先生之所以強調“基礎是最重要的”，來自於先生心裡的“自然”等同於“基礎”的自然觀。另外，有關“打破重學歷社會”、“錄用人才論”、“西方思想與東方思想”等範圍比較寬的教育、哲學、人生論都滲透在“直言教育”的字裡行間，真知灼見隨處可見。無論在什麼領域，你都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去開闢新的道路，成長為一個獨立的人，進而去完成自己的理想，這就是福井先生要說的話本書中，我們把先生在《東京新聞》(日本著名報紙——譯者注)和《中日新聞》(日本報紙——譯者注)上連載的內容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不過，我們仍然要向曾經長時間接受我們採訪的福井謙一先生以及給予我們大力支持和幫助。
序言
《直言教育》這本書能夠在中國出版，我感到由衷的喜悅和欣慰。
我的先生很早就意識到中日之間進行學術交流的重要性，1990年7月就在北京和西安主辦了第一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從此以後，每年中日雙方都交替舉辦這一會議。先生去世之後，在中國合肥(中國科技大學)舉辦的第五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上，還同時舉行了福井謙一先生的紀念儀式。此後，我受邀參加了在日本召開的第六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會上來自中國的朋友們對我的熱心關懷讓我終生難忘。
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本書才有機會與中國讀者見面。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福井友榮
2O08年1月9日
我的先生很早就意識到中日之間進行學術交流的重要性，1990年7月就在北京和西安主辦了第一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從此以後，每年中日雙方都交替舉辦這一會議。先生去世之後，在中國合肥(中國科技大學)舉辦的第五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上，還同時舉行了福井謙一先生的紀念儀式。此後，我受邀參加了在日本召開的第六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會上來自中國的朋友們對我的熱心關懷讓我終生難忘。
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本書才有機會與中國讀者見面。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福井友榮
2O08年1月9日
後記
福井先生的“教育論”
“諾貝爾獎”現在已經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了。
比如我們經常說的“治癌藥”、“禁菸菸斗”、“女性去皺霜”、“吃不胖的點心”等等。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當我們說“就那個發明，可能會獲諾貝爾獎”的時候，往往沒有特別注意到“諾貝爾獎”這個辭彙的意義。
所謂“諾貝爾獎”，就意味著那些大發明、大發現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也正因為如此，諾貝爾獎才會因優秀研究和業績而頒發的最權威獎項而聞名於世界。
今年是昭和六十年(1985年)，是我國專利制度誕生百年的紀念年。國際科學技術基金會(松下幸之助任會長)決定從今年開始，設立“日本國際獎”。建立這個獎的目的是使該獎項也能達到諾貝爾獎所具有的那種權威性。第一次的授獎儀式就定於4月20日，被授予的學者分別是美國的約翰·皮亞斯博士(史丹福大學特邀名譽教授，在微波通訊和衛星通訊領域取得了優異成就)和以色列的卡恰爾斯基·伊爾博士(以色列沃曼研究所教授，發明了可以檢測出生物工程學中的基礎物質——固定化酶的生物反應器和生物分析儀)，獎金破格定為五千萬日元，幾乎和諾貝爾獎一樣。
但是，日本國際獎要想像諾貝爾獎那樣具有權威性並為全世界所認同，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福井先生談到在瑞典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儀式時說過，最使他震驚的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傳統力量和莊嚴”。
日本歷史上諾貝爾獎獲得者有湯川秀樹(1949年，物理學)、朝永振一郎(1965年，物理學)、川端康成(1968年，文學)、江崎玲於奈(1973年，物理學)、佐藤榮作(1974年，和平)，另外就是福井謙一先生(1981年，化學)，總共六個人(資料截至1981年——譯者注)。就像福井先生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單從自然科學部分算的話，日本的獲獎人數僅僅排在世界第十三位。
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科學技術水平也是頂尖的，相比之下，諾貝爾獎的獲獎排名順序實在是不值得誇耀。
原因到底在哪裡呢？恐怕還是要從國民的秉性、教育、社會風俗、語言等各個方面來考慮。
有人評價福井先生是“純國產學者”，意思是說他沒有到國外留學的經歷。同樣獲諾貝爾獎的江崎玲於奈說過：“諾貝爾基金會事務局局長拉美爾曾經說過‘去不同國家進行交流對研究人員是非常重要的’，而福井先生卻沒有去國外留學的經歷也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難道不是很偉大嗎？”
福井先生“教育論”的特點首先是他認為所謂教育，與其說是“教”，不如說是協助“自學”。
也許有的母親會說：“我逼著他學他還不學呢，讓他自學，那還不是難上加難嗎？”
但福井先生認為，無論是誰，都會在孩提時代因為接觸到美麗的大自然而被她的美所感動，從而逐漸產生“為什麼”的思索。當孩子為美麗的彩虹所感動的時候，他會問：“為什麼彩虹有七種顏色？”“它為什麼出現在與太陽相對的另一側天空上？”，他想解開這個謎。對知識的這種好奇心和探索心才是教育和學問的根源。這不是他人可以強制出來的，是人與生俱有的。因此，如果有人適時地，恰到好處地幫助孩子發展這種對知識的好奇和探索，那么這個孩子就會天天向上——這難道不就是“教育”的根源嗎？
即便是高等教育也是如此。福井先生在本書中回憶自己的大學恩師喜多源逸老師時說：“喜多老師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從不具體地細說道理，但是他卻能抓住每個學生的個性，及時地給予他們不同的影響。” 這是一種師生關係，老師只需要默默地端坐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受到學問的點拔和感化。福井先生認為這是一種教育的理想姿態。他把這種姿態叫做“所與性的認識”。福井先生在以“創造性和教育”為題的演講中是這樣說的：“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遞，尤其是老師給予學生的具有‘所與性’的信息傳遞，在教育上，尤其是在培養判斷力和創造力上難道不是極其有效的嗎？” 福井先生的“教育論”的特點之二是他認為：教育制度的改革要特別慎重。也就是說，“如果不能確認制度的改革具有相當的價值，那就寧可不動。” 因此，儘管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到了教育的自由化、精英教育、九月入學等問題，但決不意味著他在積極提倡制度的改革。福井先生對教育改革的關心與其說放在“制度”上，不如說是放在“本質”上。即使是面對臨時教育審議會的意見，他也始終不改自己的立場。第三點便是“敬畏自然”的自然觀。對出生在奈良郊區，把大自然當作好朋友的少年福井來說，安利·法布爾就是他的“心靈之師”。 “自然”就是“真實”，敬畏自然之心可以說就是福並先生的人生哲學。即便在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如果無法改變颱風的路線，就無法正確預知地震，也就無法防止地震。自然的偉大和恐怖是人的智慧所不及的。正如本書中講的有關“夢十夜”雕刻仁王的故事一樣，對於福井先生來講，大自然才是“最偉大的老師”。福井先生之所以強調“基礎是最重要的”，來自於先生心裡的“自然”等同於“基礎”的自然觀。另外，有關“打破重學歷社會”、“錄用人才論”、“西方思想與東方思想”等範圍比較寬的教育、哲學、人生論都滲透在“直言教育”的字裡行間，真知灼見隨處可見。無論在什麼領域，你都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去開闢新的道路，成長為一個獨立的人，進而去完成自己的理想，這就是福井先生要說的話本書中，我們把先生在《東京新聞》(日本著名報紙——譯者注)和《中日新聞》(日本報紙——譯者注)上連載的內容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不過，我們仍然要向曾經長時間接受我們採訪的福井謙一先生以及給予我們大力支持和幫助福井先生的“教育論”
“諾貝爾獎”現在已經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了。
比如我們經常說的“治癌藥”、“禁菸菸斗”、“女性去皺霜”、“吃不胖的點心”等等。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當我們說“就那個發明，可能會獲諾貝爾獎”的時候，往往沒有特別注意到“諾貝爾獎”這個辭彙的意義。
所謂“諾貝爾獎”，就意味著那些大發明、大發現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也正因為如此，諾貝爾獎才會因優秀研究和業績而頒發的最權威獎項而聞名於世界。
今年是昭和六十年(1985年)，是我國專利制度誕生百年的紀念年。國際科學技術基金會(松下幸之助任會長)決定從今年開始，設立“日本國際獎”。建立這個獎的目的是使該獎項也能達到諾貝爾獎所具有的那種權威性。第一次的授獎儀式就定於4月20日，被授予的學者分別是美國的約翰·皮亞斯博士(史丹福大學特邀名譽教授，在微波通訊和衛星通訊領域取得了優異成就)和以色列的卡恰爾斯基·伊爾博士(以色列沃曼研究所教授，發明了可以檢測出生物工程學中的基礎物質——固定化酶的生物反應器和生物分析儀)，獎金破格定為五千萬日元，幾乎和諾貝爾獎一樣。
但是，日本國際獎要想像諾貝爾獎那樣具有權威性並為全世界所認同，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福井先生談到在瑞典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儀式時說過，最使他震驚的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傳統力量和莊嚴”。
日本歷史上諾貝爾獎獲得者有湯川秀樹(1949年，物理學)、朝永振一郎(1965年，物理學)、川端康成(1968年，文學)、江崎玲於奈(1973年，物理學)、佐藤榮作(1974年，和平)，另外就是福井謙一先生(1981年，化學)，總共六個人(資料截至1981年——譯者注)。就像福井先生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單從自然科學部分算的話，日本的獲獎人數僅僅排在世界第十三位。
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科學技術水平也是頂尖的，相比之下，諾貝爾獎的獲獎排名順序實在是不值得誇耀。
原因到底在哪裡呢？恐怕還是要從國民的秉性、教育、社會風俗、語言等各個方面來考慮。
有人評價福井先生是“純國產學者”，意思是說他沒有到國外留學的經歷。同樣獲諾貝爾獎的江崎玲於奈說過：“諾貝爾基金會事務局局長拉美爾曾經說過‘去不同國家進行交流對研究人員是非常重要的’，而福井先生卻沒有去國外留學的經歷也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難道不是很偉大嗎？”
福井先生“教育論”的特點首先是他認為所謂教育，與其說是“教”，不如說是協助“自學”。
也許有的母親會說：“我逼著他學他還不學呢，讓他自學，那還不是難上加難嗎？”
但福井先生認為，無論是誰，都會在孩提時代因為接觸到美麗的大自然而被她的美所感動，從而逐漸產生“為什麼”的思索。當孩子為美麗的彩虹所感動的時候，他會問：“為什麼彩虹有七種顏色？”“它為什麼出現在與太陽相對的另一側天空上？”，他想解開這個謎。對知識的這種好奇心和探索心才是教育和學問的根源。這不是他人可以強制出來的，是人與生俱有的。因此，如果有人適時地，恰到好處地幫助孩子發展這種對知識的好奇和探索，那么這個孩子就會天天向上——這難道不就是“教育”的根源嗎？
即便是高等教育也是如此。福井先生在本書中回憶自己的大學恩師喜多源逸老師時說：“喜多老師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從不具體地細說道理，但是他卻能抓住每個學生的個性，及時地給予他們不同的影響。” 這是一種師生關係，老師只需要默默地端坐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受到學問的點拔和感化。福井先生認為這是一種教育的理想姿態。他把這種姿態叫做“所與性的認識”。福井先生在以“創造性和教育”為題的演講中是這樣說的：“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遞，尤其是老師給予學生的具有‘所與性’的信息傳遞，在教育上，尤其是在培養判斷力和創造力上難道不是極其有效的嗎？” 福井先生的“教育論”的特點之二是他認為：教育制度的改革要特別慎重。也就是說，“如果不能確認制度的改革具有相當的價值，那就寧可不動。” 因此，儘管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到了教育的自由化、精英教育、九月入學等問題，但決不意味著他在積極提倡制度的改革。福井先生對教育改革的關心與其說放在“制度”上，不如說是放在“本質”上。即使是面對臨時教育審議會的意見，他也始終不改自己的立場。第三點便是“敬畏自然”的自然觀。對出生在奈良郊區，把大自然當作好朋友的少年福井來說，安利·法布爾就是他的“心靈之師”。 “自然”就是“真實”，敬畏自然之心可以說就是福並先生的人生哲學。即便在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如果無法改變颱風的路線，就無法正確預知地震，也就無法防止地震。自然的偉大和恐怖是人的智慧所不及的。正如本書中講的有關“夢十夜”雕刻仁王的故事一樣，對於福井先生來講，大自然才是“最偉大的老師”。福井先生之所以強調“基礎是最重要的”，來自於先生心裡的“自然”等同於“基礎”的自然觀。另外，有關“打破重學歷社會”、“錄用人才論”、“西方思想與東方思想”等範圍比較寬的教育、哲學、人生論都滲透在“直言教育”的字裡行間，真知灼見隨處可見。無論在什麼領域，你都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去開闢新的道路，成長為一個獨立的人，進而去完成自己的理想，這就是福井先生要說的話本書中，我們把先生在《東京新聞》(日本著名報紙——譯者注)和《中日新聞》(日本報紙——譯者注)上連載的內容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不過，我們仍然要向曾經長時間接受我們採訪的福井謙一先生以及給予我們大力支持和幫助。
“諾貝爾獎”現在已經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了。
比如我們經常說的“治癌藥”、“禁菸菸斗”、“女性去皺霜”、“吃不胖的點心”等等。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當我們說“就那個發明，可能會獲諾貝爾獎”的時候，往往沒有特別注意到“諾貝爾獎”這個辭彙的意義。
所謂“諾貝爾獎”，就意味著那些大發明、大發現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也正因為如此，諾貝爾獎才會因優秀研究和業績而頒發的最權威獎項而聞名於世界。
今年是昭和六十年(1985年)，是我國專利制度誕生百年的紀念年。國際科學技術基金會(松下幸之助任會長)決定從今年開始，設立“日本國際獎”。建立這個獎的目的是使該獎項也能達到諾貝爾獎所具有的那種權威性。第一次的授獎儀式就定於4月20日，被授予的學者分別是美國的約翰·皮亞斯博士(史丹福大學特邀名譽教授，在微波通訊和衛星通訊領域取得了優異成就)和以色列的卡恰爾斯基·伊爾博士(以色列沃曼研究所教授，發明了可以檢測出生物工程學中的基礎物質——固定化酶的生物反應器和生物分析儀)，獎金破格定為五千萬日元，幾乎和諾貝爾獎一樣。
但是，日本國際獎要想像諾貝爾獎那樣具有權威性並為全世界所認同，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福井先生談到在瑞典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儀式時說過，最使他震驚的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傳統力量和莊嚴”。
日本歷史上諾貝爾獎獲得者有湯川秀樹(1949年，物理學)、朝永振一郎(1965年，物理學)、川端康成(1968年，文學)、江崎玲於奈(1973年，物理學)、佐藤榮作(1974年，和平)，另外就是福井謙一先生(1981年，化學)，總共六個人(資料截至1981年——譯者注)。就像福井先生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單從自然科學部分算的話，日本的獲獎人數僅僅排在世界第十三位。
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科學技術水平也是頂尖的，相比之下，諾貝爾獎的獲獎排名順序實在是不值得誇耀。
原因到底在哪裡呢？恐怕還是要從國民的秉性、教育、社會風俗、語言等各個方面來考慮。
有人評價福井先生是“純國產學者”，意思是說他沒有到國外留學的經歷。同樣獲諾貝爾獎的江崎玲於奈說過：“諾貝爾基金會事務局局長拉美爾曾經說過‘去不同國家進行交流對研究人員是非常重要的’，而福井先生卻沒有去國外留學的經歷也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難道不是很偉大嗎？”
福井先生“教育論”的特點首先是他認為所謂教育，與其說是“教”，不如說是協助“自學”。
也許有的母親會說：“我逼著他學他還不學呢，讓他自學，那還不是難上加難嗎？”
但福井先生認為，無論是誰，都會在孩提時代因為接觸到美麗的大自然而被她的美所感動，從而逐漸產生“為什麼”的思索。當孩子為美麗的彩虹所感動的時候，他會問：“為什麼彩虹有七種顏色？”“它為什麼出現在與太陽相對的另一側天空上？”，他想解開這個謎。對知識的這種好奇心和探索心才是教育和學問的根源。這不是他人可以強制出來的，是人與生俱有的。因此，如果有人適時地，恰到好處地幫助孩子發展這種對知識的好奇和探索，那么這個孩子就會天天向上——這難道不就是“教育”的根源嗎？
即便是高等教育也是如此。福井先生在本書中回憶自己的大學恩師喜多源逸老師時說：“喜多老師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從不具體地細說道理，但是他卻能抓住每個學生的個性，及時地給予他們不同的影響。” 這是一種師生關係，老師只需要默默地端坐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受到學問的點拔和感化。福井先生認為這是一種教育的理想姿態。他把這種姿態叫做“所與性的認識”。福井先生在以“創造性和教育”為題的演講中是這樣說的：“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遞，尤其是老師給予學生的具有‘所與性’的信息傳遞，在教育上，尤其是在培養判斷力和創造力上難道不是極其有效的嗎？” 福井先生的“教育論”的特點之二是他認為：教育制度的改革要特別慎重。也就是說，“如果不能確認制度的改革具有相當的價值，那就寧可不動。” 因此，儘管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到了教育的自由化、精英教育、九月入學等問題，但決不意味著他在積極提倡制度的改革。福井先生對教育改革的關心與其說放在“制度”上，不如說是放在“本質”上。即使是面對臨時教育審議會的意見，他也始終不改自己的立場。第三點便是“敬畏自然”的自然觀。對出生在奈良郊區，把大自然當作好朋友的少年福井來說，安利·法布爾就是他的“心靈之師”。 “自然”就是“真實”，敬畏自然之心可以說就是福並先生的人生哲學。即便在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如果無法改變颱風的路線，就無法正確預知地震，也就無法防止地震。自然的偉大和恐怖是人的智慧所不及的。正如本書中講的有關“夢十夜”雕刻仁王的故事一樣，對於福井先生來講，大自然才是“最偉大的老師”。福井先生之所以強調“基礎是最重要的”，來自於先生心裡的“自然”等同於“基礎”的自然觀。另外，有關“打破重學歷社會”、“錄用人才論”、“西方思想與東方思想”等範圍比較寬的教育、哲學、人生論都滲透在“直言教育”的字裡行間，真知灼見隨處可見。無論在什麼領域，你都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去開闢新的道路，成長為一個獨立的人，進而去完成自己的理想，這就是福井先生要說的話本書中，我們把先生在《東京新聞》(日本著名報紙——譯者注)和《中日新聞》(日本報紙——譯者注)上連載的內容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不過，我們仍然要向曾經長時間接受我們採訪的福井謙一先生以及給予我們大力支持和幫助福井先生的“教育論”
“諾貝爾獎”現在已經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了。
比如我們經常說的“治癌藥”、“禁菸菸斗”、“女性去皺霜”、“吃不胖的點心”等等。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當我們說“就那個發明，可能會獲諾貝爾獎”的時候，往往沒有特別注意到“諾貝爾獎”這個辭彙的意義。
所謂“諾貝爾獎”，就意味著那些大發明、大發現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也正因為如此，諾貝爾獎才會因優秀研究和業績而頒發的最權威獎項而聞名於世界。
今年是昭和六十年(1985年)，是我國專利制度誕生百年的紀念年。國際科學技術基金會(松下幸之助任會長)決定從今年開始，設立“日本國際獎”。建立這個獎的目的是使該獎項也能達到諾貝爾獎所具有的那種權威性。第一次的授獎儀式就定於4月20日，被授予的學者分別是美國的約翰·皮亞斯博士(史丹福大學特邀名譽教授，在微波通訊和衛星通訊領域取得了優異成就)和以色列的卡恰爾斯基·伊爾博士(以色列沃曼研究所教授，發明了可以檢測出生物工程學中的基礎物質——固定化酶的生物反應器和生物分析儀)，獎金破格定為五千萬日元，幾乎和諾貝爾獎一樣。
但是，日本國際獎要想像諾貝爾獎那樣具有權威性並為全世界所認同，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福井先生談到在瑞典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儀式時說過，最使他震驚的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傳統力量和莊嚴”。
日本歷史上諾貝爾獎獲得者有湯川秀樹(1949年，物理學)、朝永振一郎(1965年，物理學)、川端康成(1968年，文學)、江崎玲於奈(1973年，物理學)、佐藤榮作(1974年，和平)，另外就是福井謙一先生(1981年，化學)，總共六個人(資料截至1981年——譯者注)。就像福井先生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單從自然科學部分算的話，日本的獲獎人數僅僅排在世界第十三位。
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科學技術水平也是頂尖的，相比之下，諾貝爾獎的獲獎排名順序實在是不值得誇耀。
原因到底在哪裡呢？恐怕還是要從國民的秉性、教育、社會風俗、語言等各個方面來考慮。
有人評價福井先生是“純國產學者”，意思是說他沒有到國外留學的經歷。同樣獲諾貝爾獎的江崎玲於奈說過：“諾貝爾基金會事務局局長拉美爾曾經說過‘去不同國家進行交流對研究人員是非常重要的’，而福井先生卻沒有去國外留學的經歷也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難道不是很偉大嗎？”
福井先生“教育論”的特點首先是他認為所謂教育，與其說是“教”，不如說是協助“自學”。
也許有的母親會說：“我逼著他學他還不學呢，讓他自學，那還不是難上加難嗎？”
但福井先生認為，無論是誰，都會在孩提時代因為接觸到美麗的大自然而被她的美所感動，從而逐漸產生“為什麼”的思索。當孩子為美麗的彩虹所感動的時候，他會問：“為什麼彩虹有七種顏色？”“它為什麼出現在與太陽相對的另一側天空上？”，他想解開這個謎。對知識的這種好奇心和探索心才是教育和學問的根源。這不是他人可以強制出來的，是人與生俱有的。因此，如果有人適時地，恰到好處地幫助孩子發展這種對知識的好奇和探索，那么這個孩子就會天天向上——這難道不就是“教育”的根源嗎？
即便是高等教育也是如此。福井先生在本書中回憶自己的大學恩師喜多源逸老師時說：“喜多老師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從不具體地細說道理，但是他卻能抓住每個學生的個性，及時地給予他們不同的影響。” 這是一種師生關係，老師只需要默默地端坐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受到學問的點拔和感化。福井先生認為這是一種教育的理想姿態。他把這種姿態叫做“所與性的認識”。福井先生在以“創造性和教育”為題的演講中是這樣說的：“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遞，尤其是老師給予學生的具有‘所與性’的信息傳遞，在教育上，尤其是在培養判斷力和創造力上難道不是極其有效的嗎？” 福井先生的“教育論”的特點之二是他認為：教育制度的改革要特別慎重。也就是說，“如果不能確認制度的改革具有相當的價值，那就寧可不動。” 因此，儘管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到了教育的自由化、精英教育、九月入學等問題，但決不意味著他在積極提倡制度的改革。福井先生對教育改革的關心與其說放在“制度”上，不如說是放在“本質”上。即使是面對臨時教育審議會的意見，他也始終不改自己的立場。第三點便是“敬畏自然”的自然觀。對出生在奈良郊區，把大自然當作好朋友的少年福井來說，安利·法布爾就是他的“心靈之師”。 “自然”就是“真實”，敬畏自然之心可以說就是福並先生的人生哲學。即便在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如果無法改變颱風的路線，就無法正確預知地震，也就無法防止地震。自然的偉大和恐怖是人的智慧所不及的。正如本書中講的有關“夢十夜”雕刻仁王的故事一樣，對於福井先生來講，大自然才是“最偉大的老師”。福井先生之所以強調“基礎是最重要的”，來自於先生心裡的“自然”等同於“基礎”的自然觀。另外，有關“打破重學歷社會”、“錄用人才論”、“西方思想與東方思想”等範圍比較寬的教育、哲學、人生論都滲透在“直言教育”的字裡行間，真知灼見隨處可見。無論在什麼領域，你都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去開闢新的道路，成長為一個獨立的人，進而去完成自己的理想，這就是福井先生要說的話本書中，我們把先生在《東京新聞》(日本著名報紙——譯者注)和《中日新聞》(日本報紙——譯者注)上連載的內容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不過，我們仍然要向曾經長時間接受我們採訪的福井謙一先生以及給予我們大力支持和幫助。
序言
《直言教育》這本書能夠在中國出版，我感到由衷的喜悅和欣慰。
我的先生很早就意識到中日之間進行學術交流的重要性，1990年7月就在北京和西安主辦了第一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從此以後，每年中日雙方都交替舉辦這一會議。先生去世之後，在中國合肥(中國科技大學)舉辦的第五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上，還同時舉行了福井謙一先生的紀念儀式。此後，我受邀參加了在日本召開的第六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會上來自中國的朋友們對我的熱心關懷讓我終生難忘。
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本書才有機會與中國讀者見面。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福井友榮
2O08年1月9日
我的先生很早就意識到中日之間進行學術交流的重要性，1990年7月就在北京和西安主辦了第一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從此以後，每年中日雙方都交替舉辦這一會議。先生去世之後，在中國合肥(中國科技大學)舉辦的第五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上，還同時舉行了福井謙一先生的紀念儀式。此後，我受邀參加了在日本召開的第六屆中日理論化學研討會。會上來自中國的朋友們對我的熱心關懷讓我終生難忘。
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本書才有機會與中國讀者見面。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福井友榮
2O08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