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灣》是現當代後殖民文學的名著。奈保爾也因此被稱為康拉德的繼承者。主人公薩林姆是在非洲出生的印度人。他努力在異鄉尋找歸宿，在非洲中部一個河灣小鎮買下一家店。當地正擺脫殖民統治，但獨立後的國家卻陷入新的動盪。在這個前途渺茫且不屬於任何人的地方，大人物控制了一切，使他和無數像他這樣的芸芸眾生被捲入時局和命運的漩渦……
基本介紹
- 書名：百讀文庫:河灣
- 作者：V.S.奈保爾 (Naipaul V.S.)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 頁數：284頁
- 開本：32
- 品牌：江蘇譯林
- 外文名：A Bend in the River
- 譯者：方柏林
- 出版日期：2013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4737173, 7544737179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序言,名人推薦,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百讀文庫:河灣》V. S. 奈保爾：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被譽為“當代康拉德”
《河灣》：奈保爾扛鼎之作，最受關注且最受爭議的作品
《河灣》，寫給世事變亂的疾風驟雨中飄搖的生命
《河灣》：奈保爾扛鼎之作，最受關注且最受爭議的作品
《河灣》，寫給世事變亂的疾風驟雨中飄搖的生命
作者簡介
V. S. 奈保爾（V. S. Naipaul，1923— ）
英籍印度裔作家，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與拉什迪、石黑一雄並稱“英國移民文學三雄”。
他慣以辛辣詼諧的語言表現後殖民社會的世態人心，記錄非洲、印度、加勒比等地區的時代亂象，在西方享有盛譽。主要作品有《靈異推拿師》《米格爾大街》《畢司沃斯的房子》《河灣》《抵達之謎》等。曾獲毛姆獎、布克獎、大衛·柯恩文學獎等重要文學獎項。
英籍印度裔作家，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與拉什迪、石黑一雄並稱“英國移民文學三雄”。
他慣以辛辣詼諧的語言表現後殖民社會的世態人心，記錄非洲、印度、加勒比等地區的時代亂象，在西方享有盛譽。主要作品有《靈異推拿師》《米格爾大街》《畢司沃斯的房子》《河灣》《抵達之謎》等。曾獲毛姆獎、布克獎、大衛·柯恩文學獎等重要文學獎項。
序言
陸建德
英國曾是“日不落帝國”，英國作家的出生地帶有明顯的帝國特徵，如吉卜林生於印度，奧威爾生於孟加拉，多麗絲·萊辛生於伊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殖民體系傾頹崩潰，原英國殖民地紛紛獨立。但是，英國入苦心經營多年的殖民地英語教育卻沒有隨著殖民主義的瓦解而告終，很多年輕人在受到這種教育後夢想有朝一日能到原殖民宗主國謀求發展。當今英國作家中不少來自原殖民地，他們入籍英國，成了女王的臣民。在這批作家中。去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維迪亞達·蘇拉吉普拉薩德·奈保爾（Vidiadhar SurajprasadNaipaul）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
一
奈保爾1932年8月17日出生於加勒比地區特立尼達島（位於向風群島最南端、委內瑞拉東北部海岸外）的一個印度婆羅門家庭，祖父1880年作為契約勞工從印度北部漂洋過海移民特立尼達。奈保爾年幼時，父親憑自學謀到特立尼達英語《衛報》記者之職，於是舉家從鄉間小鎮搬遷到特立尼達首府西斑牙港。
特立尼達的印度移民後裔有自己的社區，他們保存了印度的風俗習慣與文化傳統。奈保爾曾在鄉下的甘蔗田裡觀看根據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改編的盛裝羅摩戲，戲後焚燒魔王模擬像把演出推向令人難忘的高潮。奈保爾隨家遷往西班牙港後從未回過鄉間，他與印度文化也日漸疏遠。他在作於1964年的第一部訪印遊記《黑暗地帶》中承認，印度對他來說“從來就不是一個有形的世界，因而從來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它遠離特立尼達，是個存在於虛空之中、沒有具體歷史的國度”。
西班牙港的市井生活才是年輕的奈保爾眼中“真實的世界”。但另一個世界也許更為真實，那就是英國文化與文學的世界。奈保爾的父親喜愛英國文學幾乎到了痴迷的程度，讀書讀到精彩處就要念給兒子聽，讓他一同欣賞。奈保爾在《閱讀與寫作》（1999）一書中回憶道，他十二歲之前就已經記得英國文學中很多片斷，它們主要來自莎劇《裘力斯·凱撒》、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尼古拉斯·尼克爾貝》和《大衛·科波菲爾》、喬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蘭姆的《莎士比亞故事集》和查爾斯·金斯利的《英雄》。至於他當時對印度的印象則完全來自英國作家（毛姆、艾克利和奧爾都斯·赫胥黎）筆下的印度。換句話說，他自幼就從英國人的視角來認識與他沒有直接關聯的印度。
在父親的感染下奈保爾從小立志做作家。他最喜愛的“遊戲”就是手拿鋼筆對著空白的練習簿枯坐，雖然什麼也寫不出來，仍覺得其樂無窮。奈保爾的作家夢也是他的英國夢，早在十二歲時他就發誓要永遠離開特立尼達。1950年，十八歲的奈保爾因學習成績優異獲全額獎學金赴牛津大學求學，攻讀的科目是英國文學。抵達牛津不久，他父親就在一封家書中對他提出忠告：“我絕對相信你將成為一位偉大的作家，但是不要放縱自己：要警惕任何不必要的徒費精力的行為，……守住你的中心。”他對兒子的鼓勵更為有力：“不要怕做一位藝術家。D.H.勞倫斯是一位徹頭徹尾的藝術家；就目前而言，你應該像勞倫斯那樣思考。記住他常說的，‘為我的藝術’。”奈保爾的父親自己也有作家夢，曾寫過一些短篇小說自費出版。他常常抱怨報社工作太忙，以致無暇顧及夢寐以求的文學創作。兒子留英後，他一心要兒子來實現他自己的未遂之願。在奈保爾父親身上有一種為殖民地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傾向：他們從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哪怕是通過自學），他們的文化參照系完全取自英國，倫敦和牛津、劍橋這些地方在他們心目中就像穆斯林的聖地麥加。老奈保爾甚至一再提醒兒子別忘了與“大人物”結交，“告訴我，你們談了些什麼”。他在兒子從牛津畢業那一年（1953年）10月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不能分享兒子在英國成功的喜悅是他最大的不幸。1999年，奈保爾將自己與父親的往還書信整理出版，取名《父子之間：家書》。
奈保爾父子都把英國視為世界的象徵。奈保爾在1990年的一次演講中將英國的文明等同於普世的文明。他說，從特立尼達到英格蘭意味著從邊緣到中心，這旅程是在同一種普世的文明中完成的。顯然，往昔殖民地的英式教育被他理解為推廣普世文明的工具。現在歐美學界對以歐洲為中心的文化觀保持批判性的警覺。奈保爾對自己的英國中心觀不加掩飾，執拗得既悖時又可愛。值得我們仔細探究的是為什麼在“日不落帝國”早已衰落之時它仍能從海外收養心儀它悠久文化的異族青年。
奈保爾的代表作之一《河灣》（1979）里的敘述者薩林姆在提到“外面的世界”時說，不能生來對它充滿敬畏；他問自己：“我可以奉獻什麼？”奈保爾從牛津畢業後的文學創作就是他對“外面的世界”的奉獻。1956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通靈的按摩師》在英國出版，此時他已與牛津同學、英國姑娘帕特里夏·黑爾結婚，在倫敦安下家來。十幾年後，他在英格蘭南部的威爾特郡購置了一所古宅，作為鄉紳兼作家，他在離索斯貝里平原上著名的巨石陣不遠的鄉間住處找到了靈魂的歸宿。去年10月11日，瑞典文學院在對奈保爾的表彰中特意提到他的《抵達之謎》（1987）。這部半自傳體小說記載了作者尋根的軌跡，出版後曾在英國暢銷書排行榜上名列榜首。著名英國學者、批評家弗蘭克·克莫德將他評論該書的文章取名為“在壓迫者的花園裡”。他敏銳地指出，書中字字句句滲透了奈保爾對威爾特郡各種景物的摯愛，作者在那裡找到了自己的家園；這是一位已同化的移民的動人故事，“一位殖民地居民在壓迫者古老的土地上紮下根來，與那位壓迫者殘存的榮光共度餘生”。不過克莫德對奈保爾的自我關注頗有微詞，他婉轉地批評道：“我曾經想，太多的一本正經的自察可能會損害一位天才。讀者最感興趣的是作家們所寫的作品，而不是他們個人特殊的命運。”奈保爾無意聽取這善意的勸告，他後來的作品（如1994年的《世上一條路》）仍多自傳成分。
除《通靈的按摩師》外，奈保爾的早期作品還有《艾爾維拉的選舉權》（1958）、《米格爾街》（1960，短篇小說集，已有花城出版社中譯本）和《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這些作品都以特立尼達（尤其是印度後裔社區）為背景，其中以最後一部最為著名，書中主人公畢司沃斯先生是以作者父親為原型刻畫的。這部頗具狄更斯風格的長篇小說奠定了奈保爾在當代英國文學中的傑出地位。奈保爾的創作生涯始於五十年代，當時英國小說家不約而同地抵制喬伊斯的實驗筆法，奈保爾也在抵制者之列。他所佩服的毛姆和伊夫林·沃都是講述故事的大家。
由於生活經歷和知識結構的局限，奈保爾未敢用小說的形式來再現印度本土的人生百態，但他對自己祖先的國度一直特別關注。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奈保爾三次訪問印度，回到英國後出了三部遊記記述自己的觀感，它們分別是《黑暗地帶》（1964）、《印度：受損傷的文明》（1977）和《印度：現今的無數叛亂》（1990）。他對印度國父甘地所標榜的傳統農業文明毫無好感，當地的最高種姓婆羅門對社會最下層的“賤民”的赤貧和苦難無動於衷，使他極為失望。奈保爾並不像一般開明人士那樣毫無保留地贊成不同種姓互相通婚，在他新作《半生》（2001）里，跨種姓的婚姻帶給孩子的不是幸福，而是難以承受的社會壓力。奈保爾有關印度的作品，不論是遊記還是小說，都以英美讀者為理想讀者，他曾說：“我不為印度人寫作，他們根本不讀書。我的作品只能產生在一個文明自由的西方國家，不可能出自未開化的社會。”
二十世紀很多英國作家喜歡到世界各地觀察風土人情，奈保爾亦不例外。他根據自己兩次訪問四個非阿拉伯穆斯林國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的經歷寫了《在信徒中間：伊斯蘭記聞》（1981）和《超越信仰：伊斯蘭皈依者訪問記》（1998，“超越信仰”也可譯作“難以置信”）。在這兩部極有爭議的書里對伊斯蘭教不敬的語言處處可見。奈保爾把伊斯蘭教比為苛嚴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皈依的前提是徹底斷絕與原先（或其他）的文化的所有聯繫。愛德華·薩伊德在評《超越信仰》時指出，作者對伊斯蘭教的理念深深厭惡，有的指責不僅帶有侮辱性，而且極為愚蠢。歐洲傳教士不是也要第三世界的皈依者切斷自己的文化之根嗎？奈保爾應該追問的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蔓延與英語文化霸權有何種關係。奈保爾或許沒有史學家的深邃眼光，但他也寫過一部令不少史學家自嘆弗如的著作《黃金國的失落：一部歷史》（1969），該書用多種文體敘述，曲折反映了作者對美洲開發史的諷刺。
在小說《效顰者》（1967）里，奈保爾有一句名言：“憎惡壓迫，懼怕被壓迫者。”假如英國如克莫德所言是“壓迫者”的話，奈保爾對它的“憎惡”實在是無從談起。不過對“被壓迫者”的懼怕倒是在他的小說創作中時時可以發現。《效顰者》、《在一個自由的國度》（1971年布克獎）、《游擊隊員》（1975）和《河灣》等作品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殖民地爭取獨立時或獨立後暴露的種種社會問題。有些左翼人士稱奈保爾為“前殖民地的背叛者”。筆者認為，美好的言辭（奈保爾說它們都是從西方學界“借來的”）往往在歷史過程中敵不過野心、腐敗和大眾的愚昧與殘忍，二戰後新獨立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確實證明了國家建設的緊迫性和長期性。作為英國文化的養子，奈保爾通過他的小說間接扮演了殖民主義辯護者的角色，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把第三世界的一切麻煩歸罪於殖民統治或當前不公平的經濟秩序是無補於事的。奈保爾曾把一些處於過渡期的國家稱為“半生不熟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廝殺比動物界更為殘酷。從某種程度上說，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是這種叢林法則的見證人和犧牲者。“自由”、“平等”、“民主”這些光輝奪目的辭彙最具鼓動力，一旦受其誤導，社會將付出沉重的代價。國家建設包含著公民的道德規範的確立、教育的普及和社會紐帶的鍛造，絕不能指望藉助標語口號的神力和近乎盲目的民眾運動一蹴而就。
二
《河灣》里的敘述者名叫薩林姆，祖先是穆斯林，數百年前從印度西北部移民東非海岸。海岸這一帶雜居了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形成一種印度洋文化，與非洲內陸迥然有別。薩林姆從小接受了這塊英國殖民地的英式教育，並持有英國護照。他雖然到了十六歲上就不再讀書了，但他對歐洲文化與本地文化的差異極為敏感，善於從熟悉的環境中跳脫出來，在一定距離之外冷靜地觀察它。比較的眼光慢慢地使他站在歐洲一邊。他注意到本地人不說謊，不是因為他們道德高尚，而是說明他們不像歐洲人那樣長於評價自己；本地人一代代繁衍生息，但缺少歷史感，歐洲人不到，本地的過去就無人知曉。“……如果沒有了歐洲人，我們的過去就會被沖刷掉，就好像鎮外那片沙灘上漁人的印跡一樣。”薩林姆看到一枚英國郵票上的阿拉伯獨桅帆船，又生出不同凡俗的看法：當地阿拉伯人對這種船習以為常，只是由於這枚郵票，人們才意識到獨桅帆船在航海史上的意義；發明並使用獨桅帆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人類文明的總體發展瞭然於胸，英國人總覽全局，因而能明斷歷史上各種發明創造的意義。
在薩林姆關於文化的思考中，奈保爾本人思想中的一些要素清晰可見。薩林姆在東非的印度穆斯林中間長大，但他竟以局外人的冷漠評價伊斯蘭文化。他聽到嬸嬸在院子裡叫女兒取回晾在外面的銅瓶，莫名其妙地對嬸嬸所代表的宗教、文化和習俗來了個全盤否定：
……看著這個虔誠的女人掩在自己的牆後，我突然發現她對銅瓶的關注是多么的瑣屑。粉刷成白色的牆是多么單薄，比沙灘上奴隸圍場的牆還要單薄，能給她提供的保護實在是少得可憐。她太脆弱——她的為人，她的宗教，她的風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
薩林姆不想呆在自己的出生地“因循傳統做個好人”，他感到再自欺欺人地與族人在沒出息的東非海岸過日子，只會跟著走向滅亡。“外面的世界”在召喚他，他也想對那個世界有所貢獻，照理他應該像他的好友因達爾（還有奈保爾本人）那樣到“英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去留學的，但命運卻把他送到遠不如東非海岸的非洲內陸。海岸社區的一位熟人納扎努丁多年前到非洲大陸中部一河灣小鎮開店經商，後來小鎮所屬的國家獨立了，從此動亂、戰爭與殺戮一刻未息，納扎努丁想把女兒嫁給薩林姆，提出由薩林姆廉價買下他的店鋪和生意。正為自己的前途發愁的薩林姆爽快答應，開著他的標緻車進入非洲腹地，進入康拉德在距今百年前描寫過的“黑暗深處”。到了蕨草連綿、猩猩出沒之地，他預感到“走錯了方向，走到頭也不可能有新的生活”。
《河灣》與《黑暗深處》一樣，也以昔日的比屬剛果（現剛果民主共和國，1971年至1997年在蒙博托統治下稱薩伊）為背景。獨立後，人們首先要把殖民時期的記憶徹底消除，街名全改了，仿佛那段歷史可以和街名一樣不復存在。新的國家自稱共和國，名字就是本質。“女士”、“先生”之類顯示地位差別的稱呼一律取消，所有人都被平等地稱為“男公民”、“女公民”。名稱的變更與不計後果的破壞欲望相比就太溫和了，憤怒“像森林裡的暗火，潛入地下，沿著早已毀掉的樹木根須暗暗地燃燒，然後突然從一片沒法再燒的焦土上冒出來。同樣，在廢墟和貧乏當中，毀滅的欲望又燃燒起來了”。比利時人的住宅區被夷為平地，衛生間裡的抽水馬桶被當地人拿來泡木薯，為反抗而反抗的人們對如何治理自己的國家毫無準備，河灣小鎮成了整個社會的縮影：形同鬼城，民生凋敝。
毀滅之火沒有什麼可以吞噬了。漸漸乏力。河灣小鎮在混亂中重現生機，人們恢復了對商品的需求，在這相對和平的時期薩林姆的生意勉勉強強還做得起來。這個年輕的國家有了一位新總統。他的肖像出現在共和國每個角落。總統身材高大，頭戴豹皮酋長帽，手持雕有精美圖案的短杖，他的儀態與名字一樣威風凜凜。不過也有人說，總統穿著奢華，有意模仿殖民宗主國的王家氣派和戴高樂的風度。《河灣》里的這位“大人物”與伊夫林·沃的小說《黑禍》（1932）中的賽斯皇帝有幾分相像：他們都好大喜功，昧於自己所處社會的真相但又想把它變為推行新思想的試驗場。“大人物”當然是以蒙博托為藍本描繪的，但在二十世紀英國小說史上，他又是賽斯皇帝的嫡傳弟子。
總統的壯舉之一是在河灣小鎮旁建造一塊能象徵該國文明進步的“新領地”。一個全世界將為之震驚的奇蹟。但是“新領地”的建築設計粗劣，風格花哨，它徒有其表，無非是滿足了領袖個人的某種需要。形象工程和豪言壯語撐不起一個真正的國家。整個社會一盤散沙，百姓隨意扔棄的垃圾堆積如山，正在埋葬美好的理想；破敗的城鎮、貪婪的官員、光天化日之下的搶劫，這些是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這個國家不是沒有中央權力，但它不具備社會力量。即由歷史和傳統編織而成的社會經緯。工人對工作缺乏熱情：軍人沒有全新的主人翁式的自豪感，國旗和總統是他們用來壯大聲勢的神物，伸手索取是他們自發形成的信仰；學生在學校學會了一套空洞的語言，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可以仿效的榜樣，貌似單純厚道，其實既不單純也不厚道，為求資助編得出一個個動人的故事。更糟的是總統出了一本小小的語錄，每一頁上印有他的兩三條光輝思想，孩子們在青年衛隊的組織下到街上遊行，手揮語錄，口中呼喊著總統的名字。不久青年衛隊被解散，他們下鄉回到叢林。搖身變成飽受委屈的一代，很快就以民眾保衛者的面目重新出現，又掀起社會動盪的波瀾。目睹這一切怪現狀，薩林姆被迫到英國與已在那裡謀生的納扎努丁和他的女兒會合。倫敦移民圈子裡人員混雜，投機分子逾期不歸，東歐女子以“水深火熱”的經歷行騙。當薩林姆回到河灣小鎮時，他的店鋪已經國有化了，新業主是所謂的“國家託管人”，他自己成了“經理”。作為外族人，他是新社會排斥的對象。也許是為生計所迫，薩林姆做起違法的黃金和象牙生意，後被人告發，幸好地方專員是熟人的兒子，他獲準坐船離開這個為內戰、狂熱和無知所苦的國度。
河道上的水葫蘆長勢不可遏制，汽船在黑暗中沿河而下。小說結束了，但薩林姆最終能否踏上一片堅實而平安的土地還不得而知。在作於1975年的文章《剛果新國王：蒙博托和非洲的無政府狀態》里，奈保爾寫道，一種叫水葫蘆（也稱鳳眼藍）的外來植物突然出現在剛果河上游，它一路瘋長，“美麗而危險”，汽船的螺旋槳若被它的枝蔓所纏結，將難以行進，剛果河兩岸的居民有可能被水葫蘆囚禁。結成團、連成片的水葫蘆的意象幾乎貫穿《河灣》始終，它成了有力的象徵：
河上長滿了一簇簇水葫蘆，如同黑色的浮動島嶼，漂在烏黑的河道上。它們從南部漂過來，繞過河灣，又從急流處騰挪跳躍而下。……水葫蘆是河裡才有的果實，花很高，淡紫色，前幾年才出現，本地語言裡還沒有描述這種花的詞，人們仍然稱之為“新東西”或“河上的新東西”，它是本地人的新敵人。水葫蘆堅韌的枝蔓和葉子糾結在一起，形成厚厚的植被，粘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長得很快。人們用盡各種工具想毀掉它。但舊的毀掉了，新的又長出來，根本來不及消滅。……水葫蘆就這樣沒日沒夜地從南方漂過來，一路走一路撒播新的種子。
在河道上製造生態災難的外來物種與在河岸上製造社會災難的複雜因素都是所謂的“新東西”，我們如何理解兩者的內在聯繫呢？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薩林姆在“新領地”重逢在那裡執教的因達爾，兩人談起“新生事物對非洲的衝擊”。思想開放後，“最先進來的新思想總會先入為主，像膠帶一樣牢牢粘在人們的腦中”。既然新思想像膠帶，它只會使人們思路泥滯偏執，脫離實際，不知變通。總統在民族獨立的思想激勵下要為非洲人爭光，他的夢想是在非洲建一塊歐洲——專供宣傳之用的“新領地”。“新領地”是沒有真正非洲人的非洲，它遠離現實，只屬於（用薩林姆的話來說）“話語和思想”。總統不忘強調非洲特色，但骨子裡他還是個歐洲迷：在歐洲人造過塑像的地方他豎起了非洲塑像；歐洲人有聖母，他則把自己母親奉為聖母，建築廟宇，供人朝拜瞻仰。殖民時期他在首都長大，他在首都的建築風格上認識了歐洲。獨立後，他要讓“新領地”與首都的那個歐洲比個高下。他要戰勝歐洲，卻為歐洲的觀念所宰制。
總統身邊還有一批像小說中的雷蒙德那樣的歐洲顧問。雷蒙德原來是西歐某國的非洲問題專家，他盼望非洲的崛起，想通過總統這類人物來實現自己的左翼政治理想。薩林姆去“新領地”拜訪他時他還在編輯總統的演講集，同時還繼續在為一部遲遲不能完成的有關這個國家的巨著勞神。雷蒙德發表過一些論非洲問題的文章，薩林姆讀後大吃一驚，它們過分依賴其他報刊雜誌上已發的文章，作者未能根據自己的經驗就非洲的現實作一番細緻的分析。雷蒙德的寫作印證了後結構主義者的“文本間性”（intenex—tuality）之說，他承認，要寫別人從未寫過的題材實在太難了。在當時的歐洲，還有人乘意識形態的東風“借非洲題材發學術財”。雷蒙德還不至於如此投機，他暗中也對總統以及他的社會實驗產生懷疑。他年輕的夫人在“新領地”無所事事，只得在婚外的肉慾發泄中打發時日。
在“新領地”，薩林姆的朋友因達爾不同於一般的歐洲專家。他是出生於東非海岸的印度人，留英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於是加入了一個奈保爾未交待其性質的組織，到“新領地”的大學文理學院執教。他那組織似乎致力於溝通非洲與歐美，作為該組織成員，他被各種政府請來請去，活得還非常風光。因達爾的舉止打扮處處流露出刻意模仿的英國風格，說起話來字斟句酌，深思熟慮，他的組織背後受到一些神秘人物的操縱。因達爾的一位美國同伴“迫使他走向他們指的方向”，他終於意識到自己被狠狠耍了，“這么多年來，原來自己一直被人牽著鼻子走”。敘述者意味深長地說：“美國人發現在這樣的組織里撈不到什麼好處，於是該組織徹底垮掉……”看來“新領地”里還有大國角力的影子。撇開地緣政治不談，我們來看看因達爾與本地學生討論的內容。學生相信西方在沒落，非洲正在蓬勃興起。如果他們關心非洲現實，這樣的信仰並無害處。但是他們腦子裡塞滿了亂七八糟的進口概念，熱衷於談論“非洲人是不是農民”這類毫無意義的話題。“新領地”上的水泥玻璃大廈是歐洲式的移植，本地學生在那裡呆久了反而變成無所歸依之人，他們被指望成為非洲的社會中堅，但他們卻變得對亟待解決的社會痼疾越來越漠然。外來的觀念催生了“新領地”的巨大謊話，詞語的水葫蘆急速生長膨脹，它們把當地人民和生物逼往更狹窄的空間，更無望的境地。
因達爾曾到倫敦的印度大廈尋找工作機會，他在大廈內部見到甘地、尼赫魯的畫像後猜想，是不是印度人把偉大集中到一兩個人物身上就心滿意足了，仿佛領袖形象的高大足以彌補自己的矮小。“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人性或者人性的一部分犧牲給那些領袖了。每個人都蜷縮起來，襯托出領袖的偉大。”假如只是這些大人物才不枉“人”的稱謂，其他人都不必活得有個人樣，那么自尊自愛又將如何培養？當然，《河灣》里那個國家的問題遠不止個人崇拜及其負面影響。奈保爾或許和伊夫林·沃一樣，寫到非洲筆端自然流露出略帶刻薄的傲慢，但將他說成殖民主義的幫凶並不能為剛果河流域的百姓紓禍卻難。奈保爾曾不滿地指出，西方自由派知識分子總是不允許人們對非洲說不友善的話，現在有的非洲國家在饑荒和內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對殖民主義的嚴厲批判能帶來什麼實質性的效果？《河灣》提示我們，社會建設不僅僅是土木工程，它也是曠日持久的人心工程，養成公民意識和敬業精神的工程。外界人道主義援助有救急之用，而人心工程的成敗取決於非洲人自己。《河灣》在政治與文化上的涵義極為豐富，中國讀者會感到它的故事既陌生又熟悉。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人已有足夠的自信來接受這樣一部小說。
英國曾是“日不落帝國”，英國作家的出生地帶有明顯的帝國特徵，如吉卜林生於印度，奧威爾生於孟加拉，多麗絲·萊辛生於伊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殖民體系傾頹崩潰，原英國殖民地紛紛獨立。但是，英國入苦心經營多年的殖民地英語教育卻沒有隨著殖民主義的瓦解而告終，很多年輕人在受到這種教育後夢想有朝一日能到原殖民宗主國謀求發展。當今英國作家中不少來自原殖民地，他們入籍英國，成了女王的臣民。在這批作家中。去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維迪亞達·蘇拉吉普拉薩德·奈保爾（Vidiadhar SurajprasadNaipaul）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
一
奈保爾1932年8月17日出生於加勒比地區特立尼達島（位於向風群島最南端、委內瑞拉東北部海岸外）的一個印度婆羅門家庭，祖父1880年作為契約勞工從印度北部漂洋過海移民特立尼達。奈保爾年幼時，父親憑自學謀到特立尼達英語《衛報》記者之職，於是舉家從鄉間小鎮搬遷到特立尼達首府西斑牙港。
特立尼達的印度移民後裔有自己的社區，他們保存了印度的風俗習慣與文化傳統。奈保爾曾在鄉下的甘蔗田裡觀看根據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改編的盛裝羅摩戲，戲後焚燒魔王模擬像把演出推向令人難忘的高潮。奈保爾隨家遷往西班牙港後從未回過鄉間，他與印度文化也日漸疏遠。他在作於1964年的第一部訪印遊記《黑暗地帶》中承認，印度對他來說“從來就不是一個有形的世界，因而從來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它遠離特立尼達，是個存在於虛空之中、沒有具體歷史的國度”。
西班牙港的市井生活才是年輕的奈保爾眼中“真實的世界”。但另一個世界也許更為真實，那就是英國文化與文學的世界。奈保爾的父親喜愛英國文學幾乎到了痴迷的程度，讀書讀到精彩處就要念給兒子聽，讓他一同欣賞。奈保爾在《閱讀與寫作》（1999）一書中回憶道，他十二歲之前就已經記得英國文學中很多片斷，它們主要來自莎劇《裘力斯·凱撒》、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尼古拉斯·尼克爾貝》和《大衛·科波菲爾》、喬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蘭姆的《莎士比亞故事集》和查爾斯·金斯利的《英雄》。至於他當時對印度的印象則完全來自英國作家（毛姆、艾克利和奧爾都斯·赫胥黎）筆下的印度。換句話說，他自幼就從英國人的視角來認識與他沒有直接關聯的印度。
在父親的感染下奈保爾從小立志做作家。他最喜愛的“遊戲”就是手拿鋼筆對著空白的練習簿枯坐，雖然什麼也寫不出來，仍覺得其樂無窮。奈保爾的作家夢也是他的英國夢，早在十二歲時他就發誓要永遠離開特立尼達。1950年，十八歲的奈保爾因學習成績優異獲全額獎學金赴牛津大學求學，攻讀的科目是英國文學。抵達牛津不久，他父親就在一封家書中對他提出忠告：“我絕對相信你將成為一位偉大的作家，但是不要放縱自己：要警惕任何不必要的徒費精力的行為，……守住你的中心。”他對兒子的鼓勵更為有力：“不要怕做一位藝術家。D.H.勞倫斯是一位徹頭徹尾的藝術家；就目前而言，你應該像勞倫斯那樣思考。記住他常說的，‘為我的藝術’。”奈保爾的父親自己也有作家夢，曾寫過一些短篇小說自費出版。他常常抱怨報社工作太忙，以致無暇顧及夢寐以求的文學創作。兒子留英後，他一心要兒子來實現他自己的未遂之願。在奈保爾父親身上有一種為殖民地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傾向：他們從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哪怕是通過自學），他們的文化參照系完全取自英國，倫敦和牛津、劍橋這些地方在他們心目中就像穆斯林的聖地麥加。老奈保爾甚至一再提醒兒子別忘了與“大人物”結交，“告訴我，你們談了些什麼”。他在兒子從牛津畢業那一年（1953年）10月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不能分享兒子在英國成功的喜悅是他最大的不幸。1999年，奈保爾將自己與父親的往還書信整理出版，取名《父子之間：家書》。
奈保爾父子都把英國視為世界的象徵。奈保爾在1990年的一次演講中將英國的文明等同於普世的文明。他說，從特立尼達到英格蘭意味著從邊緣到中心，這旅程是在同一種普世的文明中完成的。顯然，往昔殖民地的英式教育被他理解為推廣普世文明的工具。現在歐美學界對以歐洲為中心的文化觀保持批判性的警覺。奈保爾對自己的英國中心觀不加掩飾，執拗得既悖時又可愛。值得我們仔細探究的是為什麼在“日不落帝國”早已衰落之時它仍能從海外收養心儀它悠久文化的異族青年。
奈保爾的代表作之一《河灣》（1979）里的敘述者薩林姆在提到“外面的世界”時說，不能生來對它充滿敬畏；他問自己：“我可以奉獻什麼？”奈保爾從牛津畢業後的文學創作就是他對“外面的世界”的奉獻。1956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通靈的按摩師》在英國出版，此時他已與牛津同學、英國姑娘帕特里夏·黑爾結婚，在倫敦安下家來。十幾年後，他在英格蘭南部的威爾特郡購置了一所古宅，作為鄉紳兼作家，他在離索斯貝里平原上著名的巨石陣不遠的鄉間住處找到了靈魂的歸宿。去年10月11日，瑞典文學院在對奈保爾的表彰中特意提到他的《抵達之謎》（1987）。這部半自傳體小說記載了作者尋根的軌跡，出版後曾在英國暢銷書排行榜上名列榜首。著名英國學者、批評家弗蘭克·克莫德將他評論該書的文章取名為“在壓迫者的花園裡”。他敏銳地指出，書中字字句句滲透了奈保爾對威爾特郡各種景物的摯愛，作者在那裡找到了自己的家園；這是一位已同化的移民的動人故事，“一位殖民地居民在壓迫者古老的土地上紮下根來，與那位壓迫者殘存的榮光共度餘生”。不過克莫德對奈保爾的自我關注頗有微詞，他婉轉地批評道：“我曾經想，太多的一本正經的自察可能會損害一位天才。讀者最感興趣的是作家們所寫的作品，而不是他們個人特殊的命運。”奈保爾無意聽取這善意的勸告，他後來的作品（如1994年的《世上一條路》）仍多自傳成分。
除《通靈的按摩師》外，奈保爾的早期作品還有《艾爾維拉的選舉權》（1958）、《米格爾街》（1960，短篇小說集，已有花城出版社中譯本）和《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這些作品都以特立尼達（尤其是印度後裔社區）為背景，其中以最後一部最為著名，書中主人公畢司沃斯先生是以作者父親為原型刻畫的。這部頗具狄更斯風格的長篇小說奠定了奈保爾在當代英國文學中的傑出地位。奈保爾的創作生涯始於五十年代，當時英國小說家不約而同地抵制喬伊斯的實驗筆法，奈保爾也在抵制者之列。他所佩服的毛姆和伊夫林·沃都是講述故事的大家。
由於生活經歷和知識結構的局限，奈保爾未敢用小說的形式來再現印度本土的人生百態，但他對自己祖先的國度一直特別關注。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奈保爾三次訪問印度，回到英國後出了三部遊記記述自己的觀感，它們分別是《黑暗地帶》（1964）、《印度：受損傷的文明》（1977）和《印度：現今的無數叛亂》（1990）。他對印度國父甘地所標榜的傳統農業文明毫無好感，當地的最高種姓婆羅門對社會最下層的“賤民”的赤貧和苦難無動於衷，使他極為失望。奈保爾並不像一般開明人士那樣毫無保留地贊成不同種姓互相通婚，在他新作《半生》（2001）里，跨種姓的婚姻帶給孩子的不是幸福，而是難以承受的社會壓力。奈保爾有關印度的作品，不論是遊記還是小說，都以英美讀者為理想讀者，他曾說：“我不為印度人寫作，他們根本不讀書。我的作品只能產生在一個文明自由的西方國家，不可能出自未開化的社會。”
二十世紀很多英國作家喜歡到世界各地觀察風土人情，奈保爾亦不例外。他根據自己兩次訪問四個非阿拉伯穆斯林國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的經歷寫了《在信徒中間：伊斯蘭記聞》（1981）和《超越信仰：伊斯蘭皈依者訪問記》（1998，“超越信仰”也可譯作“難以置信”）。在這兩部極有爭議的書里對伊斯蘭教不敬的語言處處可見。奈保爾把伊斯蘭教比為苛嚴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皈依的前提是徹底斷絕與原先（或其他）的文化的所有聯繫。愛德華·薩伊德在評《超越信仰》時指出，作者對伊斯蘭教的理念深深厭惡，有的指責不僅帶有侮辱性，而且極為愚蠢。歐洲傳教士不是也要第三世界的皈依者切斷自己的文化之根嗎？奈保爾應該追問的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蔓延與英語文化霸權有何種關係。奈保爾或許沒有史學家的深邃眼光，但他也寫過一部令不少史學家自嘆弗如的著作《黃金國的失落：一部歷史》（1969），該書用多種文體敘述，曲折反映了作者對美洲開發史的諷刺。
在小說《效顰者》（1967）里，奈保爾有一句名言：“憎惡壓迫，懼怕被壓迫者。”假如英國如克莫德所言是“壓迫者”的話，奈保爾對它的“憎惡”實在是無從談起。不過對“被壓迫者”的懼怕倒是在他的小說創作中時時可以發現。《效顰者》、《在一個自由的國度》（1971年布克獎）、《游擊隊員》（1975）和《河灣》等作品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殖民地爭取獨立時或獨立後暴露的種種社會問題。有些左翼人士稱奈保爾為“前殖民地的背叛者”。筆者認為，美好的言辭（奈保爾說它們都是從西方學界“借來的”）往往在歷史過程中敵不過野心、腐敗和大眾的愚昧與殘忍，二戰後新獨立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確實證明了國家建設的緊迫性和長期性。作為英國文化的養子，奈保爾通過他的小說間接扮演了殖民主義辯護者的角色，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把第三世界的一切麻煩歸罪於殖民統治或當前不公平的經濟秩序是無補於事的。奈保爾曾把一些處於過渡期的國家稱為“半生不熟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廝殺比動物界更為殘酷。從某種程度上說，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是這種叢林法則的見證人和犧牲者。“自由”、“平等”、“民主”這些光輝奪目的辭彙最具鼓動力，一旦受其誤導，社會將付出沉重的代價。國家建設包含著公民的道德規範的確立、教育的普及和社會紐帶的鍛造，絕不能指望藉助標語口號的神力和近乎盲目的民眾運動一蹴而就。
二
《河灣》里的敘述者名叫薩林姆，祖先是穆斯林，數百年前從印度西北部移民東非海岸。海岸這一帶雜居了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形成一種印度洋文化，與非洲內陸迥然有別。薩林姆從小接受了這塊英國殖民地的英式教育，並持有英國護照。他雖然到了十六歲上就不再讀書了，但他對歐洲文化與本地文化的差異極為敏感，善於從熟悉的環境中跳脫出來，在一定距離之外冷靜地觀察它。比較的眼光慢慢地使他站在歐洲一邊。他注意到本地人不說謊，不是因為他們道德高尚，而是說明他們不像歐洲人那樣長於評價自己；本地人一代代繁衍生息，但缺少歷史感，歐洲人不到，本地的過去就無人知曉。“……如果沒有了歐洲人，我們的過去就會被沖刷掉，就好像鎮外那片沙灘上漁人的印跡一樣。”薩林姆看到一枚英國郵票上的阿拉伯獨桅帆船，又生出不同凡俗的看法：當地阿拉伯人對這種船習以為常，只是由於這枚郵票，人們才意識到獨桅帆船在航海史上的意義；發明並使用獨桅帆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人類文明的總體發展瞭然於胸，英國人總覽全局，因而能明斷歷史上各種發明創造的意義。
在薩林姆關於文化的思考中，奈保爾本人思想中的一些要素清晰可見。薩林姆在東非的印度穆斯林中間長大，但他竟以局外人的冷漠評價伊斯蘭文化。他聽到嬸嬸在院子裡叫女兒取回晾在外面的銅瓶，莫名其妙地對嬸嬸所代表的宗教、文化和習俗來了個全盤否定：
……看著這個虔誠的女人掩在自己的牆後，我突然發現她對銅瓶的關注是多么的瑣屑。粉刷成白色的牆是多么單薄，比沙灘上奴隸圍場的牆還要單薄，能給她提供的保護實在是少得可憐。她太脆弱——她的為人，她的宗教，她的風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
薩林姆不想呆在自己的出生地“因循傳統做個好人”，他感到再自欺欺人地與族人在沒出息的東非海岸過日子，只會跟著走向滅亡。“外面的世界”在召喚他，他也想對那個世界有所貢獻，照理他應該像他的好友因達爾（還有奈保爾本人）那樣到“英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去留學的，但命運卻把他送到遠不如東非海岸的非洲內陸。海岸社區的一位熟人納扎努丁多年前到非洲大陸中部一河灣小鎮開店經商，後來小鎮所屬的國家獨立了，從此動亂、戰爭與殺戮一刻未息，納扎努丁想把女兒嫁給薩林姆，提出由薩林姆廉價買下他的店鋪和生意。正為自己的前途發愁的薩林姆爽快答應，開著他的標緻車進入非洲腹地，進入康拉德在距今百年前描寫過的“黑暗深處”。到了蕨草連綿、猩猩出沒之地，他預感到“走錯了方向，走到頭也不可能有新的生活”。
《河灣》與《黑暗深處》一樣，也以昔日的比屬剛果（現剛果民主共和國，1971年至1997年在蒙博托統治下稱薩伊）為背景。獨立後，人們首先要把殖民時期的記憶徹底消除，街名全改了，仿佛那段歷史可以和街名一樣不復存在。新的國家自稱共和國，名字就是本質。“女士”、“先生”之類顯示地位差別的稱呼一律取消，所有人都被平等地稱為“男公民”、“女公民”。名稱的變更與不計後果的破壞欲望相比就太溫和了，憤怒“像森林裡的暗火，潛入地下，沿著早已毀掉的樹木根須暗暗地燃燒，然後突然從一片沒法再燒的焦土上冒出來。同樣，在廢墟和貧乏當中，毀滅的欲望又燃燒起來了”。比利時人的住宅區被夷為平地，衛生間裡的抽水馬桶被當地人拿來泡木薯，為反抗而反抗的人們對如何治理自己的國家毫無準備，河灣小鎮成了整個社會的縮影：形同鬼城，民生凋敝。
毀滅之火沒有什麼可以吞噬了。漸漸乏力。河灣小鎮在混亂中重現生機，人們恢復了對商品的需求，在這相對和平的時期薩林姆的生意勉勉強強還做得起來。這個年輕的國家有了一位新總統。他的肖像出現在共和國每個角落。總統身材高大，頭戴豹皮酋長帽，手持雕有精美圖案的短杖，他的儀態與名字一樣威風凜凜。不過也有人說，總統穿著奢華，有意模仿殖民宗主國的王家氣派和戴高樂的風度。《河灣》里的這位“大人物”與伊夫林·沃的小說《黑禍》（1932）中的賽斯皇帝有幾分相像：他們都好大喜功，昧於自己所處社會的真相但又想把它變為推行新思想的試驗場。“大人物”當然是以蒙博托為藍本描繪的，但在二十世紀英國小說史上，他又是賽斯皇帝的嫡傳弟子。
總統的壯舉之一是在河灣小鎮旁建造一塊能象徵該國文明進步的“新領地”。一個全世界將為之震驚的奇蹟。但是“新領地”的建築設計粗劣，風格花哨，它徒有其表，無非是滿足了領袖個人的某種需要。形象工程和豪言壯語撐不起一個真正的國家。整個社會一盤散沙，百姓隨意扔棄的垃圾堆積如山，正在埋葬美好的理想；破敗的城鎮、貪婪的官員、光天化日之下的搶劫，這些是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這個國家不是沒有中央權力，但它不具備社會力量。即由歷史和傳統編織而成的社會經緯。工人對工作缺乏熱情：軍人沒有全新的主人翁式的自豪感，國旗和總統是他們用來壯大聲勢的神物，伸手索取是他們自發形成的信仰；學生在學校學會了一套空洞的語言，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可以仿效的榜樣，貌似單純厚道，其實既不單純也不厚道，為求資助編得出一個個動人的故事。更糟的是總統出了一本小小的語錄，每一頁上印有他的兩三條光輝思想，孩子們在青年衛隊的組織下到街上遊行，手揮語錄，口中呼喊著總統的名字。不久青年衛隊被解散，他們下鄉回到叢林。搖身變成飽受委屈的一代，很快就以民眾保衛者的面目重新出現，又掀起社會動盪的波瀾。目睹這一切怪現狀，薩林姆被迫到英國與已在那裡謀生的納扎努丁和他的女兒會合。倫敦移民圈子裡人員混雜，投機分子逾期不歸，東歐女子以“水深火熱”的經歷行騙。當薩林姆回到河灣小鎮時，他的店鋪已經國有化了，新業主是所謂的“國家託管人”，他自己成了“經理”。作為外族人，他是新社會排斥的對象。也許是為生計所迫，薩林姆做起違法的黃金和象牙生意，後被人告發，幸好地方專員是熟人的兒子，他獲準坐船離開這個為內戰、狂熱和無知所苦的國度。
河道上的水葫蘆長勢不可遏制，汽船在黑暗中沿河而下。小說結束了，但薩林姆最終能否踏上一片堅實而平安的土地還不得而知。在作於1975年的文章《剛果新國王：蒙博托和非洲的無政府狀態》里，奈保爾寫道，一種叫水葫蘆（也稱鳳眼藍）的外來植物突然出現在剛果河上游，它一路瘋長，“美麗而危險”，汽船的螺旋槳若被它的枝蔓所纏結，將難以行進，剛果河兩岸的居民有可能被水葫蘆囚禁。結成團、連成片的水葫蘆的意象幾乎貫穿《河灣》始終，它成了有力的象徵：
河上長滿了一簇簇水葫蘆，如同黑色的浮動島嶼，漂在烏黑的河道上。它們從南部漂過來，繞過河灣，又從急流處騰挪跳躍而下。……水葫蘆是河裡才有的果實，花很高，淡紫色，前幾年才出現，本地語言裡還沒有描述這種花的詞，人們仍然稱之為“新東西”或“河上的新東西”，它是本地人的新敵人。水葫蘆堅韌的枝蔓和葉子糾結在一起，形成厚厚的植被，粘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長得很快。人們用盡各種工具想毀掉它。但舊的毀掉了，新的又長出來，根本來不及消滅。……水葫蘆就這樣沒日沒夜地從南方漂過來，一路走一路撒播新的種子。
在河道上製造生態災難的外來物種與在河岸上製造社會災難的複雜因素都是所謂的“新東西”，我們如何理解兩者的內在聯繫呢？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薩林姆在“新領地”重逢在那裡執教的因達爾，兩人談起“新生事物對非洲的衝擊”。思想開放後，“最先進來的新思想總會先入為主，像膠帶一樣牢牢粘在人們的腦中”。既然新思想像膠帶，它只會使人們思路泥滯偏執，脫離實際，不知變通。總統在民族獨立的思想激勵下要為非洲人爭光，他的夢想是在非洲建一塊歐洲——專供宣傳之用的“新領地”。“新領地”是沒有真正非洲人的非洲，它遠離現實，只屬於（用薩林姆的話來說）“話語和思想”。總統不忘強調非洲特色，但骨子裡他還是個歐洲迷：在歐洲人造過塑像的地方他豎起了非洲塑像；歐洲人有聖母，他則把自己母親奉為聖母，建築廟宇，供人朝拜瞻仰。殖民時期他在首都長大，他在首都的建築風格上認識了歐洲。獨立後，他要讓“新領地”與首都的那個歐洲比個高下。他要戰勝歐洲，卻為歐洲的觀念所宰制。
總統身邊還有一批像小說中的雷蒙德那樣的歐洲顧問。雷蒙德原來是西歐某國的非洲問題專家，他盼望非洲的崛起，想通過總統這類人物來實現自己的左翼政治理想。薩林姆去“新領地”拜訪他時他還在編輯總統的演講集，同時還繼續在為一部遲遲不能完成的有關這個國家的巨著勞神。雷蒙德發表過一些論非洲問題的文章，薩林姆讀後大吃一驚，它們過分依賴其他報刊雜誌上已發的文章，作者未能根據自己的經驗就非洲的現實作一番細緻的分析。雷蒙德的寫作印證了後結構主義者的“文本間性”（intenex—tuality）之說，他承認，要寫別人從未寫過的題材實在太難了。在當時的歐洲，還有人乘意識形態的東風“借非洲題材發學術財”。雷蒙德還不至於如此投機，他暗中也對總統以及他的社會實驗產生懷疑。他年輕的夫人在“新領地”無所事事，只得在婚外的肉慾發泄中打發時日。
在“新領地”，薩林姆的朋友因達爾不同於一般的歐洲專家。他是出生於東非海岸的印度人，留英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於是加入了一個奈保爾未交待其性質的組織，到“新領地”的大學文理學院執教。他那組織似乎致力於溝通非洲與歐美，作為該組織成員，他被各種政府請來請去，活得還非常風光。因達爾的舉止打扮處處流露出刻意模仿的英國風格，說起話來字斟句酌，深思熟慮，他的組織背後受到一些神秘人物的操縱。因達爾的一位美國同伴“迫使他走向他們指的方向”，他終於意識到自己被狠狠耍了，“這么多年來，原來自己一直被人牽著鼻子走”。敘述者意味深長地說：“美國人發現在這樣的組織里撈不到什麼好處，於是該組織徹底垮掉……”看來“新領地”里還有大國角力的影子。撇開地緣政治不談，我們來看看因達爾與本地學生討論的內容。學生相信西方在沒落，非洲正在蓬勃興起。如果他們關心非洲現實，這樣的信仰並無害處。但是他們腦子裡塞滿了亂七八糟的進口概念，熱衷於談論“非洲人是不是農民”這類毫無意義的話題。“新領地”上的水泥玻璃大廈是歐洲式的移植，本地學生在那裡呆久了反而變成無所歸依之人，他們被指望成為非洲的社會中堅，但他們卻變得對亟待解決的社會痼疾越來越漠然。外來的觀念催生了“新領地”的巨大謊話，詞語的水葫蘆急速生長膨脹，它們把當地人民和生物逼往更狹窄的空間，更無望的境地。
因達爾曾到倫敦的印度大廈尋找工作機會，他在大廈內部見到甘地、尼赫魯的畫像後猜想，是不是印度人把偉大集中到一兩個人物身上就心滿意足了，仿佛領袖形象的高大足以彌補自己的矮小。“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人性或者人性的一部分犧牲給那些領袖了。每個人都蜷縮起來，襯托出領袖的偉大。”假如只是這些大人物才不枉“人”的稱謂，其他人都不必活得有個人樣，那么自尊自愛又將如何培養？當然，《河灣》里那個國家的問題遠不止個人崇拜及其負面影響。奈保爾或許和伊夫林·沃一樣，寫到非洲筆端自然流露出略帶刻薄的傲慢，但將他說成殖民主義的幫凶並不能為剛果河流域的百姓紓禍卻難。奈保爾曾不滿地指出，西方自由派知識分子總是不允許人們對非洲說不友善的話，現在有的非洲國家在饑荒和內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對殖民主義的嚴厲批判能帶來什麼實質性的效果？《河灣》提示我們，社會建設不僅僅是土木工程，它也是曠日持久的人心工程，養成公民意識和敬業精神的工程。外界人道主義援助有救急之用，而人心工程的成敗取決於非洲人自己。《河灣》在政治與文化上的涵義極為豐富，中國讀者會感到它的故事既陌生又熟悉。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人已有足夠的自信來接受這樣一部小說。
名人推薦
他的創作兼具敏銳的敘事和嚴正的審視，驅使我們直面那些被掩蓋的歷史存在。
——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
奈保爾作品中反覆出現的政治暴力、無歸屬感、異化和流亡的主題可以和康拉德的作品相媲美。
——《劍橋文學指南》
薩林姆是現代流亡知識分子的一則動人例子。
——賽義德
奈保爾這部小說探尋了處在後殖民社會困境下的個體生命可能做出的反應。
——佩吉·南丁格爾
——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
奈保爾作品中反覆出現的政治暴力、無歸屬感、異化和流亡的主題可以和康拉德的作品相媲美。
——《劍橋文學指南》
薩林姆是現代流亡知識分子的一則動人例子。
——賽義德
奈保爾這部小說探尋了處在後殖民社會困境下的個體生命可能做出的反應。
——佩吉·南丁格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