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稅收思想是指重視理財，他說“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則食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 (《白香山集》卷四十七《策林》三)，認為封建政府若要確保財政收入，均平賦役，就必須掌握地籍與戶籍。白居易反對兩稅法的以錢定稅，曰： “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祖庸者谷帛而已。今則谷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宦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糴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
認為以錢定稅傷農，主張恢復租庸調製。白居易又從利出於農出發，反對鹽鐵雜征。要求“除關市之徵，棄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 認為“利歸於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策林》)。 白居易還反對和糴制度，認為和糴並非“官出錢，人出谷，兩和商量，然後交易”，而是“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征催”(《白香山集》卷四十一《論和糴狀》)，是強行攤派，變相課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