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白安德
- 別名：Andrew Pette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職業：法學院院長
- 性別：男
人物簡介與教育背景：,政治生涯與公共服務：,政治理念與學術思想：,訪談紀要（節選）：,
百科名片
Andrew Petter，安德魯·派特 （1953-），中文名白安德，加拿大著名憲法學者、政治家、教育家，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Victoria）法學院院長，現任西門菲沙大學（Simon FraserUniversity）校長。白安德是社會平等和民主政治的積極倡導者，曾代表加拿大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Party）當選卑斯省（British Columbia）議會議員，並任卑斯省教育部長、財政部長以及法務部長等要職。
中文名 | 白安德 | 職業 | 教育家、政治家、憲法學者 |
英文名 | Andrew Petter | 畢業院校 | 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劍橋大學 |
國籍 | 加拿大 | 主要作品 | The Politics of the Charter: The Illusive Promis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
人物簡介與教育背景：
白安德，出生在加拿大維多利亞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經營一座古董鐘錶店，母親是一位出色的芭蕾舞蹈家。良好的家庭背景賦予了他一個幸福而充實的童年。
白安德
白安德在成長的道路上，白安德以一如既往的出類拔萃形成了其卓爾不群的個人品質。高中時代，他便作為學生代表在畢業典禮致辭；大學時在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依然是佼佼者，從而進入頂尖的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在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白安德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榮獲卑斯省律師協會金獎；而後，他又獲得大大英國協獎學金負笈劍橋，攻讀公法學碩士，依然以第一等榮譽畢業……此般追求卓越之心性，正是白安德為人處事、安身立命的精髓之所在。
政治生涯與公共服務：
從劍橋回加之後（1982），白安德跟隨其導師到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法務部憲法分部任法律顧問。兩年後（1984），他進入學界，赴約克大學（York）奧斯古德法學院(Osgoode Hall)任教，主要教授憲法和公共政策。1986年初，白安德回到了故鄉，他深愛著的維多利亞，並進入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任教。正如他自己所說，無論身在何方，心裡永遠是故鄉這一片藍天。在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教授憲法與公共政策5年後，白安德收到時任卑斯省長Mike Harcourt的邀請，參加1991年卑斯省大選，代表新民主黨競選卑斯省議會議員。此一役成功，白安德大喜過望，認為可將多年對於加拿大憲法及公共政策的研究思考在卑斯省的政治舞台上付諸實踐，將自幼對於社會公平公正公道公義的熱情和理想，通過自己的政治智慧，傾注到公共事務當中去。此後十年，白安德暫別學界，逐夢政壇。
以下為十年間，白安德連任兩屆省議會議員，並居內閣諸重要位置的簡要年表：
1991-93： 原住民事務部長
1993-96： 林業部長
1996： 衛生部長
1996-98 財政及商業部長
1998-2000：教育部長
1996-2000：兼任政府間外事部長
2000： 法務部長，併兼任人權委員會負責人
2001年，白安德正如日中天，卻選擇走出政壇，重新回到校園，並成為母校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院長，這一乾就是8年。他當時向媒體解釋說，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在加拿大法學界的卓爾不群和國際視野，其一如既往地關切法律與社會，以及社會正義（Law, society and social justice）的傳統，以及其將法律融入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致力於以法律構建一個更為美好和諧的社會的理念，都深深地吸引著他回到母校。
8年間，白安德運用了自己在政壇所積累的許多國內國際資源，促進了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的長足發展。在其任期內，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在加拿大法學院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其極富創新性的教學環境，一流的師資和教學設施，以及全國唯一的帶薪合作教學項目等等都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頂尖學生來此求學。
鑒於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得天獨厚的學術和自然環境，以及白安德豐厚的人脈資源，許多國際知名學者紛紛來此任教，包括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及多倫多大學教授James Tully，悉尼大學法學院前任院長Jeremy Webber，知名原住民法學者John Borrows，比較公法學者Andrew Harding等等。
白安德在任期內充分發展了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環境法中心，並將其與原住民法律研究項目（本土法律資源）打造成全加拿大的領頭羊。白安德還牽頭成立了在法與社會（Law and Society）的主旨下，以交叉學科研究為導向的，極富特色的法學碩士博士項目，成為加拿大法學研究生教育中的一朵奇葩。
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富有國際視野，白安德亦十分重視與各國高等教育機構和法學院的合作。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與牛津大學法學院，耶魯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香港大學法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九州大學法學院，墨爾本大學法學院等等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合作交流關係，每年都有以上各所法學院的教授和學生前來訪學。
為表彰白安德為家鄉和母校所做出的貢獻，維多利亞市在2002年授予其榮譽市民稱號，維多利亞大學也在2003年授予其傑出校友稱號。
2009年，白安德在世界範圍內的校長選拔中脫穎而出，成為西門飛沙大學新掌門人。相信其傑出的教育理念，充沛的政治資源和一如既往對於卓越的追求定能為西門飛沙大學開創出一片新的天空。
政治理念與學術思想：
白安德一生秉持對於民主和平等的信仰，反對一切形式的政治特權，關注社會弱勢。他堅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保障最多數人的福祉。
其主要學術思想亦與其政治理念一致，通過對於加拿大權利法案的批判，探尋更為平等民主的政治制度設計以保障社會中的弱勢不被遺忘。
主要著有：The Politics of the Charter: The Illusive Promise ofConstitutional Right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0 (Toronto, Buffalo,London)
訪談紀要（節選）：
2010年夏天，白安德接受了他的一位中國學生朋友的採訪，就其個人發展及成長經歷、個人追求及政治信仰、教育理念及對於卑斯省教育環境的分析一一做了深入的探討，希望能對於意欲前往加拿大留學的中國學生和有志於社會改革的仁人志士有所啟迪。以下：
與中國學生訪談
與中國學生訪談A- 白安德
J-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博士生
J: 個人成長：如何形成如此政治信仰和人生哲學？
A: 通常說來，一個人的政治信仰及人生哲學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成長的環境、接觸的人以及經歷的事情。這裡可以講3則對我影響很深的人事。
第一個人是Tommy Douglas（加拿大著名政治家，加拿大全民醫保就是由他倡導並實現的）。大約在二十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一次新民主黨的維多利亞野餐會上，我當面領教了Tommy Douglas的政治雄辯，第一次在心中隱隱形成了對於平民政治的信仰和對於社會公平的理想，理解了為什麼只有將公共政策的決定過程儘量地民主化才能保障社會中最大多數人的福祉。
第二件影響我的事情是在大約10年後，我作為卑斯省第一屆新民主黨執政政府（Barrett Government）中住房部部長的行政助理，親身體驗了政治的巨大力量和迷人魅力。當時，新民主黨秉持著社會公平、經濟安定、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執政理念，在短短的一屆任期內（大約4年），通過了367項法案，從根本上革新了卑斯省的社會福利體系：加大了對老弱病殘的經濟扶助，將全省綠化面積增加了一倍，創設農業保留地以實現卑斯省的農業安全，通過省議會改革切實落實議員們的問責制等等等等，令人驚嘆。
第三個影響我的人是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省長Allan Blakeney。大約在1981年夏天，在我從維多利亞大學法學院畢業後，赴劍橋之前，我有幸成為了Allan Blakeney的演講撰稿人。那年正值Trudeau總理意欲通過加拿大權利法案。當時，Allan Blakeney作為為數不多的反對者，深刻地剖析了為何權利法案會限制人民對於民主決策的影響力，將背離他以及新民主黨人所堅信的民主，公平和社會正義。這些都深深地喚起了我在法學院時對於種種法律現實的憂患，並逐漸形成了我自己多年來對於權利法案的批判性思考與寫作。
如此的許多人和事漸漸地形成了我“追求社會平等和民主，反對任何形式的脫離民眾監督的政治特權”的政治信仰，以及對於公共事務和政治生活的深入理解，持續熱情和不懈擔待。
J：教育理念：在學界和政壇行走，如何取捨？
A：由於自己一直以來研究的是權利法案的實踐和加拿大民主治理的革新與完善，在學校和政府的經歷可以說互相印證，頗有些相得益彰的味道。但其實，相較公共事務和政治生活而言，我更鐘愛教育事業，因為教育可以更為純粹，真實，悠遠。我很樂於與學生交流，教學相長，總是能從學生身上學到許多。
我的父親母親都有相當的時間從事教育事業，對於我的影響很大。我一直以來所堅持的教育理念便是要喚起人們的社會責任感，並通過每個人對自己社會責任的實踐，形成一個更為和諧美好的社會。
J：中國印象：多次訪問中國，如何理解中國？
A：我去過中國許多次，訪問了近10所中國的大學，在這裡也接觸了不少來自中國的學生。說實話，中國高等教育的規模，中國家庭對於教育的重視，以及中國學生的勤奮和聰穎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不斷發展，國際影響力也不斷提高，我們法學院與中國一些法學院有不少合作與交流，今年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就正在這裡訪問教學。通過一些和他的交談，我了解到處在急劇的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中也多少存在一些問題，但我相信只要中國的改革是向著社會公平公正的方向，中國社會一定會越來越好的。
另外，據我的了解，中國政府也十分鼓勵學生負笈海外，維多利亞大學今年也與中國的教育部簽署了公派留學生項目的議定書。記得有一次和一位中國史學家談中國學生留學海外的歷史時，他提及民國時期海外留學生回到中國後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我相信現在也是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