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學術：晚清的士人與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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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多年，大半都在與晚清士大夫纏磨於古今中西之變的感慨蒼涼之中。因此積久而發為論說，其間的一得之見便多以這段歷史裡的士人與世相為題目。　　在二千多年的自成路軌之後，晚清中國因中西交沖而脫出了舊軌。時人稱之為“萬國梯航成創局”，稱之為“天地自然之運會至於今而一變其局”，稱之為“智勇俱困之秋”，說的都是不能用歷史經驗來對付的陌生和蹇迫。而七十年中立起於陌生和蹇迫之間，自覺代表中國社會回應西潮逼來的，則始終是傳統文化養育出來的士大夫。在當日統稱“四民”的人口中，他們是憂時的人，也是先覺的人，隨後，在回應西潮逼來的漫長過程里，他們又成了*深地捲入了歷史變遷的中國人。19世紀60年代，曾國藩以“師夷智制船造炮”說借法自強，沈葆楨以“萬不得已之苦心，創百世利賴之盛舉”說借法自強，用意都在取新法以守護舊物。而二十年後王韜議時政，已主張“取士之法宜變”，“練兵之法宜變”，“學校之虛文宜變”，“律例之繁文宜變”，他也在回應西潮，但筆下的這一串排比的“宜變”則顯然地說明，借來的西法正在化作尺度，並被直接用來規範本自另有一種尺度的中國。至90年代康有為、梁啓超引“萬國行立憲之政”比中國，從西方移入的是“明定憲法，君民各得其分”。同時的嚴復取“天演公理”說物競天擇，其筆鋒掃過，摧折的都是儒學義理。他們志在借西法以尊中國，然而由此牽動天下，以取新衛舊為願想的過程已不能不一變而為日趨日急的除舊布新。從曾國藩到康有為，其間的前後相連和前後相異非常明白地顯示了同一個社會群類的一變再變。這是一種在節節回應里生成的節節嬗蛻，而晚清的士大夫則因之而成了當日變化*劇烈的中國人。與這種劇烈變化相伴隨的，同時是士大夫群類在整體上由分化而分裂。

以取新衛舊為願想，借用西法本與“萬不得已之苦心”的那一腔委屈不平相表里。而在除舊布新的旨意里，卻是委屈不平正在化為羨慕和嚮往。譚嗣同說：“今中國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數於夷狄，何有一毫所謂夏者。即求並列於夷狄猶不可得，遑言變夏。即如萬國公法，為西人仁至義盡之書，亦即公羊春秋之律。”這種舉“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統括而唾棄之的獨斷論，正說明了羨慕和嚮往西法，相對應的一面便不能不是中國自我形象在人心中的整體破碎。因此樊錐說：“事至今日，欲中國之必不亡”，則須“一革從前，搜尋無剩，唯泰西者是效”。更極端一點的，是唐才常說：“既不得有中外夷夏之疑，又烏有並為人類而無可通種之理。”易鼐說：莫若以郡主縣主嫁西國世子，又以親王貝勒娶列國之公主郡主，並官紳庶民各與泰西互相嫁女娶媳，“此所謂以愛力綿國運，以化合延貴種也”。他們仍然在竭蹶地回應西潮逼來，而腳下的重心卻已移到了中國的西化。半個世紀裡，中國的士人由夷夏之辨走到了“以化合延貴種”，其間圖強的血誠和惶迫中的臆斷交相為用，而由此造成的一派天翻地覆則使後人讀史常常要百感交集，既驚且詫。當庚子與辛丑過去之後，晚清*後十年的新政已廣涉兵制、教育、法律、財政、官制以及地方自治與滿漢關係等等。在西法的籠罩之下和比照之下，十年新政一個一個地打破了曾被稱作祖宗家法並久經苦心守護的東西，而錘起錘落，主張都出自一時之士議。其中*耐久想的是歷經千年的科舉制度與彼時的興學育才之旨相扦格，而後這種為萬千士人託身託命的制度也被推到了砧上，在士議的重錘之下打得粉碎。士議促成了科舉制度的廢止，然則以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類而論，士人也自己消滅了自己。在人類的歷史演化里，一個群類消滅另一個群類的事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像這樣同一個社會群類自己消滅自己則顯然是一種異態。以中西交沖的屢起屢挫為背景，這是一種逼出來的異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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