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讀史之法

作品原文

讀史之法，一時言之不盡。今略論其大概，分三層言之。先明史之大體；次論史之優劣；三示讀史之宜忌。

一、史之大體。自古相傳，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其實不然。《春秋經》文固是紀事，《尚書》則不專紀言，紀事之處亦多，特是未成之史。所謂史料者爾。《尚書》之外有《逸周書》，與《尚書》性質相同，紀事亦紀言，要皆未經編次之史料也。《春秋》與《左傳》為表里。《左傳》兼備事言，是故拘於事言之分，正未必然。後人論史，以紀傳為正史，編年之體為古史。論其性質，則本紀仍為編年，惟與《春秋》不甚同耳。無本紀，編年不能成。史公作本紀，復作表以輔之，年經月緯，較《春秋》為詳。紀表之外，有世家，有列傳。世家惟《史記》可有之，後不當有。列傳變《春秋》之體，《春秋》以事為主，列傳以人為主也。《史記》之八書與他史之志，《職官》等於《周禮》；《禮志》等於《儀禮》；《天官》、《地理》古所未有。《禹貢》雖略載山川，而不詳郡國。《樂志》詳載《郊祀歌》，體類《詩經》。蓋馬、班之意，在隱括六經之旨而成文。故於《書》、《詩》、《禮》、《樂》無所不該。論其大體，則主於《春秋》也。後人以為紀、傳之體不主於事，而主於人，於是有繁省不明之弊。如語在《項籍傳》，語在《高祖紀》。參差回互，繳繞不清。故荀悅、袁宏仍有編年之作。編年之史，在昔只有《春秋》而已。劉知幾謂凡紀言之文，應別立一種。然不善編排，史籍將變為文集。章實齋以之修志，此為好奇，未可法也。世家之體，原為封建。封建既廢，即無所謂世家。載記之名，較世家為妥，始於《東觀漢記》，記光武初群雄並起之事。當時群雄皆各稱帝以號召，故不應稱曰世家。然陳涉之事，及身而止，亦不應稱世家。如稱載記，與晉十七國之事相同，即無可非議。《史記》無載記之名，歐陽修重作《五代史》，壹以史公為法，於南唐、前後蜀、南東漢、楚閩、吳越均稱世家，其實不合。當時僅吳越錢氏、荊南高氏服從中央，其餘則否，安得皆稱世家哉？歐陽之意，一則刻意摹古，再則《舊五代史》荒謬泰甚，凡服從中央者稱“世襲列傳”，不服從者稱“僭偽列傳”。五代紛爭，僭與不僭，何從定之？歐陽所以悉改為世家，不知稱載記即無病，稱世家猶未當也。又如《明史》有《流寇列傳》。李自成轉徙不常，自為流寇，名實未背；張獻忠定都四川，則不得以流寇目之。《清史稿》記鄭成功、洪秀全別為一類。鄭有帝號，洪稱天王，不能以諸疾〔侯〕之禮待之。如曰載記，即名實相副矣。此外非史公所有，而後人有一得可采者，世紀是也。阿骨打未起以前，其祖已為酋長，統率數千人矣。托克托等修《金史》，於本紀之前別列世紀，其意與《始皇本紀》之前有《秦本紀》相同。魏收作《魏書》，拓跋珪前二十七代均入帝紀，不合史法，識者所笑。列為世紀，則無可訾矣。清之初起，世受明封，非草澤英雄可比。《清史稿》不列世紀，直以本紀發端，載清太宗事如草澤英雄，亦無當於史法也。載記《史》、《漢》所無，世紀史公有其義而無其名，雖出後人，實為史中要目。

他如列傳之標題，、尚少，後出愈多，史公列日者、龜策，已甚無謂。刺客後不常有。滑稽亦無須標目。獨貨殖為重要。民間營利之事，非食貨志所載者，固當詳為紀述。至儒林、文苑之分，出於不得已，未可厚非。叛逆之名，始有之，前此唐修，王敦、並未別立叛逆之號。余謂列傳標目與否，當以人數為斷。多則宜標，少則宜省。儒林、循吏人非少數，固當標出。至於叛臣，人數實少，何必標也。之名亦後起，奸臣與佞臣有別，若董賢為禍之大，但入佞幸傳。奸臣當謂能害人者，不能害人，不得稱奸臣也。唐有，清史無之，若和珅輩只可稱佞臣耳。始有，其後凡一戰而死者，皆入，然則昭忠祠血食之士，無慮千萬，皆可列入耶？、全謝山迂腐之見，以、無忠義傳為憾，不知其人果卓然有所表見，入列傳可矣，何必標忠義之名哉？於儒林之外，別立。後之論者，謂宋人重道學而輕儒林。然史公於列說經之士，孟、荀大儒則特立一傳，附以九流。由此知後世儒林、道學之分亦非無見，惟孟、荀僅二人，故不別為標題耳。錢竹汀謂宋世表章道學，程、朱諸賢應特立傳，不必列入道學傳，斯言得之。起於，劉向別為。有事即書，不別賢否，如蔡文姬節義有虧，而亦傳之。其後變列女為烈女，稍有失德，即遭貶棄，自唐以來皆然，此失古人之意者也。【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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