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聲:女性主義書寫的一次實踐》中的每一篇文章承載著一段生命的故事,作者的背景、年齡、性取向、性別各異。年齡跨越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的來自大陸,有的來自台灣,有的來自香港,有的是久居異國的華人;有的是寫自己成長的故事,有的是寫自己與身邊家人的故事,有的是寫親人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有的是傳統的女人,有的自稱是標準大男人,有的是愛女不愛男的女人,有的是愛男人的男人,有的是性別模糊的人。每一段故事都是用力和用情的書寫,過程悲喜交集,經過很多掙扎和痛苦。從一個個活生生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不同性別的不同生命歷程、不同時代男女的不同苦難遭遇、不同身份認同的掙扎、不同生命意義的尋索。然而,差異的生命故事隱藏著一個相近的主題和目標,那就是:從生命的書寫和解讀開始,批判主流性別文化的壓制,從而尋找性別解放的可能和出路。
基本介紹
- 書名:男/女聲:女性主義書寫的一次實踐
-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頁數:212頁
- 開本:16
- 品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作者:古學斌
- 出版日期:2008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9700167, 9787509700167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圖書目錄
一年又一年
怕水
我是怎樣被馴化成男權主義者的?
“安能辨我是雄雌”——少年易服的故事和其他
姥姥
心路
回憶也是一種痛苦:我是否原諒了父親
四月天:伴隨肥女子腳下的大石頭
在尋找父性的生命意義世界中的叛逆與抗爭
後記: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尋情記
文摘
我想“一年又一年”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間延續,我也不會用它來記“流水賬”,我喜歡它流動的感覺,仿佛新陳代謝,是我這個大男人的養成過程,也可以代表這個男人內心不斷鬆動的經歷,是自己成長和變化的見證……
那些年,一個大男人的養成
我一點都不比這裡的人差,我為什麼要受這樣的屈辱我一定要到這裡來……
這是路遙名著《人生》中,男主人公高加林從農村到城裡去拉糞時,受到城裡人的侮辱後,非常憤怒地說的一段話。他後來真的到了城裡……
父親教我做更高、更強的男人
不知道為什麼,我從小就對自己的生存環境不滿,不滿意自己的現狀,總想走出去,走得更遠、更高。現在想起來這和我父親有關,他教會了我做一個更高、更強的男人。父親永不服輸的精神一直激勵著我。
父親是被爺爺遺棄的孤兒,在川北偏僻的“蘆角溝”①長大。我們家是大姓,在當地屬於望族,②據我的叔伯爺爺說,我爺爺當年直到三十多歲還在家裡讀中醫書,他什麼農活都不會做。他和鄉下奶奶婚後不久就拋妻離家,隻身一人去重慶開診所行醫為生,那次出去他再也沒有返回鄉下,直到四十年後我父親將他的骨灰盒遷回“蘆角溝”和奶奶合葬。
那年,抗日戰爭爆發,由於爺爺醫術高明,他作為醫生隨川軍進入湖北襄樊抗日。在那裡他又娶了一個大戶人家的小姐(我的第二個奶奶)為妻。據說,這事爺爺一直瞞著鄉下的奶奶,他也沒有將自己的婚姻狀況告訴二奶奶,他的這些舉動直接影響了我們家三代人的命運。到現在九十多歲的二奶奶每當提起這事還耿耿於懷,言談中充滿了對爺爺的埋怨。二奶奶曾對我說過嫁給爺爺是因為當時襄樊面臨淪陷,她父母害怕自己的閨女被日本鬼子強姦,希望趕快嫁個人家,幫助逃離苦海,所以才將二奶奶匆忙地嫁給了我爺爺。二奶奶常說要不是日本鬼子,她才不會來到重慶這個陰曹地府(霧都),受一輩子的活罪喲!
我也聽見鄉下奶奶生前在爺爺墳前磕頭時,眼含淚水,嘴裡不停地罵著“老背時鬼,老背時鬼(就是倒霉鬼)……”我知道奶奶守了一輩子活寡,她對爺爺既恨又愛,因為她一生只守著兩個男人,一個是幾乎終生為伴的兒子(我父親),一個是永遠見不到面的“活死鬼”——我爺爺。
差不多每個受過香港教育的青年人都曾作過題為《我的志願》的文章,我也不例外。在十五歲讀中三的那年,我在文章里寫上“電影導演”為我的第一志願。到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選擇,也許剛剛在校內“執導”了一部話劇吧!不知原因,也未去仔細探究,只記得也寫上了“新聞從業員”作為後備志願,也許是從小便喜愛看小說,更喜愛閱讀一些看似“言之有物”的東西吧!沒有第三志願,更未想過當社會工作者,但最終卻在這兒著陸了,不光是社工,更是社工教師。此後,差不多用了我人生三分之二的時間才弄清楚這三個看似毫不相干的志願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出現在我的生命里。這樣的追尋卻意外地帶出了一個有關我生命的故事。這篇文章便是這個故事。
回望我在努力建立一個“社工身份”的二十多年裡,我越來越相信“語言、文字”的威力。準確地說,透過語言和文字我們能夠洞悉世人的生活經驗。我相信是因為這威力使我想當電影導演、新聞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及教育者。雖然從未當過導演或記者,但做社工及教社工的經驗使我深深體會到,不但可以透過語言和文字去了解世界,更可以為人和他們身處的社會帶來一些改變。我漸漸知道貫穿著這三個職業志願的是一顆想改變世界、改善民生的心。到今天我仍緊抱著這夢想、理想。究竟有些什麼(人或事件)影響了我呢?在以下記述一項關於我多年前進行的研究里,這點會慢慢變得清晰。但意想不到的是,這次研究的過程不但把我人生的一些零碎片斷連線起來,更把我和我已去世多年的母親的生命緊扣起來。可以說,這是一個有關尋根、身份及生命的故事。
從事社會工作教育的學術生涯
基於香港的歷史、社會及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因素,很多在八十年代從事社會工作教育的學者均沒擁有博士學位。但由於社會對大學教師的期望日漸提高,我們也感受到“要讀博士”的壓力。毫不例外地,我也於九十年代初便加入了“讀博士”的行列。那時候並沒有多想什麼理想、夢想的,只知道如果要繼續留在大學裡教書,這是必需的。
在七八十年代讀社會科學及在九十年代教社會科學的我認為,進行嚴謹、科學、客觀、中立的研究時要有一套既定的守則,要有遵從的金科玉律。大學的老師這樣教我們,我們也這樣教學生。這些訓令更明確地指示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里無時無刻都要保持一種超然(相對於被研究的人或事物)的身份,並要與被研究者保持距離,因為任何在價值觀或感情上的介入均會玷污研究的結果並破壞整項研究的客觀性、真實性及可信性。簡單而言,這“四條”是神聖不可侵犯地、毫無討價還價餘地地規範著我們這一代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與教學的工作者。
他/她們的反應讓我吃了一驚,這個書寫的計畫雖說一開始是出於心血來潮、是突發的,但最後的完成卻是大家生命的分享和互相支持的結果。
一九九七年我從英國回香港在大學執教以來,一直就被誤/錯認為是女性主義者,自己也因為這種誤認/錯認而被大學裡頭的進步學生所尊敬/愛戴。性別意識,我的確是有的,但很認真地去閱讀女性主義的東西,確實沒有。這么多年過來,自己因女性主義之名越來越“紅”的時候,不好意思的感覺越來越強烈。今年在構想研究方法論課程的時候,因為之前質性方法論的課已經開了好幾次,也覺得了無新意了,於是自己在想,開什麼樣的方法論的課能夠刺激學生可以有更多的討論和辯論,讓自己也同時得到益處。對於女性主義的虧欠,讓我懷著補償的心態開了“女性主義方法論”這門課。當然,原因不會是那么單一的,環顧我們的研究生,有自認為是女性主義者的人,有與女性主義對著幹的大男人,有很傳統的小女人,有好強的沒有什麼女性主義意識的大女人,也有傳統的小男人……故開這門課也是為了他/她們,希望能夠透過這課程,能夠引起大家更多地關注性別的問題,提升他/她們的性別意識。故,開這門課的初衷也是很個人的。
這個女性主義方法論的課程一路走來,重新撩動了眾人的心,也激發了大家書寫自我及他人生命故事的衝動。
女性主義研究者不再相信傳統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所謂客觀真實,認為傳統實證研究往往從男性的經驗出發,無視女性經驗與男性經驗的差異,使得女性聲音被淹沒。故女性主義研究者提倡從女性的主體經驗出發,理解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遭遇,從而批判和反抗父權文化和性別主義(Sexism)對女性造成的壓制。近年來,受到女性主義的啟迪,越來越多的男性亦開始參與女性主義的研究,成為支持女性主義運動的成員,因為他們已看到性別主義和父權文化不只對女性造成壓迫,同樣也對男性造成傷害。故,支持女性主義的男人們亦提倡將男性的主體經驗納入研究的範圍,理解男性的多元經驗,解構大男人氣質養成的過程和其深層的制度文化。非主流男性更從主體經驗的書寫出發,挑戰和批判父權制度的文化霸權。
女性主義研究強調研究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行動,那就是如何通過研究過程及其結果,改變兩性關係的不平等和消除性別主義。書寫是女性主義研究中重要的行動策略,自傳和傳記是女性主義書寫的重要部分,通過敘說自身的生命故事,我們重新面對自己過去的成長經驗,更多地明白自己,也更多地理解別人,從重整自己生命的過程中,我們尋找到自己生命的出口。書寫她/他人的故事,我們找到生命與生命的交接點,理解別人亦是理解自己的過程,生命的力量在書寫中被釋放。
書中的每一篇文章承載著一段生命的故事,作者的背景、年齡、性取向、性別各異。年齡跨越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的來自大陸,有的來自台灣,有的來自香港,有的是久居異國的華人;有的是寫自己成長的故事,有的是寫自己與身邊家人的故事,有的是寫親人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有的是傳統的女人,有的自稱是標準大男人,有的是愛女不愛男的女人,有的是愛男人的男人,有的是性別模糊的人。每一段故事都是用力和用情的書寫,過程悲喜交集,經過很多掙扎和痛苦。從一個個活生生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不同性別的不同生命歷程、不同時代男女的不同苦難遭遇、不同身份認同的掙扎、不同生命意義的尋索。然而,差異的生命故事隱藏著一個相近的主題和目標,那就是:從生命的書寫和解讀開始,批判主流性別文化的壓制,從而尋找性別解放的可能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