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可塑性(Ecological resilience)是生態系統維持能力以及吸收變化和干擾後仍然保持種群間或狀態變數間同樣關係的能力的一種度量。該概念由加拿大生態學家Crawford Stanley Holling首次提出,主要用於描述生態系統或生態—社會複合系統的狀態和行為,是定性的或半定量的。生態可塑性在穩態轉化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
20世紀70年代以前,理論生態學家十分關注與生態穩定理論相關的種群間(如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相互作用及功能回響(Folke 2006)。Holling(1973)在其經典之作—“生態系統的可塑性和穩定性”一文中,通過經驗研究、數學模型和生態系統管理經驗等的分析,正式提出了生態系統可塑性的概念,將可塑性定義為“系統維持能力以及吸收變化和干擾後仍然保持種群間或狀態變數間同樣關係的能力的一種度量(A measure of the persistence of systems and of their ability to absorb change and disturbance and still maintain the sa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pulations or state variables)”。
Pimm(1991)將可塑性定義為“變數經過干擾後回復到其平衡狀態有多快”,單位為時間。他認為可塑性因此不能針對不穩定系統,特徵的返回時間為經歷干擾後回復到初始值的1/e(約37%)(How fast the variables return towards their equilibrium following a perturbation. Resilience is not, therefore, defined for unstable system. Characteristic return time is time taken for a perturbation to return to 1/e (~37%) of initial value)。Holling(1996)認為統治著主流生態學的單一平衡觀點(single equilibrium view)導致了將可塑性解釋為干擾後的返回時間,並稱之為“工程可塑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工程可塑性聚焦在穩定平衡(stable equilibrium)附近的行為及一個系統經歷干擾後趨向穩態(steady state)的速率,即返回平衡的速度(Folke 2006)。
自Holling(1973)以來,許多學者對可塑性的描述或再定義,基本上大同小異(表1)。譬如,Walker等(2004)將可塑性定義為“一個系統吸收干擾、經歷變化的同時重新組織以便仍然保持必需的同樣的功能、結構、特性及反饋的能力(Resilience is the capacity of a system to absorb disturbance and reorganize while undergoing change so as to still retain essentially the same function, structure, identity, and feedbacks)”。這裡,生態系統的重新組織其實是生態系統的基本特性之一。
穩定性和物種多樣性之間的關係可用一組穩定性景觀表示。一個系統的動態用一個景觀表示,它的狀態用一個被吸引到凹陷的球所表示。在不同的物種多樣性水平可能存在不同的景觀地貌。在這個模型中,凹陷越深,狀態的穩定性越大。坡度較小的穩定性表面區域的工程可塑性比坡度較大的區域要小(引自Peterson et al. 1998)。
一般將吸引域的容積(size of the attraction basin)作為Holling(1996)定義的生態可塑性大小的度量,從二維的穩定性景觀圖來看,這取決於波谷的深度和寬度。Scheffer等(2001)認為如果吸引域的容積越小,則可塑性也越低,甚至一個中等程度的擾動就可能使系統進入另一個吸引域。van Nes和Scheffer(2007)用圖3(A,B)直觀地表示可塑性的大小,而從小的擾動的恢復速率是局域穩定性的度量圖3(C, D),即通過在有波峰和波谷的穩定性景觀中球的命運來直觀地表述不同的生態可塑性(van Nes and Scheffer 2007)
Carpenter等(2001)以湖泊生態系統為例,嘗試了一種半定量的方法。將湖泊區分為二種穩態:一種為低磷、慢循環和好水質,另一種是高P、快循環和差水質。以快變化變數(水中P)為縱軸、以慢變化變數(沉積物P)為橫軸來圖示系統平衡,以此度量可塑性(圖5)。圖5顯示水中磷與沉積物磷之間的關係—清水狀態的平衡和可塑性。箭頭表示不穩定與清水吸引域之間的距離。垂直虛線表示其中一種穩態的可塑性變為了零(引自Carpenter et al. 2001)。
van Nes和Scheffer(2007)通過模型研究認為系統從小擾動的恢復速率(這有時被稱為工程可塑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是生態可塑性的一個很好的指標。這樣的恢復速率隨著災難性的穩態轉化的臨近而降低,這種現象在物理學中被稱為臨界鬆弛(critical slowing down)。他們在所用的6種生態模型中都觀察到這種現象的發生,並且都離穩態轉化的閾值足夠遠,因此在實踐上可能可以用於系統災變的早期預警。圖6是根據May(1977)的模型(牧食以邏輯斯蒂方程增長的種群X,環境容量K=10)進行模擬研究的結果。
van Nes和Scheffer(2007)實際上在討論系統在穩定性景觀的特定吸引域內的行為,有些類似Walker等(2004)描述的不穩定性(圖4中的Pr)。
圖6是利用May(1977)的模型模擬的瞬時擾動實驗,在二種情形,擾動導致10%的生物量下降(垂直箭頭)(引自van Nes and Scheffer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