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蘇時期最著名的東方學家、現代俄國漢學奠基人阿列克謝夫院士的創作道路。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在俄國漢學界首次提出中國文明是世界文化進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著作利用了阿列克謝耶夫的大量文獻和自傳，揭開阿列克謝耶夫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研究而進行鬥爭的歷程。1926年蘇聯科學院院士。長期主持蘇聯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是蘇聯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被中國學者郭沫若稱之為阿翰林。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
- 別名：阿理克
- 國籍：蘇聯
- 出生日期：1881年1月
- 逝世日期：1951年5月
- 職業：文學 語言家、漢學家
- 代表作品：中國文學（文學翻譯和文學史）
個人簡介,學術研究,主要貢獻,古典文學,中國文學史,對中國史的研究,中國年畫的收集,其他作品,人物影響,學術成果,人物評價,津京遊覽,
個人簡介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81.1-1951.5 ）中文名阿理克。蘇聯著名中國學家。精於漢語文學，兼長中國考古學、民族學及文化史。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1898年入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攻讀漢滿語文專業，師承俄國中國學權威王西里教授。1902年畢業，留任漢滿語文教研室。同年，應聘於亞洲博物館從事研究工作。1904—1907、1909—1910年赴歐洲，在英、法、德諸國漢學中心進修、講學和研究。1916年獲碩士學位，學位論文《中國詩人論詩：司空圖的〈詩品〉》，後留校進修。1929年1月12日未經答辯獲語文學博士學位。1923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29年未經答辯獲博士學位。同年，當選為院士。
1910～1951年彼得堡—列寧格勒大學、1919～1924年地理學院和俄國藝術史學院、1924～1927年東西方語言和文學比較史學院、1930～1938年列寧格勒歷史語文和語言學院、1937～1941年莫斯科東方學院教員。
1935年在列寧格勒—莫斯科參加第三屆國際伊朗藝術與考古學大會，第十五屆國際生理學大會等。1930—1951年任前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中國學研究室(原名漢—西夏研究室,一度曾改名漢滿研究室)主任，是前蘇聯中國學這一時期公認的領銜人物，對其學生、蘇聯著名西夏學家聶歷山的研究起過重要的組織領導作用；同時，廣泛組織了與中、法、英、日、美等國的學術交流。早年曾與精通滿藏文的伊凡諾夫斯基教授一起從事研究，完成了俄國中西交通史學者埃米爾·布雷特施奈德遺著《中國古今圖書集成索引》的整理出版工作。1907年，參加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的考古考察隊，發掘河南省新石器時代遺址。1910年回國後，致力於研究科茲洛夫從黑水城掘走的文物。1912年赴中國東南部，為前蘇聯科學院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收集民族學資料。曾研究過中國和中亞及西伯利亞南部各民族人民文化史問題。依據科茲洛夫1923—1926年於蒙古發掘的匈奴時代碑銘文獻，研究了中國和中亞及西伯利亞南部諸民族的文化交流史。獲蘇聯勳章和獎章多枚，生平著作約260種。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學術研究
阿列克謝耶夫的學術生涯涉獵廣泛，除主要領域中國文學外，在中國文學史、小說、詩歌、散文乃至民俗、古幣、漢字語音學等方面均有令人矚目的建樹，其所收集的中國年畫數量之多，品質之精，世所罕見。阿列克謝耶夫首要的、最重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國文學。
1911年阿列克謝耶夫把李白的兩首詩譯成白俄羅斯文標誌著他譯介和研究中國文學的開始。1916年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司空圖的<詩品>》是阿列克謝耶夫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的第一部力作。該書首次在俄羅斯以及歐洲的漢學史上運用語言學方法，用詳盡的材料對所研究的問題加以佐證。直至今日，俄羅斯漢學界還沒有任何一本書可與這部著作相媲美。在阿列克謝耶夫的學術創作中，中國詩學和美學方面的著作占有顯著的位置：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鐘嶸的《詩品》、王維的《學畫秘訣》、宋濂的《答章秀才論詩書》、黃約的《畫品》、顏真卿的《書品》等。翻譯和研究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他未竟的願望之一。在阿列克謝耶夫容量最為豐富的著作《關於詩人的詩篇》（1916）中，令人信服地全面展示出對此類文本的研究方法。這部著作迄今仍是不可超越的、從語文學角度研究艱深的中文文本的典範之作。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主要貢獻
古典文學
20世紀20年代初阿列克謝耶夫被高爾基所創辦的《世界文學》雜誌社聘為專家委員會成員，開始翻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最終編成了4個聊齋故事集。第一個集子《妖術》於1922年出版，次年另一個集子《神僧》問世。另外兩個集子《誌異》和《異人傳》直到1928年和1937年分別由思想出版社和科學院出版社出版。阿列克謝耶夫對蒲松齡的研究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除了比較著名的《論中國古典文學中民主化的歷史》和《聊齋故事中的儒生悲劇與為官思想》等文章外，阿列克謝耶夫還在出版的4個聊齋故事的序言中對蒲松齡的創作進行了清晰而準確的評價，尤以出版時間最晚的《異人傳》序言中的論述最為詳盡深刻。
中國文學史
除對中國古典文學進行研究外，阿列克謝耶夫還特別注重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1920年他發表了一系列標題均為《中國文學》的文章。蘇聯衛國戰爭時期，阿列克謝耶夫開始構思《中國文學史》。他決定先從翻譯範文入手，共翻譯了865篇古漢語精品，完成了範文的翻譯工作，形成兩個文集手稿——《中國古典散文》和《中國古典詩歌》。《中國古典散文》在阿列克謝耶夫逝世後於1958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但所收入的譯文僅是其原作的三分之一，而《中國古典詩歌》卻至今未能出版。翻譯中國文學經典範文只是阿列克謝耶夫撰寫《中國文學史》計畫的第一步，接下來便是要撰寫一系列專論文章，介紹經典作品的創作過程、藝術特徵、思想內涵以及俄譯本在體現原作特色方面所採取的辦法。阿列克謝耶夫的漢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東西方兩種文化的統一性和互補性。他明確反對一些西方學者臆構出的“東方主義”，指出“中國文學史應該是採用比較性的闡述方法來寫，把它從異國情調化的、與世界疏離的狀態中解脫出來”。他把中國文化、文學視為世界文化、文學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阿列克謝耶夫生前已經為此作了大量工作，但最終未能如願完成。但他的中國文學史編寫思想已經清晰可見，成為他留給後代漢學家的一筆寶貴遺產。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對中國史的研究
阿列克謝耶夫對中國歷史也有譯介和研究，但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歷史學家。他翻譯了司馬遷的《史記》，在一生的科研及教學活動中經常談到歷史問題。無論是對中國古代史，還是現代史，甚至於考古學、錢幣學、金石學、民族學、歷史編纂學、史料學均有很深的鑽研。他生前已發表的和由於各種原因未能發表的大量論述中國歷史問題的作品令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們也自愧弗如。在他有關中國歷史的著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寫於1929年但直到1975年才在蘇聯《遠東問題》雜誌上首次發表的論文《中國與歐洲的中國史研究》，這是學術界公認的阿列克謝耶夫最有分量的論述中國歷史問題的文章，全面反映了其對中國歷史和歷史編纂學的觀點。
中國年畫的收集
阿列克謝耶夫還熱衷於對中國民間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他認為在民間同樣蘊涵著中國偉大的民族精神。年畫是阿列克謝耶夫平生的一大愛好。1910年他在地理學會舉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型中國年畫藏品展覽會，每天親自為觀眾講解。他還在俄羅斯各地和其他國家舉辦了相關的講座和展覽，比如1911年在明斯克、1926年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語言學院等。阿列克謝耶夫研究中國年畫的主要代表作是在他去世後於1966年出版的《中國民間年畫——民間畫中所反映的舊中國的精神生活》一書。
其他作品
此外還有《中國民間繪畫中的神與鬼》（1919年）、《中國民間繪畫及其所表現的舊中國的精神生活》（1936年）、《中國年畫》（1940年）等論文。阿列克謝耶夫在自己的各種
著作中涉及到許多中國神話人物，他對中國神話的理解主要見於1958年出版的《在舊中國：1907年旅行日記》一書中。此外，他還撰寫過《不死的孿生子和道士及財神身上的金蟾（中國神話研究）》（1918年）、《中國的財神》（1928年）等論文。阿列克謝耶夫對中國的戲劇也有論述，將中國稱為“戲劇之鄉”。他研究中國戲曲的重要文章有《中國畫中的中國戲劇和中國演員》（1929年）、《中國古典戲劇》（1935年）等。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人物影響
培養漢學人才和組織教學也是阿列克謝耶夫的用心所在。在他去世後出版的《關於東方的科學》一書中，發表了他個人檔案中的部分材料，這些材料證明，他一直在不懈地探索一條更為有效、快捷的教學途徑。他還有很多思考、計畫和構想至今仍未發表，但他對組織工作和教學的探索，如同科研工作本身一樣，是他畢生的事業。他在聖彼得堡大學執教的40年間，桃李滿天下，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漢學家如齊赫文斯基院士、費德林通訊院士、李福清通訊院士等，他們在漢學研究和教學領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造就了上世紀50-80年代蘇聯漢學的空前繁榮。
阿列克謝耶夫領導蘇聯漢學近30年，為“漢學”確定了比較準確的定義，他認為漢學是關於中國、中國文化和漢語的綜合體，而且必須要以漢語為依託，以漢語材料為基礎。在研究方法上要求漢學家們把中國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同時又不把漢學的各個領域同其他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的研究割裂開來。他注意到在中國問題研究領域愈漸滋長的各種真偽研究之流。他接受那些代表著學科領域新進展的著作，在一些綜述和評論中對其給予肯定，儘管能使他毫不猶豫地接受的作品並不多見。偽科學、粗劣之作和獵奇之作都會遭到他的無情回擊。
學術成果
1．《貝勒士奈德醫生遺留給亞洲博物館的中文書目》，載《皇家科學院通報》，1902年11月，第4期。
2．《古德堅柯向亞洲博物館贈送的漢文書目》，載《皇家科學院通報》，1902年11月，第4期。
3．《中國1880年版百科全書<圖書集成>索引》，載《皇家科學院通報》，1904年6月，第1期。
4．《關於英、法、德國研究中國的簡況》，載《國民教育部雜誌》，1906年第9、10期。
5．《乾隆年間的錢幣》，載《俄國考古學學會錢幣部論叢》，1906年，第1卷。
6．《皇家埃爾米塔日博物館錢幣部藏中國錢幣和錢幣型護身符描述》，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印刷，1907年。
7．《中國古都城郊考古縱覽》，譯自漢語，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1909年，XL卷，上海。
8．《棕樹三株》（萊蒙托夫詩作），譯自俄文，1909年，北京。
9．《嶗山道士》，譯自《聊齋志異》，載《我們的涅瓦河》，1910年6月，第23、24期。
10．《關於中國的寺院》，載《俄國地理學會通報》，1910年，XLVI卷，1－4期。
11．《紀念瓦西里耶夫教授》，載《聖彼得堡新聞》，1910年4月27日，第92期。
12．《對北京方言的語音觀察結果（1906－1909）》，載《皇家科學院通報》，1910年9月，第6卷，第12期。
13．《中國教育的現代改革》，載《歐洲通報》，1910年，第5卷。
14．《漢語語音讀本》，聖彼得堡，1910年。
15．《中國民間年畫和護身符上的幾種主要的祈福形象》，載《俄國皇家考古學會東方部叢刊》，1911年，第2、3期。
16．《漢字部首名稱》，載《俄國皇家考古學會東方部叢刊》，1911年，第1期。
17．《阿列克謝耶夫〈關於中國寺院及民間信仰〉講座提綱》，明斯克，1911年。
18．《李白詠自然詩》，譯自漢語，載《俄國皇家考古學會東方部叢刊》，1911年，第2、3期。
19．《1910－1911、1911－1912學年編外副教授阿列克謝耶夫的中文講義》，哈爾濱，1912年。
20．《皇家埃爾米塔日博物館館藏中國錢幣形護身符和吉祥物》，載《俄國皇家考古學會東方部叢刊》，1913年，第2、3期。
21．《中國關於詩人及其靈感和創作的詩論》，載《俄國皇家考古學會東方部叢刊》，1913年，第1期。
22．《聖彼得堡大學編外副教授阿列克謝耶夫1912年夏赴中國出差簡要報告》，載《俄國中亞、東亞歷史、考古、語言和民族研究委員會公報》，1913年，第2期。
23．《皇家埃爾米塔日博物館館藏日本改革前金幣、銀幣描述》，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印刷廠，1913年。
24．《紀念佩休羅夫》，載《言語》，1913年，第4期。
25．《司空圖的〈詩品〉翻譯與研究》，《皇家科學院通報》，1914年，第3期。
26．《司空圖的〈詩品〉翻譯與研究》，彼得格勒，1916年。
27．《編外副教授阿列克謝耶夫碩士學位論文〈司空圖的翻譯與研究〉寫作原則》，彼得格勒，1916年。
28．關於中國文學的定義和中國文學史家當前的任務》，載《國民教育部雜誌》，1917年，第5期。
29．《不死的孿生子和道士及財神身上的金蟾（中國神話研究）》，載《人類學和民族學博物館》，1918年，第5卷。
30．《中國文學》，載《東方文學》，1920年，第2卷。
31．《中國和朝鮮藏書》，載《俄羅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1818－1918，簡明手冊》，彼得格勒，1920年。
32．《中國貿易統計》，載《東方》，1922年，第1卷。
33．《中國抒情詩選》，譯自漢語，載《東方》，1922年，第1卷。
34．《中華民國》，載《東方》，1922年，第1卷。
35．《狐狸王國（先自聊齋故事）》，譯自漢語，載《東方》，1922年，第1卷。
36．《聊齋——妖術》，譯自漢語，彼得格勒，1922年。
37．《中國的出版物》，載《東方》，1922年，第1卷。
38．《俄國作家作品在中國的翻譯》，載《東方》，1922年，第1卷。
39．休茨基譯《7至9世紀中國抒情詩選》序言，彼得格勒，世界文學出版社，1923年。
40．《畫學秘訣》，王維著，譯自漢語，載《東方》，1923年，第3卷。
41．《古風》，李白著，譯自漢語，載《東方》，1923年，第2卷。
42．《中國的金幣》，載《年鑑》，1923年，第3期。
43．《巴黎漢學》，載《東方》，1923年，第2卷。
44．《中國戲劇》，載《藝術生活》，1923年，第5期。
45．《聊齋——神僧》，譯自漢語，彼得格勒，世界文學出版社，1923年。
46．《雲蘿公主》，譯自《聊齋志異》，載《交談》，柏林，1923年，第1期。
47．《歐陽修詩歌》，譯自漢語，載《東方》，1923年，第3卷。
48．《現代中國概論》，載《東方》，1923年，第2卷。
49．《俄國東方學在國外》，載《東方》，1923年，第2卷。
50．《中國對儒家學說的綜合論述》，載《東方》，1923年，第3卷。
51．《中國考古學的命運》，載《俄國物質文化史研究院院報》，1924年，第3卷。
52．《中國古書的形態》，載《俄國物質文化史研究院院報》，1925年，第4卷。
53．《你研究新詩否？》，載《東方》，1925年，第5卷。
54．《李白絕句》，譯自漢語，載《東方》，1925年，第5卷。
55．《我的思想變遷史》，劉叔雅著，譯自漢語，載《東方》，1925年，第5卷。
56．《中國法官的智慧》，譯自《聊齋志異》，載《東方》，1925年，第5卷。
57．《中國新發表的有關藝術的介紹文章》，載《東方》，1925年，第5卷。
58．《巴黎的遠東藝術著作》，載《東方》，1925年，第5卷。
59．《中國最新出版的佛教書籍》，載《東方》，1925年，第5卷。
60．《中國京師圖書館宋元時期手稿》，載《東方》，1925年，第5卷。
61．《神仙與老子和莊子的神秘生活》，載《東方》，1925年，第5卷。
62．《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的發展》，載《東方》，1925年，第5卷。
63．《中國的復興》，載《東方》，1925年，第5卷。
64．《中國人對關帝的崇拜》，俄羅斯博物館民族學部。1926年。
65．《中國考古學的命運》，論文法譯本，載法國《亞洲藝術》，1926年，第3期。
66．《關於現代中國的幾個問題》，載法國《東方之友協會會刊》，1926年，第8期。
67．《中國多神教寺院地區》，載《東西方》，東方活語言學院，1927年，第1卷。
68．《聊齋——誌異》，譯自漢語，思想出版社，1928年。
69．《中國的財神》，倫敦，1928年。
70．《中國當代文學問題》，載《巴黎雜誌》，1929年，第15期。
71．《中國詩歌》，《中國》，1930年，第3期。
72．《紀念弗拉基米爾佐夫》，載《蘇聯科學院通報》，1931年，第8期。
73．《中國文字拉丁化的前提》，載《蘇聯科學院通報》，1931年，第4期。
74．《俄日東方學者之噩耗》，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1931年，第5期。
75．《中國象形文字及其拉丁化》，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32年。
76．《列寧著作漢譯》，載《蘇聯科學院通報》，1933年，第1期。
77．《現代中國地圖地理名稱的俄文轉寫問題》，載《國家地理學會通報》，1933年，第6期。
78．《中國字不再難學》，《莫斯科晚報》，1933年11月22日。
79．《中國語言及中國文學的演化和革命在十月革命中的反映》，《蘇聯科學院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叢刊》，1933年。
80．《致埃爾米塔日博物館中國畫展》，載《中國畫展介紹》，國立埃爾米塔日博物館出版社，1934年。
81．《論中國古典文學中民主化的歷史（關於〈聊齋〉中的故事）》，載《鄂登堡紀念文集》，蘇聯科學院出版社，
82．《中國詩人論音樂》，載《紀念奧爾洛夫文集》，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34年。
83．《關於新的漢字同義詞辭典》，載《東方書目》，1934年，第6期。
84．《中國象形文字系統》，載《蘇聯科學院通報》，1934年，第2期。
85．《聊齋故事中的儒生悲劇與為官思想》，載《蘇聯科學院院報》，1934年，第6期。
86．《中國歷史英雄的扮演者》，載《蘇聯科學院遠東分院通報》，1935年，第11期。
87．《中國瓷器與中國民間繪畫》，載《蘇聯科學院通報》，1935年，第4期。
88．《諛詞與銘文中的孔子》，載《東方》，1935年，第1輯《中國與日本的文學》。
89．《聊齋——異事》，譯自《聊齋志異》，載《東方》，1935年，第1輯《中國與日本的文學》。
90．《Н. Я.馬爾——科研及教學活動評介》，載《前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問題》，1935年，第3－4期。
91．《列寧著作的漢譯原則》，載《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論叢》，1935年，第3期。
92．《作為俄國東方學家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鄂登堡》，載《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論叢》，1935年，第4期。 93．《當今中國文字的現代體系》，載《Н. Я.馬爾院士紀念文集》，蘇聯科學院出版社。
94．《中國民間藝術需要重視》，載《莫斯科每日新聞》，1935年4月27日。
95．《院士認為中國戲劇不似看上去那樣神秘》，載《莫斯科每日新聞》，1935年4月9日。
96．《中國神話小說》，載《書訊》，1937年，第10期。
97．《聊齋——異人傳》，譯自《聊齋志異》，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37年。
98．《俄羅斯作家在現代中國》，載《書訊》，1934年，第22期。
99．《中國文學。法蘭西學院的六次學術報告》，巴黎，1937年。
100．《古代中國的古典詩歌》，載《書訊》，1938年，第5期。
人物評價
阿列克謝耶夫先後三次到中國進修、考察和講學，他熱愛中國，熱愛中國文化，畢生致力於中國文化的傳播和研究。他將俄國漢學納入世界漢學的格局，就其任務、目標、內容和方法提出了一系列見解，開創了俄國漢學的蘇聯學派，成為一代漢學宗師。郭沫若讚揚阿列克謝耶夫是“蘇聯首屈一指的漢學家”，並稱他為“阿翰林”。在他為自己設計的墓碑上刻有兩行漢字：“誠意格物心寬體胖”，“孜孜不倦教學相長”。
碑頂上豎著一本張開的石書，刻有兩個漢字：“不慍”，以此說明他對孔孟之道和儒家學說的苦苦追求。他在中國備受尊敬，其所譯《聊齋志異》俄文版在山東蒲松齡紀念館中獲得與原作陳列在一起的殊榮。2003年9月17日，中國駐俄羅斯使館為他的兩卷本《中國文學論集》（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學》出版社，2002）舉辦了隆重的首發儀式。同時還展出了阿列克謝耶夫部分論著及其收藏的部分中國年畫。以上就是阿列克謝耶夫在科研、教學和各種組織活動中的主要方面。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足以支撐起這位學者終生的事業。人們將他奉為20世紀俄羅斯－蘇聯漢學的旗幟。人們不能把任何一位漢學家同阿列克謝耶夫相提並論，無論其活動曾經獲得多么高的評價。
半個世紀以前，俄國著名漢學家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同法國著名漢學家愛德華·沙畹在中國華北地區進行了一次科學考察。
阿列克謝耶夫旅行時的日記，展示了一幅當時中國社會制度的鮮明畫卷。阿列克謝耶夫日記全面介紹了中國的文化，作者不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介紹中國文化的，而是從一個內心熱愛並理解這種文化的人的角度出發的。日記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地評價天才的中國人民從過去苦難的20世紀初期走向社會主義革命偉大勝利的光輝歷程。
津京遊覽
2006年是中俄文化年。2007年是俄中文化年。中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被郭沫若稱為“阿翰林”的蘇聯漢學家米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院士，1902年畢業於彼德堡大學東方系，畢生傾心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翻譯了《聊齋志異》等很多中國古典文學作品。1906年起，他曾數次來華，在天津楊柳青等年畫主產地，蒐集到4000多幅各色年畫、木版以及大量民俗學資料。他虛心求教於中國學者，為400幅年畫配上了說明文字，並憑藉紮實的漢學功底，比較貼切地闡發其寓意。這些中國民間瑰寶，如今仍珍藏在俄國的多座博物館中。
1907年5月，他在北京遇到了他的老師、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教授（翻譯過《史記》）。師生二人僱傭攝影師、拓印師、僕役等，組成考察團，花了5個月時間，對中國內地5個省份進行文物考古活動。搜求精美年畫，也是此行的一大收穫。阿列克謝耶夫在後來撰著的《1907年中國記行》一書中，對這段“可貴的閱歷”進行了詳細記載。5月30日，他們乘火車到天津。“這是一座巨大的商業港口城市，有許多租界，同莊嚴的北京城相比，其繁華程度讓我們吃驚。到處可以看到歐洲人。”他們先坐有軌電車，再坐人力車，來到三岔河口沿大運河乘舟而行。他們用漢語與船夫和臨船的人們愉快地交談起來。這些天津平民驚奇地說，“太奇怪了！我們見過的外國人，要么對你推推搡搡，要么就打你，想方設法欺負你。而你們卻能跟我們好好說話。原來也可以這樣啊！”在交流中，阿列克謝耶夫冒失地說，“帶這么重的行李會淹死的。”一位船夫只是嚴肅地回應了一句“多不吉利的話呀”，就緘口不語了。兩個友好的“洋鬼子”，得到了大家的寬容，但是阿列克謝耶夫卻當了真，他在尷尬之餘，表示非常願意對中國語言中的忌諱問題進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