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勇氣 批評立場》一書共39萬字，由《文藝報》編選，閻晶明主編。該書收錄的70餘篇文章是從《文藝報》2010至2012年刊發的大量理論和評論文章中精選出來的，這也使得該書成為了解當下文藝界一個權威而生動的讀本。全書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收錄了胡錦濤、李長春、劉雲山和鐵凝、李冰等中央領導、中國作協領導的部分重要講話；第二部分“話題探討”摘選了《文藝報》曾經開設的“為什麼讀經典”、“中國當代文學價值認知”、“劇作與文學”、“‘類型文學’現象”、“文學理想與審美表達”、“倡導優良批評文風”、“文化自信與文藝創作”、“新世紀詩歌精神走向”、“紀實與非虛構寫作”、“增強文藝批評有效性”等引起過較好反響的專欄刊發的文章；第三部分“文學評介”收錄了對部分文學名家、新銳作家、兒童文學作家和外國作家作品的評論；第四部分“藝術觀察”囊括了部分戲劇、電影和電視、音樂方面的理論和評論文章。
基本介紹
- 書名：理論勇氣批評立場
-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 頁數：444頁
- 開本：16
- 品牌：作家出版社
- 作者：閻晶明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6369084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回顧《文藝報》近三年刊發的理論評論文章，便可看出在有關文學藝術各種話題探討中獨顯的“新世紀”特有的理論勇氣和批評立場。
作者簡介
《文藝報》創辦於建國前夕1949年5月4日，歷任主編有文化巨匠、文學大師和卓有建樹的文藝理論家茅盾、丁玲、馮雪峰、張光年、馮牧等，新中國的文藝風雲均與《文藝報》有著密切關係，毛澤東、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生前曾對《文藝報》的工作做過重要指示。歷史奠定了《文藝報》在中國文藝界的影響和權威地位，是展示名家風采，縱覽文學藝術新潮，讓世界了解中國文藝界的主要視窗之一。
編輯方針是宣傳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交流文藝信息，開展關於文藝創作問題的討論。
編輯方針是宣傳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交流文藝信息，開展關於文藝創作問題的討論。
文摘
理想主義與力量的文學
李建軍
理想主義的枯竭
理想主義屬於人類特有的精神現象和價值理念，它是心靈生活向上的運動，指向價值世界的深層維度。積極性質的理想主義，是一個時代精神生活健康和有力量的標誌。如果一個時代的詩人和學者都成了唯利是圖的功利主義者，都喪失了想像未來生活的能力和構建理想圖景的激情，那么，這個時代的文化和文學肯定處於缺乏活力的狀態和低層次的水平。
理想主義是一種脆弱的價值觀，建構起來非常艱難，破壞起來卻很容易。從歷史的角度看，對“理想主義”的過度利用，顯然嚴重地造成了這一概念的“話語耗損”和“話語枯竭”，大大地降低了它的影響力和有效性，“理想主義”成了一個“不名譽”的概念，成了“白日夢”和“烏托邦”的代名詞；而“經驗主義”則意味著對“真實”的追求和對“常識”的尊重，並獲得了絕對的合法性和前所未有的尊榮。在文學上，誰若再將“理想主義”與“詩”和“小說”關聯起來，那會被當做觀念滯後、不懂文學的落伍者，就要受到“先鋒主義”和“新潮文學”推崇者的嘲笑。
在那些姿態前衛的解構主義者看來，理想主義意味著空洞的“宏大敘事”，意味著自欺欺人的道德說教，意味著公式化的浮誇和做作。他們寧願把文學看做“黑暗心靈的舞蹈”，寧願把它等同於“身體敘事”，寧願把它闡釋為描寫“一地雞毛”的“新寫實”，因為，在他們看來，唯有這樣的文學，才更真實、更深刻、更現代。這些新潮作家的精神狀況和文學理念，與雅克·巴爾贊在 《 藝術的用途和濫用 》 一書中所描述的情形非常接近：“人們並不認為，生活可能是高尚的，甚至是美好。人們把人們的生活和現在對人類的看法視為相等的東西，而且並不感到滿意。當人們談到人類的狀況時，他們所說的是某種可恨的東西，一種必須苦熬的刑期。人們很少在他們當中發現值得尊敬的人，對社會類型，只有鄙夷態度；人們把社會類型稱作角色，似乎是為了強調他們的虛假性。尊重這個辭彙的引申意義本身已是一種愚昧無知的‘非現實’心態。英雄已從小說中消失，已從生活中、歷史中消失了。藝術大體上致力於顯示人類這種動物的可鄙性，或者說，通過有針對性地忽略人，從而顯示人的不恰當性和多餘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代文學的力量感的缺乏和理想主義的衰微，也與後殖民背景下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消極影響有關。雖然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文學，也給中國當代文學的觀念變革和技巧發展，帶來了許多有益的啟示和積極的影響，但是，從倫理精神上看，現代主義文學過度地表現了人性中的陰暗面，以一種極端的態度追求技巧革新，而對傳統文學的經驗以及所追求的價值觀，則缺乏足夠的敬意和充分的吸納——正是這些不足造成了一種精神上不健全的文學。1962年，安·蘭德在 《 藝術的破壞者 》 一文中，毫不客氣地批評了沒有“道德標準”和“自尊的概念”的“汪達爾主義” （ Vandalism ） 作家：“現代知識分子膜拜人性的墮落，敵視表現人類才智、勇敢和自尊的浪漫主義文學，但更可怕的是文化和美學的解體。”一個同樣可怕的事實是，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不僅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反倒把蘭德所批評的那種文學奉為師法的楷模。小說被當做展覽人性黑暗的平台，被降低為表現施虐狂心理和“戀污癖”事象的手段。
文學是在苦難中尋求希望、在困境中追求理想的高尚事業，天然地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理想主義意味著熱情和力量，意味著信念和執著。當冷漠和絕望構成的黑暗籠罩了人們的精神世界的時候，當人們覺得什麼都不值得相信，什麼都不值得熱愛的時候，當文學被當做一種僅僅與個人的體驗相關的唯美主義現象的時候，文學的冬季就降臨了，文學的理想主義之樹花果凋零。
欲望與物象奴役下的文學
轉型時期的文學面臨著巨大的考驗。因為，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和自我認知呈現出極為複雜的混亂情形：“真理價值”受到懷疑，而“交換價值”卻被當做真理；人的“肉身”被看做人的本質，而人的真正本質卻被遮蔽起來。對“交換價值”和“肉身”的迷信，不僅嚴重地阻滯理想主義的成長，而且導致“欲望化寫作”和“身體敘事”的泛濫。
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的一些以“性”和“身體”為敘事內容的小說，完全把人當做“非人”來寫，當做沒有人格的“物”來寫。人被還原到了失去恥感和人性內容的原初狀態。人所固有的人格尊嚴，都被小說家隨意地褫奪了。除了包括性在內的原始衝動和“拜金主義”的低級欲望，在那些熱鬧一時的作品裡，你幾乎看不到別的——沒有深刻的道德焦慮，沒有高尚的精神痛苦，沒有對美好事物的嚮往和讚美。在“我愛美元”的恣肆的敘事裡，在對“半坡人”的幼稚崇拜里，在“欲望”的歇斯底里的“尖叫”聲里，充滿詩意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終於被徹底地瓦解了，而庸俗的“私有形態”的寫作則獲得了被不斷加冕的機會。
文學意味著創造和選擇，意味著賦予物象世界以價值和意義。王國維在 《 人間詞話 》 中認為，即使從具體的寫作過程看，作家在對客觀的對象世界進行審美處理的時候，也必然是充滿理想主義的目的性和選擇性的：“自然中之事物，相互關係，相互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寫於文學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然而，一段時間頗為流行的“新寫實”主張，似乎反對升華性的思想和理想性的選擇對敘事的介入，似乎更強調直接性敘述，更強調描寫“日常生活”的瑣碎性。這種新樣態的寫實，極大地排除了文學敘事所需要的概括性和選擇性，專注於對外在物象的蕪雜的堆砌。形式上看，這種特殊形態的“自然主義”描寫似乎具有生動的真切感，似乎具有日常生活豐富的細節性，但是，它們缺乏正常的敘事所需要的評價性，更缺乏偉大的敘事所具有的理想性。對鼻涕、糞便以及大量此類物象的“戀污癖”描寫，充斥某些小說的敘事世界，然而人們卻不僅見怪不怪，視若無睹，而且還像面對玫瑰花一樣，為之陶醉，向它致敬。
滿足於堆積物象的描寫，不僅會造成對思想的遮蔽，而且必然導致審美趣味的貧乏和理想性的缺失。正因為這樣，德拉克洛瓦才認為文學和藝術不應該表現出“對煩瑣細節的熱情”，才認為藝術家的目的，“絕不是在於準確地再現自然”：“誰想把畫畫得有趣味，就應該有意或無意地配上基本思想的伴奏，只有這種思想的伴奏才是人們精神愉快的傳導體。”他在《 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 》 一文中，不僅尖銳地批評了德國藝術家德米爾的“非常低劣”的繪畫，還坦率批評了小說領域的瑣屑的“寫實主義”：“追求描寫最微小的細節，是現代文學的主要缺點。細節的堆砌破壞了整體，結果是叫人難以忍受的枯燥乏味。在一些長篇小說中，例如在庫潑的小說中，讀者為了找到一處有趣的地方，必須去閱讀一整卷的對話和描寫。這個缺點，尤其損害了瓦特·司各特的許多長篇小說，使它變得佶屈聱牙。作者似乎要在他同自己的對話中尋找滿足，而讀者的理智卻在單調和無聊中懶散地徘徊。”
德拉克洛瓦的結論很簡單：藝術和文學的趣味和力量，首先決定於人的“思想”，決定於精神性的東西，所以，一個有追求的作家和藝術家，必須擺脫對“物”的迷戀，必須向內去發掘人性的光輝和理想主義的資源。
文學總根於希望和理想
魯迅說，文學總根於愛。換一種表述，也可以說，文學總根於希望和理想。地獄裡沒有文學，因為那裡沒有希望；天堂里沒有文學，因為那裡無須夢想；文學只存在於人間，因為，這裡既有災難和不幸，也存在希望和理想。
一個優秀的作家，既是一個敢於直面人生的現實主義者，也必然是一個具有浪漫氣質的理想主義者。他的理想固然不必是經天緯地的政治理想，但卻一定是與人的命運和尊嚴密切相關的生活理想和文化理想，是與美好的人物形象密切相關的人格理想和道德理想。這些理想包含著作家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對人的命運的熱情關注，對未來生活的美好嚮往。對一個偉大的作家來講，無論生活在多么糟糕的時代，都可以創造出偉大的理想主義的文學。一個理想主義的作家不必是一個無所畏懼、仇恨一切的鬥士。一個好鬥成性、傲慢自大的理想主義者，往往是淺薄的、愛誇張的，因而本質上是一個“偽理想主義者”。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大都具有溫柔的同情心和深刻的悲劇意識。所以，一個作家即使有著感傷甚至悲觀的氣質，也絲毫不影響他在作品裡表現自己的“理想主義”，絲毫不影響他在悲劇的形式里內蓄著照亮人心的理想主義光芒。 《 紅樓夢 》 講色空，果戈理愛嘲諷，魯迅冷峻，契訶夫憂鬱，但他們都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因為，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在他們的作品裡，都蘊含著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和人類的溫暖的愛意，有著對美好人性、理想人格和理想生活的直接讚美或隱喻性的肯定。
在 《 笑話里的笑話 》 里，西尼亞夫斯基就極為深刻地揭示了果戈理的作品所表現的特殊形態的理想主義。果戈理的幾乎所有作品都嘲笑人性的庸俗和弱點，甚至揭示生存的無目的性和無意義性。但是，他卻通過自己的作品與他所抨擊的一切進行了“高傲的決裂”，不僅如此，他還用抒情的詩意的方式描繪了“理想主義”的生活圖景。勃洛克也發現了在俄羅斯作家身上普遍存在的這種堅定的“理想主義”特徵，他在 《 知識分子與革命 》 中評價道：“他們信仰光明。他們知道光明。他們中的每一位，正如同精心培育了他們的全體人民那樣，在黑暗、絕望和經常是仇恨中咬牙切齒。然而，他們明白，一切或早或晚總要煥然一新的，因為生活是美的。”原諒我總把俄羅斯大師“掛在嘴上”。我這樣做，是因為尊重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他們的寫作達到了極高的境界，他們的經驗具有深刻的啟示性。幾乎所有的俄羅斯作家都具有極強的“道路感”和“方向感”，都具有向上的價值指向，都具有深沉的浪漫主義情懷和高尚的理想主義精神。所以，我們有必要把他們的經驗和成就，當做偉大的典範時時提起。
理想主義：文學的力量之源
1912年的一個夜晚，一個7歲的小女孩躺在黑暗中，聽媽媽在客廳里給外婆讀一本法國小說。她感受到了其中的“驚心動魄”。13歲那年，她終於意外地讀到了這部名為 《 九三年 》 的小說。小說的作者雨果，從此成為她終生最喜愛的作家。
雨果的小說在這個名叫安·蘭德的女孩心裡，埋下了“理想主義”的種子。許多年後，她在 《 洛杉磯時報 》 專門寫文章評價 《 九三年 》 的時候，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人回首她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能夠觸動心靈記憶的不是他有過怎樣的生活，而是那時的生活有過怎樣的希望。”這本書讓她認識了“什麼是偉大的文學作品”，認識到了雨果的“偉大”：“他表現的是人性的本質，而不是某些轉瞬即逝的東西。他無意記錄雞毛蒜皮的瑣事，而是努力把他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刻畫出來。他崇尚人的偉大，並竭力表現這種偉大。如果你想在灰暗的生活中留住對人類美好的幻想，那么雨果無疑能給你這種力量。……如果你轉向現代文學，想找到一些人性美好的東西，卻往往發現那裡面淨是些從30歲到60歲不等的罪犯。”
文學的力量來源於許多方面。描寫的真實、語言的絢爛、結構的巧妙、想像的豐富、修辭的優美，都是形成一部作品的感染力的因素。但是，一部作品最深刻的力量，卻是決定於它的倫理精神——決定於它的熱情和理想，決定於它對真理和正義的態度。所以，藝術性很高的作品，也許讓你感覺到了美，但是如果它不能讓人覺得溫暖，不能增加人生活的勇氣和力量，不能給人提供一種理想的精神圖景，那么，這樣的美總給人一種蒼白的、不完整的感覺。
德·昆西就發現了這樣一個秘密：“理想”和“力量”是構成偉大文學的條件。他寫了一篇題為 《 知識的文學與力量的文學 》 的文章，試圖區分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知識的文學”所留存下來的登峰造極之作充其量不過是某種暫時需要的書，如時尚一樣，與時俱逝。而“力量的文學”作為理想主義的文學、一種“高級的文學”，它能夠對人的精神生活發生深刻而巨大的影響。所以，比較起來，後者就更為重要：“實在說，世界上要是沒有了力量的文學，一切理想便只好以枯燥概念的形式保存在人們當中；然而，一旦在文學中為人的創造力所點化，它們就重新獲得了青春朝氣，萌發出活潑潑的生機。最普通的小說，只要內容能夠觸動人的恐懼和希望，人對是非的本能直覺，便給予它們以支持和鼓舞，促使他們活躍，將這些性情從遲鈍狀態中解放出來。”所以，任何一個有抱負的作家，都應該努力賦予自己的作品以溫暖人心和激勵人心的“力量”，都應該明白這樣一個道理：沒有理想之光的照亮，就不會有“力量的文學”。
既然這樣，我們還要繼續批量生產小里小氣、格調低下的“知識的文學”嗎？
既然這樣，我們難道不應該努力創造雨果式的大氣磅礴的“力量的文學”嗎？
原載2010年9月20日
李建軍
理想主義的枯竭
理想主義屬於人類特有的精神現象和價值理念，它是心靈生活向上的運動，指向價值世界的深層維度。積極性質的理想主義，是一個時代精神生活健康和有力量的標誌。如果一個時代的詩人和學者都成了唯利是圖的功利主義者，都喪失了想像未來生活的能力和構建理想圖景的激情，那么，這個時代的文化和文學肯定處於缺乏活力的狀態和低層次的水平。
理想主義是一種脆弱的價值觀，建構起來非常艱難，破壞起來卻很容易。從歷史的角度看，對“理想主義”的過度利用，顯然嚴重地造成了這一概念的“話語耗損”和“話語枯竭”，大大地降低了它的影響力和有效性，“理想主義”成了一個“不名譽”的概念，成了“白日夢”和“烏托邦”的代名詞；而“經驗主義”則意味著對“真實”的追求和對“常識”的尊重，並獲得了絕對的合法性和前所未有的尊榮。在文學上，誰若再將“理想主義”與“詩”和“小說”關聯起來，那會被當做觀念滯後、不懂文學的落伍者，就要受到“先鋒主義”和“新潮文學”推崇者的嘲笑。
在那些姿態前衛的解構主義者看來，理想主義意味著空洞的“宏大敘事”，意味著自欺欺人的道德說教，意味著公式化的浮誇和做作。他們寧願把文學看做“黑暗心靈的舞蹈”，寧願把它等同於“身體敘事”，寧願把它闡釋為描寫“一地雞毛”的“新寫實”，因為，在他們看來，唯有這樣的文學，才更真實、更深刻、更現代。這些新潮作家的精神狀況和文學理念，與雅克·巴爾贊在 《 藝術的用途和濫用 》 一書中所描述的情形非常接近：“人們並不認為，生活可能是高尚的，甚至是美好。人們把人們的生活和現在對人類的看法視為相等的東西，而且並不感到滿意。當人們談到人類的狀況時，他們所說的是某種可恨的東西，一種必須苦熬的刑期。人們很少在他們當中發現值得尊敬的人，對社會類型，只有鄙夷態度；人們把社會類型稱作角色，似乎是為了強調他們的虛假性。尊重這個辭彙的引申意義本身已是一種愚昧無知的‘非現實’心態。英雄已從小說中消失，已從生活中、歷史中消失了。藝術大體上致力於顯示人類這種動物的可鄙性，或者說，通過有針對性地忽略人，從而顯示人的不恰當性和多餘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代文學的力量感的缺乏和理想主義的衰微，也與後殖民背景下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消極影響有關。雖然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文學，也給中國當代文學的觀念變革和技巧發展，帶來了許多有益的啟示和積極的影響，但是，從倫理精神上看，現代主義文學過度地表現了人性中的陰暗面，以一種極端的態度追求技巧革新，而對傳統文學的經驗以及所追求的價值觀，則缺乏足夠的敬意和充分的吸納——正是這些不足造成了一種精神上不健全的文學。1962年，安·蘭德在 《 藝術的破壞者 》 一文中，毫不客氣地批評了沒有“道德標準”和“自尊的概念”的“汪達爾主義” （ Vandalism ） 作家：“現代知識分子膜拜人性的墮落，敵視表現人類才智、勇敢和自尊的浪漫主義文學，但更可怕的是文化和美學的解體。”一個同樣可怕的事實是，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不僅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反倒把蘭德所批評的那種文學奉為師法的楷模。小說被當做展覽人性黑暗的平台，被降低為表現施虐狂心理和“戀污癖”事象的手段。
文學是在苦難中尋求希望、在困境中追求理想的高尚事業，天然地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理想主義意味著熱情和力量，意味著信念和執著。當冷漠和絕望構成的黑暗籠罩了人們的精神世界的時候，當人們覺得什麼都不值得相信，什麼都不值得熱愛的時候，當文學被當做一種僅僅與個人的體驗相關的唯美主義現象的時候，文學的冬季就降臨了，文學的理想主義之樹花果凋零。
欲望與物象奴役下的文學
轉型時期的文學面臨著巨大的考驗。因為，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和自我認知呈現出極為複雜的混亂情形：“真理價值”受到懷疑，而“交換價值”卻被當做真理；人的“肉身”被看做人的本質，而人的真正本質卻被遮蔽起來。對“交換價值”和“肉身”的迷信，不僅嚴重地阻滯理想主義的成長，而且導致“欲望化寫作”和“身體敘事”的泛濫。
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的一些以“性”和“身體”為敘事內容的小說，完全把人當做“非人”來寫，當做沒有人格的“物”來寫。人被還原到了失去恥感和人性內容的原初狀態。人所固有的人格尊嚴，都被小說家隨意地褫奪了。除了包括性在內的原始衝動和“拜金主義”的低級欲望，在那些熱鬧一時的作品裡，你幾乎看不到別的——沒有深刻的道德焦慮，沒有高尚的精神痛苦，沒有對美好事物的嚮往和讚美。在“我愛美元”的恣肆的敘事裡，在對“半坡人”的幼稚崇拜里，在“欲望”的歇斯底里的“尖叫”聲里，充滿詩意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終於被徹底地瓦解了，而庸俗的“私有形態”的寫作則獲得了被不斷加冕的機會。
文學意味著創造和選擇，意味著賦予物象世界以價值和意義。王國維在 《 人間詞話 》 中認為，即使從具體的寫作過程看，作家在對客觀的對象世界進行審美處理的時候，也必然是充滿理想主義的目的性和選擇性的：“自然中之事物，相互關係，相互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寫於文學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然而，一段時間頗為流行的“新寫實”主張，似乎反對升華性的思想和理想性的選擇對敘事的介入，似乎更強調直接性敘述，更強調描寫“日常生活”的瑣碎性。這種新樣態的寫實，極大地排除了文學敘事所需要的概括性和選擇性，專注於對外在物象的蕪雜的堆砌。形式上看，這種特殊形態的“自然主義”描寫似乎具有生動的真切感，似乎具有日常生活豐富的細節性，但是，它們缺乏正常的敘事所需要的評價性，更缺乏偉大的敘事所具有的理想性。對鼻涕、糞便以及大量此類物象的“戀污癖”描寫，充斥某些小說的敘事世界，然而人們卻不僅見怪不怪，視若無睹，而且還像面對玫瑰花一樣，為之陶醉，向它致敬。
滿足於堆積物象的描寫，不僅會造成對思想的遮蔽，而且必然導致審美趣味的貧乏和理想性的缺失。正因為這樣，德拉克洛瓦才認為文學和藝術不應該表現出“對煩瑣細節的熱情”，才認為藝術家的目的，“絕不是在於準確地再現自然”：“誰想把畫畫得有趣味，就應該有意或無意地配上基本思想的伴奏，只有這種思想的伴奏才是人們精神愉快的傳導體。”他在《 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 》 一文中，不僅尖銳地批評了德國藝術家德米爾的“非常低劣”的繪畫，還坦率批評了小說領域的瑣屑的“寫實主義”：“追求描寫最微小的細節，是現代文學的主要缺點。細節的堆砌破壞了整體，結果是叫人難以忍受的枯燥乏味。在一些長篇小說中，例如在庫潑的小說中，讀者為了找到一處有趣的地方，必須去閱讀一整卷的對話和描寫。這個缺點，尤其損害了瓦特·司各特的許多長篇小說，使它變得佶屈聱牙。作者似乎要在他同自己的對話中尋找滿足，而讀者的理智卻在單調和無聊中懶散地徘徊。”
德拉克洛瓦的結論很簡單：藝術和文學的趣味和力量，首先決定於人的“思想”，決定於精神性的東西，所以，一個有追求的作家和藝術家，必須擺脫對“物”的迷戀，必須向內去發掘人性的光輝和理想主義的資源。
文學總根於希望和理想
魯迅說，文學總根於愛。換一種表述，也可以說，文學總根於希望和理想。地獄裡沒有文學，因為那裡沒有希望；天堂里沒有文學，因為那裡無須夢想；文學只存在於人間，因為，這裡既有災難和不幸，也存在希望和理想。
一個優秀的作家，既是一個敢於直面人生的現實主義者，也必然是一個具有浪漫氣質的理想主義者。他的理想固然不必是經天緯地的政治理想，但卻一定是與人的命運和尊嚴密切相關的生活理想和文化理想，是與美好的人物形象密切相關的人格理想和道德理想。這些理想包含著作家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對人的命運的熱情關注，對未來生活的美好嚮往。對一個偉大的作家來講，無論生活在多么糟糕的時代，都可以創造出偉大的理想主義的文學。一個理想主義的作家不必是一個無所畏懼、仇恨一切的鬥士。一個好鬥成性、傲慢自大的理想主義者，往往是淺薄的、愛誇張的，因而本質上是一個“偽理想主義者”。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大都具有溫柔的同情心和深刻的悲劇意識。所以，一個作家即使有著感傷甚至悲觀的氣質，也絲毫不影響他在作品裡表現自己的“理想主義”，絲毫不影響他在悲劇的形式里內蓄著照亮人心的理想主義光芒。 《 紅樓夢 》 講色空，果戈理愛嘲諷，魯迅冷峻，契訶夫憂鬱，但他們都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因為，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在他們的作品裡，都蘊含著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和人類的溫暖的愛意，有著對美好人性、理想人格和理想生活的直接讚美或隱喻性的肯定。
在 《 笑話里的笑話 》 里，西尼亞夫斯基就極為深刻地揭示了果戈理的作品所表現的特殊形態的理想主義。果戈理的幾乎所有作品都嘲笑人性的庸俗和弱點，甚至揭示生存的無目的性和無意義性。但是，他卻通過自己的作品與他所抨擊的一切進行了“高傲的決裂”，不僅如此，他還用抒情的詩意的方式描繪了“理想主義”的生活圖景。勃洛克也發現了在俄羅斯作家身上普遍存在的這種堅定的“理想主義”特徵，他在 《 知識分子與革命 》 中評價道：“他們信仰光明。他們知道光明。他們中的每一位，正如同精心培育了他們的全體人民那樣，在黑暗、絕望和經常是仇恨中咬牙切齒。然而，他們明白，一切或早或晚總要煥然一新的，因為生活是美的。”原諒我總把俄羅斯大師“掛在嘴上”。我這樣做，是因為尊重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他們的寫作達到了極高的境界，他們的經驗具有深刻的啟示性。幾乎所有的俄羅斯作家都具有極強的“道路感”和“方向感”，都具有向上的價值指向，都具有深沉的浪漫主義情懷和高尚的理想主義精神。所以，我們有必要把他們的經驗和成就，當做偉大的典範時時提起。
理想主義：文學的力量之源
1912年的一個夜晚，一個7歲的小女孩躺在黑暗中，聽媽媽在客廳里給外婆讀一本法國小說。她感受到了其中的“驚心動魄”。13歲那年，她終於意外地讀到了這部名為 《 九三年 》 的小說。小說的作者雨果，從此成為她終生最喜愛的作家。
雨果的小說在這個名叫安·蘭德的女孩心裡，埋下了“理想主義”的種子。許多年後，她在 《 洛杉磯時報 》 專門寫文章評價 《 九三年 》 的時候，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人回首她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能夠觸動心靈記憶的不是他有過怎樣的生活，而是那時的生活有過怎樣的希望。”這本書讓她認識了“什麼是偉大的文學作品”，認識到了雨果的“偉大”：“他表現的是人性的本質，而不是某些轉瞬即逝的東西。他無意記錄雞毛蒜皮的瑣事，而是努力把他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刻畫出來。他崇尚人的偉大，並竭力表現這種偉大。如果你想在灰暗的生活中留住對人類美好的幻想，那么雨果無疑能給你這種力量。……如果你轉向現代文學，想找到一些人性美好的東西，卻往往發現那裡面淨是些從30歲到60歲不等的罪犯。”
文學的力量來源於許多方面。描寫的真實、語言的絢爛、結構的巧妙、想像的豐富、修辭的優美，都是形成一部作品的感染力的因素。但是，一部作品最深刻的力量，卻是決定於它的倫理精神——決定於它的熱情和理想，決定於它對真理和正義的態度。所以，藝術性很高的作品，也許讓你感覺到了美，但是如果它不能讓人覺得溫暖，不能增加人生活的勇氣和力量，不能給人提供一種理想的精神圖景，那么，這樣的美總給人一種蒼白的、不完整的感覺。
德·昆西就發現了這樣一個秘密：“理想”和“力量”是構成偉大文學的條件。他寫了一篇題為 《 知識的文學與力量的文學 》 的文章，試圖區分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知識的文學”所留存下來的登峰造極之作充其量不過是某種暫時需要的書，如時尚一樣，與時俱逝。而“力量的文學”作為理想主義的文學、一種“高級的文學”，它能夠對人的精神生活發生深刻而巨大的影響。所以，比較起來，後者就更為重要：“實在說，世界上要是沒有了力量的文學，一切理想便只好以枯燥概念的形式保存在人們當中；然而，一旦在文學中為人的創造力所點化，它們就重新獲得了青春朝氣，萌發出活潑潑的生機。最普通的小說，只要內容能夠觸動人的恐懼和希望，人對是非的本能直覺，便給予它們以支持和鼓舞，促使他們活躍，將這些性情從遲鈍狀態中解放出來。”所以，任何一個有抱負的作家，都應該努力賦予自己的作品以溫暖人心和激勵人心的“力量”，都應該明白這樣一個道理：沒有理想之光的照亮，就不會有“力量的文學”。
既然這樣，我們還要繼續批量生產小里小氣、格調低下的“知識的文學”嗎？
既然這樣，我們難道不應該努力創造雨果式的大氣磅礴的“力量的文學”嗎？
原載2010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