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國經濟發展之謎》解釋為什麼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成功地推動高速經濟成長，以事實描述和經濟學分析的邏輯，簡述中國過去的30餘年裡，成功的發展使人民生活和社會福利水平得到前所未有改善的歷史。根據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及面臨的新挑戰做出判斷，提出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保持經濟持續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實現向高收入階段過渡的路徑。本書在揭示中國經驗特色的同時，歸納其對於其他開發中國家的一般借鑑意義。針對“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及其他國內國際流行的認識誤區，用中國經驗和國際比較的事實予以澄清。《破解中國經濟發展之謎》採用經濟學的規範分析方法，以經濟發展邏輯為主線，以通俗易懂的語言風格講述中國經濟奇蹟，嘗試用中國經驗豐富經濟發展理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理解中國叢書:破解中國經濟發展之謎
- 外文名：Demystifying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ransition China
- 作者：蔡昉
-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頁數：232頁
- 開本：16
- 定價：39.00
- 類型：經濟建設與發展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6138489
- 品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影響中國60年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學家之一蔡昉最新力作——從人口紅利到改革紅利。
蔡昉以簡潔活潑的語言，闡明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居民收入整體提高的謎底在於中國共產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力推動的改革開放這一基本國策，在於中國共產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強烈願望和人民民眾為此作出的實踐探索。針對全球化、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紅利等諸多發展問題，進行了有的放矢的分析和解答
蔡昉以簡潔活潑的語言，闡明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居民收入整體提高的謎底在於中國共產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力推動的改革開放這一基本國策，在於中國共產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強烈願望和人民民眾為此作出的實踐探索。針對全球化、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紅利等諸多發展問題，進行了有的放矢的分析和解答
作者簡介
蔡昉，男，1956年生。先後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中共十八大代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國家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老齡化理事會成員、英國皇家學會人與地球工作組成員等。近年獲得中國軟科學獎、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獎和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等。專著《中國經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主編《中國經濟轉型30年》等。
圖書目錄
第一章 三十年仁政乃成
1.1 人均收入的翻番
1.2 世界性減貧範例
1.3 中國特色“三農”政策
1.4 社會保護從無到有
1.5 不平衡的包容式發展
第二章 發展是硬道理
2.1“風景這邊獨好”
2.2“中國崩潰論”
2.3 迄今的增長源泉
2.4 走向科學發展
2.5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第三章 改革是根本動力
3.1 改革的邏輯
3.2 激勵機制與治理模式
3.3 市場競爭環境
3.4 發展型政府
第四章 全球化與中國因素
4.1 全球化的含義
4.2 趕超與趨同
4.3 打破供給“瓶頸”
4.4 是“為人作嫁說”嗎？
4.5 大國效應
4.6“雁陣”還是“巨龍”
第五章 發展階段與轉折點
5.1 經濟發展階段
5.2 中國經濟轉折點
5.3 認識巨觀經濟形勢
5.4“中等收入陷阱”？
5.5 中國式應對
第六章 可持續增長引擎
6.1 從供給因素著眼
6.2 勞動生產率
6.3 資本勞動比
6.4 全要素生產率
第七章 延續人口紅利
7.1 未來的就業挑戰
7.2 教育可能過度嗎？
7.3 應對未富先老
第八章 實現包容性增長
8.1 提高勞動參與率
8.2 城市化的核心
8.3 農業當自立
第九章 挖掘制度紅利
9.1 打破政府悖論
9.2 拆除配置障礙
9.3 患寡，也患不均
9.4 社會保護不是負激勵
第十章 擁抱偉大復興
10.1“李約瑟之謎”
10.2 兩個“百年目標”
10.3 中國版“收入倍增計畫”
10.4 現代化的含義
10.5 爬坡與攻關
1.1 人均收入的翻番
1.2 世界性減貧範例
1.3 中國特色“三農”政策
1.4 社會保護從無到有
1.5 不平衡的包容式發展
第二章 發展是硬道理
2.1“風景這邊獨好”
2.2“中國崩潰論”
2.3 迄今的增長源泉
2.4 走向科學發展
2.5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第三章 改革是根本動力
3.1 改革的邏輯
3.2 激勵機制與治理模式
3.3 市場競爭環境
3.4 發展型政府
第四章 全球化與中國因素
4.1 全球化的含義
4.2 趕超與趨同
4.3 打破供給“瓶頸”
4.4 是“為人作嫁說”嗎？
4.5 大國效應
4.6“雁陣”還是“巨龍”
第五章 發展階段與轉折點
5.1 經濟發展階段
5.2 中國經濟轉折點
5.3 認識巨觀經濟形勢
5.4“中等收入陷阱”？
5.5 中國式應對
第六章 可持續增長引擎
6.1 從供給因素著眼
6.2 勞動生產率
6.3 資本勞動比
6.4 全要素生產率
第七章 延續人口紅利
7.1 未來的就業挑戰
7.2 教育可能過度嗎？
7.3 應對未富先老
第八章 實現包容性增長
8.1 提高勞動參與率
8.2 城市化的核心
8.3 農業當自立
第九章 挖掘制度紅利
9.1 打破政府悖論
9.2 拆除配置障礙
9.3 患寡，也患不均
9.4 社會保護不是負激勵
第十章 擁抱偉大復興
10.1“李約瑟之謎”
10.2 兩個“百年目標”
10.3 中國版“收入倍增計畫”
10.4 現代化的含義
10.5 爬坡與攻關
文摘
著作權頁：
不同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英國在1780—1838年花了58年，美國在1839—1886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1919年花了34年，韓國在1966—1977年花了11年，而中國在1978—1987年只用了9年的時間，隨後又在1987—1995年和1995—2004年分別用8年和9年的時間再次兩度翻番，並於2011年再翻一番，而這一次只用了7年時間。
勞倫斯·薩默斯是個不拘小節的經濟學奇才（省略號）他認為，300年後，當人們書寫我們今天的歷史，可能不會記得冷戰的結束，不會記得“9·11”事件，而必然大書特書的是，中國因其高速經濟成長，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做到，在一個人的生命周期內生活水平可以提高100倍以上，及其對世界上其他人和全球經濟帶來的重要影響。
在中國加入WTO以後，中美貿易規模明顯擴大的同時，美國以國家安全為名繼續實施對華出口限制，造成兩國巨大的貿易不平衡。中美兩國處在科技發展的不同階段，對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限制變本加厲，明顯背離了比較優勢原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無疑是自己造成的。
事實上，2012年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對GDP增長率的貢獻，分別為4.04個百分點、3.93個百分點和—0.17個百分點。而從2001—2011年期間的平均水平看，大體上三者的貢獻率分別為4.5 個百分點、5.4個百分點和 0.56個百分點。即使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外需貢獻為零，投資需求減半，消費需求保持不變，需求因素也足以支撐潛在增長率的要求。
根據人力資本回報率來判讀高校擴招是否盲目，或者回答過去十餘年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進程導致教育過度的問題，是簡單且直截了當的。無論是使用擴招前的數據還是擴招後的數據，計量經濟學研究都表明，高等教育比較低教育階段的回報率更高。例如，李宏彬發現，在1999年高校擴招後，擁有大學專科以上文憑的雇員，平均工資高於高中畢業生雇員的幅度繼續提供，2009年達到49%之高。
局部調查發現，僅因官方統計系統的住戶調查抽樣和定義中存在的問題，就導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被高估13.6%，農村居民純收入平均被低估13.3%，城鄉收入差距平均被高估了31.2%。
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增長競賽，也傾向於低估資源環境成本，導致經濟成長所得難以補償其造成的資源枯竭和環境破壞代價。勞動力價格雖然已經由市場決定，但是，由於戶籍制度等體制障礙的存在，農民工沒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險的覆蓋率很低，加上部分企業故意規避執行最低工資制度等勞動法規，也造成勞動力成本被人為壓低。而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熱情，則成為阻礙戶籍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動機。
雖然一般認為，日本經濟在1960年到達其出現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現象的劉易斯轉折點，但是，以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人口撫養比開始上升為標誌的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發生。而就這兩個轉折點的時間間隔來說，中國的未富先老特徵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即在2004年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之後，僅僅花了短短數年時間，即在2013年中斷了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如果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選取15—59歲人口作為勞動年齡人口的話，則在2010年到達峰值之後，已經開始了顯著的下降過程。
不同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英國在1780—1838年花了58年，美國在1839—1886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1919年花了34年，韓國在1966—1977年花了11年，而中國在1978—1987年只用了9年的時間，隨後又在1987—1995年和1995—2004年分別用8年和9年的時間再次兩度翻番，並於2011年再翻一番，而這一次只用了7年時間。
勞倫斯·薩默斯是個不拘小節的經濟學奇才（省略號）他認為，300年後，當人們書寫我們今天的歷史，可能不會記得冷戰的結束，不會記得“9·11”事件，而必然大書特書的是，中國因其高速經濟成長，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做到，在一個人的生命周期內生活水平可以提高100倍以上，及其對世界上其他人和全球經濟帶來的重要影響。
在中國加入WTO以後，中美貿易規模明顯擴大的同時，美國以國家安全為名繼續實施對華出口限制，造成兩國巨大的貿易不平衡。中美兩國處在科技發展的不同階段，對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限制變本加厲，明顯背離了比較優勢原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無疑是自己造成的。
事實上，2012年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對GDP增長率的貢獻，分別為4.04個百分點、3.93個百分點和—0.17個百分點。而從2001—2011年期間的平均水平看，大體上三者的貢獻率分別為4.5 個百分點、5.4個百分點和 0.56個百分點。即使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外需貢獻為零，投資需求減半，消費需求保持不變，需求因素也足以支撐潛在增長率的要求。
根據人力資本回報率來判讀高校擴招是否盲目，或者回答過去十餘年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進程導致教育過度的問題，是簡單且直截了當的。無論是使用擴招前的數據還是擴招後的數據，計量經濟學研究都表明，高等教育比較低教育階段的回報率更高。例如，李宏彬發現，在1999年高校擴招後，擁有大學專科以上文憑的雇員，平均工資高於高中畢業生雇員的幅度繼續提供，2009年達到49%之高。
局部調查發現，僅因官方統計系統的住戶調查抽樣和定義中存在的問題，就導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被高估13.6%，農村居民純收入平均被低估13.3%，城鄉收入差距平均被高估了31.2%。
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增長競賽，也傾向於低估資源環境成本，導致經濟成長所得難以補償其造成的資源枯竭和環境破壞代價。勞動力價格雖然已經由市場決定，但是，由於戶籍制度等體制障礙的存在，農民工沒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險的覆蓋率很低，加上部分企業故意規避執行最低工資制度等勞動法規，也造成勞動力成本被人為壓低。而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熱情，則成為阻礙戶籍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動機。
雖然一般認為，日本經濟在1960年到達其出現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現象的劉易斯轉折點，但是，以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人口撫養比開始上升為標誌的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發生。而就這兩個轉折點的時間間隔來說，中國的未富先老特徵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即在2004年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之後，僅僅花了短短數年時間，即在2013年中斷了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如果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選取15—59歲人口作為勞動年齡人口的話，則在2010年到達峰值之後，已經開始了顯著的下降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