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主義是理想主義社會理論的一種表達，它試圖藉由將若干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於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一般而言，烏托邦的作者並不認為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繪的形態付諸實現。但是他們並非在做一項僅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烏托邦主義這個辭彙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烏托邦）中所顯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於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質。在某些其他的場合，例如摩爾（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1516出版），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者。只有極少數的烏托邦作者––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1888出版）即是佳例––企圖根據其烏托邦中所認真規劃的藍圖來改造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的功能乃是啟發性的。
直到十七世紀之前，烏托邦一般均被置於地理上遙遠的國度；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航海探險的發現，使人們大為熟悉這個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設計銷聲匿跡。自彼時起，烏托邦所處的空間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紀開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經常發現的傳說中沉沒於大西洋的大陸文明）、或者地殼底下的深處。然而漸漸地烏托邦就由空間的轉置變成時間的轉置，這一進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進步觀念所鼓舞，之後則被李爾（Lyell）的新地質學和達爾文（Darwin）的新生物學中鉅幅擴張的時間觀念所鼓舞。，烏托邦不再是較好的空間，而是較好的時間。威爾斯（H.G.Wells）乘著他的時光旅行家航向數十億年後的未來，史德普頓（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齣版）中，則用二十億年的時間比例來表示人類朝向全然烏托邦境界的攀升。
從空間到時間的轉置卻使理想主義社會產生某種現實化傾向。烏托邦此時被置於歷史中，然而無論距離烏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它發展的光景。十七世紀科學和技術的聯結加強了這個動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陸》（New Atlantis，1627出版）和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出版）中所表現者。隨著十九世紀社會主義的興起，．烏托邦主義便逐漸變成關於社會主義之實現可能性的辯論。貝拉密以及威爾斯的烏托邦（《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1905出版〕）皆是為正統社會主義辯護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則在《來自烏有之鄉的訊息》（News form Nowhere，1890齣版）中提出了另一種吸引人的訟法。這個異種的替代說法乃因“反烏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發明而出現，此乃對所有烏托邦希望的逆轉和猛烈的批評。這個觀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達爾文主義的《鳥有之鄉》（Erewhon，1872出版）一書所預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達到了頂點，尤其表現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出版）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出版）這兩本書中。在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納（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出版）維護著烏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許多人在這個行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烏托邦中察覺到比最黑暗的反烏托邦更可怕的夢魘。但是烏托邦主義卻在1960年代強而有力地復活，例如像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出版）這樣的著作；而在未來學和生態學的運動中也可見其蓬勃的生氣。
理想主義我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