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庫爾貝的畫作在1855年被巴黎世博會官方拒絕之後,他在世博會的外面建立了他的現實主義的亭子。這個歷史不但是藝術實踐,同樣也是藝術批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因為,在此之前,他是被制度機構以及沙龍所拒絕的,庫爾貝的作品被世博會所拒絕,他的“展館”就是對此事件的直接回應。當時對庫爾貝的批評不僅是從美學上的,同樣也從政治方面加以批評。因為,在當時的那個時代,現實主義是一個全然新事物,現實主義具有激進的美學風格,當時庫爾貝是受到他的朋友,社會主義者以及作家的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的影響。當時普魯東被認為是第一位無政府主義者的人,在他的左派做品《什麼是智慧財產權》(What is Property)(1840)中樹立了這種風格。普魯東或許可以稱之為法國最有代表性的激進政治的發言人,在政治哲學家從倫敦流亡到巴黎期間他結識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事實上,馬克思從書本上已經熟悉了普魯東,因為在《哲學的貧困》(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一書中,他就與普魯東的《苦難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進行了探討。就是在這種激昂交鋒的背景下,庫爾貝的現實主義在美學上和政治上做為藝術的實踐而隨之產生。
雖然庫爾貝的代表作是作品《畫家工作室——一個概括了我七 年藝術和道德生活的真實的寓喻》(The Artist’s Studio: A Real Allegory of a Seven Year Phase in My Artistic and Moral Life )(1855) 中,但是他在其現實主義作品中體現出的政治理解以及對底層人民的同情引來了褒貶不一的反應。現實主義所追求的是用尊重的手法描繪被社會邊緣化的人群,對邊緣化群體充滿同情的描繪在此之前的歷史是從未出現過的。連同庫爾貝的作品《採石工人》(Stonebreakers)(1849),其他以現實主義手法的作品包括奧諾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 )以及讓弗朗索·瓦米勒( Jean-François Millet)的作品,這種新的具體現實的風格即用一種人文同情來描繪社會邊緣人群的作品,這在當時是被認為是具有先鋒前衛精神的。但是庫爾貝選擇敘述的主題不僅是關於創造某種與之前的浪漫主義和新古典主義風格不同的東西,而是他的藝術形式上創新這種藝術實踐是訴諸於他的政治理解的。也就是說,他的現實主義美學分格不僅僅是一個新的美學辭彙,同樣也是一種批評思潮以及政治理想。但是有趣的情況是,卻是他的作品《畫家工作室》(The Artist’s Studio)導致了他被1855年的世博會所拒絕。庫爾貝的《畫家工作室》
藝術家黃曉鵬用一種比例不協調方式來纏繞地球模型。在他作品《全球化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2009)中,他運用一種廣告牌大小條幅來告示動畫電話遊戲的結果。他通過不停轉換的中文到英文的網路翻譯程式來隱喻全球化,運用不斷出現的詞語:“ 感謝經濟帝國的擴展,使得文化交流成為最大限度的可能,並使得孤立的文明得以連結。”告示採取了交錯的方式,採用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及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年:空間奧德賽》( 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 HAL形式,利用這種交錯方式表達過去和現代時空下,在市場驅動下的烏托邦以及包含歷史的文明連結。克里斯托弗·何光(Christopher K. Ho)在一個作品中用纏繞的電路放置於公共領域的廣告下面,這種形式曾在先前的在墨西哥MACO的當代藝術博覽會中也曾出現過。他用乙烯基塑膠做成的文本置放於用於世博會貨櫃的內外,用漢字在貨櫃的外面寫“墨西哥製造”,在裡面寫“墨西哥創造”。語義的差異形成了在經濟倍速增長的消費社會隨之而來在中國和墨西哥之間的文化張力,雖然目前前者與美國相比是後者更大的貿易夥伴。在此次現實主義展亭的展覽中,藝術家反其之而行之,用西班牙人在中國彩旗上寫著“中國製造,中國創造”。不過,因為藝術家的中國種族血統以及策展人的墨西哥種族血統,這個作品在當下的語境變呈現了另一種層面的複雜性。此外,還有其他一些藝術家也在他們的作品中表達了在全球市場貿易以及文化交鋒當中的差異性,在某種程度上,此次2010年的世博會的展亭在商業的背後體現了其背後的民族性特徵。墨西哥製造
這些坦率的圖像,有些是側面的,有些是正面的,但是均體現了藝術家的個性特徵,炫目的色彩以及重疊的圖像形式。流溢的畫面在邊緣凝固,前景與背景的巧妙地運用就像是多彩的疊印畫像,藝術家用複雜的富有詩意的畫面作出了坦率的表達:這些世界級的大富翁可否具有經濟以及政治力量?隨同與之的政府是否影響了人類生存的方方面面? 金陽平則從另一個方面運用普通工人的影像來建構其形象。作品通過卡通人物來表現人物經歷內心的煎熬與變化。在此次的現實主義展亭中,並不是所有的藝術家都將經濟作為主題,反之,他們將目光轉向了2010年世博會的有關主題,比如本土以及域外,東方以及西方,男性以及女性的不平衡關係問題,這些問題在某些時候,確實是難以確定哪一方是更傾斜一些?關於這一點,在藝術家段英梅的表演中尤其突出,1990年代早期來自於北京東村藝術區,在此次展覽中一件具有震撼力的作品是一件表演作品名為《朋友》(2003)。這件作品以英梅的天真的拿著放大玻璃而行走而開始的畫面,她慢慢地行走,因為她被放大的周圍的景觀所吸引。當她快步走過一個房間時,她用她的光學鏡片在一個歐洲遺產中發現一個裸體男性。最終,她的少女般的好奇導引著她去審視那個裸體男性的生殖器。這裡的潛台詞是顯而易見的:歐洲人歷來將非歐洲人作為凝視的對象,男性裸體在這裡是物化的象徵。無所不在的根植與內的欲望在莎拉謝的作品中得到了表達。莎拉謝做了一個包含100個物體圖像的粉紅色的裝置作品。粉紅娃娃、粉紅填充飽滿的動物、粉紅衣服、粉紅色的糖果等等,在這裡變成了性別的象徵,當這些物品集合在一起時就暗示並內化著理論家並同為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認為的“性別表演”。 也就是說,文化當中的性別沒有嚴格的界限劃分,事實上是流溢並具有展性的。其他的藝術家也關注現實的複雜性,比如Sherry Wong的作品21st flânuers, Goths, and dandies。她對亞文化的渲染,無論他們是否是朋克、夜生活者、或者宗教原教旨主義均成為人類學家的研究領域。關尚智對流行文化進行了反思:他的影像取名為Doing it with Chi… making an Exit Bag(2009)。他調侃了由亞洲廚師主持的美國烹調節目。差別僅在於由Chi所教授的不是plat du jour,而只是一堂教授怎樣去做一個自取滅亡的出口袋子。如同其他電視人物一樣,Chi設法帶著保持著面容來做處理這些事情。這裡藝術家略施技巧來表現一種二十一世紀的焦慮,這種焦慮將致使人們去自殺。從高磊以及江崇武的作品中也可看出對這種問題的關注。薩拉謝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