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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現代評論》創刊於1924年12月，正是胡適創辦的《努力周刊》1923年10月停刊一年多以後，一般認為《現代評論》是《努力周刊》的繼續，“現代評論派”的教授與胡適也有比較密切的關係。但《努力周刊》以評論政治為主，《現代評論》則基本是一個以學術文化為主的刊物。引發衝突的是《現代評論》1卷25期發表的西瀅（陳源）的《閒話》，後來結集出版時就加了一個標題叫《粉刷茅廁》。任何讀這篇文章的人，都很容易看出，陳源的立場，是不贊成學生的，認為她們“鬧的太不像樣了”。舉出理由有二，一是“同系學生同時登兩個相反的啟事”，即學生意見不一致，暗示反對校長的只是少數人；二是“學生把守校門”，校長在校內不能開會，這就“不像樣子”，“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丟盡”。在陳源這些教授看來，學校要有個“樣子”，有一個固定的秩序，比如學生必須規規矩矩讀書，一切聽從師長等等，現在學生要反抗，把校長趕出去，這就“不像樣”，不成體統，“教育當局”就應該加以“整頓”，而且“好像一個臭毛廁，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這就很有點殺氣騰騰的味道了。這背後是隱藏了這些教授的一種教育理念的，就是要運用校長與“當局”的權力維護學校的既定的秩序，並不惜採取嚴厲的“整頓”措施。另一方面，在陳源這些教授眼裡，學生們鬧事，是一種“民眾專制”，因此要“代被民眾專制所壓迫者（這裡當然指的是身為校長的楊蔭榆——引者注）說幾句公平話”。7這裡確實可以看出兩類教授的不同立場：在魯迅這樣的堅守“下者、幼者、弱者本位”的具有反叛性的教授看來，這是校長壓迫學生，魯迅說得更為嚴重，這是“在杯酒間”謀害學生；而那些堅持“上者、長者、精英本位”立場，以維護秩序為己任的教授們看來，這是學生搗亂，是民眾對校長進行專制。在對待學生，校長，以及校長背後的政府當局的不同態度就造成了北大的兩類教授之間的分歧與分化。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正常的，學生運動一旦發生，學校的老師就會有不同的態度。
團體構成
一 關於“現代評論派”
“現代評論派”是出現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一個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派別。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團體，而是涉及政治、經濟、科學、文藝等方面，以抨擊時政、參與社會而見長的團體。它在倡導啟蒙、改造文化等方面做過許多工作，在中國新文學發展史和新文化發展史上曾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多年以來，由於“左”傾思想的影響，學術界很多人把“現代評論派”當作“買辦資產階級文化集團”和“反革命政治派別”而簡單地加以否定，這是一種不科學的態度。我們認為，“現代評論派”是一個政治主張多種多樣、文化態度橫跨中西、內涵豐富、思想複雜的政治文化派別，僅僅簡單地分析其政治態度中的某些傾向是遠遠不夠的。為研究方便起見，本文試圖從“現代評論派”的最初形成及其與它同時存在的其它團體的關係中，梳理其團體構成。
二 《太平洋》和“創造社”的聯手
《太平洋》雜誌創刊於1917年3月，原定為月刊，每卷10期，1925年6月，出版了4卷10號，剛好滿4卷而終刊。《太平洋》是一個綜合性的雜誌，以政論為主，文藝為副。其成員大多是留學英國或日本的學生，他們大多作政治、法律、經濟等方面的研究，這些人回國後擔任了北京大學等學校的教授。雜誌的主編先後為李劍農和楊端六。政論的撰稿人有李劍農、周鯁生、楊端六、王世傑等，文藝方面以翻譯為主。在《太平洋》上發表過較多作品的還有陳西瀅、燕樹棠、陶孟和、丁西林、李仲揆（李四光）、李大釗、郁達夫、劉復、田漢等人。
從人物構成和刊物態度來看，《太平洋》是一個具有濃厚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團體。李劍農曾留學日本和英國，在日本時是章士釗主編的《甲寅》月刊的成員。《甲寅》是標榜法治，主張中國模仿英國式的憲政，主張新舊勢力相互容忍調和以求中國進步的。初期的《太平洋》不但在形式上模仿《甲寅》，而且在思想上也繼承了《甲寅》的核心。吳稚暉曾說：“蓋太平洋之說者，皆即甲寅一部有名之記者。……然甲寅主旨，可謂無所偏倚矣，而聞太平洋主事之諸公，尤願陳述學理，於無所偏倚上嚴重注意。”[③]這種“無偏倚”的精神，顯然帶有英國紳士貴族保守調和的痕跡，而其“陳述學理”的思想也為日後的“現代評論派”所繼承。李劍農在具體的政治改革的主張中，鼓吹英國的憲政，提倡制定“彈性”或“柔性”的憲法，實行“英倫式的議會政治”[④]，要求“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也即反對“由政府機關團體，或以武力，或以其他方法，自進而為主權者，攫取最高之造法權”，而主張學習“英倫解決政治難題之先例”，也就是“承認勢力所造成之事實，而令其活動於（憲法的）假面之下”。[⑤]這種以“調和”手段來平息中國政局混亂的目的，是希望中國資產階級的各政派互相妥協，互相牽制，以共同維持資產階級專政。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當然只是一個幻想，它只能起到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促使人民屈服於統治者的客觀效果，周鯁生在早期《太平洋》上發表的文章大多是從資產階級法權觀點研究議會政治和國家體制的，楊端六的文章則都是根據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研究如何改革中國的金融、幣制和稅收制度的。《太平洋》多少表明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於發展實業和資產階級教育的要求和主張。在政治上，他們主張“聯省自治”，曾經出版過“聯省自治號”（第3卷第7號，1922年9月），並陸續發表了許多研究地方自治的文章。
對外關係是《太平洋》雜誌的中心內容之一。在中國的對外關係問題上，它鮮明地反映了其資產階級立場。一方面，它表達了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疑懼和不滿，《戰後之經濟戰與中國之危機》（第1卷第2號）提醒國人注意世界大戰在經濟上和中國的密切關係，希望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都不要受日本侵略，而應圖謀自強之路。《評倫敦泰晤士報論老西開交涉事》（第1卷第2號）一文對於《泰晤士報》露骨的侵略言論頗為不滿，逐段加以批評，維護主權和國家尊嚴。這些都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的妥協性與軟弱性，它或採取單純從法理上研究問題的客觀主義立場，或主張委曲求全，避免與帝國主義直接衝突，用溫和的辦法從帝國主義那裡討些青睞。他們或俯仰由人，看帝國主義眼色行事（《對德外交平議》，《太平洋》1卷2號），或宣稱親英美思想，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巴黎和約與美總統十四條》，《太平洋》2卷1號）。這些都充分反映了其政治態度的兩面性。
在辦刊方式上，《太平洋》除了專題論文和其他討論外，還有經常發表對國際形勢評論的“海外大事評林”（第1卷每期都有），“評林”、“時事評林”，以表明他們對當時發生的重大國際事件的看法。這些欄目對《現代評論》每期開頭的《時事短論》欄目有直接的影響。
《太平洋》是親英美的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言論機關，它反映了其資產階級的政治態度和思想特徵，是五四時期一個重要的思想性的刊物。
如果說“太平洋”是一個英美派知識分子的團體，那么創造社則是一個留日學生的團體。《太平洋》以政論為主，文藝為副；創造社則以文藝為主。
創造社成立於1921年6月，主要成員有留日學生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田漢、錢端升等。“五四”時期，這批留日學生受到了國內反帝反封建思潮的洗禮，又深受包含著人道主義、個性主義內容的西方先進民主主義思潮的影響，為回響國內五四新文化運動，他們成立了創造社。
創造社以1924年5月《創造周報》的停刊為界，可分為前後期。前期創造社以從事浪漫主義的文學為主，後期創造社[⑥]則主要倡導革命文學。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指前期創造社。
前期創造社是一個文學誌趣相投，各人之間的私誼又頗好的文學團體。這批文學同人認為新文化運動發生以後的文壇只是“為一二偶像所壟斷”[⑦]，要衝破這“壟斷”的防線，則必須聯合起來，組成一定的陣容，開闢必要的陣地，於是他們於1922年5月創辦了《創造季刊》。他們創辦《創造季刊》的目的是為了“打破社會因襲，主張藝術獨立，願與天下之無名作家，共興起而造成中國未來之國民文學”。[⑧]創造社堅持藝術獨立，主張表現自我、個性，成仿吾在《新文學之使命》中把藝術的價值放在“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學的全(Perfection)與美(Beauty)”上[⑨]，認為新文學運動的目的，在於“使我們表現自我的能力充實起來”。[（10）]郭沫若在回憶創造社時指出，“他們主張個性，要有內在的要求，他們蔑視傳統，要有自由的組織。這內在的要求，自由的組織（大意見創造季刊二期的編輯余談）無形之間便是他們的兩個標語。這用一句話歸總，便是極端的個人主義的表現。”[（11）]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則以其創作成就表達了“自我表現”的文學觀。這個極端地強調自我的文學團體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創造社同人於1923年5月創辦了《創造周報》，同年7月下旬，又在《中華新報》上開闢《創造日》副刊。《創造日》主要由郁達夫、成仿吾、鄧均吾主持。郁達夫在《創造日宣言》中指出：“我們想以純粹的學理和嚴正的言論來批評文藝、政治、經濟，我們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來創作文學和介紹文學。”從這個宣言中，我們可以看到，除了純文藝外，創造社已開始注重社會政治經濟了，他們不再注重於純粹的“自我表現”，而把目光投向了整個時代社會現實，既強調“自我”，也表現“人道”，逐漸包含“社會”、“時代”、“現實人生”等非自我的因素。《創造周報》創刊之後連續兩期發表鼓吹文學作“時代良心”的《新文學之使命》，剖析文學與社會、階級關係的《文藝上的階級鬥爭》、呼籲“爆發無產階級精神”的《我們的文學新運動》三篇論文，成仿吾、郁達夫、郭沫若這三位主將的文章表明了創造社正在由“自我”向現實性、社會性轉變，而到1924年《創造季刊》停刊時，前期創造社的自我表現情緒基本已宣告終結，在後來的文章中，基本以宣傳革命和無產階級鬥爭為主，創造社進入到了後期階段。
《太平洋》和創造社是兩個具有不同政治傾向和辦刊方向的團體，它們是怎么走向聯合的呢？
1923年，北京大學因陳啟修去俄國留學而聘任郁達夫講授統計學。郁達夫走後，創造社元氣大傷，《創造日》的編輯工作也立即減色不少，原來三個人分擔著都感到吃力的工作，剩著兩個人來做，自然愈見捉襟見肘，於是《創造日》於1923年11月2日出滿第101期便停刊了。此時，《創造周報》、《創造季刊》也成了強弩之末，難以維繫。而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結構已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歐戰中由於帝國主義自顧無暇，中國資本主義雖蒙受頻年內亂，但也略有發展，上海、天津等地的紗廠曾一度迅速出現。但歐戰結束以後，歐洲資本主義勢力又捲土重來，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橫加扼殺。覺悟了的中國人民已明白地意識到，如不抵抗帝國主義，民族資本主義就不能發展，即使一般的人也看到了內亂妨害了中國的產業，因此政治問題便成了一般社會人的意識的焦點。創造社的人也意識到社會的要求已不再容許他們躲在假象牙宮殿里談純文藝了。
剛巧此時，郁達夫帶來太平洋社的訊息，表明太平洋社希望把《太平洋》雜誌停刊，和創造社合辦《創造周報》，前半政治，後半文藝。政治的一半由太平洋社編好由北京寄到上海，文藝的一半則由創造社加上而在上海付印出版。這個建議遭到了郭沫若和成仿吾的拒絕。他們認為，太平洋社的那些從英國回來的學者太紳士化，官僚氣太重，不好合作。況且，把文藝作為政治的附屬，創造社有些難以接受。於是，他們又提出另一建議，《創造周報》由兩社輪流編輯，一期政治，一期文藝。但這個建議失卻了合作的主要意義，想借文藝做調劑以推廣政論，因而太平洋社沒有同意，事情也就擱淺了。
1924年初，創造社與泰東書局分離了。1924年2月，《創造季刊》停刊，共出了2卷6期。5月中旬，《創造周報》停刊。正在將要停刊的時候，在北大任教的郁達夫趕到上海，在《創造周報》第52期的終刊號里夾了一張通告預告創造社和太平洋社將要合編一種周刊，這就是後來的《現代評論》。
太平洋社和創造社為什麼能聯手呢？從思想上來說，前期創造社較崇尚自我，崇尚自由，崇尚獨立的創造，而太平洋社也頗帶自由主義色彩，郭沫若承認，“他們的構成分子大都還有點相當學識的自由主義者，所發表的政論，公平地說，也還算比較開明。”[（12）]這種共同的自由主義思想傾向，是他們合作的思想基礎。從人際關係上來說，這兩團體有著較密切的聯繫，這裡有三個關鍵的人，即成仿吾、郁達夫、楊端六。太平洋社的“主要角色多是湖南人，與成仿吾有同鄉之誼”[（13）]，成仿吾在日本留學時，與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曾在一起住過。郁達夫因在北大任教，與太平洋社的人是同事，過從當然更加密切。楊端六是英國的留學生，但他以前在日本也留過學，而且與郭沫若等人是校友，在日本時，他們也曾聚會[（14）]，可見他們原先的接觸也較為頻繁。而楊端六又是後期《太平洋》的主編，這樣的身份對於兩者的“合夥”不能不起重要的作用。從政治需要來說，太平洋社一直致力於社會政治的評論，希望參與現實社會，而此時的創造社也意識到了純文藝已經不具有重大意義，希望更多地關注社會，太平洋的“合夥”提議正好給了他們一個台階，於是英美派和留日派終於攜起了手。
1924年12月13日，經過長時間醞釀的《現代評論》終於創刊了。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周刊，每逢周六出版。《現代評論》的主要撰搞人有王世傑、唐有壬、陳源（陳西瀅）、高一涵（高崇民）、燕樹棠、周鯁生、陳翰笙、彭學沛、皮宗石、錢端升、吳稚暉、楊端六、胡適、徐志摩、丁西林、李仲揆（李四光）、張奚若、陶孟和、郁達夫、顧頡剛、凌叔華、沈從文、楊振聲等人。刊物前期主編是王世傑，前兩卷的文藝稿件由陳西瀅負責，從第三卷始，負責編輯文藝稿件的是楊振聲。《現代評論》從第138期（1927年3月）起移至上海出版，由丁西林主編。從籌辦到終刊，先後參加過《現代評論》編輯事務的有郁達夫、燕樹棠、周鯁生、錢端升、彭學沛、楊肇lián@①等，該刊在北京出版期間，事務方面的工作由沈從文負責。《現代評論》到1928年12月19日終刊，共出了9卷209期，另外還出了四期增刊和一批“現代叢書”。
三 《努力周報》和“新月社”之外的團體
要理清《現代評論》的來龍去脈，就不能不談談與它同時代先後創辦的《努力周報》和“新月社”的相互關係。
多年來，學術界總有些把“現代評論派”與《努力周報》和“新月社”攪在一起的含糊傾向，這主要是因為這幾個團體中的主要人物有互相交叉的聯繫。胡適既是《現代評論》的撰稿人，又是《努力周報》的創辦者，還參加了新月社的許多活動；陳西瀅既是《現代評論》的主將，又是新月社的得力幹將；徐志摩不僅在《現代評論》發表了大量文章，更是新月社的主要負責者；其他如高一涵，既是《努力周報》的主要成員，也是《現代評論》的骨幹，還有凌叔華、沈從文等先後都在《現代評論》和“新月”發表過許多作品，參加過許多活動。這些主要人物交往甚密，在二十年代的文壇上相當活躍，不同團體之間來往甚多，因此給後人梳理其團體所屬帶來一定的困難。
《努力周報》創刊於1922年5月7日。主要人物有胡適、丁文江、高一涵、王寵惠、羅文乾、朱經農、張慰慈、王征等，他們自命為“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專門組織這一小團體而研究政治、討論社會，作為公開批評、改革政治的準備。這是英美派留學生對中國政治關注的產物。
事實上，胡適早已有創辦一個專門宣傳改良主義思想的刊物的想法了。以宣傳新文化、宣傳啟蒙為旨的《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後，編輯方針相應發生了變化，轉而以宣傳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為側重點。為此，胡適對《新青年》的積極性也相應地減低了。[（15）]1920年12月中旬，上海反動當局下令郵局停寄《新青年》。陳獨秀專門致函胡適和高一涵，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就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16）]陳獨秀希望胡適能繼續多撰稿，以使《新青年》得以沿續，但胡適則另有想法，他於12月27日回信給陳獨秀說：
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兄言“近亦不以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現在想來，只有三個辦法：
1．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別創一個文學的雜誌，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精。我秋間久有此意……。
2．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但此時上海同人似不便此一著，兄似更不便，因為不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張趁兄離滬的機會，將新青年編輯的事，自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來。由北京同人於九卷一號內發表一個新宣言，略根據七卷一號的宣言，而注重學術思想文藝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
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停辦，此是第三辦法。但此法與新青年社的營業似有妨礙，故不如前兩法。[（17）]
顯然，胡適對《新青年》早已有看法，他希望把《新青年》移回北京，聲明不談政治。對於胡適的這一基本意見，張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撫之、李大釗都表示贊同，而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則認為可以把《新青年》分為京滬兩家。[（18）]由於上海的堅持，《新青年》最後仍留在上海辦，並繼續成為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
從《新青年》編輯方針的分歧看來，胡適的思想仍固守於新文化運動前期的啟蒙主義立場，堅持以思想文化啟蒙為建立中國新政治的基礎，同時也說明了他早已有另創一刊物以宣揚自己改良主義主張的想法。早在1921年5月，胡適就開始做另創宣揚改良主義思想的刊物的準備工作。他邀請了丁文江等人組織了一個秘密性質的小團體“努力會”。1921年10月《新青年》解散，胡適立即籌辦《努力周報》，幾經周折，《努力周報》終於在1922年5月7日創刊。
《努力周報》究竟屬什麼性質呢？關於其宗旨，胡適曾寫了《對於本報的批評》[（19）]予以闡述：
我們這個報並不是“專”談政治的。政治不過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我們的希望是：討論活的問題，提高活的思想，介紹活的文學。……我們應該知道，政治不單是官吏和法制，也不單是裁兵與理財。我們這幾年所以不談政治，和許多不談政治的人略有不同：我們當日不談政治，正是要想從思想文藝方面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非政治的基礎。現在我們雖然因時勢的需要，不能不談政治問題，但我們本來的主張是仍舊不當拋棄的。我們仍舊要兼顧到思想與文藝方面的。
我們至今還認定思想文藝的重要。現在國中最大的病根並不是軍閥與惡官僚，乃是懶惰的心理。淺薄的思想，靠天吃飯的迷信，隔岸觀火的態度。這些東西是我們的真仇敵。他們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們現在因為他們的小孫子——惡政治——太壞了，忍不住先打擊他。但我們決不可忘記這二千年來思想文藝造成的惡果。
打倒今日之惡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惡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藝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
在這裡，胡適認為中國落後的根源在於“懶惰的心理，淺薄的思想，靠天吃飯的迷信，隔岸觀火的態度”，即指國民的懶惰、愚昧、麻木、迷信，他希望從精神上改變國民靈魂的劣根性，注重思想的改造而否定軍閥和惡官僚對中國惡性統治的危害，可見，胡適仍堅持啟蒙主義的立場，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他之所以高談政治，是因為他堅持改良主義的思想，他說“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20]這裡的“新輿論界”意指中國共產黨。《努力周報》創刊後第2期，胡適就提出了“好人政府”的主張[（21）]，把政治希望寄託於親英美的軍閥吳佩孚身上，這不僅表明了胡適改良主義的態度，也表現了他親英美的政治立場。
從《努力周報》的創辦和發展來看，《現代評論》與《努力周報》本身並無太多的直接聯繫，但他們的主要人物如胡適、高一涵、陶孟和等有些交叉關係，更主要的是兩個團體之間有著必然的精神聯繫，即歐美派知識分子所注重的以學理啟蒙而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
新月社成立於1923年3月，其前身是聚餐會，後來發展為有固定社址的俱樂部。社名是徐志摩根據泰戈爾詩《新月集》取的，社址設在北京西交民巷西頭松樹胡同七號。新月社的開辦經費由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和銀行家黃子美墊付。參加者成份頗為複雜，有文人、政客、銀行家、仕女、軍人、民族資本家，如胡適、徐志摩、王庚、張君勱、丁文江、梁啓超、林長民等，黃子美任總管。這時期的新月社與以後的新月書店、《新月》月刊並無直接的聯繫。此時新月社的活動內容除了每兩周聚餐一次外，還自編自演小戲，舉行“新年年會”、“元宵燈會”、“古琴會、書畫會、讀書會”等，但它不僅僅是一個消遣娛樂性的俱樂部。徐志摩在給新月社同人的信中說：“幾個愛做夢的人，一點子創作的能力，一點子不服輸的傻氣，合在一起，什麼朝代推不翻，什麼事業做不成？當初羅剎蒂一家幾個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瓊司幾個朋友在藝術界裡就打開了一條新路，肖伯納衛伯夫婦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裡也就開闢了一條新路。新月，新月，難道我們這個新月是用紙板剪的不成。”[（22）]由此可見，徐志摩想依靠新月社同人的力量在政治、思想、文藝上闖出一條路子。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訪問，梁啓超接待，徐志摩任翻譯，並陪同泰氏參加了一系列活動，擴大了新月社在國內外的影響。後來，余上沅、梁實秋、聞一多等相繼參加了新月社。1925年10月，徐志摩接掌《晨報副刊》。1926年，以創辦了《詩鐫》、《劇刊》，逐漸擴大了新月社在戲劇、詩歌方面的影響。徐接編《晨報副刊》後，曾向梁啓超、胡適、聞一多、陳源、凌叔華、郁達夫、劉海粟、陳衡哲、陶孟和、郭沫若、沈從文等人約稿，[（23）]進一步擴大了它在文學方面的影響。從這個作者群來看，新月社也是一個較為鬆散的團體。
1926年6月以後，聞一多、饒孟侃、胡適、徐志摩等相繼離開北京，新月社無形中解散。到1927年籌備新月書店和《新月》月刊時，新月社事實上已不復存在。由於北伐戰爭已取得決定性勝利，北洋政府面臨崩潰，北京混亂，新月社的許多成員先後來到上海。這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面對變幻莫測的政治形勢，希望形成一股能夠維護本階級利益的政治力量，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文學主張，這就需要一個宣傳他們自己主張的陣地，“想要一個發表文章的機關”。[（24）]於是開設了一個股份有限公司“新月書店”，胡適任董事長，余上沅任經理，徐志摩、潘光旦、聞一多、梁實秋等為董事。接著又出版《新月》月刊。余上沅曾提議胡適擔任該雜誌社社長，因聞一多、饒孟侃反對而未果。[（25）]徐志摩、聞一多、葉公超、梁實秋、潘光旦、饒孟侃、羅隆基等先後擔任雜誌編輯。“新月書店”和《新月》月刊前後持續了五年之久（1927—1932）。新月書店出書近百種，《新月》月刊編了四卷七期，期間還由徐志摩、邵洵美等編過四期詩刊。這些書籍和雜誌在當時產生過較大影響。他們代表著一股歐美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和文藝思潮，打著“人權”、“自由”的旗號，既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又反對共產黨的武裝革命，在一段時間內，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1931年5月3日上海《民報》載文認為，中國目前三種思想鼎足而立，一、共產黨；二、新月；三、三民主義。[（26）]這種自由主義的觀點，正是形成“新月派”的共同思想基礎。
縱觀“新月”的發展，我們認為，“新月”社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團體，而是一個涉及政治、思想、學術、文藝各領域的文化派別，其成員複雜，不但有文人，還有政客、銀行家、交際花、軍人等，它是一個由文人為主發起的俱樂部。而1927年以後以新月書店和《新月》月刊為中心而組合起來的“新月”派也是一個複雜的思想文化團體，有搞政治的，有搞哲學的，也有搞自然科學的，還有搞文學的，如胡適、羅隆基、葉公超、潘光旦、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等。就這一特徵來說，“新月派”與“?>現代評論派”有很大相似之處。
從“現代評論派”和“新月派”的成員組成來看，他們彼此間有很大的交叉性，胡適不僅為《現代評論》的主要撰稿人，也是“新月社”的骨幹。“現代評論派”中的陳源和“新月社”發起人徐志摩在英國留學時交往就已很密切，陳源也參加過早期“新月社俱樂部”的聚餐會。“新月社”徐志摩、聞一多等人也在《現代評論》上發表過不少作品。不僅如此，徐志摩還參加“現代評論派”的具體活動。《志摩的詩》被列為“現代叢書”出版，而《西瀅閒話》和陳西瀅翻譯的《少年歌德之創造》則由1927年成立的新月書店出版。
從思想傾向來看，“現代評論派”和“新月派”都是由歐美留學歸來的文人、教授組成，他們同屬於受過西洋文明教育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文化團體，這些沐浴過歐風美雨的知識分子，回國以後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裡，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企圖以其獨立的自由者的身份參與中國社會現實的變革，但最終皆以失敗或分化而告終。這兩個團體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表現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特點。
從其興衰過程和歷史命運來看，兩者也有些相似之處。《現代評論》因為批評北洋政府而多次被警方扣壓刊物或查禁或被“開天窗”[（27）]，《新月》也因“人權與約法”的問題而遭到查禁[（28）]。這也說明了他們都具有共同的自由主義的立場。
但是，“現代評論派”和“新月派”畢竟是兩個不同的團體，從其各自的發展線索來看，他們顯然又是各自獨立的。首先，他們都有自己的刊物。《現代評論》創刊於1924年12月，終刊於1928年12月，前期由王世傑主編，1927年移至上海後，由丁西林主編，從主編到編輯隊伍，都有一套自己的人馬，是一個完整而獨立的過程。而“新月派”從1923年的“新月社”聚餐會開始，到1924年正式成立“新月社俱樂部”，到1925年徐志摩主編《晨報副刊》、1926年創辦《詩鐫》、《劇刊》，可稱為其前期。1927年籌辦“新月書店”和《新月》月刊，到1928年《新月》創刊（徐志摩執筆發刊詞），自始至終都是一個自成體系的過程。第二，《現代評論》以談政治為主，兼談文學；而《新月》月刊則以文學為主，兼談政治。在文學活動中，《現代評論》以小說和文學批評為主，主要代表人物有陳西瀅、沈從文、陳衡哲、凌叔華、楊振聲等，而《新月》則把主要精力集中於詩（早期也有戲劇），主要人物有胡適、聞一多、徐志摩、葉公超、饒孟侃及後來的梁實秋、陳夢家等。第三，“現代評論派”的活動是在1928年以前，而“新月派”的活動主要在1928年以後。
從“現代評論派”、《努力周報》和“新月派”的相互交叉及其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努力周報》較注重於思想、政治和學術方面的工作，《現代評論》則偏重於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的啟蒙，而《新月》則較注重於文藝，借文藝來表達自己對於自由民主信仰的追求。這三個派別同屬於二十年代自由主義的文化派別，都帶有歐美派知識分子共同的價值觀念，他們共同匯成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自由主義的文化思潮，具有較深刻的思想意義。
四 歐美派群體
從太平洋社、創造社、《努力周報》、新月社與現代評論派的互相交叉及其發展的關係來看，“現代評論派”的大部分成員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現代評論派”的主力軍是歐美留學生，這批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回到中國以後，基本聚集在北京大學，於是形成了一個歐美派群體。
《現代評論》的主編王世傑畢業於北洋大學法律系，先後留學於倫敦大學和巴黎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和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在留學英法期間，他就為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寫特約通訊，介紹英、法的民主制度，還曾在《東方雜誌》發表關於工會許可權的文章，羅列許多理由，說工人有集會和團體契約權，但又提出許多限制，如工會不得干涉工人不罷工等，前者為工人運動所贊同，後者又為資產階級所稱許。大革命時期，上海等地工會團體紛紛要求政府從速頒發《工會條例》，王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論述制定工會條例“尤為重要”，說在我國工人生活的改善“暫時差不多要完全靠著工人自己”，並提出工人成立工會自由、同盟罷工合法等三項原則[（29）]，反映了他在法律上的民主主義觀點。在大革命高潮中，王世傑認為民眾運動“不徹底”是“因為缺乏思想領袖”[（30]，主張有知識者組成一個精英集團，做一些研究，作一些計畫，並企圖模仿英國費邊社(Fabbian Siciety)[（31）]，參與現實政治。這顯然表明了歐美派知識分子的理想，他們希望以自己的精英力量來“入世”，參與現實政治的改革。
“現代評論派”的其他主要人員大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周鯁生曾留學英、法，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燕樹棠獲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他們回國後都為北大法律系教授。陶孟和入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社會學，回國後任北大教授，文學院長，並一度任教務長。陳西瀅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又轉赴德、法，再事遊歷和研究，回國後，被聘為北大文學院英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徐志摩曾入美國克拉克大學社會學系習銀行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獲碩士學位，旋離美赴英，入劍橋大學攻讀研究生。抵英後，徐深受莎士比亞、哈代、拜倫、雪萊、尼采等人影響，並與當時英國的一些著名作家和詩人交往密切，為英國上層社會的流行思想和生活方式所同化，他很欣賞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界的中庸精神和紳士風度，因而其政治思想、文藝思想、倫理道德、價值觀念都受到康橋文化的制約和支配。丁西林留英攻讀物理，獲伯明罕大學理工碩士學位，但他深受英國文學，特別是近代“世態喜劇”的幽默性影響，因而以後創作了一些著名的諷刺劇。楊振聲，先後留學於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其他如陳翰笙、皮宗石、高一涵、楊端六、李四光、唐有壬等，或留學於歐美，或留日而後留英美，或純粹留日，但他們都有共同的聯繫——大多在北大任教，且都崇尚西方的學理、觀念，企圖借西方的思想來重振中國的社會和文化，這個群體中專司於文學的沈從文、凌叔華等雖無留洋的經歷，但他們與留洋學生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姑且也算作歐美派群體。[（32）]。
我們所說的歐美派群體，不單純指他們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也不僅僅因為他們同時任教於北京大學，而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政治文化理想。這批歐美派知識分子基本上繼承了歐美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把精力集中在社會政治領域——個人所生存之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這與18世紀歐洲啟蒙時代相信理性的精神相通。儘管他們之中專攻方向不一，有政治學，有法律，有經濟，有文學，還有自然科學，但其相信理性、主張啟蒙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們希望通過法律、教育等手段改變不良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使人生活在一個良好的社會文化秩序中。
關於社會變革，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激進與溫和兩種思想，激進派主張革命以推動社會急劇轉變，而溫和派則力主改良，以理性手段尋求社會發展。隨著本世紀國中西文化的交融與碰撞，尤其是大批留學歐美的?>學生回國後，自由主義思想不斷壯大，乃至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一股浩大的自由主義思潮。自由主義注重個性自主，強調人有理性能力改變人類的環境，反對集權主義，也反對激進的暴力革命，主張通過漸進的啟蒙以達到社會的改良，許多人甚至相信，改良可以由開明的專制來領導，最終建立全新的社會秩序。他們以對政治、經濟、文化多方位的自由態度來審視並參與中國社會的變革，改變整箇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秩序。這種思潮以當時結集在具有自由思想環境的北大的歐美派群體——“現代評論派”為代表。
“現代評論派”的精神領袖是胡適。儘管胡適沒有直接參與《現代評論》的組織和編輯工作，但他在《現代評論》上發表過文章，更重要的是，他與“現代評論派”有著必然的精神聯繫，他與“現代評論派”的觀點同出於一個精神母胎。我們可以這么說，胡適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自由主義的代言人。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倡導文學革命，倡導思想啟蒙，主張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早已為廣大青年所熟知。1918年6月，胡適在《新青年》“易卜生專號”上發表《易卜生主義》一文，極力宣揚充分發揚個性與個人才能，指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而要發展個人的天性，“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個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須爭得社會自由，因此他強調應當“極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養成一種自由的空氣。”[（33）]1920年8月，他與北大教授蔣夢麟、李大釗、高一涵等聯合發表《爭自由的宣言》，抨擊北洋政府自袁世凱以來實行假共和真專制；要求廢除一切破壞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及人身自由等自由權的法律命令；切實保障人民幾種基本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極力鼓吹“重新評定一切價值”的口號，對於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改變人的價值觀念具有重大影響。當時，胡適是北京大學最年青的教授，由於他有新思想，又加上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聲譽，使他在校內最走紅。選舉評議會、教授會等等，他常以遙遙領先的票數當選。他提倡教學改革，倡辦多種研究所，鼓勵、贊助出版學術刊物，支持學生自辦的文化團體等，對於推動學生青年的思想進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礎，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他的提議和行動也得到了蔡元培、陳獨秀等的大力支持與贊助。[（34）]胡適的影響，與《新青年》、《每周評論》等所提倡的“思想自由”，“政治民主”難以分舍，從某種意義上講，少了胡適，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少了一分色彩。胡適對當時中國的青年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毛澤東是《新青年》的忠實讀者，他也承認自己“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35）]，認為胡適、陳獨秀代替了已被他拋棄了的梁啓超和康有為，一時成為他的“楷模”[（36）]。毛澤東在主持《湘江評論》時，為反對湖南軍閥張敬堯，他領導學生運動，曾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學會”上書胡適[（37）]，還親自拜訪胡適，希望爭取他對湖南學生的支持[（38）]。
胡適在與“現代評論派”的聯繫中，始終貫穿著一條精神紐帶，這就是他們共同信奉的自由主義精神。首先，他們都注重啟蒙，胡適在《努力周報》上“認定思想文藝的重要”，表明“想從思想文藝方面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非政治的基礎”，他主張從文化、思想等角度改變人們的觀念。“現代評論派”也注重學術和文藝方面的宣傳，他們指出：“目前知識階級的最大企求，便是多些學術文藝上真實的貢獻，和批評指導。在批評指導方面，‘創造社’和‘太平洋’已經略略盡過些綿力。他們以後還想努力的進行。《現代評論》也具有同樣的目標。”他們聲明：“這不久將出版的‘現代叢書’便是代表這種努力的產物。”[（39）]他們的共同目的是企圖先從思想、學術、文藝上進行啟蒙，以改變人的思維模式，從而改變整個社會的文化環境。其次，胡適主張“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40）]，《現代評論》也一直呼籲言論的自由，要求民眾平等地參與政治，“我們很難將一切人的見解劃一，我們只好設法使一切的見解都有發表或實現的機會。”[（41）]《現代評論》在辦刊方針和編刊用稿上也表現了充分的自由主義的兼容態度和民主平等的精神。[（42）]第三，胡適對政治改革有三個基本要求，即“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一種有計畫的政治”。[（43）]他抱著改良主義的態度而希望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法制民主的國家。而“現代評論派”也認為“國家根本組織的事體”“不能不由一個代表全體人民的國民會議來決定”[（44）]，這是他們自始容認的一種主張。王世傑、周鯁生、燕樹棠、陶孟和等紛紛從警治與法治、國民會議的作用、政體、教育、言論自由等方面闡述自己對於西方自由國家的政治制度的讚揚和崇尚，裴復恆則更明確地批評中國的“吏治”，介紹了英美的政體，希望中國仿效之。[（45）]《現代評論》本來就以政治內容居多，主要談論時局，如善後會議、段祺瑞執政府的地位問題，庚子賠款、教育問題等。從他們的觀點中，可以看出這個北大教授為主力的英美留學生群體，具有強烈的西方的民主和法治的思想，他們與胡適具有共同的思想態度、政治立場，都具有英美式的價值觀念。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和留美學生的領袖，作為北大的教務長和代理文科學長，其影響顯然不可忽視。
胡適的影響是全面的，其啟蒙主義思想在五四時期及其以後的幾十年里，在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具有權威性作用，他的思想代表了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希望建立一個具有西化色彩的政治文化體制，從而改變傳統的中國人文環境。因此，他是歐美派知識分子的代言人，也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總代表。
歐美派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抱有自由主義的態度，希望借啟蒙的手段，培養一種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識，以建立一個歐美式的法制社會；在文化上，他們主張把中國的固有文明與近代西方新文明結合起來，擺脫傳統的思維模式以適應世界的變遷，從而建立一種新的中國文化；在價值取向上，他們企圖堅持獨立的知識分子人格，以自由者的身份參與現實政治，追求獨立、公正、客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最終都以各自不同的政治態度捲入了不同的政治派別，從而演出了一出出不同的悲喜劇。不管如何，作為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群體，歐美派寫下了一部令人深思的歷史。
五 兼容並包——多層次的政治文化派別
本刊內容，包涵關於政治，經濟，法律，文藝，哲學，教育，科學各種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獨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態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訐；本刊的言論趨重實際問題，不尚空談。……本刊同人，不認本刊純為本刊同人之論壇，而認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與讀者的公共論壇。[（46）]
正因為他們抱著“自由”、“獨立”的態度，才容納了不同政治傾向和文化態度的文章。他們公開宣布：在《現代評論》上的投稿者，“不論社內或社外，有名或無名，文壇的老將或新進的作家，甲派或乙派，都受同樣的看待。”[（47）]這種獨立的、開放性的辦刊態度是他們自由平等獨立的思想的體現。在這種辦刊方針的指導下，《現代評論》發表了許多具有進步意義和富有藝術創新精神的作品，從《中國新文學大系》來看，魯迅不僅編選了好幾篇在《現代評論》上發表過的作品，而且在《導言》中還肯定“《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著重於文藝。”[（48）]不僅魯迅如此肯定“現代評論派”的成就，編選詩歌、散文、戲劇的其他幾位主編朱自清、郁達夫、周作人、洪深等也分別選了《現代評論》上的創作。這足以說明“現代評論派”在當時的影響及其進步意義。
“現代評論派”的起訖時間為1924年至1928年，期間經歷了善後會議、國故運動、“五卅”運動”、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這些問題上，他們都表現了其複雜的政治傾向和文化心態，既有以西方的民主和法的精神來批評“善後會議”的，也有站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立場上“曾為老段諍友”而為軍閥政府辯護的，既有揭露帝國主義製造血腥的“五卅”慘案和軍閥政府軟弱無能的，也有反對人民民眾對帝國主義的宣戰態度的；在女師大風潮和“三·一八”慘案中，既有為學生鳴不平，抨擊反動軍閥政府的殘暴行為的（如王世傑的《論三月十八日慘劇》、陳翰笙的《三月十八日目擊記》以及楊振聲、凌叔華等以“三·一八”為背景的小說《陳蘭的母親》、《等》等），也有指責“暗中支持學生鬧事者”，表現出作者糊塗和錯誤思想的（如陳西瀅的《閒話》）。這些充分表現了這群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政治思想上的軟弱性、妥協性和矛盾性。
《現代評論》以其“不主附和”的獨立精神和“不尚攻訐”的研究態度來辦刊，使得具有不同政治態度思想傾向的文人學者走到了一起。丁西林曾回憶說，“現代評論派”的人“在當時有的思想較進步，有的是改良派，有的是很右的。”[（49）]在“現代評論派”成員和《現代評論》的撰稿人中，有不少是革命的（其中有共產黨人）或傾向進步的文人學者和作家，如杜國庠、陳啟修、劉弄潮、田漢、張崧年、胡也頻、歐陽予倩、熊佛西、竺可楨、吳伯簫、李健吾、劉開渠、焦菊隱、尚鉞等，他們是“現代評論派”中的左翼。另外一些人如李仲揆（李四光）、丁西林、陳翰笙、張奚若、顧頡剛、周鯁生、高一涵以及郁達夫等創造社的一些成員，雖然其政治態度在當時處於中間或中間偏左狀態，但他們後來逐步成了革命的擁護者、參加者乃至中堅力量。即使後來成為國民黨官僚和官方學者的胡適、陳西瀅、唐有壬等，他們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文章也不應一概否定，其自由主義的文化思想在當時也有些進步意義，當然，就總體政治態度而言，他們屬於右翼。所以，“現代評論派”是一個由左中右三部分人組成的進步的文化組織。這種傾向，與其自由主義的思想是分不開的。他們標榜“自由”和“獨立的精神”，宣稱要本著“無顧忌、無偏黨、無阿附”的原則，“說自己想說的話”[（50）]，開了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和文藝思想之先河。“現代評論派”的這種思想傾向也與蔡元培執校北大以來所倡導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學術風範分不開的。正因為具備了這種自由主義的寬容態度和平等開放的民主精神，他們對中國現代新文化建設和新文學的繁榮發展起了極其重大的推動作用。
代表人物
胡適
（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安徽績溪上莊村人，現代著名學者。父親是胡傳，字鐵花，官至台灣台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母親馮順弟。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考試，同年夏天回國。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他曾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南港）院長等職。胡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胡適像
徐志摩和妻子陸小曼
胡適像徐志摩和妻子陸小曼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徐志摩
（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原名章垿，字槱森，後改字志摩，生於清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酉時，浙江海寧人，中國著名新月派現代詩人，散文家，亦是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的表兄[2]。徐志摩出生於富裕家庭，並曾留學英國。一生追求“愛”、“自由”與“美”（胡適語），雖然為他帶來了不少創作靈感，但亦斷送了他的一生。徐志摩倡導新詩格律，對中國新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主要作品：
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
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
小說散文集：《輪盤》。
另有戲劇《卞崑岡》（與陸小曼合寫），日記《愛眉小札》、《志摩日記》，譯著《曼殊斐爾小說集》等。
陳西瀅
（1896年－1970年3月29日），字通伯，筆名西瀅，中國文學家，江蘇無錫人。
陳西瀅
陳西瀅陳1921年留學英國，在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次年回國，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1924年，陳在胡適的支持下與徐志摩、王世傑等共創《現代評論》雜誌，主編其中的《閒話》專欄。在此期間，陳源與魯迅結怨，二人爆發多次筆戰。
1965年，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國台灣地區外交代表團被迫回國。陳源遂以駐聯合國代表的名義奉命留守巴黎，後被法國警察強行架出，導致其當場心臟病發作而昏厥。1966年，陳源引咎辭職，後居住於倫敦，並於1970年因中風病逝於當地。
陳源之妻是女作家凌叔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