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倫理的構想:基於中國現代文學史閾的研究》主要是從倫理學的角度，對中國現代文學（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中所包含的、圍繞“如何建設現代倫理”問題產生的各種倫理構想思路和社會道德建設策略展開研究。按其發展階段及具體內容的不同，《現代性倫理的構想:基於中國現代文學史閾的研究》共總結出進化論倫理、“石四”文學主張的個體倫理、“左翼”文學所包含的制度倫理、鄉土文學創作中所透露的民間德性倫理重建思路、淪陷區市民文學所體現出的功利主義倫理思想等八種不同的倫理構想和道德建設策略。《現代性倫理的構想:基於中國現代文學史閾的研究》將分五章對這些倫理思路和道德建設策略進行逐一挖掘、整理和分析，並對其內涵、中西思想資源、理論貢獻、社會價值以及思想誤區進行細緻分析和研究。
基本介紹
- 書名：現代性倫理的構想:基於中國現代文學史閾的研究
-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 頁數：321頁
- 開本：16
- 定價：30.00
- 作者：杜素娟
- 出版日期：2012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1834638
- 品牌：中國法律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現代性倫理的構想:基於中國現代文學史閾的研究》由杜素娟著，作者嘗試使用倫理學的研究方法和思想體系參照，對中國現代文學中所包含的倫理思想進行梳理和總結。在研究中，我發現在中國現代文學中，至少可以總結出五種影響巨大的現代倫理構想的思路。比如，受西方影響而產生的進化論倫理、“五四”個體倫理、“左翼”文學時期的制度倫理、京派文學展開的對於民間德性倫理的重建思考以及淪陷區市民文學的功利主義倫理傾向，等等。
作者簡介
杜素娟，文學博士、博士後。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圖書目錄
引言
第一章道德思維與時間意識：進化論倫理
第一節中國傳統道德思維中時間意識的缺失
第二節現代性倫理的初步探索：道德思維的時間意識
第三節道德思維依據之變：從“天理”到“人性”
第四節進化論倫理誤讀之一：“發展”理解的功利化與實用化
第五節進化論倫理誤讀之二：“新舊”二元倫理價值論
第六節進化論倫理幾個未曾展開的命題
第二章“個人”概念的重新界定：“五四”個體倫理
第一節作為全新倫理概念提出的“個人”
第二節從“德性”到“利益”：道德基礎的改變
第三節從“血緣”到“契約”：倫理關係建構的轉變
第四節局限與誤區之一：“個人”闡釋的淺層化
第五節局限與誤區之二：倫理行為與評價機制的衝突
第六節關於“五四”個體倫理思想的若干個案分析
第三章制度的善惡之辨：“左囂”敘事中的制度倫理
第一節從“個人道德”重塑到“制度倫理”構想
第二節從“無產階級”到“大眾”：制度倫理的主體確立
第三節物質權利與制度正義：制度倫理善惡標準的探問
第四節制度正義原則下的“平等”和“自由”
第五節局限與不足：對於“無產階級道德”的理解偏失
第四章傳統倫理的民間反思：民間德性倫理的重建
第一節對於“西化”模式的質疑與反思
第二節從“家國社會”到“鄉民社會”：民間倫理空間的發現
第三節“過熟”與“閹宦”：傳統倫理的民間批判
第四節“和諧”與“正義”：傳統倫理的民間價值
第五節局限與不足：“德性”與“人性”的認識偏失
第五章利己的合理性討論：“功利主義”倫理
第一節“利他”與“利己”：行為原則的討論
第二節“道義”與“幸福”：道德目的的討論
第三節“個人”與“社會”關係：個人利益合理性的討論
第四節“情慾”與“物慾”：個人利益內容的討論
第五節局限與誤區：“個人幸福”與“多數人幸福”
後記
第一章道德思維與時間意識：進化論倫理
第一節中國傳統道德思維中時間意識的缺失
第二節現代性倫理的初步探索：道德思維的時間意識
第三節道德思維依據之變：從“天理”到“人性”
第四節進化論倫理誤讀之一：“發展”理解的功利化與實用化
第五節進化論倫理誤讀之二：“新舊”二元倫理價值論
第六節進化論倫理幾個未曾展開的命題
第二章“個人”概念的重新界定：“五四”個體倫理
第一節作為全新倫理概念提出的“個人”
第二節從“德性”到“利益”：道德基礎的改變
第三節從“血緣”到“契約”：倫理關係建構的轉變
第四節局限與誤區之一：“個人”闡釋的淺層化
第五節局限與誤區之二：倫理行為與評價機制的衝突
第六節關於“五四”個體倫理思想的若干個案分析
第三章制度的善惡之辨：“左囂”敘事中的制度倫理
第一節從“個人道德”重塑到“制度倫理”構想
第二節從“無產階級”到“大眾”：制度倫理的主體確立
第三節物質權利與制度正義：制度倫理善惡標準的探問
第四節制度正義原則下的“平等”和“自由”
第五節局限與不足：對於“無產階級道德”的理解偏失
第四章傳統倫理的民間反思：民間德性倫理的重建
第一節對於“西化”模式的質疑與反思
第二節從“家國社會”到“鄉民社會”：民間倫理空間的發現
第三節“過熟”與“閹宦”：傳統倫理的民間批判
第四節“和諧”與“正義”：傳統倫理的民間價值
第五節局限與不足：“德性”與“人性”的認識偏失
第五章利己的合理性討論：“功利主義”倫理
第一節“利他”與“利己”：行為原則的討論
第二節“道義”與“幸福”：道德目的的討論
第三節“個人”與“社會”關係：個人利益合理性的討論
第四節“情慾”與“物慾”：個人利益內容的討論
第五節局限與誤區：“個人幸福”與“多數人幸福”
後記
文摘
著作權頁：
這種情況造成了“無產階級”闡釋的一個矛盾的狀況。一方面，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無產階級”被闡釋為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希望，是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的主導力量；但另一方面，按照中國的現實，這樣具有革命理性和強大社會影響力的實際群體又並不存在。這個矛盾鮮明地體現在“左聯”成立時發布的《理論綱領》中。在《理論綱領》第一部分，對於“無產階級”的描述是按照馬克思原文展開的，帶著《共產黨宣言》的濃重痕跡，即“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變成人類進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無產階級負起其歷史使命，在這‘必然’的王國中做人類最後的同胞戰爭——階級鬥爭，以求人類徹底的解放”。但是，《理論綱領》第二部分是結合中國的社會實際來談無產階級革命任務的，於是對於“無產階級”的闡釋就出現了明顯的不同，“無產階級”並沒有被局限為工人階級，而是擴大為一切社會下層的弱勢群體，革命目標也擴大為“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穩固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同樣對於知識分子的作用，在《理論綱領》的前後兩個部分也有不一樣的表述。在第一部分強調，“左翼”作家必須歸附於“無產階級”，處於“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有出路。這就暗示著“無產階級”是強大而又有主導力的群體，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為知識分子指明正確的方向。但第二部分中卻又反了過來，強調“左翼”作家應該為“無產階級”伸張正義，做“無產階級”的代言，即“我們不能不援助而且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在這裡，“無產階級”又恢復到“五四”時期處於社會的底層柔弱、沉默而無助的弱勢群體，需要知識分子去拯救。
作為“左聯”的宣言性的檔案，《理論綱領》在“無產階級”的概念闡釋中尚且如此混亂，普通作家在創作和理論文章中使用“無產階級”概念時的模糊和混亂，就可想而知了。
在以往的研究中，這一概念的混亂常常被研究界所詬病，被認為是“左翼”系列問題中的基礎性的薄弱環節。當然，這也的確給“左翼”的思想和創作帶來諸多隱患和局限。但從本書的倫理思考的角度來考察“左翼”的這一問題，卻很難對其一概否定。
本書認為，這種混亂恰好反映出了“左翼”的一種艱難的探索和堅持，那就是以自己民族社會的現實，去確立制度倫理的正確主體。在你詰問現實制度的弊病，而試圖提出新的制度構想時，制度倫理的主體問題就是首要的問題，即制度要主張、維護和保障誰的利益？
如果照搬馬克思的理論，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那就是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無產階級。但是由於中國特殊的現實狀況，“左翼”顯然對此存有疑義。’事實上，從“左翼”成立開始，有一個討論就基本上沒有中斷，那就是關於“大眾化”的討論。1930年3月1日出版的《大眾文藝》上，刊發了七篇討論文章，掀起了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魯迅、茅盾、瞿秋白、郭沫若等都參與了討論。1931年11月“左聯”發布題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明確規定“文學的大眾化”是“第一重大問題”。在此後的一年間，“左聯”領導的《北斗》、《文藝新聞》等刊物都組織了對於大眾化問題的討論。1934年夏天，以討論“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為話題，再次開展大眾化問題的討論。
這種情況造成了“無產階級”闡釋的一個矛盾的狀況。一方面，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無產階級”被闡釋為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希望，是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的主導力量；但另一方面，按照中國的現實，這樣具有革命理性和強大社會影響力的實際群體又並不存在。這個矛盾鮮明地體現在“左聯”成立時發布的《理論綱領》中。在《理論綱領》第一部分，對於“無產階級”的描述是按照馬克思原文展開的，帶著《共產黨宣言》的濃重痕跡，即“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變成人類進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無產階級負起其歷史使命，在這‘必然’的王國中做人類最後的同胞戰爭——階級鬥爭，以求人類徹底的解放”。但是，《理論綱領》第二部分是結合中國的社會實際來談無產階級革命任務的，於是對於“無產階級”的闡釋就出現了明顯的不同，“無產階級”並沒有被局限為工人階級，而是擴大為一切社會下層的弱勢群體，革命目標也擴大為“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穩固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同樣對於知識分子的作用，在《理論綱領》的前後兩個部分也有不一樣的表述。在第一部分強調，“左翼”作家必須歸附於“無產階級”，處於“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有出路。這就暗示著“無產階級”是強大而又有主導力的群體，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為知識分子指明正確的方向。但第二部分中卻又反了過來，強調“左翼”作家應該為“無產階級”伸張正義，做“無產階級”的代言，即“我們不能不援助而且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在這裡，“無產階級”又恢復到“五四”時期處於社會的底層柔弱、沉默而無助的弱勢群體，需要知識分子去拯救。
作為“左聯”的宣言性的檔案，《理論綱領》在“無產階級”的概念闡釋中尚且如此混亂，普通作家在創作和理論文章中使用“無產階級”概念時的模糊和混亂，就可想而知了。
在以往的研究中，這一概念的混亂常常被研究界所詬病，被認為是“左翼”系列問題中的基礎性的薄弱環節。當然，這也的確給“左翼”的思想和創作帶來諸多隱患和局限。但從本書的倫理思考的角度來考察“左翼”的這一問題，卻很難對其一概否定。
本書認為，這種混亂恰好反映出了“左翼”的一種艱難的探索和堅持，那就是以自己民族社會的現實，去確立制度倫理的正確主體。在你詰問現實制度的弊病，而試圖提出新的制度構想時，制度倫理的主體問題就是首要的問題，即制度要主張、維護和保障誰的利益？
如果照搬馬克思的理論，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那就是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無產階級。但是由於中國特殊的現實狀況，“左翼”顯然對此存有疑義。’事實上，從“左翼”成立開始，有一個討論就基本上沒有中斷，那就是關於“大眾化”的討論。1930年3月1日出版的《大眾文藝》上，刊發了七篇討論文章，掀起了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魯迅、茅盾、瞿秋白、郭沫若等都參與了討論。1931年11月“左聯”發布題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明確規定“文學的大眾化”是“第一重大問題”。在此後的一年間，“左聯”領導的《北斗》、《文藝新聞》等刊物都組織了對於大眾化問題的討論。1934年夏天，以討論“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為話題，再次開展大眾化問題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