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古道爾（Jane Goodall），是世界上擁有極高的聲譽的動物學家，致力於野生動物的研究、教育和保護。
她二十多歲時前往非洲的原始森林，為了觀察黑猩猩，度過了三十八年的野外生涯。她奔走於世界各地，呼籲人們保護野生動物、保護地球的環境。現被選入牛津教材七下第八單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珍·古道爾
- 外文名：Jane Goodall
- 國籍：英國
- 出生地：倫敦
- 出生日期：1934年4月3日
- 職業：動物學家
- 畢業院校：劍橋大學
- 信仰：基督教
- 主要成就：黑猩猩的保護、研究
創立Roots & Shoots - 代表作品：In the Shadow of Man
- 星座：牡羊座
個人經歷,動物與人同等重要,
個人經歷
1977年，她建立了致力於野生動物研究、教育和保護的珍古道爾研究會，向全世界推進動物的研究工作。她的巨大貢獻以及"國家地理"為她拍攝的幾部精彩的電影使她名揚四海。她為成人寫過六本書，包括那本著名的《在人類的陰影下》。她還拍攝了一部紀錄片《簡的旅程》。
伊莉莎白二世授予她英帝國司令的頭銜。她還獲得過多次褒獎，包括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極富盛譽的KYOTO獎和國家地理學會的胡博獎，以獎勵她在研究、探索和發現方面的突出貢獻。
如果說我們是自大的種族莫不如說我們是科學歷史的犧牲品，我們應該懂得生命的意義及價值。古道爾對黑猩猩和靈長類動物的感情之深厚，還可以從一次談話中聽出來。她說："當我看了有些醫學科學家實驗用的關在籠子裡的猩猩或猴子時，就好像在波蘭參觀納粹集中營時所感受到的同樣滋味。"她把在非洲各地市場上骨瘦如柴可憐的黑猩猩收養起來。可是當她的媽媽薇恩的生命得救於豬心瓣的嫁接時，也不得不承認她對動物的愛好也有其片面性的方面。
為了喚起公眾環保意識，1991年，珍建立了一個全球範圍的青少年教育計畫：根與芽。
“根，在地下四處蜿蜒而生，為植物生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幼芽看似柔弱，但為了接觸到陽光，它們努力生長，甚至可以鑽透厚厚的磚牆。困擾著我們這顆星球的種種問題就好像是那些磚牆。成千上萬如根之堅、芽之韌的年輕人遍布世界，為了更廣闊的光明，他們一定可以衝破重重壁壘。" 珍妮說：年輕人容易悲觀失望。我回想起60多年來世界的變遷，也會對某些改變感到遺憾。但是，很多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很多令人不滿的狀況都是可以通過自己的雙手改變的。只要你去做。”創造一種信念、信心，是"根與芽"的初衷和目標。
“很多人問我，想要通過這個活動來拯救地球嗎？不，我並不那樣認為。我們沒有能力改變整個世界，可是，我們可以努力去改變一個人或一個地方，我想，這就夠了。”
從東非成立第一個組織起，"根與芽"今天已發展成為在50餘個國家註冊的1000多個團體，無論是學齡前兒童還是大學生。根與芽"組織的活動推進本地人對動物、人類社區和環境問題的關注。這些小組之間建立了穩固的聯繫，通過各種渠道互通有無，共同商討怎樣使生活更美好的課題。 “這是學生們自願報名參加的課餘小組，8歲以下的孩子是有老師指導的，國小以上的學生小組完全是自主的，沒有老師和家長的干預，但是我們會對他們提出每個學期的期望。學生們自己尋找問題和解決辦法，自己去募捐資金。只有當孩子們認識到這是他們自己的組織，是在為自己做事情，他們才能夠認真地去感受和體驗，才能樹立起信心。”
關於著名動物生態學家珍·古道爾的經歷，說來非常動人。古道爾1934年4月3日出生於倫敦。她從小痴心於動物，愛讀杜立特寫的動物故事書。她知道非洲的哺乳類動物最豐富，很想到那裡去。她沒有錢，就去當女招待和女秘書，攢足了旅費錢就啟程到了非洲的肯亞。
古道爾一到肯亞，就去找著名的猿人類考古學家路易斯·里基（Louis Leakey），向他要求給她個和動物打交道的工作。里基在一次保護野生動物的考察旅行中，不經心地考驗了她對野生動物的知識後，同意請她當他的助理秘書。後來又看到她要和動物為伍的立志很堅，就派她到坦尚尼亞去觀察野生黑猩猩群。這是因為里基認為黑猩猩在動物中與人的親緣最相近似，它的基因組有98%與人類的相同，通過過黑猩猩生態習性的觀察，可以為人類的遠祖情況提供線索。這是1960年的事，古道爾年僅26。
里基為什麼同意一個年輕的姑娘去觀察黑猩猩的群體呢？除了古道爾的懇切要求外，他認為以考察靈長類動物的群體生活習性而論，女性的考察員對那些雄猩猩的威脅可能遠低於男性的考察員，從而使考察工作更為可行。結果表明，里基的理論是正確的。
當地的土著人告訴她有人曾在爬一棵油棕樹時被一隻雄猩猩從樹頂趨下來撕破了臉龐挖去了一隻眼睛的可怕經歷。但是她不被這則故事所嚇倒。她一天又一天輕手輕腳地逼近黑猩猩群，她仿效黑猩猩的動作和呼叫聲，使她能夠和它們作一定程度的溝通，仿佛自己也是一隻母猩猩。她驚人的耐心終於獲得了黑猩猩群的信賴，為它們所接受，融入了它們的群體之中。
她在坦尚尼亞建立了"剛比河研究中心"。在對黑猩猩群所進行的長達30年持久不懈的觀察研究工作中，她還陸陸續續地發現在這個剛比群體中的個體間形形色色的互動關係和生態習性。她觀察到了在母子間和兄弟姐妹間的情愛情景，觀察到了它們在雨中跳舞的歡樂情景，觀察到了在性愛活動中雄猩猩輪流和母猩猩做愛並不爭鬥的情景；可是也觀察到了上下間的制服和敵手間的仇恨情景，觀察到了一隻四歲的母猩猩虐殺了幾乎全部新生猩猩的瘋狂情景，任何有使結果產生偏倚的行為，都必須儘量避免。在生態學的觀察過程中，工作人員必須避免對被觀察動物產生影響的行為。因此古道爾認為她把香蕉給黑猩猩吃這樁事犯了大錯，為此而後悔不已。
過去，我們認為人類是唯一懂感情的動物。珍發現，黑猩猩每天要用兩三個小時互相梳理皮毛聯絡感情，這是它們必不可少的社交活動，而尋找食物則花一個小時。它們從整理皮毛得到的溫情與快意似乎超過了吃東西的愉快。它們久別重逢的場面酷似人類，不乏摟抱、握手的親熱之舉。可見黑猩猩的感情世界非常豐富。我們要感謝珍妮的一偉大的發現，不然我們不知還要等上多少年。
如果說我們是自大的種族莫不如說我們是科學歷史的犧牲品，我們應該懂得生命的意義及價值。古道爾對黑猩猩和靈長類動物的感情之深厚，還可以從一次談話中聽出來。她說："當我看了有些醫學科學家實驗用的關在籠子裡的猩猩或猴子時，就好像在波蘭參觀納粹集中營時所感受到的同樣滋味。"她把在非洲各地市場上骨瘦如柴可憐的黑猩猩收養起來。可是當她的媽媽薇恩的生命得救於豬心瓣的嫁接時，也不得不承認她對動物的愛好也有其片面性的方面。
繼古道爾考察成功之後，相繼有戴安·弗西對非洲大猩猩群的考察和蓓魯特·高爾迪卡（Birute Galdikas）兩位女生態學家對印尼猩猩群的考察。不幸的是福西後來為了保護大猩猩被偷獵，竟遭到當地偷獵者的殘忍殺害。
初到時和她的媽媽薇恩同來，搭了個大帳篷，請了一個非洲廚師多米尼克和他的妻子當後勤。三個月後薇恩回歸英國，古道爾聘用了一位曾經為里基工作過15年的非洲人哈山當助手。他是個好助手，幫了古道爾不少忙。最初，黑猩猩們對這位闖入其領地的白皮膚的不速之客紛紛躲避。珍妮只能在500米外觀察它們。為了求得黑猩猩的認同，珍妮露宿林中，吃黑猩猩吃的果子。15個月後，黑猩猩們對珍妮的出現終於習以為常。珍妮甚至坐在黑猩猩身邊，它們也愛搭不理地懶得看她一眼。古道爾不顧艱苦，帶了哈山靜悄悄地進入林區，靜悄悄地等待，靜悄悄地觀察。雨林中的茂草有一人多高，鋒利的葉片刮傷了她的皮膚，有時只能像猩猩那樣爬樹在樹間行動。她也遇到過黑猩猩對她的威脅，由於臨危不懼，終於安度難關。
她早期關於黑猩猩能夠使用工具的發現震驚了世界，因為在此以前大家認為只有人類能夠使用工具。她發現黑猩猩使用細長的樹枝從白蟻窩的出入口插進去沾出白蟻來吃。與此同時，她還發現黑猩猩是雜食而不是過去所公認的素食性的，因為她見到了黑猩猩還愛吃動物的肉。
5年後，即1965年，古道爾對黑猩猩群體生態學的觀察和研究成果使她獲得了英國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
她在坦尚尼亞建立了"剛比河研究中心"。在對黑猩猩群所進行的長達30年持久不懈的觀察研究工作中，她還陸陸續續地發現在這個剛比群體中的個體間形形色色的互動關係和生態習性。她觀察到了在母子間和兄弟姐妹間的情愛情景，觀察到了它們在雨中跳舞的歡樂情景，觀察到了在性愛活動中雄猩猩輪流和母猩猩做愛並不爭鬥的情景；可是也觀察到了上下間的制服和敵手間的仇恨情景，觀察到了一隻四歲的母猩猩虐殺了幾乎全部新生猩猩的瘋狂情景。
她對她觀察得最仔細的剛比群中每個成員都認得，並為它們起了名字。例如Flo是只漂亮而性感的母猩猩，她哺育了好幾個子女，其中最小的兒子叫Flint。在這對母子間的感情好得無以復加，到母親死後，小兒子十分傷心，不久也死了。然而，由於嫉妒，不時有母猩猩把不是自己生的嬰兒搶過來殘忍地弄死後吃掉。
於是古道爾發現了不少習性與人類間的多少有相通之處。可是經過長期的觀察，期間的差別還是很大。古道爾認為，黑猩猩不像人類有個性，有意識。她研究不出黑猩猩的意識是什麼，也看不出它們的個性是否存在。
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古道爾的品德為眾人所仰慕。首先是她對自然界特別是動物界的無限愛好和了解，對知識的永不滿足；其次是她有超人的勇氣、耐心和恆心，能夠去平常人不敢去的野獸出沒之區而無所畏懼；第三是她作了入微見細的觀察和客觀翔實的記錄，為自己的科學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資料；第四是她忠實於科學事業，從不諱言自己在觀察和研究中的缺點。例如她說不應該用香蕉給她的黑猩猩朋友，因為這樣做有可能改變了它們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習慣，從而使所觀察到的資料和進行的判斷產生偏倚。在科學研究中，任何有使結果產生偏倚。
古道爾成了黑猩猩最好的人類朋友，堪稱為世界級的模範科學研究者。
動物與人同等重要
年幼時，在善良的母親影響下，她就開始像對待朋友一樣對待動物。她剛滿周歲時，倫敦動物園首次降生了一隻小猩猩，母親給她買了一個蓬鬆玩具黑猩猩，取名“朱比里”(Jubilee)，以示慶祝。
有一次，花園裡的幾隻蚯蚓被她撿到床上，和她一起睡覺。母親並沒有斥責她的古怪與瘋狂，而是小心翼翼地將這些小動物放回它們自己的家。等她又長大了一些，母親買來《泰山》(Tarzan)和《怪醫杜利德》(Dr. Dolittle)這些書給她讀，讓她更加熱愛大自然，也知道了原來人與動物可以平等交流。
她家養了條狗叫Rusty，是她的玩伴，“第一個教會我動物也有人格和喜怒哀樂”，珍妮·古道爾說。平素，她喜歡在外婆家伯恩茅斯的鄉間遊走，觀察築巢的小鳥、把卵囊背著走的蜘蛛、在樹木間追逐嬉戲的松鼠，就這樣，安靜而充實地度過了風華少年時代。
由於家境清貧，負擔不起高昂的學費，珍妮·古道爾高中畢業即走向社會，到倫敦接受秘書培訓。這段經歷，使她擁有了處理繁雜事務的耐心與能力，也為後來她成為路易斯·利基的秘書打下了基礎。
那是1957年，這個沒有學術背景且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姑娘，憑藉一腔熱忱隻身來到肯亞，找到國家博物館館長、古人類學家路易斯·利基，“只是想和他談一談動物”。利基非常欣賞她，延請她擔任秘書，協助自己研究自然與生物。
1960年，珍·古道爾在利基的支持下來到坦噶尼喀湖畔的岡比河自然保護區開展黑猩猩研究。剛開始時，工作異常艱難。“黑猩猩是一種非常害羞的動物，每次見到我都會迅速閃開。它們會瞥一眼我這個來到它們地盤的‘白猿’然後消失蹤跡。”她說，“我總是垂頭喪氣地回到營地，擔心經費用完，更害怕會令利基失望。但是每次我還是帶著決心重新回去。”
1964年，古道爾嫁給了荷蘭野生動物攝影師雨果·范·勒維（Baron Hugo van Lawick），成為Baroness Jane van Lawick-Goodall。三年後，這對夫婦有了一個兒子。
1973年與雨果·范·勒維離婚。因為身為攝影師的丈夫需要到處奔走，而她卻不能放棄研究。後來，她和坦尚尼亞國家公園園長德瑞克·布萊森（DerekBryceson）結婚，夫妻倆都酷愛大自然，生活過得十分逍遙幸福。布萊森卻在五年後因癌症辭世，當時一度讓她悲痛欲絕。
為求得黑猩猩們的認同，珍力求保持和它們一致的生活習性：她在林中露宿；吃黑猩猩吃的果子；甚至像黑猩猩一樣爬樹，在林間行動。整整15個月過去了，黑猩猩們終於對她習以為常。她甚至把自己想像成一隻母猩猩，模仿黑猩猩的叫聲和動作，小心翼翼、一點一點地靠近猩群，並最終贏得了它們的信任。
在黑猩猩研究方面，珍·古道爾取得了許多驚人的發現。例如，她發現黑猩猩能夠選擇和加工工具，用來從蟻巢中捕捉螞蟻，這一發現打破了長久以來“只有人類才會製造工具”的觀點。她還發現，黑猩猩能夠表達與人類比較相近的情感，例如幽默、憤怒、傷心及恐懼。
1965年，因為對黑猩猩的出色研究，她獲得了英國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然而，伴隨著漫長的研究生涯的，還有漫長的孤獨生活。在她剛剛踏入叢林的時候，母親親自前往，陪她度過了最初的幾個月。幾年後，她與為她拍攝影片的攝影師結婚，但婚姻僅僅維持了8年，
珍·古道爾為人稱道的，不僅僅是她的研究成果，還有她對動物保護和環保事業堅持不懈的努力和付出。
1986年，芝加哥科學院舉辦了“了解猩猩”研討會。當珍·古道爾乘坐飛機經過岡比國家公園上空時，她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自己熟悉的岡比國家公園依舊鬱鬱蔥蔥，但公園周圍黃沙飛舞，所有的樹都被伐光。“那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還是一直待在岡比研究黑猩猩，非但不能保護它們，反而會讓它們的數量越來越少。”她說，“我可以為拯救森林和黑猩猩犧牲自己，可是如果我們的下一代無法勝任這個工作，那么我們的努力都毫無用處。”
1991年，珍·古道爾啟動了“根與芽”環境教育項目，通過這個平台，讓更多的學生和社區成員投入到關心環境、關愛動物和關懷社區的行動中來。目“根與芽”已經成為全球最具影響的面向青少年的環境教育項目之一。
許多青少年問她，該如何去保護動物，該如何改變世界？她回答：“去做吧，做出改變，改變自己，影響自己的父母。如果我們都能一起努力，將理念傳播給更多的人，世界就會變得更好一點。這就是讓我一直堅持下去的原因，想想看，即使你只是做出微乎其微的改變，又怎么能停下來呢？”
LADY：能否介紹一兩隻您為之命名的、與您關係親近的黑猩猩？
珍·古道爾：所有我遇到過的黑猩猩都是我非常珍愛的。如果非要讓我選擇一個，我想我會選灰鬍子大衛(David Greybeard)。它是我剛到坦尚尼亞時候遇到的，那時候我還是一個新手，所有的黑猩猩都會在我靠近它們時跑掉。它是最初那幾隻讓我意識到它們會製造、使用工具且吃肉的黑猩猩之一，那是當時我在科學界的一個重要發現。這些特點是之前被認為只有人類所擁有的。
LADY：通過觀察黑猩猩之間的交流方式，您覺得它們的交流方式對於人類來說是否有啟發呢？
珍·古道爾：通過對黑猩猩的研習，我發現它們與人類並無特別大的差異。跟人類一樣，黑猩猩有非常獨特的品行和習性，它們通過聲音來溝通，除此還有非語言類交際方式，例如手勢示吻，握手及相互擁抱等。它們之間合作非常高效，在捕獵中同樣適用。它們能夠表達與人類比較相近的情感，例如幽默、憤怒、傷心及恐懼。這些交流上的相似性能夠進一步挖掘我們的相互關聯性。不僅是黑猩猩與人類之間的相似性，還有與其他物種之間的。承認人類並非是唯一物種可以表達自己情感，是一種謙遜的態度。
LADY：為了研究黑猩猩，您在非洲度過了38年的野外生涯，失去了很多常人本該有的快樂。現在回想起來，您後悔嗎？
珍·古道爾：我承認那時(身處非洲)的確錯過了很多事情。但是能夠實現去非洲的夢想，能夠沉浸於對黑猩猩生活的研究，這讓我覺得一切都值得。我得到了我母親的支持，利基博士的幫助，以及很多人的鼓勵。我學到了關於黑猩猩的知識，關於人類及我們身處環境的認識。
“我不需要利用死去的動物做食物”
LADY：作為一名動物保護主義者，您對於“素食主義”怎么看？
珍·古道爾：作為一個素食主義同胞，我認為這是一種值得稱讚的行為，且對人的健康有益。當我在寫《希望的收穫》(Harvest for Hope)一書的時候，我學到了很多關於肉對人身體的作用，比起肉食來，人的身體更適應素食。同樣在我們的社會裡，肉類加工工業是當今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誘因。動物生存所食用的激素和抗生素大大地影響著人類的健康。
因為我長年在外旅行， 吃純素對我來說比較艱難，但是自從吃素之後我感到精力更充沛。
LADY：假如您身在野外，處於極端飢餓的狀態，身邊只有一隻死去的黑猩猩，您會選擇吃掉它嗎？
珍·古道爾：我知道也希望這個場景不會發生。在野外可以找到許多可食用的植物、果實。在研究黑猩猩的時候，我注意到它們尋找食物、處理堅果、使用工具釣螞蟻的許多方法。只要當時的環境是真實的，我不需要利用死去的動物做食物。
LADY：不知您是否知道，每年夏天，中國廣西玉林市會有個“狗肉節”，在中國有很大的爭議。有人說狗是人類的朋友，不能食用；也有人說如果這些狗不是寵物狗，而是像牛、羊、豬一樣只供肉用，食用起來就不值得譴責。對此您怎么看？
珍·古道爾：我從中國根與芽的同事聽到了這個訊息。我很高興在中國大家開始討論動物福利的問題，並且用行動帶來改變。
我媽媽經常跟我說，如果別人不同意你的觀點，你要去傾聽別人的意見；如果忽視別人的意見，不與別人對話，很多事情就不會有結果。
同時，希望人們理解對話不是無休止的爭辯甚至暴力行為，我相信合作和協商更有助於解決問題。改變人的行為和態度需要時間，這就是教育十分重要的原因。根與芽環境教育項目在中國已經開展了20年，從2004年起，根與芽北京辦公室開始了動物福利教育項目，我們與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合作培訓了300多人次的教師，成千上萬名學生聽到了動物福利的課程。
LADY：在中國，有些動物保護主義者非常積極。有時，當他們提前得知有運送狗去宰殺的車輛行經某個路段，會去半路攔截(有時甚至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當您得知這種事情發生，會去救助嗎？會採用什麼樣的救助方式？
珍·古道爾：我認為更好的選擇是聯繫政府部門，就像之前說到的，如果處理得當，別人應該會去傾聽你的說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類、動物、環境相處和諧的未來需要法治的支持，也需要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關愛。
LADY：您對於“朋友”是怎樣定義的呢？您認為人和動物之間會存在“友誼”嗎？
珍·古道爾： 我認為隨著更多人養寵物，照顧它們，把它們當做家庭成員的一部分，人與動物之間的紐帶關係變得越來越強。但是這種友愛應是對所有動物都平等的，無論是對野生的還是家養的、大的或小的。我認為所有動物都應受到重視，無論是最小的昆蟲還是最大的哺乳動物，它們都是我們生態系統中的一分子。如果亞馬遜河的一個小昆蟲滅絕了，不會有很多人知曉或關注。但是或許那種昆蟲是某類生物或鳥的獵物，它們也會因此而滅亡；而這種鳥或許在散播一些不同植物的種子方面起關鍵作用，這樣一來，隨著這種鳥的消失此類植物也會無法繼續繁衍，如此類推。昆蟲對於農業很關鍵，它們是傳粉的媒介且防止害蟲。因此人類需要意識到自身與地球上生物之間各種微妙的關係。
“我對未來非常樂觀”
LADY：相比於野生動物，現代人似乎讓自己變得越來越不自由，您覺得這是不是一種悲哀？
珍·古道爾：隨著人類不停的探索和發展，尤其在技術領域，在很多方面的積極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們也慢慢地對這些先進的技術產生更多的依賴，人們花更多時間在電腦上。隨著人類進步，我們變得過於受刺激，在生活中製造更多的壓力，以至於忘記真正重要的一些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嫉妒動物，他們沒有像我們這樣面臨那么多的問題。
LADY：“根與芽”(Roots&Shoots)這個組織在中國已經成立20年了。您對於它在中國的發展寄予怎樣的希望？怎樣能夠參與到這項活動中來呢？
珍·古道爾：1994年，中國第一個根與芽小組在北京京西學校建立。我相信根與芽項目在青少年環保教育和發展社區積極影響力方面做得很好。我認為兒童可以激發改變，成為有激情的領導者，且能夠以他們為中國環境、野生生物及社區做出的貢獻而自豪。我希望中國能更加珍惜環境，意識到不要以犧牲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方法為代價來發展經濟。
LADY：您認為人類的文明是什麼樣的方式，才能實現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境界呢？
珍·古道爾：我終年在外奔走就是想為人類傳達這樣的信息。我認為人類社會需要認識到哪些事情是真正重要的，意識到他們的一些選擇會對環境和動物造成的影響。諸如你吃什麼、你如何旅行、你的穿戴。我們所有的人都是相互連通的，我們生存在一個脆弱、但恢復能力很強的自然環境裡，但是人類的很多行為都是作用於那些不可持續發展的資源之上。
LADY：您已經80歲了，依然在為公益、為動物保護而奔波。是什麼力量讓您一直堅持到現在？
珍·古道爾：自從離開岡比國家公園，我一直都在旅行。最初是戰爭、污染和野生動物世界被破壞，促使我開始這趟旅程。但不是這些原因使我持續下去。1991年第一個“根與芽”小組在坦尚尼亞成立。當時有12個學生找我討論環境問題，想知道有什麼他們可以做的。這些人中的一個後來為坦尚尼亞環境署工作，另一個成為了坦尚尼亞根與芽辦公室的總幹事。從他們和其他許多年輕人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和熱情，這些希望將會創造一個綠色的未來。這也是我希望大家支持和關心根與芽環境教育項目的原因，你們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教育和鼓勵更多年輕人，帶來更大的改變。
LADY：對於人類的環境與未來的發展，您是否持樂觀的態度？
珍·古道爾：非常樂觀！對於同樣支持這一事業的活動家和科學家，他們的進步和堅韌不懈我感到非常驚喜。如同此刻，當人們告訴我他們如何深受我工作的影響，告訴我他們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聽到孩子們講的故事，我總是感懷至深。最初成立根與芽，我相信兒童能夠創造積極改變，對於阻力表現出無畏，我也看到全世界很多根與芽小組都是這樣做的。從我開始研究黑猩猩，我們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我非常確信我們可以繼續前進，人類和自然可以和睦相處。現在，我們通過大的或小的選擇做出改變，如果我們能夠在生活中自覺留下最小的生態足跡，如果我們按需購買並且在購買時能夠考慮人與動物、環境的和諧共生，我們能夠改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