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昕

王維昕，原名王智，字哲軒，化名王明義、莎荻、從眾、伍仁。1909年3月生於河北省豐潤縣大旺莊村。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豐潤縣委委員、豐玉遵聯合縣委組織部長、縣委書記、豐玉遵寧聯合縣委書記。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冀東十五地委副書記，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員等職，出席過黨中央召開的土地會議。建國後歷任山西省總工會秘書長、全國總工會勞動保險部副部長、經費審查委員會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八屆、九屆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1981年10月因病逝世，享年73歲。全總在悼詞中高度評價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維昕
• 別名：原名王智
• 出生地：河北省豐潤縣大旺莊村
• 出生日期：1909年3月
• 逝世日期：1981年10月
• 信仰：共產主義
• 字：哲軒

人物簡介

王維昕出生在一個中農家庭，兄妹四人，他排行老二。父親王瑞林在村里是個有名氣的木匠，也曉石刻和鐵工，好練武，可以稱得上多面手。因幾次外出施展手藝未成，只好回家乾木匠活兼務農。他對窮苦人家非常有感情，讓他幹活從不收錢。他父親這種慷慨濟貧店欠的精神，得到鄉親們的讚賞，在童年王維昕的心靈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母親劉氏，純樸善良，勤儉持家，對孩子要求雖嚴，但非常支持子女的正義行動。這些對王維昕

革命思想的健康成長創造了好的環境。辛亥革命後，民主運動的興起，給少年時代的王維昕以啟迪。8歲進本村國小讀書時，第一個剪掉了辮子，剃光了頭，帶頭衝破了封建禮教的束縛。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參加了學生自治會，同進步師生一起進行“抵制日貨”等反帝愛國宣傳活動。

革命事跡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全國各地工人、學生紛紛起來，罷工、罷課、上街遊行，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聲援“五卅”運動。王維昕親眼目睹了國家形勢的變化，面對帝國主義的殘暴事實和封建主義黑暗統治，他和時宜步學生經常討論一些問院戲章題，“怎樣才能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怎樣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瓜分；怎樣才能拯救災難深重的人民；中華的出路在哪裡？”肯民循婚16歲的王維昕在學生時期就成了憂國憂民的志士了。於是他決心讀好書，掌握本領，立志報效祖國。他從國小升入高小，由高小考取灤州師範，始終品學兼優。儘管家境困難和軍閥混戰的影響，但他刻苦堅持從未間斷。直到1925年11月，東北軍郭松齡部笑詢講隊進駐灤州，占領了校舍，學校被迫停學。王維昕不得不結束了他的學生生活。

1930年初，冀東各縣反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革命鬥爭此起彼伏。王維昕經高小同學雷雲龍介紹到遵化縣達官屯國小去教書。從學生到教員這對王維昕來說無疑是個飛躍，使他有更多的機會深入社會，了解社會，從而改變社會。8月，在遵化縣國小教員要求“增資長月”的請願鬥爭中，結識了縣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蘭小川同志。從此，開始了新的革命生涯，在黨的領導下，邊教書邊從事革命活動。“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占領了東北三省，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王維昕非常氣憤，他在遵化縣的大官屯、唐山附近的傅家屯、娘娘廟國小任教期間，經常向學校師生灌輸進步思想和抗日道理，在校內外開展“不當亡國奴”等抗日救國宣傳活動。1933年，日本憲兵司令部進駐唐山，蔣介石竄到河北，制止抗日，公然對抗戰部隊下令“有言抗戰者殺無赦”，對民眾抗戰活動按“赤化分子煽動人心”論處，以種種手段破壞和鎮壓廣大人民民眾的抗日救亡運動。而懷有愛國激情的王維昕卻冒著生命危險，在校內外揭露日寇侵略和蔣介石的賣國罪行。並和國小教員一起向各界人士以及學生髮起募捐，動員省吃儉用，把節省下來的錢物慰問前線抗戰將士，支援抗戰。

同年6月，他參加了豐潤、遵化縣53莊民團2000多人在左家塢一帶截擊日寇一百多輛給養車芝台酷的戰鬥，這是豐潤人民打響的抗日第一槍榆簽應料。

是月，他在遵化縣小黨峪教書時，結識了共產黨員李一夫、徐志、彭來等同志。10月，他參加了黨領導下的豐潤國小教員聯合會，並與彭來、楊植三、蘇林彥一起負責以豐潤城關為中心的北東區國小教員聯合會的工作，組織教聯發動民眾開展抗日救亡地運動。通過一系列活動，使王維昕看到共產黨是為人民民眾的、是人民的大救星。認識到只有加入共產黨，個人才有前途，國家才有希望。他對黨產生了濃厚的感情。根據他的要求，1934年2月，經王品珍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入黨後，繼續以教書為掩護積極開展黨的工作，當年就參加並領導了豐潤、遵化縣國小教聯的抗日增資鬥爭。

1936年，根據抗日形勢的需要，京東特委決定將豐潤縣委分成豐潤縣委和豐灤邊委兩部分。當時在豐潤四戶國小任 教的王維昕按上級的指示，建立了抗日游擊小組，做爭取民團的工作。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為了更有力地打擊敵人，在縣委擔任書記的徐志和軍委委員王維昕二人研究決定，各村黨員帶頭，以手藝工人和貧僱農成份的農民為骨幹，擴大武裝組織。分別以城西南的四戶村、女過莊、白沫子、圪塔坨、劉宗鋪、大坎、城北的大旺莊、南夏莊為重點組織起抗日游擊武裝小隊。10月，京東特委書記胡錫奎決定把抗日游擊小隊組織起來，編為八路軍第九支隊，由縣委書記李德昭兼任政委，軍委委員王明義兼任支隊長。這樣，抗日隊伍猶如乾柴烈火，在豐潤還鄉河兩岸迅速蔓延開來，欠禁煉支隊建立後，王維昕等仍以課堂為基地，組織隊員學習“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游擊戰術箴言和聲東擊西的戰略戰術，組織軍事訓練。這樣，大提高了隊員們軍事素質，為抗戰奠定了好的基礎。

1938年5月，京東特委與冀熱邊特委合工。6月，中央派八路軍第四縱隊分三路挺進冀東，配合地方開創抗日根據地，堅持敵後游擊戰爭。冀熱邊特委為配合大軍東進，決定7月16日舉行抗日武裝大暴動。而6月下旬，豐潤縣委突然接到豐潤城內黨組織王化孚同志傳來的情報，得知城內敵偽已獲悉大暴動的日期，並妄圖在我暴動前，對縣委活動的中心地帶進行大搜捕。徐志、王維昕當即研究決定，先發制敵，趕在敵人行動之前，提前暴動。於是，5月26日晚，王維昕、徐志二同志在四戶、三女河一帶首先率八路軍抗日九支隊暴動。夜間王維昕為了發動民眾，擴大暴勸隊伍，邊走邊喊：“八路軍來了，我們是中國人，不替日本鬼子打八路軍！我們抗日吧！”這時，在民團受訓的、做飯的魏珍、李學增、李振江聽到喊聲，立即組織起來，抄起槍枝也高喊：“跟你們走！打日本鬼子去！”很快集合了300多人。暴動隊伍勢如破竹，銳不可擋。第二天指曉，收編了牛欄山起義的偽警察所人員，當天又到了王官營，沿村民眾夾道迎接，個個歡欣鼓舞，拍手稱快，紛紛要求加入暴動隊伍，很快擴大到500多人。隨後，採取裡應外合攻下了左家塢據點。在“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的號召下，廣大民眾自動獻糧、捐款，爭先恐後參軍參戰。同時擴大了統一戰線，一些偽軍、偽警人員也紛紛繳械投誠編入暴動隊伍，迅速擴大到了1000多人。

九支隊到遵化與鐵廠一帶的李運昌司令的暴動隊伍會合，根據抗聯司令部命令，將九支隊編為抗日聯軍第五總隊，政委李德昭，隊長張樹婉、支隊長王維昕任供給處主任，與高慶譚、凌雲等同志負責後勤工作。王維昕同志從大局出發，團結抗日，維護民族利益，從不計較個人職務高低。而是積極籌備軍需物資，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千方百計收集機器，採購布匹，招聘工人，為八路軍主力和抗日聯軍準備了冬裝和其它軍需物資，出色地完成了後勤供應工作。1938年9月下旬，“四縱”和抗日聯軍在西撤途中遇阻，當時王維昕跟隨“四縱”司令部，幾經周折，到達平西根據地——齋堂。而後，王維昕和上級派來的蔡委心同志組成了宛平縣臨時政府，他任代理秘書長，開展恢復地方政權和後援工作。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後，冀熱察區黨委派王維昕化裝店鋪學徒化名王敏，自齋堂出發，經昌平乘火車到天津，在大胡同的一個旅館裡見到李楚離同志，指示王維昕回冀東家鄉，隱蔽活動，聯繫潛散的大暴動幹部和戰士，恢復黨組織，發展黨員，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2月11日，王維昕回到自己的家鄉大旺莊村，一方面通過本村的凌雲、高慶潭設法聯繫暴動時失散的黨員和同志；另一方面，在蘆各寨找到了李運昌同志，接上了關係。不久，徐志同志也從平西回到冀東。王維昕和徐志同堅持地方工作的周文彬一起研究，決定在豐潤、玉田、遵化三縣邊緣地區，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開展黨的工作，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

1939年8月，冀東區黨分委在遵化縣捨身台村召開會議，決定“建立抗日政權和開展民眾工作”。遵照這一精神，在領導人員少，活動區域不大的情況下，於1939年冬建立了中共豐玉遵聯合縣工作委員會，王維昕任組織部長。為了更好地開展黨的工作，他經常利用青紗帳時期辦黨的訓練班，培訓農村支部書記和委員。1940年8月，在大旺莊村南的官峪曾搞過訓練班，縣委書記國榮、組織部長伍仁、宣傳部長石光都講了課。王維昕講支部工作，講如何當好支部書記等。參加學習的人一致認為，還布置了任務，提出在本村還要到外村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

王維昕為了使同志們不脫離民眾，處處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經常說：“我們跟老百姓的關係是魚水關係，要愛護民眾，時時刻刻想著民眾，處處依靠民眾，當情況緊張時就會掩護我們，幫助我們解決困難。”還對自己的通訊員說：“當領導交給送信的任務時，一定要加倍小心，千萬不要失落。如果出現險情，要沉著，不要慌，在迫不得已時，把信處理掉，決不能落在敵人手裡。寧可丟掉生命，也不要丟掉信件”。1940年杏熟季節，王維昕召集一區的幾名幹部研究工作，夜宿在大旺莊牛家。由於叛徒告密，天沒亮，敵人就包圍了村子。王維昕沉著應敵，道德上同志撤離，而自己躲避不及被圍。於是在牛家老少的掩護下，安全脫險。敵人撲了空，窮凶極惡的敵人卻抄了王維昕的家，將他父親、哥哥和只有7歲的兒子老少三代一起抓走，押到左家塢偽警察局。敵人聲言，只要交出王維昕就放人，同志們見此情景都很著急，王維昕卻很鎮靜，穩定大家：“都別急，這並不證明敵人強大，相反正說明他們的虛弱，抓不著我，把我的親人抓去威脅我，也休想動搖我抗日的決心。”王維昕寧可家裡親人受苦受難，也不向敵人屈服。經給敵人施加壓力多方營救，敵人無奈，才把王維昕家人放了出來。還有一次，王維昕被敵人發現後，日本兵騎著馬追他，在千鈞一髮之際，通訊員洪傑靈機一動，將他掩護在坡坎下水站的一個土窖中，用草蓋好，很巧妙地躲過了敵人。

1942年，敵人瘋狂地向我抗日根據地進行第四、五次“強化治安”運動，實行“三光”、“溝壕堡壘分割”政策，使各村黨政工作轉入地下。王維昕同志為了保持與各村的聯繫，派劉建民同志組織了豐玉遵和豐玉寧兩條秘密交通主幹線。敵人為了破壞我抗日根據地，沿公路三里至五里一個炮樓，還從公路一側挖一條深四米寬三米的封鎖壕溝，給地方工作人員造成很大困難 度使工作中斷，在這種艱苦的工作情況下，王維昕同志幫助出主意，想辦法，先把壕溝兩邊的民眾聯繫好，在固定的時間來接頭，以拍三聲手掌為號，雙方用繩攀緣下下，很快過溝。以後八路軍和工作人員過溝都採取這個辦法。如果被敵人發現，就再另開闢路線。結果，成功地完成了這兩條秘密交通主幹線的任務，使得被壕溝隔斷的黨政組織很快取得了聯繫，鞏固發展了抗日根據地，堅持了人民抗日游擊戰爭。

同年6月，他參加了豐潤、遵化縣53莊民團2000多人在左家塢一帶截擊日寇一百多輛給養車的戰鬥，這是豐潤人民打響的抗日第一槍。

是月，他在遵化縣小黨峪教書時，結識了共產黨員李一夫、徐志、彭來等同志。10月，他參加了黨領導下的豐潤國小教員聯合會，並與彭來、楊植三、蘇林彥一起負責以豐潤城關為中心的北東區國小教員聯合會的工作，組織教聯發動民眾開展抗日救亡地運動。通過一系列活動，使王維昕看到共產黨是為人民民眾的、是人民的大救星。認識到只有加入共產黨，個人才有前途，國家才有希望。他對黨產生了濃厚的感情。根據他的要求，1934年2月，經王品珍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入黨後，繼續以教書為掩護積極開展黨的工作，當年就參加並領導了豐潤、遵化縣國小教聯的抗日增資鬥爭。

1936年，根據抗日形勢的需要，京東特委決定將豐潤縣委分成豐潤縣委和豐灤邊委兩部分。當時在豐潤四戶國小任 教的王維昕按上級的指示，建立了抗日游擊小組，做爭取民團的工作。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為了更有力地打擊敵人，在縣委擔任書記的徐志和軍委委員王維昕二人研究決定，各村黨員帶頭，以手藝工人和貧僱農成份的農民為骨幹，擴大武裝組織。分別以城西南的四戶村、女過莊、白沫子、圪塔坨、劉宗鋪、大坎、城北的大旺莊、南夏莊為重點組織起抗日游擊武裝小隊。10月，京東特委書記胡錫奎決定把抗日游擊小隊組織起來，編為八路軍第九支隊，由縣委書記李德昭兼任政委，軍委委員王明義兼任支隊長。這樣，抗日隊伍猶如乾柴烈火，在豐潤還鄉河兩岸迅速蔓延開來，支隊建立後，王維昕等仍以課堂為基地，組織隊員學習“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游擊戰術箴言和聲東擊西的戰略戰術，組織軍事訓練。這樣，大提高了隊員們軍事素質，為抗戰奠定了好的基礎。

1938年5月，京東特委與冀熱邊特委合工。6月，中央派八路軍第四縱隊分三路挺進冀東，配合地方開創抗日根據地，堅持敵後游擊戰爭。冀熱邊特委為配合大軍東進，決定7月16日舉行抗日武裝大暴動。而6月下旬，豐潤縣委突然接到豐潤城內黨組織王化孚同志傳來的情報，得知城內敵偽已獲悉大暴動的日期，並妄圖在我暴動前，對縣委活動的中心地帶進行大搜捕。徐志、王維昕當即研究決定，先發制敵，趕在敵人行動之前，提前暴動。於是，5月26日晚，王維昕、徐志二同志在四戶、三女河一帶首先率八路軍抗日九支隊暴動。夜間王維昕為了發動民眾，擴大暴勸隊伍，邊走邊喊：“八路軍來了，我們是中國人，不替日本鬼子打八路軍！我們抗日吧！”這時，在民團受訓的、做飯的魏珍、李學增、李振江聽到喊聲，立即組織起來，抄起槍枝也高喊：“跟你們走！打日本鬼子去！”很快集合了300多人。暴動隊伍勢如破竹，銳不可擋。第二天指曉，收編了牛欄山起義的偽警察所人員，當天又到了王官營，沿村民眾夾道迎接，個個歡欣鼓舞，拍手稱快，紛紛要求加入暴動隊伍，很快擴大到500多人。隨後，採取裡應外合攻下了左家塢據點。在“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的號召下，廣大民眾自動獻糧、捐款，爭先恐後參軍參戰。同時擴大了統一戰線，一些偽軍、偽警人員也紛紛繳械投誠編入暴動隊伍，迅速擴大到了1000多人。

九支隊到遵化與鐵廠一帶的李運昌司令的暴動隊伍會合，根據抗聯司令部命令，將九支隊編為抗日聯軍第五總隊，政委李德昭，隊長張樹婉、支隊長王維昕任供給處主任，與高慶譚、凌雲等同志負責後勤工作。王維昕同志從大局出發，團結抗日，維護民族利益，從不計較個人職務高低。而是積極籌備軍需物資，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千方百計收集機器，採購布匹，招聘工人，為八路軍主力和抗日聯軍準備了冬裝和其它軍需物資，出色地完成了後勤供應工作。1938年9月下旬，“四縱”和抗日聯軍在西撤途中遇阻，當時王維昕跟隨“四縱”司令部，幾經周折，到達平西根據地——齋堂。而後，王維昕和上級派來的蔡委心同志組成了宛平縣臨時政府，他任代理秘書長，開展恢復地方政權和後援工作。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後，冀熱察區黨委派王維昕化裝店鋪學徒化名王敏，自齋堂出發，經昌平乘火車到天津，在大胡同的一個旅館裡見到李楚離同志，指示王維昕回冀東家鄉，隱蔽活動，聯繫潛散的大暴動幹部和戰士，恢復黨組織，發展黨員，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2月11日，王維昕回到自己的家鄉大旺莊村，一方面通過本村的凌雲、高慶潭設法聯繫暴動時失散的黨員和同志；另一方面，在蘆各寨找到了李運昌同志，接上了關係。不久，徐志同志也從平西回到冀東。王維昕和徐志同堅持地方工作的周文彬一起研究，決定在豐潤、玉田、遵化三縣邊緣地區，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開展黨的工作，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

1939年8月，冀東區黨分委在遵化縣捨身台村召開會議，決定“建立抗日政權和開展民眾工作”。遵照這一精神，在領導人員少，活動區域不大的情況下，於1939年冬建立了中共豐玉遵聯合縣工作委員會，王維昕任組織部長。為了更好地開展黨的工作，他經常利用青紗帳時期辦黨的訓練班，培訓農村支部書記和委員。1940年8月，在大旺莊村南的官峪曾搞過訓練班，縣委書記國榮、組織部長伍仁、宣傳部長石光都講了課。王維昕講支部工作，講如何當好支部書記等。參加學習的人一致認為，還布置了任務，提出在本村還要到外村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

王維昕為了使同志們不脫離民眾，處處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經常說：“我們跟老百姓的關係是魚水關係，要愛護民眾，時時刻刻想著民眾，處處依靠民眾，當情況緊張時就會掩護我們，幫助我們解決困難。”還對自己的通訊員說：“當領導交給送信的任務時，一定要加倍小心，千萬不要失落。如果出現險情，要沉著，不要慌，在迫不得已時，把信處理掉，決不能落在敵人手裡。寧可丟掉生命，也不要丟掉信件”。1940年杏熟季節，王維昕召集一區的幾名幹部研究工作，夜宿在大旺莊牛家。由於叛徒告密，天沒亮，敵人就包圍了村子。王維昕沉著應敵，道德上同志撤離，而自己躲避不及被圍。於是在牛家老少的掩護下，安全脫險。敵人撲了空，窮凶極惡的敵人卻抄了王維昕的家，將他父親、哥哥和只有7歲的兒子老少三代一起抓走，押到左家塢偽警察局。敵人聲言，只要交出王維昕就放人，同志們見此情景都很著急，王維昕卻很鎮靜，穩定大家：“都別急，這並不證明敵人強大，相反正說明他們的虛弱，抓不著我，把我的親人抓去威脅我，也休想動搖我抗日的決心。”王維昕寧可家裡親人受苦受難，也不向敵人屈服。經給敵人施加壓力多方營救，敵人無奈，才把王維昕家人放了出來。還有一次，王維昕被敵人發現後，日本兵騎著馬追他，在千鈞一髮之際，通訊員洪傑靈機一動，將他掩護在坡坎下水站的一個土窖中，用草蓋好，很巧妙地躲過了敵人。

1942年，敵人瘋狂地向我抗日根據地進行第四、五次“強化治安”運動，實行“三光”、“溝壕堡壘分割”政策，使各村黨政工作轉入地下。王維昕同志為了保持與各村的聯繫，派劉建民同志組織了豐玉遵和豐玉寧兩條秘密交通主幹線。敵人為了破壞我抗日根據地，沿公路三里至五里一個炮樓，還從公路一側挖一條深四米寬三米的封鎖壕溝，給地方工作人員造成很大困難 度使工作中斷，在這種艱苦的工作情況下，王維昕同志幫助出主意，想辦法，先把壕溝兩邊的民眾聯繫好，在固定的時間來接頭，以拍三聲手掌為號，雙方用繩攀緣下下，很快過溝。以後八路軍和工作人員過溝都採取這個辦法。如果被敵人發現，就再另開闢路線。結果，成功地完成了這兩條秘密交通主幹線的任務，使得被壕溝隔斷的黨政組織很快取得了聯繫，鞏固發展了抗日根據地，堅持了人民抗日游擊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