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玉池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河北省河間市
- 職業：教授
- 畢業院校：天津美術學院
- 代表作品：《踏遍青山為人民》、《九華佳境》、《紅柿醉金秋》等
中國美術家協會，河北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膠南市藏南鎮教育辦公室數學教師,作品賞析,
中國美術家協會，河北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教授
著名畫家：王玉池作品： 《踏遍青山為人民》獲華北地區年畫展優秀獎。
華北地區文化廳主辦
《九華佳境》入第四屆全國年畫展。
國家文化部、中國美協，中國新聞出版署主辦。
《空山秋氣清》獲第二屆全國教師優秀作品展優秀獎。
國家教育委員會主辦。
《暮秋》獲全國教師書畫展優秀獎。
國家教委主辦
《秋風萬里動》獲中國畫大展鼓勵獎。
江蘇省文化廳、江蘇省美協主辦
《壁藏雲外》第八屆全國美展河北展區入選
河北省文化廳、宣傳部美術家協會主辦
《歲月》首屆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畫精品展入選。
中國美協主辦
《霜落林端萬壑幽》第二屆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畫精品展入選
中國美協主辦
《紅柿醉金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第五屆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畫精品展入選
著名畫家王玉池先生
著名畫家王玉池先生中國美協主辦
《霜積秋山萬樹紅》“和諧燕趙 紅色太行”中國山水畫作品展
中國美協主辦
《秋實》加拿大楓葉杯國際水墨畫大展獲佳作獎。
加拿大主辦
《山村》獲河北首屆教職工書畫展一等獎。
河北省工會、河北省教育廳主辦
《空山新雨後》獲河北高校教師作品展一等獎。
河北高校廳主辦
《群仙祝壽》獲河北建國35周年美展二等獎。
河北省宣傳部、文化廳、美術家協會主辦
《山村》入中國河北—日本鳥取縣美展。
《青山江上秋》中國百家扇面精品展入展
中國美術家協會齊魯創作中心主辦
《高原處處情無限》河北省建國55周年美術作品展入選
河北省文化廳、宣傳部美術家協會主辦
《太行秋色》赴日美麗的河北展。
《秋》入中日美術交流展。
《月夜》赴澳大利亞及台灣地區展。
多幅作品編入《河北山水畫集》、《省政協書畫作品集》、《河北省美術家畫集》、《中國山水名家畫集》、《中國名家山水臨摹與創作畫集》、《中國名家花鳥畫臨摹與創作畫集》、《93中國畫大展畫集》、《我愛祖國我愛家鄉全國教師優秀美術作品集》、《首屆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畫精品畫集》、《第二屆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畫精品畫集》、《第五屆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畫精品畫集》、《滄州人畫集》、《中國百家扇面精品集》、《“和諧燕趙紅色太行”中國山水畫作品集》。並選登在全國各雜誌畫刊內。
傳略：《中國美術年鑑(1949-1989)》、《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辭典》、《中國當代美術家名人錄》、《中國現代美術家人名辭典》、《世界名人錄》、《中國當代高科技人才系列辭典》、《中國世紀英才薈萃》、《光輝歲月》等辭書中。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
王玉池 (1931.9—)別名署月，出生於河北省束鹿縣（現為辛集市）。1956年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習，1961畢業後留校任教。1962年調中國美術研究所從事美術理論研究。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書畫函授大學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曾任《美術史論》副主編、大百科全書美術卷書法部分副主編。撰寫繪畫、雕塑論文多篇。80年代以來，主要研究書法篆刻理論。主編《中國書法篆刻鑑賞辭典》。書法專著有《鐘繇》、《王羲之》、《書法瑰寶譚》、《王羲之王獻之評傳）（日文版）、《中國書法藝術欣賞》。主要論文有《古代動物石刻）、《從趙壹〈非草書〉看書法向獨立藝術的發展》、《梁武帝對書學理論的貢獻）、《試談王羲之的晚年書作》、《黃庭堅草書簡論》、《伊秉綬的書法特點》、《清代平準噶爾叛亂的幾幅歷史畫》、《南朝陵墓建築雕刻》、《中國古代動物石刻》等。並對當代書法家啟功、李長路、王學仲、沈鵬、張道興等寫有評介文章。書法創作曾參加當代中國書畫名家作品邀請展、北京東京中日書法聯展。
● 姜壽田
在讀到王玉池先生髮表於《中國書法》二○○五年第十期的《王獻之〈廿九日帖〉與北碑等問題》（以下簡稱《王文》）一文後，我寫了《誤讀與史觀的歧異》一文（見《中國書法》二○○六年第七期）。拙文主要針對《王文》“四世紀七八十年代以王獻之為首的南朝書家，創造了被後世稱做北碑的獨特體式……《廿九日帖》已是相當典型、相當完備的北碑式樣，在沒有發現更早的材料以前，可先從《廿九日帖》作為起點”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二王帖學與北碑是兩個相互獨立的體系，二者之間不存在淵源承遞關係。南派楷書早在公元三世紀三國時期即由鐘繇推至成熟，早於北碑成熟二百七十餘年，因而早已完成隸變書體變革的南派帖學體系內部不可能產生北碑體式，更不能成為北碑的起點。王玉池先生對王獻之《廿九日帖》明顯存在誤讀，並因無視南派已完成楷隸之變，而存在史觀上的歧異。
王玉池先生針對拙文，在二○○七年第六期《書法》發表《誤讀了什麼——讀姜壽田〈誤讀與史觀的歧異〉一文印象》一文（以下簡稱《誤文》），予以反駁。《誤文》並沒有對拙文針對其王獻之創立了北碑體式的質疑提出反證，而是斤斤計較於論列南北派書法不存在懸隔，而是互有影響交流這一早已不是新見的泛泛之論。並對拙文認同阮元南北書派論大加揶揄，認為我除了“阮元那兩篇小文之外，什麼原始資料也沒有看過”。首先，須表明的是，早在第五屆全國書學討論會上，我便寫了《南北書派考述》一文，文中引述了康有為、王國維、沙孟海反對阮元南北書派論的論點，因而王玉池先生對我的指斥是不準確的。此外，在碑學內部，從康有為開始便反阮元，受康有為觀念的影響，現當代學者在這一問題上，幾乎呈現出一面倒傾向，康有為一句“書可分派，南北不可分派”，後來者無不奉為圭臬。康有為之後，王國維、沙孟海、馬宗霍、祝嘉、啟功，包括大多當代學者皆沿襲立論，否定阮元南北書派理論。實際上，對阮元南北書派論，除了學術上的偏見——這方面康有為起到導向性影響，使之不能對其加以正確認識外，還由於對阮元南北書派論研究、認識甚淺，有很多學者甚至還未對這一重要書史現象作深入探究，就在前人成見的誤導下，人云亦云地做開翻案文章，以至對書法史的基本史實置之不顧。需要表明的是，如果不是通過自身的書史研究而得出學術新見，而是附會於他人的觀點，即使占有再多的史料也只能走向一個前設的結論。就如在“文革”批林批孔時期，當批林批孔這一觀念已經預設了，那么，所有的史料的引證都不過是要證明和服務於這一預設的觀念而已，難道還能從史料的徵引中得出孔子是聖人的相左結論嗎？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現代書法史學關於書法史碑學、帖學二分的史學框架即源於阮元南帖北碑論，這已經成為現代書法史學認識劃分書史的基本學術框架，這表明阮元的南北書派理論以暗喻的潛在性的影響，左右著現代書法史學。阮元《北碑南帖論》、《南北書派論》雖然是兩篇篇幅不大的論著，但它的容量卻是極大的，它不僅是碑學理論的開山，同時也改寫了整個書法史。作為經學家的阮元在撰寫這兩篇論著時，除了對書史上的作品作了大量爬梳外，對史料文獻也做了詳細的考述。事實上，當代許多學者在從事魏晉南北朝書法研究時，其文獻徵引皆源於阮元兩篇論著所提供的線索，並且基本囿於其史料範圍，如《晉書》、《北史》、《南史》、《顏氏家訓》、《隋書》、《唐書》、《金石略》等。因此，我們不僅應對阮元書學保持應有的尊重，而且還應該加以深入研究，否則便不可能真正認清魏晉南北朝書法。不能因為康有為、王國維、沙孟海、啟功反對阮元南北書學，我們便也跟著盲目反對。反對也可以，但要拿出自己的個見。康有為反對阮元，是因為他認為南碑與北碑是一個系統，故書可分派，南北不可分派。這事實上是一個充滿複雜悖論的問題。論碑刻，畢竟以北碑為代表，清代碑學推崇的中心，即魏碑。南碑由於南方禁碑，存碑絕少，而且風格上也與北碑存在本質的差別，不論是《爨寶子》、《爨龍顏》，還是《劉懷民墓誌》、《蕭憺碑》、《劉岱墓誌》、《呂靜超墓誌》、《瘞鶴銘》皆與魏碑迥異。這隻要將其與被康有為稱為“龍門體”的典型魏碑加以比較便可明顯看出。《二爨》以方筆為主，又孱以隸書變異了的飾尾，帶自由體特徵，而與魏碑斜畫緊結的體勢迥異，至於其他碑刻則明顯受到南派成熟楷書的影響，溫潤秀美，更與北碑大相逕庭。事實上，南派在早已完成楷隸之變的情況下，又如何會出現大量與魏碑同體的碑刻作品？
更為重要的是，阮元南北書派論的根基在北碑南帖論，而這是由書法史的史實所證明了的，並不是來自阮元的理論虛構。這一點不要說康有為不能正視，而不得不糾纏於南碑問題這一細枝末節，以逞其私見，即使現當代所有反對阮元南北書派論的學者，也沒有誰能拿出證據，來證明阮元南北書派論為鑿空不實之論。因為至今在北方北碑中心區域，如山東、河南、山西、河北也沒有發現出土二王一路行草書墨跡，這難道還不說明問題嗎？為何非要徒託空言，從史料文獻上來證明南北書風是相互影響，風格無甚差別的？
按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觀點，文獻要得到出土實物的佐證，而在南北書法問題上，南北書風同一性問題卻得不到出土實物的佐證。即使是最為書法史家所津津樂道的王褒入關，也沒有在北方留下南派書風影響的痕跡。事實上，王褒入關，是在西魏破梁的公元五五四年，這個時期，魏碑早已趨於高度成熟達半個世紀之久，因而，西魏破梁所引發的王褒入關，及大批書畫作品運抵長安，雖然成為南北文化交流的一大事件，但北派書法卻並未輕易接受南派書法的影響。見諸《顏氏家訓?雜藝篇》的一段記載頗有意味：“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到今日邪？'。”所謂崎嶇碑碣之間，也就是要求他寫碑，而不是他擅長的南派行草手札，可見王褒書法之所長在北地並未被接受。因而華裔美籍學者盧慧紋認為：“這次大規模文化交流的影響不如想像中深遠。目前所見北方出土的刻石或書跡不見南方書風的影響，而南方也同樣少見北方風格的作品，這個問題尚待進一步的研究。”（盧慧紋《江左風流與中原古法——由王褒入關事件談南北朝時期南北書法發展》）
由此，南北派書法的關鍵問題不是南碑、北碑問題，而是北碑與南帖問題。如果拿不出證據證明北朝存在帖學，同時，也拿不出證據證明南朝存在北朝風格的碑刻，又如何證明阮元南北書派論不能成立呢？面對這樣一個確鑿的書史史實不予承認，眾口一詞，強為之說，認為南北朝書法不存在對峙差距，“北魏晚期的書法與同期南朝書法基本一致”，這豈不是連最基本的實事求是的學術立場也喪失了嗎？
事實上，國家與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的一個前提條件，便是意識形態對峙的消融、淡化或終結，由此達成彼此間的文化認同。處於意識形態對峙下的國家民族間，是不可能實現文化的真正交流的，南北朝書法不能夠真正實現書法交流的原因恰恰在於此。
永嘉之亂後，玄風南渡，北方則明禁老莊，遠離玄風，大力提倡儒學。正始以後，“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於北方，魏儒學最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最盛”。因而南北朝在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這也體現出南北朝統治者不同的思想文化價值抉擇，這種思想文化的差異反映到書法領域便直接造成南北書派格局的形成。北朝崇儒尊隸的書法文化風氣極大地抑制了行草書的發展。行草書處於全面衰歇狀態。這種狀況隨著北碑一統天下而不斷加劇，北周滅陳，建立隋朝，北碑取代南帖，成為書法正宗。隋代所傳書跡，除由陳入隋的智永《千字文》外，全為碑刻。這個書史事實本身即說明北派是全力排斥南派行草的，行草書體在北派中幾無地位可言。
因而，南帖北碑的出現，不是書法本體的規定，而是社會文化形態整體轉變指令的結果。“作為群體風格，南朝的帖體書風正是由禁碑政策直接地造成，此外有可能發展起來的碑體卻被作為‘別的品種'被阻止，也就是被環境淘汰了。相反，北朝的碑體書正是由於允許立碑，加之佛教盛行，這也是國家政策造成的。環境就是這樣，不是壓制藝術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轍，於是就造成南北之殊風。”（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
因此，從意識形態立場而言，南北朝對峙的國家形態，使其不可能輕易接受對方文學藝術方面的影響，這並不純粹是一個審美問題，而是關涉到文化的價值取向，而文化價值取向的核心是由意識形態所支配的。“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虜相詬詈。”因而，在皆以自身為中原正朔所在，而視彼方為夷虜的南北朝對峙王朝而言，又如何可能出現放棄自身文化立場的文化交流呢？這種例子，在人類文化史上舉不勝舉。即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前，東西方尚處於冷戰時期，西方文化是被視為沒落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化的象徵的，在這種歷史文化背景下，中西方也有外交上的接觸、互訪，但這種接觸不可能引發文化上的交流認同。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是在打開國門，實行改革開放，結束冷戰與淡化意識形態對峙後才得以實現的。只有在這個政治背景下，我們才談得上接受西方文化，才談得上中西方文化的認同與交流。由現實的例子，來反觀南北朝書法，我們便會獲得切實的感受，南北朝兩種不同文化形態所導致的書法對峙便變得可以理解了。質言之，阮元南北書派理論不僅僅是立足書法內部，因而它本身也不是一個就書法論書法便能認清的問題。
以上是我對王玉池先生《誤文》的一個回應。鑒於王玉池先生認為拙文對其觀點的質疑，不用具體作品分析，下面我也不妨作些具體作品的風格分析。
王玉池認為啟北碑之源的王獻之《廿九日帖》、王徽之《新月帖》，被後世收錄於《萬歲通天帖》、《真賞齋帖》中，但皆不是真跡，而是唐人勾摹本。從王玉池引證的個別字例，如“白”、“中”、“弟”、“具”看，確有北碑的體勢、風格，但是問題在於，在《廿九日帖》、《新月帖》二帖，通帖皆為帖學行書體勢的整體格局下，單單這幾個字具有北碑格調、筆勢，究竟是暗合，還是有意為之，抑或是唐人勾摹本的誤讀？由《廿九日帖》、《新月帖》整體分析，帶有北碑體勢的這幾個字，皆為方筆，但在整個帖中，卻極為諧調，仔細分析，有些方筆顯系書寫中不經意做出的，或由一些多餘的動作使之趨向北碑，而明顯是自然書寫中出現的暗合現象。因此，我始終認為不能僅僅依據這幾個字，便得出“王獻之《廿九日帖》為典型北碑式樣”的結論，這是極其武斷的。頗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唐模本《萬歲通天帖》中的《廿九日帖》、《新月帖》與宋刻本《淳化閣帖》中同帖相差極大。兩相比較，唐模本較精，而宋刻本則臃肥無神。但這只是模刻本的精粗之別，就其兩者孰更接近原作很難判斷，在這種情況下，更無從從模刻本的個別字推斷其為北碑體勢。
從風格學的立場分析，一件書法作品的風格應是統一的。尤其是經典作品，風格的完整和統一是最基本的質素。《廿九日帖》、《新月帖》作為帖學經典，它的風格基調是夭矯灑落，富有內在意味和表現力，而其書體風格則以行書為主調，間或羼雜楷書體段。由於楷書極少，並處理得富有自然之趣，從而沒有影響到二帖風格的統一。如果按王玉池所認為的那樣，《廿九日帖》、《新月帖》通篇風格應為北碑體式，如果真是如此，也才具有說服力，也才能夠說“四世紀七八十年代，以王獻之為首的南朝書家，創造了被後世稱作北碑的獨特體式。”
再引申一下，如果一個書家創立了基本經典風格範式，它首先應有完整意義的典範性作品；其次應有後續性的作品系列；同時，受其影響，應有流派出現，而這個流派還應表現出時代遞承性。但在王獻之為數不少的作品中，我們根本見不到一件純北碑風格作品，而且在受他影響的後世書家，如羊欣、王慈、王志等人的作品中也不見北碑風格，更不用說北碑風格流派了，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將王獻之《廿九日帖》這一純粹帖學範疇的作品，視為北碑體式的典型乃至起源是缺乏史學依據的。
就隸變進程而言，南派楷書受鐘繇影響，早在公元三世紀初即已完成隸變，鐘繇《薦季直表》、《賀捷表》、《宣示表》，傳王羲之《黃庭經》、《樂毅論》、《曹娥碑》，王獻之《洛神賦》皆為成熟的楷書，而北派楷書則遲至公元六世紀才趨於成熟，二者時間相差二百七十餘年，在這個情形下，南派楷書怎么可能會成為北碑體式的典型和起點呢？
我講史觀的歧異，便是指王玉池先生無視南北二派隸變進程的巨大差距。王玉池先生認為這與史觀無關，討論的都是具體問題。眾所周知，隸變是在書法史、文字史上引起巨大變革的重大事件，它是我們認識和釐清書法古今之變的鎖鑰，無視隸變這一“史觀”，便會在書法史研究上不辨古今，失去方向。王玉池先生將早已完成隸變的東晉王獻之《廿九日帖》、王徽之《新月帖》指認為北碑典型，便是因為忽視了隸變這一史觀造成的。
王玉池先生在文章最後寫道：“順便提及的是，姜文發表以後，許多熟悉書史的同道都認為，沒有必要費工夫回答文中那些顯而易見的問題。儘管如此，我還是寫了這些讀後印象。”這些話聽來，是頗有些“學術權貴”意識的。我不知那些“熟悉書史的同道”對書史“熟悉”的程度，也不知道北碑體式源於南帖是不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如果真是認為北碑源於南帖是顯而易見的問題的話，我倒真對這些“熟悉書史的同道”的史學功底產生懷疑了。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不客氣地說，在南北朝書學研究領域，很多治史者還未摸著門徑！不是當代有很多學者認為魏碑是由碑刻手粗陋造成的嗎？不是有學者認為民間書法（包括北碑）即是如當代的不規整字跡嗎？包括王玉池先生本人不是也認為北碑源於南帖嗎？所有這些觀點，不都證明當代南北朝書法研究還處在一個相當低的層次並充滿觀念混亂嗎？
也順便說句並非題外話的話，學術是尋理，不是排座次，學術是自由的，不要自認為自己的觀點是掌握了學術真理，是不容置疑的。學術的進步，就在於懷疑、批評、問難、辯駁，對於一個真正的學者而言，即使這種懷疑、批評不是來自外部，其自身也要保持一種自我批判精神。一代史學大師郭沫若便在《十批判書》中寫有《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對自己早期的中國史研究進行自我清理批判。這種學術情懷是當代很多治史者所根本不具備的，相比於對學術的真誠，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的聲望與名位。郭沫若說：“過去有一字之師，今有一語之敵。”在這種情形下，學術討論便變成黨同伐異並充滿學閥意識。我想問題終究是問題，回到問題本身，少一些非學術化的表述，才是正理。
選自《書法》2007年第10期
膠南市藏南鎮教育辦公室數學教師
一、基本情況
王玉池，男，生於1963年，漢族，本科學歷，中學高級職稱，藏南鎮教育辦公室數學教師，教齡28年，班主任工作10年。
二、主要工作業績
一主要榮譽：
1．2007年11月評為青島市校園經濟先進個人；
2．2001年9月評為青島市優秀教育工作者；
3．1991年9月評為青島市優秀教師；
4．1989年9月評為膠南市優秀教師。
二主要論著：
1．2001年6月論文《農村中國小實施心理健康教育的理性思考》獲2000-2001年度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組織的心理健康教育優秀論文一等獎。
2．2001年6月論文《淺談科技教育與實際教學的結合點》獲省第五屆中國小教育科研優秀成果獎。
3．2001年8月論文《淺談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途徑》獲第四屆希望杯全國基礎教育優秀論文評選一等獎。
三、主要事跡
該教師1991年7月參加工作，自參加工作以來，認真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忠誠黨的教育事業，認真執行國家的教育方針。在教育工作崗位上，愛崗敬業，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事業心，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自覺遵守職業道德規範，以身作則，為人師表，廉潔從教，自覺抵制各種不正之風。受到廣大師生和學生家長的廣泛讚譽。
在教學一線工作期間，從事數學教學，能夠以新的課改理念指導日常教育教學，所任教的班級歷次考試成績名列前茅。在教科研工作中，該教師表現出較強教研能力和組織教研工作能力。多次出研究課、示範課，所帶領的教研組工作突出，形式多樣、效果好，教學成績突出。
在擔任教育辦公室主任期間，工作能力和創新意識強，組織協調能力突出，帶領全鎮教育幹部開拓進取，不斷探索，使全鎮的教育教學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