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煒民 男，1953年1月生，河北省涿鹿市人。包頭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煒民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河北省涿鹿市
- 出生日期：1953年1月
- 職業：教授
- 畢業院校：包頭鐵路工程學校
- 代表作品：《中華文明史》
履歷,教學工作,科研成果,學術著作,科研項目,相關信息,
履歷
王煒民1974年包頭鐵路工程學校師範班畢業，任中學教師；1978年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1982年畢業開始從事高等教育工作。1990至1991年曾於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做國內訪問學者，師從劉乃和教授進行學術研究。現任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歷史系主任、副教授。兼任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理事、全國師專歷史教學研究會理事、包頭市歷史學會副理事長，海南大學四庫全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廣西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員。一直從事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化史的教學與研究，多次被評為包頭師專優秀教師或獲得包頭師專優秀教學成果獎。著作有《中國古代禮俗》，作為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之一，獲第六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等多項獎。主編《中華文明史》，參編書籍有《中國歷史文獻學》、《二十五史導讀辭典》、《白話二十四史》、《〈後漢書〉精華註譯》、《中國古代文獻學家研究》等多種。在《歷史文獻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陰山學刊》、《殷都學刊》、《文史知識》、《浙江學刊》等報刊發表論文數十篇。
教學工作
1982 年開始從事高等教育， 1988 年評定為講師， 1994 年晉升副教授， 2001 年晉升教授； 2006 年始任碩士研究生導師。一直從事中國歷史文獻學和中國古代文化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開設課程有：《中國歷史文選》、《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史學史》、《中國禮儀文化》和《中華文明史》等。並指導學生的學年論文、畢業論文、教育實習；注重教學內容與方法的改革、多媒體教學的探索與套用。多次被評為校級優秀教師，並被評為包頭師範學院學術帶頭人。 2003 年 4 月，中共包頭市委員會、包頭市人民政府授予包頭市 1998 — 2002 年度勞動模範光榮稱號。 2004 年 7 月，被評為包頭市 1999 — 2002 年度專業技術拔尖人才。 2005 年 9 月 , 又被評為內蒙古自治區師德先進個人。
科研成果
歷年來撰寫、主編及參編著作 20 余種，在《歷史文獻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東洋禮學》（韓國）、《文史知識》、《浙江學刊》、《殷都學刊》、《江漢論壇》、《陰山學刊》等報刊發表文章 70 余篇，多種論著被轉載、摘引和獲獎。下面僅列出 2001 年以來的科研成果：
( 一 ) 、論文
1 、《 < 五禮通考 > 淺論》（獨撰），《歷史文獻研究》第 20 輯（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年刊，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7 月出版）。獲包頭市第四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2004.10 ）
2 、《為師憂道不憂貧——追念劉乃和先生》（獨撰），《陰山學刊》 2001 年 4 期。
3 、《淺論弘揚中華文明的重大意義》（獨撰），《陰山學刊》 2002 年 3 期。
4 、《從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看中華文明》（獨撰），《陰山學刊》 2003 年 2 期。
5 、《從十三經註疏看中華文明的傳承》（獨撰），《陰山學刊》 2003 年 4 期。
6 、《論中華文明的概念和內涵》（獨撰），《陰山學刊》 2004 年 4 期。
7 、《從中華文明看 < 史記 > 的價值》（獨撰），《陰山學刊》 2004 年 6 期。
8 、《〈史記 〉與中華文明》（獨撰），《史記論叢》（中國史記研究會年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8 月出版。）
9 、《從中華文明看“史德”論的價值》（獨撰），《陰山學刊》 2005 年 2 期。人大複印資料《歷史學》 2005 年 8 期“史學百家”摘編。
10 、《少數民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獨撰），《陰山學刊》 2005 年 5 期。
11 、《黎虎先生的學術道路與史學成就》（獨撰），《陰山學刊》 2006 年 1 期。
12 、《從司馬遷故里看弘揚中華文明》（獨撰），《陰山學刊》 2006 年 5 期。
13 、《胡適何如人》（獨撰），《江漢論壇》 2007 年 2 期。
學術著作
1 、《一刀劈開生死路——庖屠趣話》（獨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5 月出版。
2 、《中國禮儀文化》（主編），遠方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出版。獲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頒發的內蒙古自治區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 （ 2005 年 3 月）
3 、《中國歷史文獻學》修訂本（參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 年 9 月出版。
4 、《開國之君與亡國之主》（主編），華文出版社 2004 年 1 月出版。
5 、《中國古代禮俗》（獨撰）， 商務印書館 2004 年 7 月重印。
6 、《中華文明簡史》，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2 月重印。
7 、《中華文明概論》（與郝建平合著），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4 月出版。
8 、《黎虎教授古稀紀念中國古代史論叢》（副主編），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
科研項目
1 ．《中國出版通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2002 年度 重點項目，參加人。
2 ．《中華文明概論》，內蒙古高等學校科學研究項目（ 2003 年立項），主持人，已完成。
3 、弘揚中華文明的理論研究，包頭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項目（ 2002 年立項），個人項目，已完成。
4 、《 漢唐“交聘”體制研究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2005 年度 項目，主要參加人。
相關信息
劉乃和先生(1918—1998)，天津楊柳青人。出身於書香門第，祖父劉學謙曾點翰林，父親長於金石書法，外祖父徐坊是著名藏書家。劉先生幼承家學，喜好文史。1939年考入輔仁大學歷史系，1943年畢業留校，1947年輔仁大學史學研究所研究生畢業，任輔仁大學歷史系助教、講師。1952年院校調整，輔仁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併，從此一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先後擔任歷史系和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教授、歷史文獻教研室主任、陳垣研究室主任等職；併兼任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輔仁大學校友會副會長、全國婦女歷史資料編委會委員、《中華大典》常務編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顧問、《續修四庫全書》顧問等多項社會職務，享受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津貼，被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列入《世界5000名人錄》和《世界婦女名人錄》。她是一位國內外均具有崇高聲望的女學者，也是一位師德高尚深受學生愛戴的教育家。
我1978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即開始成為劉乃和先生的學生。1990年回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做訪問學者，再次拜在劉先生門下，更成為人室弟子，耳提面命，隨時聆聽教誨。至劉先生仙逝，整整二十年，一直向先生求教問學，先生有問必答，除在京時當面指點外，所賜書信亦達三十餘封。先生已長眠西山十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時浮現在眼前，她的諄諄教誨亦猶在耳際縈迴。為了緬懷恩師，發揚先生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執著追求、默默奉獻、淡泊名利、獎掖後學、甘於清貧、樂觀豁達的不朽精神，特撰此文，以志紀念。
勤奮治學——學者的楷模
劉乃和先生是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和文獻學家。“在五十餘年的治學生涯中，先生繼承勵耘主人陳垣先生的學術和治學精神，在陳垣學術研究、中國古代史研究、歷史文獻學研究以及史學的普及與提高方面。做出了令人嘆服的成就，在有關學科的理論建設上提出諸多重要見解，為世人矚目”(周少川、鄧瑞全《先師的學術精神永存》，載《劉乃和教授紀念集》，1999年內部發行。以下出自該集的引文只注篇名)。
談到劉先生的學術，必須提及我國現代史學大師陳垣老先生。陳垣(1880—1971)，字援庵，廣東新會人。青年時期就積極參加愛國運動，並從事學術研究。1913年開始從事教育事業，1926年起先後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被毛澤東主席譽為‘國寶’的我國已故著名教育家、史學家陳垣先生，學識淵博，治學勤奮嚴謹，著作等身，其史學成就碩果纍纍……於宗教史、元代史、醫學史、目錄學、年代學、校勘學、避諱學、史源學、敦煌學諸史學領域的研究，均有承前啟後和重大的開拓、奠基意義，深得海內外學界推重。先生為人胸襟坦蕩，熱愛祖國，追求真理。……他為我們樹立了楷模，堪稱我國一代史學宗師”(拙文《一代史學宗師——陳垣先生史學成就述略》，載《陰山學刊》1993年第2期)。因此，研究陳垣，繼承、弘揚他的學術和求真、愛國精神，具有重要的學術、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劉先生自1939年考入輔仁大學起，就被陳垣老博大精深的學術造詣所吸引。1943年畢業留校，並跟隨陳老攻讀研究生課程。1947年研究生畢業任輔仁大學歷史系助教並任陳老助手，1955年起任陳老校長專職秘書，直到陳老1971年去世。數十年間，劉先生追隨陳老問學請業，深得陳老學術之精奧，並且一直把記錄、整理陳老生平資料，總結弘揚陳老學術，作為她孜孜不倦的奮鬥目標。80年代以來，劉先生陸續撰寫了數十篇文章，對陳老的學術特點、治學態度、教學實踐、史學貢獻、愛國精神、思想發展和工作生活，進行了全面闡述和發揮，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並主編了三部紀念文集和一本紀念畫冊。“在劉先生的大力提倡和組織推動下，陳垣研究已經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所取得的成果對研究中國現代史、現代教育史和現代史學史多有裨益，對當代學者讀書治學也起到了很好的借鑑作用”(鄧瑞全《勵耘承學，休光垂世——記劉乃和先生的生平和學術》，載《歷史文獻研究》總第19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須提及的是，劉先生一直在進行《陳垣年譜》和《陳垣評傳》的撰寫工作。遺憾的是天不假年，兩部書稿尚未完竣，先生卻因病長逝。薪盡火傳，劉先生的三位弟子，即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周少川教授、鄧瑞全教授、王明澤研究員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了整理完成上述兩部書稿的任務。他們編撰的一部六十多萬字的《陳垣年譜配圖長編》，已由遼誨出版社於2000年10月正式出版，相信全面系統的《陳垣評傳》不久也將面世。
陳垣老的學術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善於總結和開拓，在繼承和發掘中闡揚精華。劉乃和先生的學術研究也具有這種精神和風格。劉先生治學範圍甚廣，其中主要有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學、中國婦女史和陳垣研究。大體說來，中國古代史和歷史文獻學的研究，是在繼承陳老的基礎上，加以擴展和發揮；中國婦女史和陳垣研究，則是先生的開拓和創新。先生曾主編《<冊府元龜>新探》、《<資治通鑑>論叢》、《司馬光與<資治通鑑>》、《司馬遷和<史記>》、《歷史文獻與民族文化》、《中原文化與傳統文化》、《太湖文化研究》等多部學術論文集，發表了百餘篇論文。先生的學術思想和創新之論，主要見於《勵耘承學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和《歷史文獻研究論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兩部著作。其中，繼承發揚陳老學術方面，涉及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避諱學、年代學、職官制度、歷史地理、文獻學理論等諸多方面，已為學界熟知，此不贅言；陳垣學研究，上已述及；下面僅就中國婦女史研究略加說明。
劉先生是我國女界精英，長期以來，一直從事婦女史的研究，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文章。不僅寫了廣為人知的古代女界人物，如我國最早的女史學家班昭和東漢才女蔡文姬等：也評述了鮮為人知的唐代農民起義女領袖文佳皇帝陳碩真、能詩善詠的女道士魚玄機，以及清代光彩照人的彈詞女詩人陳端生等；撰著了《中國古代婦女的教育、地位、奉獻》等很有學術分量的論文；還整理了清代傑出的女天文學家、女才子王貞儀的文集《德風亭集》。並且主編過一部婦女辭典和婦女史資料彙編，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雷潔瓊題寫了書名，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付印，這是劉先生深以為憾的一件事。除自己研究外，劉先生還大聲呼籲全社會重視婦女史的研究。早在1984年，劉先生就撰文指出：“占中華民族人口半數的婦女．在歷史上是做過重大貢獻的，其成就是不可泯滅的。……但婦女事跡，則因散見各書，多不為史家注意。寫通史、專著，也未注意對婦女歷史的探索，史書無專章，論述少專著，這是很不應當，也是很不公平的。今之治史者應有意識地更多地重視古代婦女史的研究，以補過去的遺漏和不足，這是史學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個課題。”(《要重視古代婦女史的研究》，載《光明日報》1984年10月3日)近幾年婦女史研究蓬勃開展，漸為社會重視，許多研究婦女史的作者都尊劉先生為元老。儘管劉先生抱著“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態度，不以元老自居，實則當之無愧。正如《光明日報》1993年8月10日發表劉先生《探驪巾幗史，屈指二十年》一文加的編者按所說：“建國以來，女性研究長期只限於婦聯繫統，至80年代初，才逐步進入學術領域。一位學者在《中國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2期)中回顧這段進程時說：‘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最早呼籲研究中國婦女史的，應屬史學界的老前輩劉乃和先生。’”
劉先生作為德高望重的學界前輩，受到廣大學者的尊重，問學、求序、索文者絡繹不絕，她還承擔了大量社會工作，因而有寫不完的回信，償不完的文債，開不完的討論會。即使如此，自己的學術研究仍然取得突出成就．這與她加倍的勤奮分不開。劉先生的生活中從來沒有節假日，“她曾說過：我是把別人每天遛彎、聊天、打太極拳的工夫都用來工作了。先生的勤奮的確是出了名的，用‘手不釋卷’已經不足以形容。她的案頭上永遠擺滿了打開的書籍資料，書房內所有家具的大小平面上都摞放著書。先生每天晚上很晚才睡，為了趕稿子，有時還要熬夜。但是無論睡得多晚，早上都是四五點鐘就起床，往往是別人都還在夢鄉時，她已經開始一天的工作了”(王明澤《先生與我》)。
默默工作——無私的奉獻
劉乃和先生逝世後，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獻學家、書畫家、文物鑑定家啟功教授送上一副輓聯，云：
令譽流傳，統戰辛勤人共仰；長眠論定，平生業績自無私。
啟功先生亦為陳垣老的弟子，是劉乃和先生的同門學長，同在輔仁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執教．密切交往長達半個世紀。因而，啟先生對劉先生了解至深。“平生業績自無私”是對劉先生一生高度的精闢概括。劉先生從不考慮個人得失，把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確確實實是無私奉獻的一生。
劉先生的一生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1971年前主要協助陳垣老工作；1971年陳老逝世後，全身心教書育人，研究學術，還承擔了繁重的社會工作。
劉先生在陳垣老身邊學習和工作三十多年，始終把照顧、幫助陳老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特別是院系調整後，陳老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組織上派劉先生做他的專職秘書，而其時陳老已年逾古稀，因此除了幫助陳老的行政工作和學術研究外，每天照顧陳老的日常生活起居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劉先生的工作。為了照顧陳老，劉先生放棄了家庭的天倫之樂，即使是逢年過節都同陳老在一起，卻沒有在自己家裡度過一次新年除夕。對於劉先生的無私關照，陳老非常感動，曾說過“今生得一知己則無憾事”的話。後來又多次動情地對劉先生說：“沒有你，我活不到這么大歲數!”師生情誼之篤深，古往今來難逾於此!
陳垣老除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外，還兼任中國科學院史學二所所長和全國人大常委等職，日常工作和社會活動都非常繁重，作為助手，劉先生承擔了其中絕大部分工作。陳老的許多講話、文章都由劉先生起草，她還經常仿陳老筆跡書寫墨筆條幅，以滿足社會各界之索求。這在北京師範大學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劉先生從不自我誇耀。有一件與此相關的事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994年，《陰山學刊》第1期將發表學兄鄧瑞全先生《默默的奉獻，執著的追求——記劉乃和教授》一文，我做責任編輯。其中有一段寫道：
解放之初曾引起巨大轟動的《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是陳老回答胡適有關《水經注》問題的覆信。信中熱情歌頌了共產党進城後師生民眾歡欣鼓舞的局面，揭露了反動派的造謠和誹謗。許多海內外學者從報上看到這封信後都非常興奮，認為像陳老這樣的史學大師都留下來，證明新政權是可以信賴的，於是紛紛投進了新中國的懷抱。這封公開信就是劉先生第一次為陳老代筆。
起初劉先生不同意發表此段，給筆者來信指出：文章“由於是小鄧寫的，是你發的，都是我親近的人”，恐容易引起誤解，我只得刪去。但反覆考慮後．我認為還是應把在這件四十五年前曾引起海內外轟動的事件中劉先生的貢獻公之於眾，於是把校樣寄去請先生再次審定。後來劉先生同意不刪此段．但把最後一句改成“這封公開信就是劉先生根據陳老的意願第一次為陳老代筆”。可惜的是，由於書信來往耽誤了時間，正式發表時未能增入此段。僅此一事亦可看出劉先生嚴謹的學風和無私的品質。
如果說陳老在世時，劉先生的工作是隨著陳老的時間表運轉的，那么1971年之後，劉先生就可以自主安排時間了。憑著劉先生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功力，如果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集中精力，潛心治學，一定能獨樹一幟，取得更加突出的成就。但她為了祖國文化教育建設這個大事業，把個人的名和利一概拋在了腦後，正如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著名學者李修生教授所說：“她搞學術工作絕少個人的目的，她有自己準備研究的課題，但當有學術組織和個人請她為一個項目的計畫、一部書、一篇文章提意見時，無論是給她一個顧問的名義，或無任何名義，她都會全力以赴地開始工作，為別人的書或文章查材料，核對原文。有時她寫出的意見書，比她看的文章還長。”(李修生《憶劉乃和先生》)
還應強調的是，劉先生有著強烈的時代感和社會責任感。早在解放前，她就投身於黨所領導的學生運動，參加過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和“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她又為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1979年，劉先生參與發起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並先後擔任副會長、會長。近二十年間，她不顧腰腿疼痛．和學會會員一起走遍祖國大江南北，發掘地方歷史文獻，研討鄉邦歷史文化，推動了當地的精神文明建設。尤其是1989年任會長和《歷史文獻研究》主編以來，劉先生更是殫精竭慮，為使學會成為國內外頗具聲望的一流學術團體而廢寢忘食，辛苦操勞。近十年來，她帶領學會全體會員輾轉祖國各地，先後在上海嘉定、廣東汕頭、陝西西安、內蒙古呼和浩特、四川南充、河南駐馬店、貴州貴陽、江西樂平、江蘇蘇州等地開展以地方歷史文化為主題的學術活動。這些學術活動在各地引起了深入、持久的影響，有力地促進了當地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先生以一個史學工作者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為新時期學術科研活動如何為社會服務積累了經驗，尋找到一條比較成功的道路”(周少川、鄧瑞全《先師的學術精神永存》)。
海南大學文學院張三夕教授所撰輓聯很能說明劉先生所做的貢獻，特錄於此：
得援師真諦，弘揚中華典籍，日日校讎，精神永在；
接舜老帥旗，執掌文獻學會，年年奔走，功績長存。
教書育人——師德的典範
北京師範大學陳垣研究室敬輓劉乃和先生的輓聯云：
人生八十秋，為人為文為師範；
杏壇五五載，育桃育李育英才。
劉先生自1943年畢業留校，至1998年病故，在高校教師崗位上整整工作了五十五年，可以說她把畢生精力都貢獻給了祖國的教育事業。1985年為慶祝第一個教師節，劉乃和先生作詩一首，題為《教師頌》，詩云：
為師憂道不憂貧，粉筆生涯寄此身。
但得群英德才備，滿園桃李自芳芬。
樂在其中只自知，身窮志富馳神思。
良材他日擎樓廈，應念昔年輔教師。
1992年教師節。江澤民同志到北京師範大學看望師生。與十幾位教師代表座談。劉先生即席發言，其中吟誦了“為師憂道不憂貧”的詩句，江澤民同志將這句詩記錄在筆記本上，並在總結講話時兩次引用這句詩，給予了很高評價。“為師憂道不憂貧”，這是對承擔著培育下一代重任的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是劉乃和先生“為師”的基本原則。這裡的“道”，是指思想、學術、事業、道德，“貧”，是指物質待遇和生活條件；“道”是“為師”者應全身心投入，為之努力奮鬥的大事，而“貧”則不必過分關注。劉乃和先生執教五十多年，將畢生精力都獻給了偉大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為師憂道不憂貧”是她發自肺腑的心聲，也是她一生的真實寫照。
我1978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第一學期劉先生就為我們開設了《中國歷史知識講座》，講授了曆法紀年、地理沿革、姓字名號、科舉制度、歷代官制、古代史書等六個專題；四年級第一學期又講授了《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劉先生講課面帶笑容，神采奕奕，聲音洪亮，語言流暢，旁徵博引，談笑風生，條理清晰，板書秀美。本來所講內容較為枯燥，但我們都深深為先生淵博的學識和學者的風範所折服，為先生生動的舉例和幽默的語言所感染，聽得津津有味，忘記了時間，總覺得一節課過得太快了。畢業多年後同學們相聚，談起劉先生的課，還都印象深刻，如同昨日。
劉先生除先後在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授課外，還應邀到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蘇州大學、雲南大學、蘭州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等校講學，受業弟子遍及全國，可謂桃李滿天下。對這些學生不分校內校外、畢業前後，她都幫助提攜，不遺餘力。
我1982年畢業分配到包頭師院歷史系，擔任《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的教學工作。此課須有深厚的史學史、文化史、歷史文獻學和古代漢語的功底方能勝任，難度較大，故向劉先生請教。先生回信指出：“這個課，對學歷史的同學來說，是很重要的基礎課，學好此課，對將來學哪段歷史都很重要，尤其對歷史文獻或史學史關係重大。”教導我認真鑽研，搞好教學，並先後三次覆信，對教學方法和主要參考書作了具體指教．使我較快地適應了教學工作。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提煉教學體會，寫了四十多篇評論歷史要籍的短文在報刊發表，其間將部分文章寄劉先生審閱，先生回信對拙文給予肯定：文章“短小精練，極得要旨，選題面廣，為同等書所未選者也不少”。並鼓勵道：“望繼續寫下去，一方面可以幫助別人，另一方面，通過寫作必然可以提高自己，有助於深入研究。”1990年我跟隨先生訪學，根據自己的情況打算以“焦竑研究”作為課題．先生儘管有許多需要助手協助的研究工作，但仍然毫不遲疑地支持我的選擇，並指出：“焦竑是明代學者，著書多，藏書富，校書不少。他除去思想上有引佛入儒主張，希望調和儒釋這一思想特色外，並在經學、文學、史學、哲學諸多方面都有著述和成就，但過去對他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尚少，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得到先生的首肯，我增強了信心，先後完成了多篇研究焦竑著作的論文。其中最初的兩篇，先生作了字斟句酌的修改，使我獲益匪淺。二十多年來，我在教學和科研上取得一些成績，是與先生始終一貫的幫助和鞭策分不開的，特別是先生“為師憂道不憂貧”的精神，時時警策我為人做事。
劉先生不僅對學生在學業上嚴格要求，而且在生活上也關心體貼，無微不至。學兄張立生曾撰寫《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懷念導師劉乃和先生》一文，其中談道：1983年他師從劉先生讀研究生，為方便到劉先生家問學(其時劉先生住在校外)，需買一輛腳踏車，但囊中羞澀，是劉先生為他補上車款缺額，才“購買了第一部個人的腳踏車”。對身邊的學生如此，對其他求教者劉先生也是滿腔熱情。江西省樂平市委副書記黃輝富在“洪皓、馬端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劉先生相識，之後每有文章都寄劉先生過目。劉先生看後，“除針對文章說一些鼓勵鞭策或商榷性的意見外，還把文中的錯別字、錯別標點符號列成表，第幾頁第幾行，一個個標得清清楚楚，再寄回來”。他深有感慨地說：“這種誨人不倦、嚴謹細緻的長者兼學者風範，實在令我敬佩不已。”(黃輝富《悼劉乃和先生》)
由於劉先生學識淵博、德高望重，就連一些著名學者也尊她為師。上海大學來可泓教授曾撰《緬懷劉乃和先生》一文，其中談道：“她是陳垣先生的及門弟子，我是陳垣先生的長公子樂素先生的弟子，在學術上均屬陳垣體系，有較多的共同語言。特別是同在文獻會活動，先生的道德文章，負責精神，更令我敬慕。我尊她為師，向她學做人為文；但她卻以我為友，不倦教誨和鼓勵。”文中還記了一件劉先生為來先生改詩的事：
1997年杭州大學百年校慶，我寫了一首賀詩，詩曰：“梅花迎春百度開，蜂蝶鶯燕紛飛來。為我中華釀佳蜜，撒在大地化良才。”事先寄給劉先生審閱。劉先生為我指出：“從仄起而論，此詩有十三字平仄不合，但其中一、三可不論，因此‘梅’、‘為’、‘中’、‘鶯’、‘大’可不改，其餘八個字必改。”於是在不改原意的情況下，字斟句酌，改成“梅花迎春百度開，蜂蝶鶯燕遠飛來。年年釀得甘芳蜜，撒向人間育俊才。”使我得益匪淺。
這件事不僅說明劉先生熟悉韻律，精於詩法，而且反映了劉先生誨人不倦的高尚品質和師德風範。
每逢新年，海內外的上百張賀年卡就如雪片般飛進劉先生的補拙書屋，僅此亦可說明，劉先生令人嘆服的學者風範，贏得了廣大學子的尊敬和愛戴。
簡樸生活——高尚的情操
劉先生長於詩詞，常有感而發，作詩抒懷。在年逾古稀之後，曾有一首《生辰自詠》登在《中國老年報》上，詩云：
獨茗獨坐，獨起獨臥，獨行獨止，獨憂獨樂。人生過隙白駒，轉眼七十已過。忙忙碌碌半生，賺得孑然一個。三餐因陋就簡，穿著縫補舊破。有時引吭高歌，有時賦詩吟喔。有時滿座高朋，有時孤單寂寞。有時埋首撰著，有時挑燈備課。對坐四壁圖書，興來揮毫翰墨。千里求師來訪，仍然登壇授課。廿載腰腿疼痛，運轉尚超負荷。雖說精力漸衰，且喜勤而不惰。待人接物以誠，辦事言而必諾。際遇風風雨雨，工作有成有挫。八寶山頭已近，莫作匆匆過客。珍惜桑榆晚景，豈能白白度過。
這是劉先生晚年生活的真實寫照，既說明日常生活的簡單質樸，也可看出先生胸懷的豁達大度。
劉先生對物資生活一直“因陋就簡”，無所追求。1986年以前，先生住在北京西城區能仁胡同36號，我曾經去過一次，條件十分簡陋。師兄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汝啟和教授曾撰文記述：“先生住的是四合院西北角的兩間小平房，房子年久失修，夏天常漏雨，而屋子裡最多的‘擺設’就是排滿了書的書架。每逢雨季，這些書架便都披上了‘雨衣’——各色各樣的塑膠布，屋子裡的潮濕程度也可想而知了。先生的膝部、腰間有嚴重的骨質增生．每到這種時候，疼痛就會加劇。冬天就更不好過了：屋子裡只有一個蜂窩煤爐子，紙糊的頂棚在寒風中發抖，玻璃窗上方既不是方磚，也不是木板，而只是一層薄薄的紙，屋裡的溫度常在十攝氏度以下。生活條件如此艱苦，先生的臉上卻從未出現過愁容，每次見到她，都是正埋頭於一大堆線裝書和稿紙中。談起學問，先生的話語帶著我在上下幾千年馳騁，小屋裡常常迴蕩起她那朗朗的笑聲。”(汝啟和《永恆的微笑——追憶劉先生的生活片段》)1986年，劉先生搬入北京師範大學校園內，住進了樓房，條件改善了許多。但三居室的房屋，除了放床處外，沿牆擺放的全是老式的書櫃和書架，既沒有豪華的家具，也沒有時髦的擺設。至於飲食穿著更是簡單。一日三餐，只吃三四兩糧食，青菜豆腐是看家菜，而且往往是做一頓吃一天，上頓剩下的下頓熱熱再吃。衣服很少更新，往往一穿就是十年八年，毛衣袖子上的補丁連成了片，“穿著縫補舊破”一點也不誇張。如此簡陋清苦的生活，而工作負擔又十分繁重，生命在高度超負荷運動，可劉先生仍然是無怨無悔，笑口常開。這充分顯示了先生胸懷坦蕩、樂觀豁達的高尚情操。
哲人其萎，薪盡火傳，吾儕後繼的“為師”者自己，將以劉先生為榜樣，繼承和發揚先生不朽的精神，沿著先師的道路繼續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