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起，日文名渡部宏一。1981年5月，46歲的王林起搭乘的飛機在東京成田國際機場降落，由此踏上了一段認親之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林起
- 國籍：中國
- 日文名：渡部宏一
人物簡介,畫毛主席,
人物簡介
王林起認親的名字是“渡部宏一”，另外六個渡部家族的人拿著照片確認了“宏一”的身份。渡部一家，曾是上世紀40年代初前往中國東北的“日本開拓團”的農民成員。這時，或死或丟，一家六口人只剩下在中國度過不惑之年的他，回到故土。
宏一與其他六個人相顧無言，近乎尷尬。王林起對“當天所見之人”並無太多親切感，他更在意的是自己有沒有給中國丟臉：他特意穿了由北京紅都服裝店師傅做的筆挺的中山服，手裡拉著兩個檔次還不算低的旅行箱。當晚，時隔近四十年，他又睡上了榻榻米，在“宏一”出生的地方沉穩地睡去……
宏一的父親是一位勤懇的日本農民，好飲酒，酒後若失言，第二天便要登門道歉。在決定是否加入“開拓團”之前，他曾多次前往宏一的姨母在中國東北“滿洲開拓團”的家中查探，回日後又在茨城縣接受了短期培訓。“滿洲國”，無論在哪方立場上是真是偽，對於這位普通的日本農民來說，只是一片可供開墾的廣闊土地。
幾年勞作下來，宏一一家開墾出村落丘陵處的一片荒地，還添置了不少牲畜。四五年後，村民們搭起一座簡陋的神社，並找好了紅松木材打算把電引到村子裡。可是日子剛有起色，日軍為挽回時局在開拓團內招募壯丁。宏一的父親被迫離家，不久後死在蘇聯，但這只是這個家庭離散的開始。
宏一讀國小時，班裡排演話劇：老鼠們商議在貓的脖子上掛上鈴鐺以便知悉其行動，正在謀劃時，貓一聲大叫，老鼠們驚得四散。話劇像個殘酷的預言，1945年8月11日，“受命逃難”的噩耗突襲，開拓團的農民成為被日方遺棄的難民。為逃避被日方威逼自殺的命運，難民們南下逃竄。流亡期間，妹妹登美子最先在慌亂中走失，母親在抵達瀋陽難民營後的一夜被蘇聯士兵侵犯致死，腹部中刀幾天后才被抬出難民營，留下一灘發烏的血跡。在中國出生的幼弟秀策尚未洞悉生死，懵懂中被陌生男人於慌亂中抱走。其餘兩個剩下的男孩分別被中國人領走，但只有宏一活了下來。
從日本農民到日本開拓團成員，再到日本難民，至戰爭的犧牲者，這個普通的日本家庭還未回過神就已支離破碎。
領走宏一的男人名叫王殿臣，河北景縣人，隨闖關東風潮來到東北瀋陽。按照傳統命理，當年王家五行缺木。於是這個被領來的孩子成了王家長子並被叫做“王林起”。那天起，王林起睡上了熱炕頭。
十幾歲的王林起僅花了半年時間就融入了新的生活。王家從瀋陽搬至北平，王林起在三年級時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少年先鋒隊隊員。少年王林起曾和少先隊員們一起湧入天安門廣場參加國慶觀禮，他們奔向金水橋，伴著無數放飛的氣球揮動雙臂，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歡呼致敬，他感到“無比光榮和幸福”。
此後，王林起在升入北京十二中高中部後不久，因體恤養父母維生之艱辛，選擇了退學。恰逢1958年大躍進的廠礦招工熱潮，他進入北京汽輪機廠操作磨床，一直工作至退休。“文革”期間，除去養母被單位“造反派”貼了一張《為什麼收養日本孩子？》的大字報之外，身為日本遺孤的他並未受難，反被廠里的造反派、保守派爭搶。王林起選擇了後者，隨時等待毛主席發表的最高指示，有訊息立刻寫大標語或放鞭炮表示慶賀。
畫毛主席
王林起曾經被送到中央美術學院學畫毛主席像。學成後，王林起為工廠畫下眾多大幅的毛主席像和抓革命、促生產的宣傳畫，他因為這個才能，而被工廠重用。
留在中國的王林起，此後大半生在畫毛主席。
在收養家庭的日子久了，王林起幾乎把日語忘乾淨了。在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之後，知道他戰爭遺孤身份的朋友也會問起他的歸宿，而他總以童年記憶線索早已不清，要贍養中國養父母為由，乾脆地說，不回！
讓王林起改變想法的是養父生前的一句話——“我挺想到你老家去看看，可說不定去不了了”。1951年，養父曾經帶著17歲的王林起回到自己在河北景縣的老家。王林起記得村莊的形狀與日本老家相似，東西長，南北窄。他循著模糊的記憶，用中文給故鄉和田村的村長寫了一封信。
“宏一給我寫過信，只要他活著，會來信的”。隔水相望，曾送給宏一那頂帽子的外祖父多年前這樣和家人叮囑。這或許已經為後來的認親埋下伏筆，兩年後，兩兩相望的親人準備妥善，王林起踏上了回日探親的飛機，也就有了睡上故鄉榻榻米的那一夜。
這時的日本已經漸漸走出了戰敗對經濟的影響，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的鼎盛期。王林起在日本受到照顧並有公司以高薪挽留，但他還是選擇“回來”。30多年後，80歲的老人回憶當時的選擇時說：“這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人生價值的區別吧”。此後，王林起多次回到日本探親。
日本政府厚生省於1975年3月12日正式開始調查“遺華孤兒”群體，並在經濟補償與探親活動諸方面給予遺華孤兒以利好政策。從1981年起，王林起持續以中文信向日本厚生省申請，日方應對遺華孤兒的養父母表示謝意。至2010年，養母賈鳳朝終於接到時任大使丹羽宇一郎先生親手贈予的感謝信。
遲到許久，加之王林起數年所見日本右傾政客在釣魚島、修改憲法問題上的“錯誤觀點和行為”，王林起心中的遺憾大於安慰。老人說，在中國，他作為一個幸運的“另類”，當盡一己之力祈望和平。
這不僅僅是個日本遺孤的故事，也是一位80歲老人的日常生活史。本是懷著沉重的心情去讀這本“日本遺孤”寫的書，但讀著讀著，我反倒忘記了他是個日本遺孤。更多地，我看到他豐滿的日常生活，鮮活至讓人驚訝的細緻記憶。
老人喜歡吃水餃。當年，開拓團的日本村子和東北本地屯子的距離並不遠，宏一家僱傭了一位中國農民幫工。年節時，僱工送來一壇裹在大衣中的水餃。宏一被中國人收養後，學會了做水餃。他的配方是各占三分之一的豬肉、鮮蝦肉和白菜，再加點韭菜做餡，用手擠出水餃。探親時，他熱情地做給日本親友吃。
在討論“中”、“日”時，很多從普通受難人日常生活中抽象出的詞語被拋在了空中，愈發輕浮，隨取隨用，易被煽動。它們很少再度回歸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落實根基。就像開拓團村子與東北屯子的那段路上，抱著一壇水餃在冬夜走路的中國農民的身影，僅在個體的生命經驗中存留。
老人平實的自述，是一種溫和的發聲。他讓有關這段歷史的整體敘事更為完整、多元，並讓那些從無數兩國普通民眾生命經驗中抽離出的大是大非，踏實地回歸到一個個體的生命中。在清明而質樸的自覺之外，這份80歲老人的親述還在平和地表征著個體的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