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八路軍來到
孔莊後,王典參加了抗日工作,開始管糧食的保管和供應,後擔任了農會組長.孔莊屬抗日政府三區,區長鬍子盛不執行合理負擔、團結抗日的政策,縱容區兵抓賭私分,民眾意見很大,王典領導民眾提出“驅逐鬍子盛,擁護喬勤禮”的要求.在八路軍地方工作團的支持下,罷免了鬍子盛,換上了共產黨員喬勤禮(喬民)。1939年1月,王典冒險救出了一位被抓的八路軍指導員,經這位指導員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後,王典擔任了區農會組織委員,他深入到敵戰區趙冊等村宣傳抗日,徵集公糧,工作很有成效。1939年11月,王典參加了縣委組織的冊井反摩擦鬥爭,他和榮成和、榮全林等率領北路請願民眾,衝破國民黨軍隊的阻攔,和頑軍支隊長於衍進行交涉,要求他們執行抗日政府軍費統籌統發的政策,不得私派糧款,於衍不僅不聽,相反卻下令毆打民眾,王典等人毫不畏懼,奮力反擊,被頑軍打得身負重傷。1941年,王典升任三區區長,不久為了對付敵人的強化治安,加強敵占區工作,王典擔任了新設的五區區長,五區是游擊區,王典以游擊隊的形式深入敵後村鎮,懲治死心塌地的頑固奸偽。他勇猛果敢、老百姓給他起了個綽號“馬武將軍”,氣得漢奸高德林出重賞緝拿他。
1942年,根據地遇到了多年不遇的大旱,莊稼無收,日偽軍又乘機進行封鎖、掃蕩和搶劫,抗戰進入極其艱苦的時期,深受民眾擁戴的老王典,擔任了縣農會主任。他走鄉串戶,與民眾一起探索生產渡荒的辦法。他在柴關村看到花房盤剝民眾的情況後,就組織民眾開辦起自己的花房,彈出棉花基本不賺,讓民眾用布來換,花房再把布賣給野戰軍供給處,供給處給錢或糧食,這樣民眾有了活乾,也換來了糧食。附近各村看這辦法好,也紛紛仿效。王典又因勢利導,各村以花房為基礎成立了合作社,各個區成立了聯合社,王典任二區聯合社主任.1944年縣聯合社成立後,王典任縣聯合社主任。在組織紡織、發展合作社的工作中,王典創造性地解決了很多問題,成為當時邊區的一面旗幟.如工作開始鋪開時,有的村幹部不認識合作社的優越性,合作社遲遲建不起來,王典就一筆一筆幫他們算細帳,算得他們心裡透亮,口服心服,工作全面鋪開後,個別村出現了幹部剋扣民眾的現象,民眾有意見,王典就語重心長地找幹部談心,指出:“我們的合作社是民眾經濟,如果剝削民眾,和過去的奸商有什麼分別呢?”並反覆指出合作社主要是組織民眾開展生產渡過災荒,是為民眾謀利益的,不能光考慮自己賺錢多少,進行教育的同時,他也考慮到幹部也是災民,由於工作忙,養不住家的實際困難,在給他們發棉花和糧食時規定了一些優惠辦法。這樣,幹部滿意了,民眾也滿意了。在具體組織紡織上,王典深入到一家一戶,找婦女們了解情況。根據柴關、賈溝兩個貧苦婦女的反映,他發現不少窮苦人家沒有織布機,紡了線織不成布,影響收入。王典經過細心琢磨,提出了紡織分工的方法,紡的光紡,織的光織,流水作業,這樣誰擅長什麼乾什麼,紡得快織得多,質量也提高了。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組織婦女集體紡花,姑娘媳婦在一塊說說笑笑,忘記了疲勞,提高了產量,當時柴關一帶數十個村莊,“日牛日牛的紡花聲和嘩啦嘩啦的織布聲晝夜不絕於耳”.由於王典的出色工作,當時解放區143個村莊,有85個合作社,組織紡織婦女4740人,成立了535個紡織互助組.到1945年共紡花133151斤,織布117777斤。
在組織紡織的同時,王典還利用合作社組織山貨出口(賣到敵占區)。由於災荒嚴重,敵6區大批災民逃到根據地,為了儘量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負擔,為了不餓死一個災民,根據敵占區缺柴缺草的情況,王典組織災民割草,用草到合作社換糠、蘇餅等食品.尤其是山地產的蕷草,既可作飼料又可入藥,在敵占區銷路很好,最繁忙的時候,一星期可出口一千五百擔,為了更好地組織貨物出口,王典和郝季甄在冊井成立了“季典貨棧”,集中收購根據地出產的荊條、背簍、轆轆把、布匹、皮貨等,組織災民運輸隊,賣到敵占區,買回根據地需要的食鹽、棉花,肥皂等日用品。另外,在改造二流子、幫助民眾購置種子、耕畜,以及修建水利設施等方面。王典也做了大量工作。
王典在發展合作事業上的出色工作,對根據地的生產渡荒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事跡多次刊登在《新華日報》等報刊上,抗日政府稱之為“王典方向”,在
太行區得到普遍推廣。1944年11月,他出席了太行區第一屆群英會,被推舉為一等合作英雄。會議宣言號召“大家都要按照沙河王典的方針去做”。會後,隨著抗戰形勢的好轉,他再接再厲,把合作事業進一步推行到了游擊區和敵占區。1945年,王典和郝季甄一起當選為晉冀魯豫邊區參議員,在邊區參議會
太行區成立大會上被選為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
沙河縣解放後,王典繼續擔任縣聯合社社長,他和元文芝等人奔走在廣大的新解放區,組織紡織,建立花房,發展合作事業,對鞏固發展解放區,支援解放戰爭,做出了貢獻。1948年,王典到平山華北黨校學習,在校期間,任支部副書記。
1949年初,王典被委派到天津,參加了剛剛解放的天津的接收工作。開始,任六區經濟股長,不久改任市供銷社農民服務社主任。初解放的天津,災民遍地,問題叢生,百廢待興,老王典投入到一個全新的工作中去,他沒日沒夜地忙著救濟災民,組織物資交流會等。對隨他到天津的老婆孩子顧不上管,任憑她們撿煤核,挖野菜度生.不久他到壩上地區組織合作杜,拋下老婆孩子更是聽天由命了。幾年間,陸續因病、餓死去三個孩子。
全國解放後,王典先後擔任天津市供銷總社工會主席,加工處長,煤球廠廠長,市人委生產辦公室副主任等職。老王典出身農民,基本上沒有文化(粗識幾百個字).進城後一直保持著一個農民幹部的本色,他看不慣剝削階級的生活方式,也坐不慣辦公室,在煤礦上和工人一起背煤,在市人委主動到農場和工人一塊種地,和工人農民在一塊勞動他覺得心裡舒坦。他衣著十分樸素,一身工農打扮,、因此有次到文化宮開會被門崗攔住不讓進門。
1963年,在王典的多次要求下,領導批准他回
沙河縣工作,回縣後,擔任了供銷社監委會主任,不久他來到闊別近二十年的柴關一帶,看到老根據地人民吃水仍然相當困難時,心情十分沉重,他主動向上級要求,參與了柴關截流的領導工作,他不顧年事已高和民眾一起搬石和泥。截流修成了,大家要在落成碑上刻上他的名字,老王典堅決不同意。他說:“這是大家的力量,我只不過盡了一個老黨員應盡的力量,怎能刻我的名字呢?”
十年動亂開始後,王典受到了衝擊.1969年,退休閒居,但他閒不住,還儘自己的力量為山區人民辦力所能及的事情.1977年,他為給
左村買汽車南下湖南,一生不愛照相的老王典特意來到韶山,在毛澤東主席故居前深情地攝影留念。1978年1月2日,老王典不無遺憾地在柴關一口水井裡結束了自己八十年的生命歷程。死後,他留下的除幾件破舊衣服外,只有一套毛主席著作和記載了他一生功績的十數塊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