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銘(山西省建築工程學校離休幹部):人物簡介,童年時代,報考航校,高校學子,參加

山西省建築工程學校離休幹部、廈門大學航空系1946級校友王克銘（1925—2004）,原籍福建省福州市馬尾。1949年4月，在廈門大學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生前曾任廈門大學山西校友會副會長。

王克銘同志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在其豐富、曲折的經歷中，始終貫穿著一條紅線：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忠誠，對光明和真理的不懈追求。

基本介紹

中文名：王克銘
國籍：美國
民族：漢
出生地：福建省福州
出生日期：1925—2004
畢業院校：海軍飛機潛水艇

人物簡介,童年時代,報考航校,高校學子,參加革命,擔任翻譯,教書育人,投身實業,

人物簡介

王克銘同志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在其豐富、曲折的經歷中，始終貫穿著一條紅線：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忠誠，對光明和真理的不懈追求。

童年時代

動盪年代的漂泊幼童

1925年7月出生於一個空軍軍官家庭。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動盪不安、災難深重的年代。小小年紀的王克銘，沒能在美麗的家鄉——福州馬尾安享童年，而是跟隨大人東奔西跑，四處漂泊。

王克銘的老姑丈做古董生意，和一些海軍將領關係很好。通過這層關係，王克銘的父親王崇宏得以進入位於福州馬尾的“海軍飛機潛水艇學校”。該校學制8年又4個月，畢業後相當於現在的大專或本科水平。因為該校有書讀、有飯吃、有衣穿還有津貼，家道中落的王家，也就不必為求學的經濟負擔而苦惱發愁。就這樣，王克銘的父親王崇宏順利完成了學業，在馬尾“海軍飛機製造處”工作，不久，以其出色的表現和嫻熟的技術，升任發動機股股長，成為一名海軍軍官，也是中國最早一批的航空機械技術人才。

1930年，王克銘剛上國小一年級，蔣介石圍剿共產黨受到嚴重的挫折，害怕每年能組裝幾架飛機的“海軍飛機製造處”被共產黨吃掉，於是命令把它從福州馬尾遷到上海南市高昌廟陸家宅。王克銘全家也跟著搬到上海法租界居住。

“一二八事變”爆發前夕，上海局勢非常緊張，王克銘父親又把家人送回福州，獨自一人留在上海。當時全家人住在福州鼓樓前妙巷，和外祖父一家住在一起，好有個照顧。王克銘就讀於福州總督後平民國小。後來母親和弟弟先去了上海，祖母帶著王克銘姐弟仍留在福州。不久，王克銘父親怕蔣介石派兵攻打在福建宣布“反蔣抗日”的十九路軍、福建會陷入戰亂，又把留在福州的祖孫3人接到上海，住在“海軍飛機製造處”後面的陸家宅村1號。

“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日戰爭開始，戰火漫延到上海，王克銘一家暫時搬到法租界躲難。後來局勢日趨惡化，“海軍飛機製造處”決定�遷，王家自然隨行。當時因海軍財力不足，海軍飛機製造處已劃歸空軍管轄，成為“空軍第八飛機修理廠”，父親王崇宏仍擔任飛機發動機股股長。該廠工人有數百人，連家屬也有一、兩千人。加上機器設備的拆卸、打包，徵用民船搬運等等，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父親肩負工廠搬遷重任，又為全家安全擔憂，用心之良苦，費力之艱巨，用筆墨確難以形容。

“空軍第八飛機修理廠”的船隊逆黃浦江而上，經淞江進入京滬杭大運河，由鎮江入長江到武漢。最初搬到衡陽，因遭日機轟炸，故而改遷宜昌。1937年12月13日，國民黨政府棄守南京以後，飛機修理廠又遷至四川萬縣（現萬州市）。最後遷往成都，總算安定下來，直到日本投降。由於家庭的緣故，年紀幼小的王克銘沒能跟其他孩子一樣，固定在一個地方生活讀書嬉戲玩耍，而是隨家人顛沛流離，飽嘗戰亂之苦。環境促使他思想早熟，懂得國家貧窮落後會被人欺負的道理，知道窮凶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敵人。還是由於家庭的緣故，王克銘從小就接受洗禮，皈依基督教，相信上帝是萬能的主。他經常禱告，祈求上帝懲罰殺人放火的惡人，拯救身陷於災難深淵的萬民蒼生。

日本投降後，王克銘父親王崇宏被派往內蒙古接收日本空軍，然後調往南京空軍總部任中校參謀，家人也由成都遷往南京。1948年父親攜家人（王克銘和大姐除外）隨國民黨空軍總部遷往台灣。1957年父親患肝癌病故於台灣。

報考航校

豪情滿腔的抗日軍人

由於從小耳濡目染，王克銘對航空有濃烈的興趣，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駕駛國產銀鷹在祖國的蘭天翱翔。對於國家航空業落後薄弱，小小年紀的他，又跟大人一樣，心裡實在焦急，甚至窩了一肚子火。

抗戰爆發頭幾年，日軍飛機猖獗至極，瘋狂轟炸、掃射中國城鄉，肆意虐殺中國軍民，可以說掌握了制空權。中國空軍力量過於懸殊，沒有多少戰機可以跟日寇飛機拼殺較量，老百姓成天就是“逃警報”，真是惶惶不可終日。

當時王克銘一家居住在成都太平寺機場附近。機場按警報的級別，分別在高處懸掛黃旗或黑旗。附近老百姓一看見“警報旗”升起，知道有日機來襲，就各自躲避逃命。日寇飛機為所欲為，肆無忌憚，簡直狂妄傲慢到極點！有時候，日軍飛行員公然駕駛飛機在太平寺機場降落，大搖大擺走出飛機，拔掉“警報旗”，然後登機起飛揚長而去，如入無人之境。王克銘和其他老百姓看見這種情景，心肺簡直要氣炸了！蕞爾倭寇，竟敢如此囂張，欺負我中華民族，每個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中國人，誰也咽不下這口氣！

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國民政府最高當局決定成立中國空軍幼年學校，以培養中國自己的空軍人才，適應長期抗戰的需要。經過一年的籌備，終於在1940年在四川灌縣開辦。王克銘聞訊後立即報考；父親一直跟飛機打交道，痛感祖國航空人才之匱乏，見兒子有志於航空，也就表示支持。當時，成都地區報考空軍幼校的就有2000餘人，在體檢時被淘汰不少，因為在那個年代孩子們的體質都比較差。幸運的是王克銘被錄取了，成為中國空軍幼年學校第一期的學員。十五、六歲的孩子，有的人還離不開父母呢，而王克銘此時已成為一名肩負重任的光榮的抗日軍人了！

中國空軍幼年學校由蔣介石兼任校長，教育長為空軍少將汪強。第一期實際錄取、報導的，只有297人，編為兩個中隊，於1940年10月10日舉行開學典禮。中國海陸空軍總司令兼校長蔣介石親臨盛典發表訓詞。1943年秋天，第一期學員在升任高中部前夕，學校曾舉辦一次“懇親會”，蔣介石再次蒞臨“空幼”發表訓詞。他說：“我們的責任非常重大。國家民族到了這種艱難的地步，我們不能復興，便會滅亡。各位賢明的家長，親將大家最疼愛的子弟，託付本校長。本校一定要領導這些子弟，使他們能發揮最大的力量，來完成救國救民的非常事業，才無負國家民族與各位家長的希望。”

“空幼”教育長汪強將軍屬“海歸派”，曾留學美國攻讀航空。他思想比較開放，作風比較民主，注重學員的全面發展。在這個“雛鷹的搖籃”里，王克銘和戰友們懷抱著愛國救國的理念，堅忍不拔，刻苦鑽研，接受了一般的軍事訓練和滑翔機訓練，學習了“球面三角”、“微積分”等課程，掌握了不少的航空專業知識和在危難的條件下求生的本領，學會了打字、游泳和一定程度的英文，另外學會了熟練駕駛各種交通工具。

1945年,滿懷豪情的王克銘從“空幼”第一期畢業。因體重不夠，不能當飛行員上天，被分配到空軍偵炸組待命，不久又分配到專門培養地勤人才的學校——空軍機械學校。1945年9月9日，日軍在南京舉行“中國戰區”投降儀式，岡村寧次代表日軍簽署投降書，8年抗戰勝利結束了。王克銘沒有機會同日寇面對面拼殺，但報效祖國的初衷仍絲毫未變。

舉國上下歡慶抗戰勝利沒多久，飽受敵寇蹂躪的華夏同胞又陷入內戰的憂慮和災難之中。王克銘和一些學員渴望上大學，另謀人生出路。於是打報告給上峰，稱“深感自己才學疏淺，亟望深造，以期更好報效國家民族”。他們幾個要求上大學的，在報告上所說的句句是真，但他們還有不能明說的原因，就是不願意充當蔣介石政權打內戰的炮灰。上面果然批准4個人拿著津貼去報考大學，王克銘幸運地成為其中之一。他選擇的是福建廈門大學航空系，結果以高分被錄取，於1946年來到廈門。

高校學子

樂於助人的高校學子

廈門大學是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傾家創辦而後轉為國立的一所著名高校，素有“南方之強”的美譽。抗戰期間，廈門大學遷往閩西長汀堅持上課，1946年6月初搬回廈門。那時候，廈大新生院暫時設在廈門島旁邊的小島鼓浪嶼。

新生11月份才入學，王克銘8月份就到廈門了。他入校早，沒到開學時間，於是主動投身校方為迎接新生而開展的各項工作，滿懷熱忱地為來自各地的新生服務。每當看到有大輪船停靠碼頭，他就和秦浩等同學雇了舢板上輪船去迎接新同學。王克銘總是爭著去拿大件行李，肩挑背扛，揮汗如雨。

有個叫乃文的同學，就是因為在為難時受到王克銘的幫助，才同王克銘相識、相知，到成為好朋友的。1945年，乃文從上海考取廈門大學化學系。因健康不佳，休學一年。1946年10月，他從上海飛廈門復學。出發時氣候較冷，穿著厚厚的毛衣毛褲，還披了一件呢子大衣。哪知抵達廈門禾山機場時，赤日炎炎，熱浪滾滾，彷佛被放進蒸籠，熱不可耐。他本有足疾，行動不便，鼓浪嶼島上又無車輛可雇，一個人拎著沉甸甸的行李包，搭著大衣，艱難地在小路上行走，真是萬般無奈！正在求助無門時，迎面走來一個年齡相仿的年輕人，主動問他：“你是到廈大報到的嗎？”乃文回答：“是啊。”那個年輕人熱情地說：“我來幫你！”不由分說，接過行李包和大衣說：“跟我走吧！”領著乃文到新生院報了到注了冊，又送到博愛男生宿舍安頓下來，陪著到小菜館一起吃了午飯。在交談中，乃文這位熱心的年輕人叫王克銘，是航空系的新生。下午，王克銘又陪乃文去廈門航空公司領取託運的箱子和鋪蓋。從此後，兩個人經常來往。王克銘見乃文有足疾，便處處關照他，調整宿舍時幫他搬東西，吃飯時先為他領飯，課餘時間常到宿舍看望談心。兩個人相處十分融洽，成了好朋友。

王克銘由於性格隨和，待人真誠，吃苦耐勞，樂於助人，所以外系和不同年級的同學也認識他，喜歡他，特別欽佩他為人的真誠厚道和辦事的決斷機靈。王克銘認識的來自江蘇的姑娘劉正坤，後來成為他加入中共地下黨的介紹人，就是和他同年入學的化學系學生。

從2年級開始，王克銘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參加反飢餓、反內戰的罷課活動和遊行示威。他的名字更為眾多的師生所熟知。校外認識他的人不少，有什麼忙肯叫他幫，有什麼疑惑肯找他討論。“空幼”有個同學因為戀愛遇到難題，頻頻寫信向他請教。他有問必答，有來必復，時間一長，跟“空幼”那個同學的妹妹王勤姑娘也熟悉起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7年暑假，有個家在北方的男生對他說：“我們今年回家吧！有10幾個家在上海的女同學自己不敢回家，想找咱們男生做伴。”當時王克銘的家已經搬到南京，就痛快地答應了。離開廈門北上必需乘船，他們十幾個人便結伴而行。上船以後，王克銘和那位男生想法搞到兩捆草蓆，鋪在貨艙里，讓女生睡在中間，他倆一人把住一頭，保護她們。大家和衣而臥，在隆隆的機器聲和嘩嘩的風浪聲中開始興致勃勃而又疲勞困頓的旅途。夜間比較冷，緊挨王克銘的高年級女生阿貞怕他著涼，讓出一半單子要讓他蓋。王克銘說：“不用！不用！”阿珍說：“你還封建呢！”王克銘說：“我受過軍事訓練，出門生活有經驗，知道怎么保護自己不受風寒。再說，我還要操心保護你們呢！”他用毛巾圍住脖子，用單子蓋住肚子，再穿上襪子護住腳心，3個重點部位保護住，就不怕風寒侵襲了。順利到達上海以後，阿貞和其他女生都非常感激王克銘倆一路上對她們的關照，誇他倆是“既有同情心又有責任心的男子漢”。

1949年春，李毓華同學因母親病重急於回上海，正為缺乏路費而發愁。王克銘得知訊息立即主動為她籌措。他問同窗好友乃文：“你手頭還有錢嗎？有一個同學急著要用，你能不能幫忙想想辦法。”乃文手頭沒有現金，只有一隻戒指，是大姐托人從上海捎來的，以備家庭接濟中斷時救急。見王克銘著急的樣子，乃文說：“把我這一隻戒指拿去變賣吧，錢分一半給你。”1989年，乃文赴黃山旅遊返回時路過南京，看望李毓華。提起往事，李毓華才知道當年王克銘幫她解決的路費，還有乃文變賣戒指的錢呢。她如釋重負地說：“這下好了！我可以向組織交代這筆錢的來龍去脈了！”兩個人提起王克銘熱心助人的優秀品德，都欽佩不已，儘管事隔多年，仍感動於心。

乃文在一篇回憶錄中還寫道：“克銘助人為樂、不怕累不怕煩的事例說不盡，單說說幫助王仁京的事例，可以說明他樂於助人的精神。王仁京是47級土木工程系的同學，當他到了廈門後，不知道去鼓浪嶼新生院報到，而徑直坐車到了校本部。當時已近下午，校本部也沒有車去輪渡碼頭。正當他在教務處前望著一堆行李一籌莫展、十分為難的時候，被偶爾路過的克銘看見了。克銘問清原由後，不由分說，把王仁京領到我們宿舍。當天晚上為他安排了食宿，第二天大早又送他到鼓浪嶼新生院報到入學。王仁京畢業後，分配到安徽蚌埠水利部治淮委員會工作。1958年我從上海為支援安徽創建蚌埠醫學院到了蚌埠，一次偶爾見了王仁京。他談起當年克銘幫助他解困的是，猶非常感動，說：‘克銘真是個好人啊！’”

王克銘不知道：此時廈門大學地下黨組織也在暗暗地關注他、考察他。

參加革命

初級機智勇敢的地下黨員

廈門大學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高校，解放前，曾被稱為福建省的一個“解放區”。據資料記載，至1949年初，廈門大學共有中共地下黨員254名，約占學生總數的1/5。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在白色恐怖的環境裡，王克銘由一個基督教徒、進步青年，變成一個為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的地下黨員，當然是他本人對光明和真理不懈追求的結果，但也有一點偶然性。

一個偶然的機會，王克銘看到一本艾思奇的著作《大眾哲學》，是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他立刻被書中的內容緊緊吸引住了，於是萌發了繼續系統學習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念頭。他馬上給三聯書店寫信，介紹了自己的情況，談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他們給予指導。不久，三聯書店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並列出了一份閱讀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圖書目錄。為了避免特務檢查惹來麻煩，三聯書店的回信是以個人的名義寄給王克銘的，表面看起來像一封家信。

航空系47級男生吳從先平常很喜歡開玩笑，與王克銘又很熟。他先看到了這封信，很是好奇，說：“王克銘還有香港親戚？”於是悄悄拆開，一看才知道是三聯書店寄來的。剛好這天是“愚人節”，於是來個惡作劇：冒充王勤給王克銘寫了一封信，塞在三聯書店的信封中。信中說：我已經在南京參加了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如今撤到香港從事民主事業。我非常想念你，希望您成為我親密的朋友和戰友……。最後又說：為了安全，這封信請別人代寫，所以不是我的字型。

王克銘接到這封信，心情激動得厲害，立即找一個叫李毓華的進步女同學商量。李毓華是化學系的學生，父親是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廳長，年級比王克銘高，年齡卻比王克銘小，王克銘平時稱他“小妹”。王克銘知道她很可靠，有什麼想法總想跟她說；李毓華有什麼事，也常叫王克銘幫忙。然而王克銘不知道她已經是地下黨的成員了。一見面，李毓華說：“我有事要離開廈門一趟，正想找你，看看能不能幫忙籌集一點路費。”王克銘痛快地說：“可以。”說罷，把“王勤的信”遞給她看，同時介紹了一下他和王勤的關係。李毓華看完信反問他：“你有什麼想法？”王克銘回答說：“年輕人應該為國家為社會做些貢獻，但我還不如一個女孩子！我只是想搞一番事業，但還沒有行動，而王勤她已經行動起來了！” 王克銘又說：“我猜你參加了地下黨了吧？我也要參加！我願意到解放區去直接參加武裝鬥爭，就是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李毓華為了保密，沒有承認自己加入了地下黨，但對於王克銘的熱忱，還是給予熱情鼓勵。最後說：“你可以找劉正坤去說說吧！”聰明機靈的王克銘已經從李毓華的言語中，意識到：她和劉正坤都已經是有“組織”的人，就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共產黨，他早有所知，早有嚮往，只是沒有機會接觸而已；現在機會終於到來了，他欣喜和興奮之情真是難以言喻！他很快寫了一份材料（自傳）給李毓華。在材料中，不僅如實敘述了自己家庭狀況、社會關係，回顧了自己成長曆程，還明確地表達了為光輝的革命事業奮鬥乃至獻身的願望理想。

李毓華立即向地下黨廈大總支女生直屬黨小組組長劉正坤匯報了王克銘的情況。劉正坤覺得事關重大，隨即向黨總支領導人廖開治請示如何處理。黨組織認真分析了王克銘的歷史和表現，對他做出了如下的評價：

王克銘系國民黨空軍幼年學校保送來廈大，每月拿津貼學習。幾年來，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要求進步，從未發現他有不利於學運的言行。特別是在1947年上學期，在全國“抗暴運動”以後，新生院選舉學生自治會主席時，化學系一年級學生、廈大地下黨城工部成員秦浩代表絕大多數同學站出來競選，遭到三青團和青年軍一夥學生的激烈反對，雙方對峙很尖銳，幾乎動起武來。在這個關鍵時刻，王克銘挺身而出，反對三青團青年軍一夥，而堅決擁護秦浩競選。為此，在新生院搬回廈大校本部時，他離開原來宿舍，搬到廈大西邊印刷廠樓上，同秦浩等住在一起，以此行動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他雖然是基督教徒，但平時富有正義感，助人為樂，並有一定政治覺悟。既然他的政治敏感性已經“嗅”出我黨的一些成員和某些活動，同時明確表態要求加入，不如“順水推舟”，吸收他入黨。相信經過組織的教育，他是能遵守黨的紀律，成為一個合格黨員的。

經過分析之後，廖開治當即批准吸收王克銘入黨，由劉正坤擔任介紹人。

一個星期以後，也就是1949年4月的一天，有個同學通知王克銘：“下午5點鐘在同安樓一間教室里開會。”王克銘按時到會。原來是中共廈門大學地下組織召開的會議，宣布從即日開始接納王克銘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有了明確的人生理想和奮鬥目標，王克銘跟換了個人似的。他不再到教堂去禮拜，而是全身心投入黨組織所布置的任務之中。他覺得眼前一片光明，覺得渾身有乾不完的勁。

在王克銘的影響、推動下，乃文後來也參加了革命。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28日，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南京，革命形勢起了決定性的變化。為了配合解放軍南下，上級指示劉正坤所聯繫的地下黨員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打入國民黨廈門市政府機關、郵電、醫院等部門，了解情況收集情報，組織護廠、護院工作，保護國家財產和檔案；並加緊在國民黨軍隊內部展開策反工作，為解放廈門做好準備工作。

王克銘剛入學時，因為經常主動擔當義工，到碼頭接送同學，同碼頭工人搞得很熟。他經常自己動手搬行李，熟悉各種門道，也就成了一個“業餘碼頭工人”。打交道多了，結交了很多朋友。幾十年後，一些當年的老碼頭工人還記得王克銘，動情地說：“那個學生仔一點書生架子都沒有，與我們能合得來。”入黨以後，奉黨組織之命更加積極主動去做碼頭工人的工作，更是左右逢源，遊刃有餘。一位和他關係好的同學擔心他的安全，每次知道他要去碼頭，就對他說：“碼頭工人中間很複雜，說不定混著國民黨特務呢，你可要小心啊！”他總是輕鬆地說：“沒事！沒事！”碼頭工人中原來分成陳姓、吳姓兩大派，經常磨擦甚至械鬥，經過王克銘的工作，終於和好團結起來。經過秘密的串連、發動，碼頭工人成立了進步社團，一些先進分子加入了地下黨或成為我黨的基本民眾。這些覺悟的碼頭工人，後來變成配合我軍解放廈門的一支重要力量。廈門解放以後，周邊駐紮了大批部隊，為解放金門厲兵秣馬，每天需要供應大量糧食，需要聯繫碼頭工人幫助，將內地發運來的一船船的大米白面卸下來運至指定倉庫。那是廈門剛剛解放，白天經常有國民黨飛機騷擾，搬運必須在夜間進行。碼頭工人積極性很高，一船近10萬斤的大米，往往不到天明就卸運完畢。

入黨之後，王克銘還做了一件很有影響的事情，為自己的人生寫下了十分精彩的一筆，這就是參與策反國民黨海軍軍官學校的3位學員，引導棄暗投明，參加革命隊伍。

1949年3月，該校由青島遷至廈門；學員中有王克銘原來在“空幼”的同學，很快就聯絡上了。有一天，“海校”一個叫周繼祖（即周繼宗、周洛）的“空幼”老同學來廈門大學找王克銘，訴說他在“海校”的“倒霉遭遇”。他說他和一些學員因為不滿當局的倒行逆施，在言行上有所表露，結果被當局扣上“行為不軌”的帽子嚴加懲處。他被扣起來關了兩個星期的禁閉。還有一個從“空幼”過來的老同學以“叛逆”罪名被抓去填海了！周繼祖最後說：“我們幾個都不想在‘海校’再待下去了，你幫我們想想辦法吧！”王克銘當即應允說：“讓我想想吧！”他暗暗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一定要幫這些“空幼”校友擺脫魔爪，走向新生。

王克銘立即向黨組織匯報周繼祖等人的處境和願望，認為可以對他們進行策反。劉正坤同意王克銘的看法。為了便於掩護工作，不讓旁人注意，劉正坤安排化學系學生、地下黨員陳瑛和王克銘一起與他們聯繫，先碰頭考察一次。王克銘立即通知周繼祖：某日某時在中山公園某處見面。這一天，王克銘、陳瑛和周繼祖3人裝扮成遊客，從不同方向匯集到指定地點，進行了深入的交談。隨後，陳瑛向上級匯報了這次會面的情況。為了從內部瓦解敵人，加速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垮台，上級黨組織決定對“海校”周繼祖、喻克良、陳健3個有進步傾向的青年學員進行策反，並把這項重要任務交給王克銘和陳瑛去實施。

第二次約“海校”學員見面，地點定在一個福州籍的女音樂老師家中。名義是老鄉聚會，做老家飯解饞，實際上是研究周繼祖等3人脫身的方法步驟。按地下黨最後確定的方法步驟，周繼祖3人很快找個藉口請假脫離“海校”。周繼祖跑到廈門大學一個建築工地的工棚里藏匿起來，喻克良和陳健則躲到市區一家可靠的店鋪里。與此同時，聰慧機靈的王克銘著手為3個人做身份證。他拿到地下黨通過關係搞到的3個他人的身份證，揭掉原有的照片，再貼上周繼祖等3人的相片，用牙籤擠壓，造出鋼印的效果，變成周繼祖等3人的身份證。1949年6月30日，由李洪帶隊，王克銘、陳瑛與周繼祖等3個“海校”學員，到碼頭乘船，在碼頭工人的配合下，順利地離開廈門島到達泉州，然後轉赴惠安游擊區。

周繼祖、喻克良和陳健3人投入革命陣營以後，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被派到國民黨軍隊一個工兵連里工作，配合原先潛伏在那裡的地下工作人員，策動工兵連起義，給國民黨反動派一個沉重的打擊。解放後，他們都成為我黨我軍的領導幹部。

王克銘在鬥爭中的傑出表現，受到領導和同志們的讚揚。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猴子，不僅形容他個頭比較矮小、行動機靈敏捷，更誇獎他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巧妙地在敵人的肚子裡施展拳腳，像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一樣。

上述一連串“叛逃事件”，令國民黨軍方高層十分震驚！對搖搖欲墜的國民黨政權是個沉重的打擊，而對反抗蔣介石獨裁統治的福建人民則是很大的鼓舞。20世紀80年代，王克銘會見自台灣返閩探親的胞弟，談及往事，弟弟說：當年你加入中共，並替他們搞策反，國民黨當局後來偵查到了。軍警人員找父親訊問，訓斥說：你兒子也是黨國栽培的人才，為什麼投靠中共與黨國作對？父親說：我把他送進“空幼”，就交給你們管了；他參加中共，我也一無所知，我有什麼辦法？

20世紀年代，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廈門地方史新民主主義時期》記載了王克銘參與的這件事：“1949年3月，國民黨海軍軍官學校從青島遷廈門。中共廈門臨時市委所屬廈大黨員陳瑛和王克銘，利用同學關係到該校做策反工作。他們成功地幫助周繼祖、喻克良、陳健3名學員脫離海軍學校，奔赴惠安游擊區。隨後，他們又與在惠安的廈大黨員李洪、郭淑姿等人，一道配合潛伏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地下黨員潘少洪等人，策動了一個工兵連起義。”

擔任翻譯

捨生忘死的革命戰士

王克銘和陳瑛策反周繼祖3人到惠安游擊區，沒有再返回廈門大學，黨組織就安排他們留在當地工作。這些廈大學子，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毅然離開美麗的校園，奔赴艱苦而危險地區。王克銘經常活動在張坑村一帶，化名張勞望。他的任務是深入農村做民眾工作，通過掃盲等活動，啟發民眾覺悟，發動民眾起來鬥爭，迎接解放。

王克銘平時肯動腦筋。他看過一本名為《家醫》的書，略懂一些常見病的防治知識，在農村派上了用場。當地流行瘧疾（俗稱打擺子，又稱寒熱病）、鼠疫，死亡率很高。有些新房剛蓋成，主人就罹難，結果成了空宅。有一次，一個老鄉得了瘧疾，因為缺醫少藥，眼看病情逐日加重。王克銘主動上門給他診治，給他連續服用了3天奎寧，竟然把他從死神手中拉了回來。事情傳開來，老鄉都說“勞望是個好大夫”。王克銘再三解釋說：“我真的不是大夫。”可是人們就是不信。有一天，一個年輕媳婦抱著剛出生兩個多月的小孩來找他看病，懇求說：“勞望大夫，請你救救我孩子吧！”王克銘了解到小孩得的是腹瀉，於是按成人用量的四分之一給病兒服用璜安，將藥物研成粉末塗在母親的奶頭上讓小孩吮吸，結果也將小孩治好了！從此後，王克銘在鄉下威望很高。很多年輕農民對他說：“勞望啊，你有啥事說一聲，我們一定跟你乾！”後來，王克銘按組織決定成立武裝工作隊，很多曾經讓王克銘看過病的小伙子都踴躍參加了。隨著局勢的明朗化和對敵鬥爭的深入，王克銘的共產黨員身份也被廣大革命民眾所知悉。閩南一帶把活躍在游擊區裡的共產黨幹部分為3種：把被英國殖民當局驅逐回國的馬來亞歸僑黨員稱為“馬共”，把出身工人、農民的黨員稱為“土共”，把來自城市及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黨員稱為“洋共”。革命民眾跟王克銘接觸多了，都很喜歡和擁戴這個小個子幹部，說：“這個‘洋共’不簡單！”那些“馬共”和“土共”也樂意和王克銘交往、共事。

惠安雖屬游擊區，但也有國民黨敵特在活動，危險無處不在。有一次，王克銘從一個教師家裡出來，半路上遇見一個戴禮帽穿長袍的男子瞪了他一眼。王克銘覺得那個人的眼神有些怪，於是立即警惕起來，行動更加小心隱蔽。後來有個地下黨員告訴他：那個戴禮帽穿長袍的男子，就是國民黨特務。廈門大學地下黨員已有幾名在活動中不幸被敵特逮捕，犧牲了生命。所以王克銘不管在何時何地，都不敢掉以輕心，“睡覺時都要睜一隻眼”。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中共惠安縣委把王克銘等人集中到城關，安排新的工作。有一天晚上，有個解放軍通訊員騎馬疾馳過來，命令他們立即到泉州報到接受新的任務。到了泉州，王克銘才知道要他去解放軍部隊工作，具體是擔任10兵團31軍91師的方言翻譯，跟隨師部首長行動。王克銘二話沒說，就走上新的戰鬥崗位。

“方言翻譯”這工作十分艱苦。除了充當指戰員和當地乾群溝通的橋樑以外，還要為部隊宿營號房子、借門板，帶司務長到市場買菜，為首長送信找人，……。閩南地區說的儘管都是閩南話，但各縣、鄉腔調又有差別，與國語距離極大，許多農民甚至幹部都不識字，所以找人、辦事困難重重。白天出去辦事還便於尋找、打聽，夜間出去辦事更是難上加難。但王克銘硬是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頑強毅力，完成一件件艱巨複雜的任務。他一天只能睡幾個小時的覺。往往把指戰員安頓完畢，自己就沒有睡覺的地方了，只好找個角落打一會盹。他睡覺時從來不脫衣服，和衣躺下立即進入夢鄉。有時淋雨或過河，渾身濕漉漉的，照常穿著濕衣裳睡覺。由於工作需要，他晚上睡得總比別人遲，早晨起得總比別人早。工作超負荷，睡眠又嚴重不足，使得他的身體越發瘦小，渾身長滿了癤子，還患了低血糖。一直到了1952年，身體才逐漸好起來。

在31軍91師擔任方言翻譯期間，王克銘主動請纓，參加過兩次戰鬥。第一次是攻打嵩嶼半島的戰鬥。他負責戰勤保證，組織民兵和老鄉，冒著危險給部隊送彈藥和木料。戰鬥結束後，參加打掃戰場。衛生隊抬傷員，戰士們抬烈士遺體，他則負責發動組織老鄉專門掩埋國民黨軍陣亡人員的屍體。第二次是攻打鼓浪嶼的戰鬥。他被安排在第2梯隊。戰鬥打響以後，他所乘坐的木船在鼓浪嶼一道懸崖前遭到國民黨守軍的頑抗，木船中了兩發60炮彈，營長負了重傷，王克銘幸好無事。

廈門和鼓浪嶼解放以後，王克銘和“濟南二團”參謀長一起到廈門大學辦事，被同學們發現了。大家高興得不得了，激動得把王克銘抬起來，彷佛歡迎凱旋的英雄！廈門大學地下黨員上前線參加解放廈門地區戰鬥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王克銘，另一個姓鄭，是台灣人，後來當了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的領導。

廈門解放以後，師長對王克銘說：“你就留在部隊吧！”王克銘說：“好吧！”在他的心靈中，其實早把人民軍隊當作自己的家了！於是被分配到炮兵部隊。王克銘對師長說：“我還沒好好打過槍呢！”師長說：“那就讓你過一回打槍癮吧！”說著，遞給王克銘一把手槍和10發子彈，說：“以後可要好好跟大炮打交道了！”王克銘給師長敬了個禮，大聲地回答：“是！”

部隊在廈門休整期間，王克銘還動員說服一批知識青年參加部隊工作。其中，有廈門雙十中學和其他中學的學生，有廈門大學的學生和教工親屬。平時好開玩笑並冒充王勤給王克銘寫信的吳從先同學，也被王克銘動員參了軍，走上了革命道路。廈大教務處教務員鄭闕華先生的女兒鄭荔波當時只有十一、二歲，也被感動得非參軍不可，結果如願以償。轉業退休以後，她還經常念叨大哥哥王克銘對她的照顧和影響。

王克銘後來並沒有真正當上炮兵。部隊首長了解到他有航空方面的專業特長，於是讓他到空軍工作，繼續跟飛機打交道。王克銘對此十分滿意。他太熟悉和熱愛航空專業了！1950年3月至9月，王克銘在華東軍區航空處航空研究室任見習研究員。從1950年10月起，他奔赴東北，就任解放軍第4航校訓練處教官。在工作崗位上，他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傾注了無數的心血，為培養新中國的空軍人才做出了自己的貢獻。1952年，他因工作成績突出，榮立三等功1次。

教書育人

勤懇敬業的人民教師

1954年8月，王克銘奉命轉業。他深知“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道理，也深知“服從命令是軍人天職”的信條，但從內心講，要他離開部隊這個“家”，離開他熟悉的航空專業，他確實戀戀不捨。但現實終究是現實，他必須面對，無法迴避。他心裡清楚：他沒法繼續在部隊待了。因為這時候，部隊以及國家黨政機關越來越講究“家庭成分”、“個人出身”和“社會關係”了。自己出身於國民黨軍官家庭，畢業於國民黨空軍幼年學校，又有一大堆“海外關係”，轉業是不可避免的。

於是，具有堅強黨性的王克銘，不怨天不尤人，告別了部隊，告別了他喜愛的並鑽研了十幾年的航空專業，邁著堅定的步伐，踏上人生新的征程。他來到山西省建築工程學校，當上一名人民教師。從此他滿懷熱忱地紮根黃土高原，直至生命最後一息。

1958年“大躍進”時期，王克銘在建校實習工廠當生產主任，屬下有五、六十人。當時學校是半工半讀。他帶領實習工廠的人員，在外各處承攬建設工程。他反對虛假浮誇，不贊成空喊口號，而是扎紮實實地抓生產，舉行技術比武，領導員工學先進，趕先進。他帶出來的人，後來很多成為有實踐經驗的教師。

1960年國家困難時期，建校休學，要求學校員工退職返鄉。當時建校有10幾個工人老家沒有親人，也沒有土地可種，生活沒有任何著落。正在發愁熬煎之際，王克銘安慰他們說：“大家別發愁，總會有辦法的！”他親自帶領這10幾個無家可歸的工人，去投奔塢城公社下屬的一個工廠，經過談判協商，把人事關係放在工廠里，然後主動出去承攬業務，實行自負盈虧，在收入利潤中提出一定比例交給工廠作為管理費。當有了一定經濟能力以後，他又大家到太原南郊黃陵地區，自己辦起了一個小工廠。就這樣，王克銘以高度的責任感，為民著想，為國分憂，帶領10幾個工人靠自力更生度過了難關。現在，健在的老工人提起王克銘，仍心存感激，說:“當時多虧了王老師啊！他真是個領導有方、多才多藝的好老師啊！”

20世紀80年代初期，王克銘在建校設備科工作。他敏銳地預感到，在未來的工作、生活中，電腦一定會有大普及、大發展，作為培養人才的教育機構，應該未雨綢繆，率先在這方面下功夫。他對學校領導和同事說：“計算機是發展趨勢，我們應該買，應該學。”於是，他主動向學校申請，買了一台1211計算機，自己刻苦學習，深入研究，同時帶動其他幾位同志對計算機技術進行開發套用。1985年，建校計畫發展計算機，但經費嚴重不足。王克銘積極與省建設廳科技處聯繫，採取合作方式，建校承擔開發科研任務，建設廳出資為建校購買了12台。結果建校充實了科研設備，承擔的科研任務也完成的非常好，開發的建設預算軟體榮獲“1986年度山西省科學技術三等獎”。很多師生都說他成為建校研究、套用電腦的第一人；而建校成為全省最早研究套用電子計算機、開設計算機課的中專學校。他還為山西省建設系統培養了一批電子計算機操控人員，為在建設行業普及套用計算機發揮了推動作用。

離休以後，王克銘依然關心建校的教學科研儀器的更新。他經營烤雞店，當手頭有了盈餘以後，便主動向建校捐款。他對范校長說：“我個人已經有了一點儲蓄，願意每年向學校捐獻1萬元，用於學校的科研設備更新。”有人跟他說：“你捐了錢，學校以你的名字設立一個科研基金，如何？”一貫默默奉獻、淡泊名利的他，連忙說：“不行！不行！我給學校這一點貢獻，怎能以我的名字設立基金呢？”

根據譜牒記載，王克銘是福建“王氏閩台祖”王審知（公元860年—925年）的後裔。而王審知是“太原王氏”系姓始祖周靈王太子晉（公元前565年—公元前549年）的49世孫。唐末戰亂，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審知隨兄長王審潮、王審�率兵入閩，開疆闢土。其兄王審潮去世後，王審知繼襲兄長職務，任“威武軍節度使”後被朝廷冊封為“閩王”。他在執政期間，反對分裂，擁護統一，興利除弊，勤政愛民，把海陬蠻荒之地，開發建設成安定繁榮之區，因而被尊為“開閩第一”。作為“太原王氏”的苗裔，王克銘又來到黃土高原，在祖先的發祥地——太原，在這塊熱土上生活、工作和創業，這真是有趣的歷史巧合，又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命運安排。

自1954年8月至1962年7月，他兢兢業業從事教學工作，任專業科副主任。此後，他的具體工作有所變動，先後任學校實習工廠金工車間副主任、生產實習科副科長、教學設備科科長、高級講師等職，但仍然沒有脫離“教書育人”的角色。

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王克銘被打成“假黨員”、“軍統特務”，受到不少不公正的待遇。他個人被開除黨籍，降職降級，監督勞動。家人也受株連：妻子想到外貿加工廠當契約工，居委會到工廠說：“她家庭有嚴重問題，你們不能錄用！”大女兒參加工作，只能安排在省供銷社園藝場當農工。三女兒插隊4年，返城後只能安排在流動性很大的省公路局“大集體”單位工作。至於說孩子們外出受到別的孩子欺負，更是屢見不鮮。老兩口加上5個子女，生活相當困難。在最艱難的時候，老伴曾有輕生的念頭，王克銘總是信心十足地說：“絕對不能死！我們要耐心等待，總有一天要給我平反的！”他對老朋友說：“我黨員是真是假，不是我說了算。反正介紹我入黨的同志都還健在，可以說清楚的。”他默默地承受著，從不向人訴苦，對黨的信念依然堅定不移。

投身實業

大器晚成的企業老闆

1987年12月，王克銘離休，享受縣處級待遇。說他是“離而不休”一點都不假。他歷來就是個愛琢磨和閒不住的人。辛苦了半輩子，本來完全可以享享清福，頤養天年；可是他依然要操心——操心學校師生工作學習的環境，操心文明街道的創建，操心災區人民民眾的生活生產，操心兒孫的教育成長，……。家人心疼他，甚至埋怨他，說：“你能不能不操心、少操心？”他笑眯眯地說：“我天生就是這樣的人，這大概就是‘命’吧！”

愛琢磨和閒不住的王克銘，後來竟然當上了企業老闆，這是旁人和他自己原來根本想不到的。

1988年春，山西的廈門大學校友集資創辦了一座養殖場。因為集資者大都是歸僑、僑眷，所以取名“山西華僑養殖場”，得到了山西省僑辦和太原市僑辦的大力支持。當時校友大都在職，離退休的很少。於是請已離休的王克銘出來當養殖場的經理。養殖場在太原南寒一帶，不通公車，又沒電話，離王克銘家很遠，騎腳踏車要費兩個多小時，這對一個63歲的老人來說，確實是不適宜的。於是王克銘就沒有同意。他說：“校友會的事，我應該關心，但我實在當不了經理。幫忙搞推銷還是可以的，隔幾天去養殖場一次，把需要仔雞、仔鴨的單位及個人名單告訴你們，你們送貨去吧。”

說來也巧，當時建校後圍牆臨近塢城西街的幾間簡陋門面房出租，其中有一間開了一家“八珍烤禽店”，由於種種原因，難以繼續營業。在朋友的鼓動和老伴的支持下，王克銘在1990年元月10日正式接管了這家烤雞店，從此成了企業老闆。

屋漏偏逢連陰雨，王克銘剛接手烤雞店，太原市突然沒有雞，只好在市場上零打碎敲買一些高價雞來烤。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樣拖了有七、八個月，不但沒有賺上錢，倒貼進去不少。在這時期王克銘真不想幹了，但是又處理不出去，只好硬著頭皮幹下去。後來，種雞場有了肉雞供應，但王克銘烤雞店還沒有信用度。到種雞場買雞不僅要交現金，還要交2000元的押金。校友會養殖場的雞也出來了，對他有優惠，他就優先使用校友會養殖場的雞。但他們剛搞，宰雞沒有經驗，不是水溫太高把雞皮燙破，就是水溫太低雞毛拔不乾淨，遺留的細絨毛和毛根特別多。這下可苦了王克銘和老伴倆，只好戴上老花鏡一根一根地拔，每小時只能處置好3隻雞，每天都要工作到半夜兩、三點。特別是年底嚴冬季節，冷水是刺骨鑽心的疼，把他老伴都整哭了。王克銘沒有動搖，硬著頭皮繼續幹下去。

王克銘剛接管烤雞店時，醃製肉仔雞的主輔料只知道有3味：花椒、大料加桂皮。口味非常一般。他不滿足於此，想研製出自己獨特的口味。於是翻遍了所能找到的一切有關食品的資料，搞出了幾個新配方。經過試驗和品嘗，最後經顧客認可，採用了目前這個配方，它包含有十幾味中草藥，口味與市面上所有八珍烤雞的味道都不同，香味悠長，口感甚佳。

由於王克銘和家人苦心而誠信地經營，自1991年起，他們的日子逐漸好過了，不僅還清了債務，還逐漸有了盈利。由於服務日益規範完善，八閩王府烤雞店生意日益紅火，各種榮譽也接踵而來。先後獲得“南城區食品衛生達標單位”、“小店區人民政府衛生先進單位”、“太原市小店區物價計量信得過單位”、“山西省推廣衛生質量合格產品加盟店”；2000年11月獲山西省食品協會頒發“山西省衛生質量放心食品”證書。另外，它還被評為“太原市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單位”，“擁軍愛民先進單位”。

一貫以助人為樂的王克銘一家，在經營企業獲得可喜的經濟效益之後，一直堅持“取之社會，回報社會”，奉獻愛心，扶貧濟困。為了促進“軍民共建一條街”，烤雞店捐獻5500元用於安裝座椅；當南方一些省分遭受洪災肆虐時，烤雞店通過民政局和工商所為災區人民捐獻抗洪救災款6000元；建工學校培訓師資經費不足，烤雞店立即支援了20000元；建工學校舉辦校慶，烤雞店捐獻了50000元；為了使貧困學生能順利完成學業，烤雞店毅然資助50000元；……。

人們欣喜地看到，王克銘先生所開創的特色食品事業，已經後繼有人，並發揚光大。八閩王府烤雞店由他的女兒王小玉繼承擔任經理以後，繼續秉承“顧客第一，信譽第一”的宗旨，在保持特色的基礎上不斷改進服務質量，嚴格管理，苦心經營，使廣大顧客喜愛的八閩王府烤雞店煥發出新的光彩。而王小玉的社會地位日益提高，影響而日益增大。她在做好烤雞店的同時，還積極投身社會活動，參政議政，擔任了許多社會職務：山西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委員，政協太原市小店區委員，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太原市委委員，太原市台胞台屬聯誼會副秘書長，太原市小店區工商聯執委，太原市小店區婦女聯合會執委，太原市小店區海外聯誼會理事，等等。大家看著她忙裡忙外精神抖擻的樣子，無不讚嘆說：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蘭”啊！

2004年12月16日，王克銘同志因病在太原去世，享年80歲。2005年，廈門大學設立了“福建第一個黨組織中共廈門大學支部暨羅揚才烈士紀念室”，有專版介紹中共地下黨員王克銘等人的事跡。2006年，為了表彰他革命事跡，寄託對他的緬懷之情，山西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專門編印了由林衛國和王暉擔任主編的《王克銘紀念文集》。

王克銘(山西省建築工程學校離休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