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烈（1880-1953)，字希哲，瀋陽人。,近代東北書法篆刻第一大家。為"關東三才子"之一。("關東三才子"指游國臣、榮孟枚、王光烈). 其生平著述甚豐，著有<<篆刻百舉>>、<<篆刻漫談>>、<<印學今義>>、<<古泉文集聯>>、<<希哲廬藏印>>、<<希哲廬印譜>>、<<夫椒山民印存>>等。他和吳昌碩、齊白石等書畫大師都有唱酬，互換字畫。王光烈不但以詩文見長，且精於篆刻（金石），擅長各種書體，如大篆、小篆、鐘鼎、彝器、古泉，碑版，無不精通，對各種印石也頗有研究。
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人物傳記,
人物簡介
民國年間，曾任瀋陽“金石書畫研究會”副會長、會長，瀋陽大、小公報主筆。 “九·一八”事變後，遷居長春，曾任偽滿洲圖書株式會社、《新滿洲》的編輯，在偽滿美術“國展”中，多次擔任第4部(書法篆刻部分)審查委員，其作品在歷屆偽滿美術“國展”中均入選或獲獎。其平生著述甚豐，著有《篆刻百舉》、《篆刻漫談》、《印學今義》、《古泉文集聯》(共2冊)、《希哲廬藏印》(共3冊)、《希哲廬印譜》、《夫椒山民印存》等。此外，他還將平生收藏的名人書畫付梓印行，書名《時賢書畫集》，共3冊。王光烈的書法、篆刻藝術對後世影響很大，其著作還遠銷至北京、上海等地，受到歡迎，還吸引了京、滬書畫名家前來東北辦作品展，交流書法、繪畫技法。他對促進東北書畫藝術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王光烈在解放初期逝世。
人物傳記
早年畢業北京大學堂師範館，例授舉人銜。卒業後，復歸瀋陽擔任教職；後主《東北三省公報》（日刊）文藝版筆政，曾刻『十五年講師十年記者』一印以自況，恆用『石隱』筆名，著文談論金石篆刻，提倡印學。精詩文。工四體書法，正書在蘇東坡、翁松禪之間，與劉石庵風格相近；篆書稍擬吳缶翁，而平正不為奇肆之姿，有『東北四才子』之目。日寇既占瀋陽，原《東北三省公報》被歸併於偽《大同報》，仍任編務，及後始獲機緣隱退於家，專事藝術。一九四八年全國解放前夕，盡攜所藏璽印等文物移居北京，生計無依，藏品遂多以易米。平素患深度近視，以讀書治印耗目力過度，晚年眼水乾枯，療治罔效，卒致雙目失明，鎮日坐於收音機旁，聆聽廣播以消永日，五十年代病逝，年近八旬，具體年份待考。
遼東印學，遠遜江南，不唯資料苦缺，即切磋亦乏同好。希哲十餘歲即嗜印藝，初擬西泠八家，尤喜陳曼生、趙之琛用刀之斧鑿，後漸棄去；又於趙之謙、吳讓之及吳昌碩三家深致傾慕，嘗鐫『私淑一趙服膺二吳』—章以志所好。遼陽鞍山偶出古幣一壇，皆列國之方首尖足布，至為難得，竭力羅致，獲文曰『王氏』、『長子』、『晉陽』之與姓氏、行序、別號相合者以歸，諸布多文同而離合變化絕不相類，於篆刻之章法安排，啟發頗大。由是進—步廣為搜羅有裨於篆刻藝術之甲骨、刀布、鏡銘、瓦當，尤注意購藏古璽及秦漢以來古印，晨夕摩挲，體會益伙。又以遠居關外，見聞孤陋，遂與四方同好交流所見所藏，以冀多所進益，若鎮江方藥雨、蘇碩人，杭州程雲岑，廣東蔡哲夫，及上海之黃藹農、葉洪漁、童大年先生等，皆神交好友。壽石工一度游幕遼瀋，與希哲論交，『九一八』事變後，甚以其安危為念，有詩詠之：『閒話遼東希哲廬，文章雕鏤最推渠。十年不見低回甚，渴望兵間一紙書。』希哲於時亦寄詩其門人王益知海上：『離索難忘金石交，音書不斷鯉迢迢。年來避地雙棲穩，石印為鐫海燕巢。』『地北天南系我思，淞江眠食可相宜?敝廬璽印增欣賞，賴有搜羅王益知。』益知先生語人，詩之著眼處在—『穩』字，蓋劇羨可以安居滬上，從容治藝，而彼則身陷嚴城，無地可避，唯一可以略減愁苦者，乃把玩舊得璽印耳。
余曾得《希哲廬印存》凡四冊，一九一五年輯，裒集十餘歲至三十餘歲所為印，面貌雖多，而未稱精審，其自題詩云：『不嗤篆刻雕蟲技，風雨研精二十年。瓦甓金泥斯道在，文何以外得真傳。』『莫向人間問巧媸，亂頭粗服自饒姿。心摹手奏沾沾喜，覆瓿名山兩不知。』『雪漁已渺龍泓去，皖浙方圜自主持。獨向微茫尋古拙，追摹秦漢有餘師。』『派別藩籬擺脫來，千秋—夕此胚胎。竟編朱墨琳琅甚，留與他年作罵材。』晚歲所作，別闢町畦，而不拘—格，最饒古趣。所藏古璽印逾兩千方，先後編成《昔則廬小璽選》、《古璽精華》、《古銅印譜一集》、《古銅印譜二集》等譜。又有《夫椒山民印譜》、《續古泉文集聯》之作。
印學著作有二：一為一九一八年所撰之《印學今義》，分宗主、旁通、名式、派別、棄取、選材、著墨、配置、運刀、功力、宏博、款識、補助、潤色等十四篇予以論述，條分縷析，遠勝前人之說；一為一九三五年所撰之《古今篆刻漫談》，乃補前著之未及者，勝義尤多。其中，《治印篆刻二者並重說蘭云：『治印家，又名之為篆刻家，即因治印須篆刻兩者並重。能篆而不能刻，能刻而不能篆，均於篆刻名義不副。前此之有宋元派印家，多不精於篆書，故刻來有拼湊之弊，甚至板重無異於匠人。浙派刀法頗好，其篆法增減，每有不合於六書者，即在於平常不精習篆書所致。一般江湖者流，不諳此義，至以不篆而刻二不其奇異，以致支離怪誕，貽笑方家。鄧完白精於篆，故其所為印，有筆有墨。吳讓之趙悲庵亦然。吳缶廬以石鼓文入印，其見長之處，在於長於篆法，其刻用鈍刀淺入，工夫較其作篆為淺，故古拙有餘，而精能不足也。即以吾人制印之經驗言之，亦以篆刻並重為是。欲治一石，先書寫以求其篆法章法，反寫之石，然後奏刀，於奏刀時，即其不合意者，隨刻隨改正之，然後其印始臻完善。倘不於刻時加以改正，僅就所篆得之筆墨，一絲不錯，則反板滯而無生氣。可知作篆奏刀兩頃，工夫均須作到。彼不篆而妄行奏刀，固覺粗野。若只就篆得如何，而不能於奏刀加以改正，非江湖，即匠氣，均不得語於刻印之列者也。』非探驪得珠，何能有此精詣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