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世》是狄更斯代表作，19世紀最有影響的小說之一。格雷戈林是國會議員、所謂的“教育家”，他以倡導了一套壓制人性的教育方式而自鳴得意，富商龐德貝則以自我奮鬥的成功者自居，他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以功利主義作為生活原則，並且一起控制著小鎮的經濟體系與教育機構。正是基於“腳踏實地”的教育方式和“看重實際”的生活原則，格雷戈林的女兒露易莎最後被迫嫁給了年長自己三十多歲的龐德貝，而兒子湯姆則成為一個行為放蕩的浪子；也正是因為“從實際出發”的功利主義生活原則，龐德貝為了吹噓自己白手起家，竟不惜拋棄生母，假充孤兒，最終落得了眾叛親離的下場。
基本介紹
- 書名：狄更斯集03:艱難時世
-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頁數：299頁
- 開本：16
- 作者：查爾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殷企平
- 出版日期：2014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264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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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關於功利主義的不朽名著。
《金色筆記》《失樂園》譯者陳才宇傾心翻譯。國內權威譯本。
本叢書由翻譯名家柳鳴九主編，多位著名翻譯家、學者編選，極具收藏價值
《金色筆記》《失樂園》譯者陳才宇傾心翻譯。國內權威譯本。
本叢書由翻譯名家柳鳴九主編，多位著名翻譯家、學者編選，極具收藏價值
作者簡介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年），19世紀英國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家。他特別注意描寫生活在英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當時英國複雜的社會現實，為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開拓和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藝術上，他以妙趣橫生的幽默筆觸、細緻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現實主義描寫與浪漫主義氣氛的有機結合著稱。憑藉著勤奮與天賦，狄更斯一生創作了一大批經典著作，至今依然盛行，對英國文學發展起到了深遠的影響。主要作品有《大衛·科波菲爾》《霧都孤兒》《遠大前程》《艱難時世》《雙城記》等。
陳才宇，先後任杭州大學、浙江大學和紹興文理學院教授。出版專著《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通論》和《英國早期文學經典文本》，並翻譯出版了萊辛的《金色筆記》、彌爾頓的《失樂園》和狄更斯的《艱難時世》等。
陳才宇，先後任杭州大學、浙江大學和紹興文理學院教授。出版專著《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通論》和《英國早期文學經典文本》，並翻譯出版了萊辛的《金色筆記》、彌爾頓的《失樂園》和狄更斯的《艱難時世》等。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也許只有狄更斯。而不是塞萬提斯。在世界性影響上可以與莎士比亞一較高低，他的作品與莎士比亞的作品、《聖經》和《古蘭經》一樣，都代表了我們能感受到的真正的文化多元主義。
——[美國]哈羅德·布魯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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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薦
也許只有狄更斯，而不是塞萬提斯，在世界性影響上可以與莎士比亞一較高低，他的作品與莎士比亞的作品、《聖經》和《古蘭經》一樣，都代表了我們能感受到的真正的文化多元主義。
——〔美國〕哈羅德·布魯姆
——〔美國〕哈羅德·布魯姆
圖書目錄
譯本序1
第一部播種
第一章一種必需的東西3
第二章扼殺天真5
第三章一個漏洞11
第四章龐德貝先生16
第五章主旋律23
第六章斯賴瑞馬戲團29
第七章斯巴塞特太太41
第八章千萬別胡思亂想48
第九章西絲的進步54
第十章史蒂芬·布萊克普爾62
第十一章沒有出路68
第十二章老太太76
第十三章瑞切爾81
第十四章偉大的製造商89
第十五章父與女94
第十六章夫與妻102
第二部收割
第一章銀行的寶藏111
第二章詹姆斯·哈特豪斯先生124
第三章狗崽子133
第四章工人兄弟們138
第五章工人與廠主146
第六章逐漸消逝了153
第七章火藥166
第八章爆炸179
第九章話聽完了192
第十章斯巴塞特太太的梯子201
第十一章越走越下了206
第十二章到底層了215
第三部歸倉
第一章另一種必需的東西223
第二章非常荒謬230
第三章非常果斷239
第四章失蹤248
第五章找到了257
第六章星光266
第七章捉拿狗崽子276
第八章很有哲理287
第九章尾聲294
第一部播種
第一章一種必需的東西3
第二章扼殺天真5
第三章一個漏洞11
第四章龐德貝先生16
第五章主旋律23
第六章斯賴瑞馬戲團29
第七章斯巴塞特太太41
第八章千萬別胡思亂想48
第九章西絲的進步54
第十章史蒂芬·布萊克普爾62
第十一章沒有出路68
第十二章老太太76
第十三章瑞切爾81
第十四章偉大的製造商89
第十五章父與女94
第十六章夫與妻102
第二部收割
第一章銀行的寶藏111
第二章詹姆斯·哈特豪斯先生124
第三章狗崽子133
第四章工人兄弟們138
第五章工人與廠主146
第六章逐漸消逝了153
第七章火藥166
第八章爆炸179
第九章話聽完了192
第十章斯巴塞特太太的梯子201
第十一章越走越下了206
第十二章到底層了215
第三部歸倉
第一章另一種必需的東西223
第二章非常荒謬230
第三章非常果斷239
第四章失蹤248
第五章找到了257
第六章星光266
第七章捉拿狗崽子276
第八章很有哲理287
第九章尾聲294
序言
《艱難時世》問世於一八五四年，是作者在其盛年奉獻給讀者的又一部經典之作。
這部小說直接的創作動機出於商業方面的考慮。一八五三年下半年，狄更斯主編的《家常話》雜誌很不景氣，發行量急劇下降。為了擺脫經濟上困窘的局面，狄更斯與他的助手們經過商議，決定由他寫一部新的小說來爭取讀者。次年四月，《艱難時世》開始在《家常話》上每周一期連載，直至同年八月全文載完。事實證明這部小說是受讀者歡迎的，在連載的五個月當中，《家常話》的盈利比先前增長了一倍。
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而認為狄更斯是為了取悅讀者而創作這部作品的。《艱難時世》絕不是一部媚俗之作，相反地，它是一部十分嚴肅的社會問題小說。事實上，經濟方面的考慮很快被作者強烈的社會責任心所替代。在創作實踐中，狄更斯關心的不再是雜誌發行量的多少，而是社會的利益、勞資的矛盾、百姓的疾苦。它最後的成功完全在於文學創造的魅力，在於文學所具有的那種解剖人生、警示世人的功能！
《艱難時世》這部小說是題獻給托馬斯·卡萊爾的，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此君何許人也？狄更斯為什麼要把這部作品題獻給他？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弄清這個問題即意味著把握了這部作品的肯綮。
卡萊爾是與狄更斯同時代的英國作家、歷史學家、思想家。他積極參加憲章運動，批判現存的社會制度。他的諷刺小說《舊衣新裁》指出社會已分化為彼此對抗的兩派人：一派是“紈絝子弟”和富人，穿著漂亮的衣衫；另一派是“衣衫襤褸的乞丐”。在《憲章運動》和《過去與現在》這兩本著作中，他嚴詞抨擊貧富不均的現象，並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只是一個騙局。他反對傑里米·邊沁所提倡的功利主義和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等人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說，不相信自由競爭的經濟政策能造福於全社會。在《法國革命史》一書中，他認真地考察了那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得出的結論是：人民民眾艱苦的經濟狀況是造成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
卡萊爾的社會學說和思想觀點顯然十分深刻地影響了狄更斯。他把《艱難時世》題獻給卡萊爾，是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的一種方法。可以說，狄更斯在這裡與卡萊爾唱起了雙簧：一個以史家的筆法去探討真理；另一個則以文學創造的生花妙筆去驗證自己所堅信的真理。兩人一唱一和，志同道合。而且，狄更斯的這個立場還是一貫的。晚於《艱難時世》五年發表的《雙城記》就是直接在卡萊爾的《法國革命史》的影響下創作的。這已是後話。
《艱難時世》共分三卷：“播種”、“收割”和“歸倉”，這裡作者引用了《聖經》的典故。《聖經·新約·加拉太書》第六章第七節有云：“不要自欺，上帝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艱難時世》中的這位播種者的名字是格雷戈林，一個專講實際的國會議員和理論家。
說白了，格雷戈林就是故事的發生地科克敦的功利主義者，或者說功利主義的代言人。他說不上是小說的絕對主角，但全部情節都是為了駁斥他那一套理論而設定的。他原先是個五金批發商，後來做了國會議員。他是一個遵循“二加二等於四，而不是更多”這樣一條原則的人；他的口袋裡經常裝著一把尺子、一台天平秤、一張乘法表，隨時準備稱一稱、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那個頑固不化的腦袋裡裝的只有“事實”兩字，信念、希望和仁愛這類東西都被他置之腦後。他在國會中的工作只是填填表格，看看數據。用狄更斯辛辣的諷刺語言來說，他為之工作的那個國會只是一個巨大的“垃圾堆”，他和議員同事們都是“掃垃圾的人”，他們只知道相互揚揚灰塵，把自己弄得蓬頭垢面，把環境弄得烏煙瘴氣，從不知道對“人民”這個抽象的概念盡任何責任。
這位極端的功利主義者不僅自己信奉事實至上的原則，而且還用這一套理論去教育下一代。他首先把它“播種”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扼殺天真，排斥幻想，把小格雷戈林整天關在書房裡從事五花八門的科學實驗。他讓他們擁有各種各樣的標本陳列櫃，如貝殼標本櫃、金屬標本櫃、礦物標本櫃，等等。這些標本都排列得整整齊齊，貼上了標籤。但這些石塊和礦物的標本都是從哪裡來的呢？顯然是用巨大的硬工具從五花八門的原物上敲打下來的。作者用半敘半議的口吻驚呼：“如果貪婪的小格雷戈林們攫取了比這更多的東西，慷慨的老天爺呀，那些被貪婪的小格雷戈林們所攫取的東西又該是些什麼呢？”
格雷戈林還把自己的理論“播種”到家庭以外的那片更廣闊的土地上去。他創辦了一所學校，有意把別人的孩子也培養成他自己的孩子那樣子。他要他們背誦馬的定義，準確地說出馬有二十四顆臼齒、四顆犬齒、十二顆門牙；他告訴他們：沒有人見過四足動物在牆壁上走來走去，因此，就不能用有四足動物的花紙來糊牆壁。小說開宗明義就是他對該校教師麥契克姆奇爾德先生的訓誡：
記住，我需要的是事實。除了事實，不要教給這些男女孩子任何東西。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事實。別栽培其他任何事物，把別的一切都清除乾淨。你只能用事實去構造有理性的動物的大腦，其他一切都用不上。這是我培養我自己的孩子的原則，也是我培養這些孩子的原則。堅持事實，先生！
格雷戈林的這套事實哲學在實踐中卻是失敗的。當它作用於家庭時，造成的是家庭的悲劇；當它作用於社會時，造成的是社會的悲劇。這恐怕是倡導者自己始料未及的。
在父親嚴格的管教下，格雷戈林的女兒露易莎和兒子湯姆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露易莎年紀輕輕就產生了厭世的思想，經常呆呆地坐在爐火前，望著掉落的火星，思索生命的短促與虛幻。後來，她父親要她嫁給生性暴戾、浮誇，年紀比她大三十歲的銀行家龐德貝，她居然麻木不仁地任人擺布。對於自己的婚姻，對於決定自己一生幸福的一件事，她只是淡淡地說：“這有什麼關係呢，父親？”
如果說格雷戈林的教育在露易莎身上只是體現為一種危害於她自身的惡果的話，那么，在湯姆身上就體現為一種危害他人、具有極大的破壞性的惡果了。湯姆憑著與龐德貝的親戚關係，在銀行里謀得了一個十分舒適的職位，但他很快交上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出沒於賭場，變成一個寡廉鮮恥的“狗崽子”。他最後還走上了犯罪道路——盜竊銀行里的錢，並嫁禍於人，做出最卑劣者所為的卑劣的勾當。
格雷戈林創辦的以事實原則為辦學方針的學校的學生也沒有結出好果子。那個能把馬的定義背得滾瓜爛熟的模範學生比澤後來變成了一個陰險狡詐的密探。當湯姆的醜行敗露後，他為了討好龐德貝，取代湯姆在銀行中的位子，不惜恩將仇報，千方百計要把他昔日恩人的兒子緝拿歸案。
這就是格雷戈林“播種”功利主義所得到的收穫！當露易莎在花花公子哈特豪斯的誘惑下終於無法忍受不幸的婚姻帶給她的痛苦時，她是這樣對她的父親說的：“喔，父親，是你把我弄成這樣子的。你就想辦法救救我吧！”當格雷戈林責問湯姆為什麼會幹出那么丟人現眼的事時，他的兒子是這樣回敬他的：“那么多人受僱於人……他們中總有許多人是不誠實的。這是一條規律——這話我聽你說過不止一百次。我怎么能違反規律呢？你常用這樣的話來安慰別人，父親，現在就拿它來安慰你自己吧。”當格雷戈林不顧長者的體面可憐巴巴地哀求比澤放了他的兒子時，比澤是這樣對他的舊恩人說的：“我相信，整個社會的法則就是一個個人利益的問題。你必然孜孜以求的就是個人的利益。這是你唯一的支柱。人性本來就是如此。我從小就受這一法則的教育，先生，這你是知道的。”
這才是自食其果！“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這句話在這裡有了最好的註解。
至此，《艱難時世》的主題已經昭然若揭。然而，作者並沒有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他還要把功利主義放在一個更廣闊、更具普遍意義的環境中去考察它的危害性。那就是，他要把它放在勞工和資本家兩大對峙的階級陣營中去考察它的不良的本質。為此，他創造了約瑟亞·龐德貝和史蒂芬·布萊克普爾這兩個人物形象。
約瑟亞·龐德貝是一個自稱靠個人奮鬥而發跡的銀行家、工廠主。他是格雷戈林理論的忠實信徒和實踐者。他對功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信仰甚至比格雷戈林還堅定。格雷戈林在經歷了家庭悲劇之後，倒能幡然悔悟，反省自己，在事實面前承認自己的失敗。他把自己的女兒逼上了絕路，但也仍愛著自己的女兒；他蔑視馬戲團的流浪藝人，但當那位扮小丑的演員因表演屢屢出錯而含羞出走時，他收養了他的女兒西絲。儘管他這樣做的動機是想以自己的教育方式去改造西絲，但這種行為本身還是具有人道主義的精神的。龐德貝與他就大不一樣。龐德貝是一個沒有人性、沒有同情心，只知自己賺錢，不顧工人死活的惡廠主的典型。他顛倒是非，無視事實，只要有工人向他抱怨生活的艱難，他便說他們是想用金調羹喝甲魚湯吃鹿肉。在他眼裡，他手下的工人只是可供驅使的“馬力”。科克敦的工廠上空瀰漫著滾滾的濃煙，遮蔽了太陽，他硬說這濃煙是有益於人的健康的。為了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白手起家的“英雄”，他不惜糟蹋自己親生母親的名聲，胡謅自己是從陰溝里長大的。他那樣恬不知恥地吹噓自己的“創業史”，無非是為了張揚他所信奉的自由競爭的理論：社會是公平的，任何一個用六便士的本錢賺了六萬英鎊的資本家都可以公開提出疑問：為什麼他們周圍那六萬名僱工每人不能用六便士去賺六萬英鎊呢？“我所做的你也能做。你為什麼不去做呢？”
在《艱難時世》眾多人物中，史蒂芬·布萊克普爾無疑是一個最苦命的人。他善良、厚道、安分守己，勤勤懇懇地在龐德貝的紡織廠里做工，但他的命運卻是“一團糟”。他家裡有一個酗酒的瘋妻子，攪得他一刻也不得安寧。他摯愛著紡織女工瑞切爾，瑞切爾也深深地愛著他，並常常在他最困難的時候前來幫助他。但是，他無法與自己心愛的女人結合。根據當時的婚姻法，如果要解除婚約，他先得去民法博士會館起訴，然後再到某個習慣法法庭起訴，接著再到上院起訴，爭取得到議會的裁決書。如此一折騰，他至少得花上一千至一千五百英鎊。一個貧窮的紡織工，哪來這么多錢呢？他只好讓早已破碎的家庭繼續維持下去。
為了爭取改善艱苦的生活條件，科克敦的紡織工人們組織了工人聯合會。史蒂芬由於不主張對資本家採取過激的行動，沒有參加這個組織，因此受到工人運動的職業活動家、鼓動家斯萊克布雷契的排擠和攻擊。他譴責史蒂芬“拋棄了自己的職責，出賣了自己的旗幟，變成了叛徒、膽小鬼和變節者”，並煽動別的工人與他劃清界限。龐德貝通過密探得知了史蒂芬在工人中的處境後想拉攏他，但史蒂芬依然忠於自己的階級，不願像比澤那樣做資本家的幫凶。龐德貝惱羞成怒，最後解僱了史蒂芬，迫使他為謀生計只好離開科克敦去找工作。露易莎在他危難之際想幫他一把，但她那位墮落的弟弟湯姆卻乘人之危，設了圈套去陷害他：湯姆偷了龐德貝銀行的錢並嫁禍於史蒂芬。龐德貝懸賞捉拿史蒂芬。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史蒂芬連夜從外地趕回科克敦，準備向龐德貝澄清事實真相，結果在回來的路上掉進一口廢礦井裡，結束了自己慘澹的人生歷程。
《艱難時世》的作者是將勞資矛盾放在憲章運動這個大背景下來考察的，這就使它的思想內容具有了更深刻的時代意義和歷史認識價值。儘管史蒂芬那溫和的人道主義並不代表當時工人階級的思想主流，但他的艱難的生存環境卻是典型的，是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的導火線。
憲章運動開始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後半期，當時的英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政治最強大、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但是，少數人財富的增長和大多數人的貧困化同時發生，整個社會形成了富人和窮人兩大階層。廣大工人民眾對資產階級激進派領導的改革國會的鬥爭已感到失望，他們已開始意識到獨立地進行政治、經濟鬥爭的必要性。一八三六年六月，倫敦工人協會宣告成立。次年六月，倫敦工人協會草擬了一個爭取普選權的綱領，後來又把它制定成法案，以“人民憲章”為題於一八三八年五月公布。“憲章運動”由此而得名。這個民眾性的運動不久分裂為兩派：“道義派”和“暴力派”。前者的鬥爭策略就是採取宣傳、集會和請願等合法的手段，反對使用暴力；後者的鬥爭策略則不限於和平方式，必要時準備以武裝起義、總罷工等非常手段來實現憲章的要求。
憲章運動在英國共經歷了十多年的歷史，其間三起三落，到了五十年代已經接近尾聲，但仍有一些城市的工人在那裡堅持鬥爭。就在狄更斯開始寫作《艱難時世》前幾個月，蘭開夏郡普雷斯頓城的工人還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狄更斯曾親自去那裡做過採訪，並把採訪文章發表在《家常話》上。在那篇文章中，他表達了自己對工人的同情，但同時又斷言，他們的行為已被引人歧路。他認為：“僱工和僱主的關係就像生活中其他關係一樣，應該有感情的介入，應該相互溝通、相互容忍、相互體諒，應該有某種無法用數據明確表示的東西，否則，他們的關係就會惡化、壞透，永遠結不出好果子。”
這是狄更斯對待憲章運動的態度，也是他的《艱難時世》在反映勞資矛盾時所表現的基本思想傾向。
狄更斯本質上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同情史蒂芬這樣的勞苦大眾，衷心希望他們能過上更好的日子。從這個良好的願望出發，他反對像龐德貝那樣不顧工人死活的功利主義的資本家。他通過史蒂芬之口向他們大聲疾呼：
先生，……高壓手段是絕對行不通的。
征服和壓服也是絕對行不通的。不合情理地只認一方永遠是對的，另外一方永遠是錯的，這也是絕對、絕對行不通的。置之不理也是絕對行不通的。把成千上萬的人拋在一邊，讓他們永遠過著那樣的生活，永遠陷入那樣的泥沼中，那么，他們就會成為這一方，你們成為另一方，一條漆黑一團、不可逾越的鴻溝就會把雙方隔開。只要這種不幸的局面不改變，不管時間是長還是短，這條鴻溝都會存在下去。如果你們不去接近工人民眾，不以仁慈心和耐心友好地對待他們……那也是根本行不通的，除非太陽會變成冰！
狄更斯已經認識到階級對抗的嚴重性，已經看到窮人和富人之間存在的那條鴻溝。他希望用階級調和的方法來消除這種反抗，填平這條鴻溝。和憲章運動中的“道義派”一樣，他不主張暴力對抗。小說中的龐德貝無疑是他激烈抨擊的對象，但那位主張暴力的工人鼓動家斯萊克布雷契也是他所否定的一個人物。他對勞資兩大陣營中的極端分子各打了五十大板。他所肯定的是史蒂芬那樣的工人：自己受了千般萬般的苦，仍不失仁慈心和耐心。面對迫害自己、造成自己不幸的有產者，不是向他們揮舞拳頭，而是直言進諫，用真情去感化他們，使他們醒悟過來，變成和他一樣具有仁愛精神和非凡耐心的人。如果勞資雙方都變溫和了，都能體諒對方、關心對方了，那么，這個天下就太平了，人生也就美好了。——這正是人道主義的狄更斯所描繪的理想社會的藍圖。
然而，他的這幅藍圖在現實生活中有幾分實現的可能呢？這一點恐怕連作者自己也心中沒底。
龐德貝之流顯然是工人的死對頭，他們是一些完全喪失人性的人，要期望他們對工人大發慈悲是不可能的。格雷戈林們則屬於人性沒有完全泯滅的有產者，他們也許會像《艱難時世》中那位功利主義的理論家那樣最後反省自己，縮短自己與工人民眾的距離，但那也不是必然的趨勢。讀者甚至有理由懷疑，小說中的格雷戈林從一開始的頑固不化到後來的幡然悔悟，是不是轉變得太突然了一點兒呢？作者對他所抱的期望是不是太樂觀了一點兒呢？如果沒有經歷家庭悲劇的切膚之痛，這個格雷戈林或別的許許多多格雷戈林會不會想到檢討自己的錯誤，自覺自愿地放棄功利主義的原則，成為工人的朋友呢？這些問題狄更斯沒有回答，恐怕也無法回答。
儘管《艱難時世》最後給我們描繪的那幅藍圖不那么可信，但它仍不失為一部具有歷史認識價值的好書，因為作者確實已把他那個時代的“艱難”狀況寫出來了，只是他所提出的克服這種“艱難”的法子，不像他揭示“艱難”時所做到的那樣令人心服口服。
狄更斯是繼莎士比亞之後文學創造最具多樣性的作家。他視野開闊，反映生活的層面豐富，描寫具有廣度和深度。這是他大多數小說的基本特色，也是《艱難時世》的基本特色。表現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這種特色是以在大容量的時空中創造一群人而不是少數幾個主人公為標誌的。從故事開始到結束，基本情節的時間線索已經拉得很長，而在人物的描寫中，現實的因素又跟歷史的因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就使作者所創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更豐滿的整體效果：龐德貝如此，格雷戈林如此，露易莎和史蒂芬等人也是如此。科克敦雖然只是個規模不大的新興的工業城市，小說中的人物都活動在這個相對穩定的範圍內，但作者描寫的視角幾乎是全方位的：格雷戈林的石頭院，斯賴瑞的馬戲團，龐德貝的銀行和鄉間別墅，史蒂芬的陋居，等等，無不在作者審視的目光的照臨之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科克敦就是倫敦，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
為了追求多樣性的藝術效果，作品中人物的主次關係就顯得不那么突出。甚至可以說，《艱難時世》是一部沒有主角的小說，至少是沒有絕對的主角。相對的主角倒有好幾個：格雷戈林、龐德貝、史蒂芬、露易莎、西絲等人都是。這樣的小說在結構上往往顯得比較鬆散，不容易引人入勝。但狄更斯以其嫻熟的藝術技巧、機智而富有幽默感的語言彌補了這一缺憾。這也是他高明的地方。
這部小說直接的創作動機出於商業方面的考慮。一八五三年下半年，狄更斯主編的《家常話》雜誌很不景氣，發行量急劇下降。為了擺脫經濟上困窘的局面，狄更斯與他的助手們經過商議，決定由他寫一部新的小說來爭取讀者。次年四月，《艱難時世》開始在《家常話》上每周一期連載，直至同年八月全文載完。事實證明這部小說是受讀者歡迎的，在連載的五個月當中，《家常話》的盈利比先前增長了一倍。
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而認為狄更斯是為了取悅讀者而創作這部作品的。《艱難時世》絕不是一部媚俗之作，相反地，它是一部十分嚴肅的社會問題小說。事實上，經濟方面的考慮很快被作者強烈的社會責任心所替代。在創作實踐中，狄更斯關心的不再是雜誌發行量的多少，而是社會的利益、勞資的矛盾、百姓的疾苦。它最後的成功完全在於文學創造的魅力，在於文學所具有的那種解剖人生、警示世人的功能！
《艱難時世》這部小說是題獻給托馬斯·卡萊爾的，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此君何許人也？狄更斯為什麼要把這部作品題獻給他？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弄清這個問題即意味著把握了這部作品的肯綮。
卡萊爾是與狄更斯同時代的英國作家、歷史學家、思想家。他積極參加憲章運動，批判現存的社會制度。他的諷刺小說《舊衣新裁》指出社會已分化為彼此對抗的兩派人：一派是“紈絝子弟”和富人，穿著漂亮的衣衫；另一派是“衣衫襤褸的乞丐”。在《憲章運動》和《過去與現在》這兩本著作中，他嚴詞抨擊貧富不均的現象，並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只是一個騙局。他反對傑里米·邊沁所提倡的功利主義和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等人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說，不相信自由競爭的經濟政策能造福於全社會。在《法國革命史》一書中，他認真地考察了那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得出的結論是：人民民眾艱苦的經濟狀況是造成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
卡萊爾的社會學說和思想觀點顯然十分深刻地影響了狄更斯。他把《艱難時世》題獻給卡萊爾，是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的一種方法。可以說，狄更斯在這裡與卡萊爾唱起了雙簧：一個以史家的筆法去探討真理；另一個則以文學創造的生花妙筆去驗證自己所堅信的真理。兩人一唱一和，志同道合。而且，狄更斯的這個立場還是一貫的。晚於《艱難時世》五年發表的《雙城記》就是直接在卡萊爾的《法國革命史》的影響下創作的。這已是後話。
《艱難時世》共分三卷：“播種”、“收割”和“歸倉”，這裡作者引用了《聖經》的典故。《聖經·新約·加拉太書》第六章第七節有云：“不要自欺，上帝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艱難時世》中的這位播種者的名字是格雷戈林，一個專講實際的國會議員和理論家。
說白了，格雷戈林就是故事的發生地科克敦的功利主義者，或者說功利主義的代言人。他說不上是小說的絕對主角，但全部情節都是為了駁斥他那一套理論而設定的。他原先是個五金批發商，後來做了國會議員。他是一個遵循“二加二等於四，而不是更多”這樣一條原則的人；他的口袋裡經常裝著一把尺子、一台天平秤、一張乘法表，隨時準備稱一稱、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那個頑固不化的腦袋裡裝的只有“事實”兩字，信念、希望和仁愛這類東西都被他置之腦後。他在國會中的工作只是填填表格，看看數據。用狄更斯辛辣的諷刺語言來說，他為之工作的那個國會只是一個巨大的“垃圾堆”，他和議員同事們都是“掃垃圾的人”，他們只知道相互揚揚灰塵，把自己弄得蓬頭垢面，把環境弄得烏煙瘴氣，從不知道對“人民”這個抽象的概念盡任何責任。
這位極端的功利主義者不僅自己信奉事實至上的原則，而且還用這一套理論去教育下一代。他首先把它“播種”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扼殺天真，排斥幻想，把小格雷戈林整天關在書房裡從事五花八門的科學實驗。他讓他們擁有各種各樣的標本陳列櫃，如貝殼標本櫃、金屬標本櫃、礦物標本櫃，等等。這些標本都排列得整整齊齊，貼上了標籤。但這些石塊和礦物的標本都是從哪裡來的呢？顯然是用巨大的硬工具從五花八門的原物上敲打下來的。作者用半敘半議的口吻驚呼：“如果貪婪的小格雷戈林們攫取了比這更多的東西，慷慨的老天爺呀，那些被貪婪的小格雷戈林們所攫取的東西又該是些什麼呢？”
格雷戈林還把自己的理論“播種”到家庭以外的那片更廣闊的土地上去。他創辦了一所學校，有意把別人的孩子也培養成他自己的孩子那樣子。他要他們背誦馬的定義，準確地說出馬有二十四顆臼齒、四顆犬齒、十二顆門牙；他告訴他們：沒有人見過四足動物在牆壁上走來走去，因此，就不能用有四足動物的花紙來糊牆壁。小說開宗明義就是他對該校教師麥契克姆奇爾德先生的訓誡：
記住，我需要的是事實。除了事實，不要教給這些男女孩子任何東西。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事實。別栽培其他任何事物，把別的一切都清除乾淨。你只能用事實去構造有理性的動物的大腦，其他一切都用不上。這是我培養我自己的孩子的原則，也是我培養這些孩子的原則。堅持事實，先生！
格雷戈林的這套事實哲學在實踐中卻是失敗的。當它作用於家庭時，造成的是家庭的悲劇；當它作用於社會時，造成的是社會的悲劇。這恐怕是倡導者自己始料未及的。
在父親嚴格的管教下，格雷戈林的女兒露易莎和兒子湯姆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露易莎年紀輕輕就產生了厭世的思想，經常呆呆地坐在爐火前，望著掉落的火星，思索生命的短促與虛幻。後來，她父親要她嫁給生性暴戾、浮誇，年紀比她大三十歲的銀行家龐德貝，她居然麻木不仁地任人擺布。對於自己的婚姻，對於決定自己一生幸福的一件事，她只是淡淡地說：“這有什麼關係呢，父親？”
如果說格雷戈林的教育在露易莎身上只是體現為一種危害於她自身的惡果的話，那么，在湯姆身上就體現為一種危害他人、具有極大的破壞性的惡果了。湯姆憑著與龐德貝的親戚關係，在銀行里謀得了一個十分舒適的職位，但他很快交上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出沒於賭場，變成一個寡廉鮮恥的“狗崽子”。他最後還走上了犯罪道路——盜竊銀行里的錢，並嫁禍於人，做出最卑劣者所為的卑劣的勾當。
格雷戈林創辦的以事實原則為辦學方針的學校的學生也沒有結出好果子。那個能把馬的定義背得滾瓜爛熟的模範學生比澤後來變成了一個陰險狡詐的密探。當湯姆的醜行敗露後，他為了討好龐德貝，取代湯姆在銀行中的位子，不惜恩將仇報，千方百計要把他昔日恩人的兒子緝拿歸案。
這就是格雷戈林“播種”功利主義所得到的收穫！當露易莎在花花公子哈特豪斯的誘惑下終於無法忍受不幸的婚姻帶給她的痛苦時，她是這樣對她的父親說的：“喔，父親，是你把我弄成這樣子的。你就想辦法救救我吧！”當格雷戈林責問湯姆為什麼會幹出那么丟人現眼的事時，他的兒子是這樣回敬他的：“那么多人受僱於人……他們中總有許多人是不誠實的。這是一條規律——這話我聽你說過不止一百次。我怎么能違反規律呢？你常用這樣的話來安慰別人，父親，現在就拿它來安慰你自己吧。”當格雷戈林不顧長者的體面可憐巴巴地哀求比澤放了他的兒子時，比澤是這樣對他的舊恩人說的：“我相信，整個社會的法則就是一個個人利益的問題。你必然孜孜以求的就是個人的利益。這是你唯一的支柱。人性本來就是如此。我從小就受這一法則的教育，先生，這你是知道的。”
這才是自食其果！“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這句話在這裡有了最好的註解。
至此，《艱難時世》的主題已經昭然若揭。然而，作者並沒有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他還要把功利主義放在一個更廣闊、更具普遍意義的環境中去考察它的危害性。那就是，他要把它放在勞工和資本家兩大對峙的階級陣營中去考察它的不良的本質。為此，他創造了約瑟亞·龐德貝和史蒂芬·布萊克普爾這兩個人物形象。
約瑟亞·龐德貝是一個自稱靠個人奮鬥而發跡的銀行家、工廠主。他是格雷戈林理論的忠實信徒和實踐者。他對功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信仰甚至比格雷戈林還堅定。格雷戈林在經歷了家庭悲劇之後，倒能幡然悔悟，反省自己，在事實面前承認自己的失敗。他把自己的女兒逼上了絕路，但也仍愛著自己的女兒；他蔑視馬戲團的流浪藝人，但當那位扮小丑的演員因表演屢屢出錯而含羞出走時，他收養了他的女兒西絲。儘管他這樣做的動機是想以自己的教育方式去改造西絲，但這種行為本身還是具有人道主義的精神的。龐德貝與他就大不一樣。龐德貝是一個沒有人性、沒有同情心，只知自己賺錢，不顧工人死活的惡廠主的典型。他顛倒是非，無視事實，只要有工人向他抱怨生活的艱難，他便說他們是想用金調羹喝甲魚湯吃鹿肉。在他眼裡，他手下的工人只是可供驅使的“馬力”。科克敦的工廠上空瀰漫著滾滾的濃煙，遮蔽了太陽，他硬說這濃煙是有益於人的健康的。為了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白手起家的“英雄”，他不惜糟蹋自己親生母親的名聲，胡謅自己是從陰溝里長大的。他那樣恬不知恥地吹噓自己的“創業史”，無非是為了張揚他所信奉的自由競爭的理論：社會是公平的，任何一個用六便士的本錢賺了六萬英鎊的資本家都可以公開提出疑問：為什麼他們周圍那六萬名僱工每人不能用六便士去賺六萬英鎊呢？“我所做的你也能做。你為什麼不去做呢？”
在《艱難時世》眾多人物中，史蒂芬·布萊克普爾無疑是一個最苦命的人。他善良、厚道、安分守己，勤勤懇懇地在龐德貝的紡織廠里做工，但他的命運卻是“一團糟”。他家裡有一個酗酒的瘋妻子，攪得他一刻也不得安寧。他摯愛著紡織女工瑞切爾，瑞切爾也深深地愛著他，並常常在他最困難的時候前來幫助他。但是，他無法與自己心愛的女人結合。根據當時的婚姻法，如果要解除婚約，他先得去民法博士會館起訴，然後再到某個習慣法法庭起訴，接著再到上院起訴，爭取得到議會的裁決書。如此一折騰，他至少得花上一千至一千五百英鎊。一個貧窮的紡織工，哪來這么多錢呢？他只好讓早已破碎的家庭繼續維持下去。
為了爭取改善艱苦的生活條件，科克敦的紡織工人們組織了工人聯合會。史蒂芬由於不主張對資本家採取過激的行動，沒有參加這個組織，因此受到工人運動的職業活動家、鼓動家斯萊克布雷契的排擠和攻擊。他譴責史蒂芬“拋棄了自己的職責，出賣了自己的旗幟，變成了叛徒、膽小鬼和變節者”，並煽動別的工人與他劃清界限。龐德貝通過密探得知了史蒂芬在工人中的處境後想拉攏他，但史蒂芬依然忠於自己的階級，不願像比澤那樣做資本家的幫凶。龐德貝惱羞成怒，最後解僱了史蒂芬，迫使他為謀生計只好離開科克敦去找工作。露易莎在他危難之際想幫他一把，但她那位墮落的弟弟湯姆卻乘人之危，設了圈套去陷害他：湯姆偷了龐德貝銀行的錢並嫁禍於史蒂芬。龐德貝懸賞捉拿史蒂芬。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史蒂芬連夜從外地趕回科克敦，準備向龐德貝澄清事實真相，結果在回來的路上掉進一口廢礦井裡，結束了自己慘澹的人生歷程。
《艱難時世》的作者是將勞資矛盾放在憲章運動這個大背景下來考察的，這就使它的思想內容具有了更深刻的時代意義和歷史認識價值。儘管史蒂芬那溫和的人道主義並不代表當時工人階級的思想主流，但他的艱難的生存環境卻是典型的，是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的導火線。
憲章運動開始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後半期，當時的英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政治最強大、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但是，少數人財富的增長和大多數人的貧困化同時發生，整個社會形成了富人和窮人兩大階層。廣大工人民眾對資產階級激進派領導的改革國會的鬥爭已感到失望，他們已開始意識到獨立地進行政治、經濟鬥爭的必要性。一八三六年六月，倫敦工人協會宣告成立。次年六月，倫敦工人協會草擬了一個爭取普選權的綱領，後來又把它制定成法案，以“人民憲章”為題於一八三八年五月公布。“憲章運動”由此而得名。這個民眾性的運動不久分裂為兩派：“道義派”和“暴力派”。前者的鬥爭策略就是採取宣傳、集會和請願等合法的手段，反對使用暴力；後者的鬥爭策略則不限於和平方式，必要時準備以武裝起義、總罷工等非常手段來實現憲章的要求。
憲章運動在英國共經歷了十多年的歷史，其間三起三落，到了五十年代已經接近尾聲，但仍有一些城市的工人在那裡堅持鬥爭。就在狄更斯開始寫作《艱難時世》前幾個月，蘭開夏郡普雷斯頓城的工人還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狄更斯曾親自去那裡做過採訪，並把採訪文章發表在《家常話》上。在那篇文章中，他表達了自己對工人的同情，但同時又斷言，他們的行為已被引人歧路。他認為：“僱工和僱主的關係就像生活中其他關係一樣，應該有感情的介入，應該相互溝通、相互容忍、相互體諒，應該有某種無法用數據明確表示的東西，否則，他們的關係就會惡化、壞透，永遠結不出好果子。”
這是狄更斯對待憲章運動的態度，也是他的《艱難時世》在反映勞資矛盾時所表現的基本思想傾向。
狄更斯本質上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同情史蒂芬這樣的勞苦大眾，衷心希望他們能過上更好的日子。從這個良好的願望出發，他反對像龐德貝那樣不顧工人死活的功利主義的資本家。他通過史蒂芬之口向他們大聲疾呼：
先生，……高壓手段是絕對行不通的。
征服和壓服也是絕對行不通的。不合情理地只認一方永遠是對的，另外一方永遠是錯的，這也是絕對、絕對行不通的。置之不理也是絕對行不通的。把成千上萬的人拋在一邊，讓他們永遠過著那樣的生活，永遠陷入那樣的泥沼中，那么，他們就會成為這一方，你們成為另一方，一條漆黑一團、不可逾越的鴻溝就會把雙方隔開。只要這種不幸的局面不改變，不管時間是長還是短，這條鴻溝都會存在下去。如果你們不去接近工人民眾，不以仁慈心和耐心友好地對待他們……那也是根本行不通的，除非太陽會變成冰！
狄更斯已經認識到階級對抗的嚴重性，已經看到窮人和富人之間存在的那條鴻溝。他希望用階級調和的方法來消除這種反抗，填平這條鴻溝。和憲章運動中的“道義派”一樣，他不主張暴力對抗。小說中的龐德貝無疑是他激烈抨擊的對象，但那位主張暴力的工人鼓動家斯萊克布雷契也是他所否定的一個人物。他對勞資兩大陣營中的極端分子各打了五十大板。他所肯定的是史蒂芬那樣的工人：自己受了千般萬般的苦，仍不失仁慈心和耐心。面對迫害自己、造成自己不幸的有產者，不是向他們揮舞拳頭，而是直言進諫，用真情去感化他們，使他們醒悟過來，變成和他一樣具有仁愛精神和非凡耐心的人。如果勞資雙方都變溫和了，都能體諒對方、關心對方了，那么，這個天下就太平了，人生也就美好了。——這正是人道主義的狄更斯所描繪的理想社會的藍圖。
然而，他的這幅藍圖在現實生活中有幾分實現的可能呢？這一點恐怕連作者自己也心中沒底。
龐德貝之流顯然是工人的死對頭，他們是一些完全喪失人性的人，要期望他們對工人大發慈悲是不可能的。格雷戈林們則屬於人性沒有完全泯滅的有產者，他們也許會像《艱難時世》中那位功利主義的理論家那樣最後反省自己，縮短自己與工人民眾的距離，但那也不是必然的趨勢。讀者甚至有理由懷疑，小說中的格雷戈林從一開始的頑固不化到後來的幡然悔悟，是不是轉變得太突然了一點兒呢？作者對他所抱的期望是不是太樂觀了一點兒呢？如果沒有經歷家庭悲劇的切膚之痛，這個格雷戈林或別的許許多多格雷戈林會不會想到檢討自己的錯誤，自覺自愿地放棄功利主義的原則，成為工人的朋友呢？這些問題狄更斯沒有回答，恐怕也無法回答。
儘管《艱難時世》最後給我們描繪的那幅藍圖不那么可信，但它仍不失為一部具有歷史認識價值的好書，因為作者確實已把他那個時代的“艱難”狀況寫出來了，只是他所提出的克服這種“艱難”的法子，不像他揭示“艱難”時所做到的那樣令人心服口服。
狄更斯是繼莎士比亞之後文學創造最具多樣性的作家。他視野開闊，反映生活的層面豐富，描寫具有廣度和深度。這是他大多數小說的基本特色，也是《艱難時世》的基本特色。表現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這種特色是以在大容量的時空中創造一群人而不是少數幾個主人公為標誌的。從故事開始到結束，基本情節的時間線索已經拉得很長，而在人物的描寫中，現實的因素又跟歷史的因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就使作者所創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更豐滿的整體效果：龐德貝如此，格雷戈林如此，露易莎和史蒂芬等人也是如此。科克敦雖然只是個規模不大的新興的工業城市，小說中的人物都活動在這個相對穩定的範圍內，但作者描寫的視角幾乎是全方位的：格雷戈林的石頭院，斯賴瑞的馬戲團，龐德貝的銀行和鄉間別墅，史蒂芬的陋居，等等，無不在作者審視的目光的照臨之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科克敦就是倫敦，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
為了追求多樣性的藝術效果，作品中人物的主次關係就顯得不那么突出。甚至可以說，《艱難時世》是一部沒有主角的小說，至少是沒有絕對的主角。相對的主角倒有好幾個：格雷戈林、龐德貝、史蒂芬、露易莎、西絲等人都是。這樣的小說在結構上往往顯得比較鬆散，不容易引人入勝。但狄更斯以其嫻熟的藝術技巧、機智而富有幽默感的語言彌補了這一缺憾。這也是他高明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