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跪孔大黑會

提起共和國與孔子、與儒，一般人或許會立刻想起打砸孔子墓、批林批孔，儒法鬥爭的歷史。但很少人會知道，曾經的共和國能夠和平看待孔子，以至美國學者認為中國已經合適地處理了這個歷史包袱和歷史遺產。也曾經有一批學者，不惜冒著被批判的危險，用最崇高的辭彙褒揚這位“至聖先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牛鬼蛇神跪孔大黑會
• 背景：1962年山東曲阜孔子討論會
• 起因：從“五四”到建國初期
• 發展：毛澤東：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

背景

1962年山東曲阜孔子討論會。面對極左文痞咄咄逼人的氣勢，毫不在乎地拒絕使用“階級鬥爭”方法分析孔子，直稱孔子至聖至賢，將長期存在於人們的心中和口中。為此，他們被污衊為“發了狂的牛鬼蛇神”，被污衊“向孔子下跪”，遭受到慘烈的批鬥。

無論孔子之學在今天是否能算作“先進文化”，也不管孔子之學是否能帶領今天的中國人走向文明富強，孔子之學始終是溶於中國人血液2500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起因

從“五四”到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對孔子保持的敬意

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擁抱西方“德先生”和“賽先生”，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救亡運動。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肇始於“五四”，也理所當然地打上了反傳統的烙印。按馬克思主義古史分期和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著名理論家李大釗就稱“孔子為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 “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但也同時指出“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權威，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對於孔子和孔子學說本身，李大釗仍然保持著敬意。

毛澤東1952年參觀曲阜孔林

1938年，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作報告時曾說：“我們是馬克斯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用“珍貴的遺產”給孔子學說定性，既有統戰工作上的需要，但也是代表了黨內許多人士和學者的真實看法——雖然有若干批評的意見，但大體上還是肯定孔子學說的偉大及其價值。

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范文瀾就如此評價孔子——“中國封建時代已經過去了……但孔子對古文化的偉大貢獻和他在歷史上的崇高地位，並未失去。因為他訂六經，保存了三代舊典；因為他創儒學，形成了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學說的某些部分，表現了漢民族在文化特點上的某些精神狀態……”。而另一位史學大家郭沫若，在其1945年出版和1954年再版的名著《十批判書》中，也表達了對孔子和儒學的崇高敬意。

從49年到50年代中期，對於孔子，知識界的討論並不算熱烈，大體維持著解放前的論調。

美國學者：共產黨中國正在把孔子光榮地請進到博物館裡

49年後，對孔子的敬意不僅僅停留在歷史學家的評價上，也體現在具體的行動上，相比起民國戰亂時期許多儒家文物缺少看護和保養，剛成立的新中國在這些方面投入了不少。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在其1965年出版的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如此描述他的觀察——

“在西安，儒家廟宇得以修復，成為博物館。在曲阜，修整一新的孔廟和孔林被保護起來。1962年4月傳統的清明節祭拜時刻，成千上萬的祭拜者涌到那裡，官方設計的從孔林到孔廟的沿線途中，猶如趕集市一般(有人曾建議將孔陵作為麥加和耶路撒冷那樣的儒教祭祀聖地)。這種虔誠的行為體現了共產主義者阻止毀滅歷史文物的意識。”

從人民日報當時的報導來看，列文森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1962年，人民日報還發表了一篇散文《孔子故鄉散記》，裡面特意提到了孔林由人民政府派專人看管，孔墓周圍以及林內甬道都打掃得乾乾淨淨。清明時分，曲阜雖然不舉行祭孔典禮，但會舉行“林前會”， 孔廟、孔林等名勝古蹟全部開放，每天前來遊覽的不下三萬人。

列文森由此得出結論——“共產主義者既排除了封建守舊分子對孔子的過分推崇，又把孔子從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全盤否定中解救出來，使他成為一個既不受崇拜、也不遭貶斥的民族歷史人物。”

然而，列文森終究是沒猜透毛澤東。

發展

毛澤東：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 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

作為黨和國家的領袖，毛澤東一生中曾兩次造訪曲阜，都是因為孔子。一次是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26歲毛澤東遊覽了孔林，拜謁了孔子墓。他曾如此回憶這段經歷：“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孔子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以及聖人兒時生活過的小鎮。我還看到了有歷史意義的孔廟和廟內那棵著名的樹，相傳是孔子親手所植”。另一次是1952年，在視察黃河中下游的過程中，特意花了半天來到曲阜參觀孔廟和孔府。

但即便如此，我們也很難說毛澤東對孔子懷有什麼特殊的敬意。52年這次視察，既未留下題詞，也沒有說過讓人印象深刻的話，所以這次造訪很大程度上恐怕只是因為孔子是個名人，自己少年時期曾受過孔子的影響。然而，領袖曾經造訪曲阜卻讓一些對孔學懷有好感的知識分子有了聯想——“傳統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必然會對主席有所影響” “五四運動前夕，毛主席來曲阜進行革命的秘密活動……”“毛主席注視孔子墓，推翻三座大山的宏圖大略在胸中醞釀成熟了。”

這種想法無疑是幼稚的，反不如列文森看得真切，他留意到1955年，毛澤東就為一份來自曲阜的農業合作社的報告寫下了這段按語：“這是一個辦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從這裡吸取許多有益的經驗……(孔夫子)故鄉的人民辦起社會主義合作社來了。經過兩千多年仍然是那樣貧困的人民，辦了三年合作社，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都開始改變了面貌。這就證明，現在的社會主義確實是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有興趣去看孔廟孔林的人們，我勸他們不妨順道去看看這個合作社。”

但列文森仍然認為這種對孔子的譴責是溫和的，他認為共產黨已經樹立了科學的精神，儒學這種古董是沒有辦法挑戰科學的。毛澤東會批評當下的儒學分子，但不會把矛頭對準古人。

列文森猜對了前一半，但沒有猜中後一半，僅僅在他的作品在美國1965年出版1年之後，曲阜就發生了讓他難以想像的破壞性場面。而中國的“儒學分子”，卻連前一半也還沒做好心理準備。

孔子討論會：支持孔子的人占據多數，就是不談階級鬥爭

經歷了反右、拔白旗等運動，仍然有小部分知識分子所受到的衝擊相對較小，而隨著61、62年政治空氣相對緩和，孔子研究逐漸開始變熱。61年，許多地方組織了地方性的孔子討論會，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於是，1962年11月，全國眾多著名史學家哲學家相聚濟南，開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孔子研究會。

根據馮友蘭的說法，當時對孔子的評價，可分為四派：一孔子全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二孔子全是進步的。甚至是革命的；三有新的一面，但不是主要的，維護舊制度的一面是主要的四新的一面是主要的，維護舊制度的一面不是主要的。在這四派之中，以第四派人數最多，馮友蘭即屬於這一派；人數次多的是第二派，可說是挺孔派；再次是第三派，如任繼愈等；而以第一派反孔派的人數最少，僅有關鋒、林聿時、楊榮國等幾人。

但在此次討論會前不久，毛澤東才剛剛向全黨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老學者們不會不知道應該將松下不久的弦又重新拉緊，但在會議上，大部分學者都拒絕講“階級鬥爭”，而是大講孔子有多偉大——

“孔子成了中國民族文化的代表，成了統一中國民族文化的重心。‘至聖先師’的稱號不但長期存在與祀典的牌位之上，也長期存在與人們的心中和口中。”——金景芳

“我以為孔夫子的世界觀不但是唯物主義，似乎還有點辯證唯物主義的味兒，這味兒簡直好像一條紅線似的貫穿在孔夫子一生言論之中。”“把古代的歷史事實樣樣都糾纏到階級觀點上去，也是不容易搞通的。”——劉節

“孔子實為至聖至賢的哲學家、人類的幸福，關係於孔子的一言半語。”——朱謙之

學者們暢所欲言，對孔子思想進行了充分的肯定。不料卻引來了一個專門找茬的“打手”，此人便是數年之後在文革初期出盡風頭的“戚、關、王”中的關鋒。

關鋒：必須用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批判孔子

在反右鬥爭中，關鋒以幾篇批判文章出了名，與姚文元、王力一起，成了“左派新秀”。這次參加孔子討論會是有備而來的。會議第一天的晚上，關鋒把所有會議論文都要到手，組織助手從裡面尋章摘句地找“黑材料”、“反動觀點”、“黑話”。幾個人連夜寫文章，第二天上午命令大會主持人改變議程，安排他們中的兩個發言。

左起戚本禹、王力、關鋒

關鋒的觀點十分明確：一個人的思想“在階級社會裡，是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的理論表現，超階級的思想體系和思想家是沒有的。孔子的哲學、政治、倫理學說不能當作超階級的、永恆的，無批判地加以繼承，把孔子現代化。”；無論孔子學說在歷史上發揮過多大的作用，但總是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無產階級對他的繼承必須是批判的，而不是“整理”、“充實”和“提高”；那些試圖“ 古為今用” , 把孔子思想作現代解釋的,都是“ 含沙射影” 、“右派言論” 、“借古人之口攻擊社會主義” 等等。

山東省副省長余修：不習慣用階級鬥爭法分析也沒什麼了不起

關鋒極力把“階級鬥爭”分析方法加到各位學者頭上，其咄咄逼人的氣勢也嚇到了一些人。但更多的人還是對關鋒表示了不屑。會議主持人甚至提前叫停關鋒的演說以示心中不滿。

山東省副省長余修在閉幕式上致辭時也針對關鋒：“在如何研究孔子問題的方法上……儘管有些同志運用階級分析方法不夠純熟，甚至有個別人不習慣運用這一方法，我看在研究孔子問題上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余修還表示，希望各位專家能在這次會議基礎上再埋頭苦幹三五年，下一次孔子討論會上會讓大家有更多收穫。

然而，從這次討論會結束起，便再也沒有正常討論的空氣。關鋒將自己在討論會上的講稿在北京發表出來，一些被他點名的學者教授當即收到了批判。

但誰也沒有料到，誰也沒有心理準備，到了66、67年。這次孔子討論會竟然成了“牛鬼蛇神發了狂的大黑會”。許多此次會議參與者受到了嚴酷的待遇。

結果

孔子墓、學者蒙難：毛骨悚然的“下一次孔子討論會”

1966年夏，“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下旬，譚厚蘭率領的紅衛兵開始向曲阜“三孔”進攻，曲阜縣抵抗了幾個月後，至11月底，孔子墓被毀，石碑被砸，“萬世師表”牌匾被燒。“三孔”遭到史上最嚴重的破壞。與此同時，11月28日，還召開了一場“討孔大會”：參加1962年孔子討論會的余修、王眾音、周予同、嚴北溟等部分與會者被押到會場主席台示眾。他們雙手舉著各自的牌子，上面寫著他們名字，名字上打著紅叉。1962年11月“孔子討論會”閉幕整整4年之後，山東省副省長余修“三年五載”在“我們山東再開孔子討論會”的話以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應驗了。他們無言地被批鬥，被強迫遊行，甚至被強迫觀看焚燒孔廟的巨型“牌匾”……

姚文元定性：這是一個資產階級右派囂張得發了狂的黑會

批鬥不止，帽子又發上了，1967年1月，姚文元發表《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為62年孔子討論會定了性：“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揚的批准、指示和親自策劃下，在山東召開了所謂“孔子討論會”。這是周揚夥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對十中全會革命精神的一次反攻。這是一個資產階級右派囂張得發了狂的黑會，演出了解放以來所未曾出現過的向封建祖宗鞠躬致敬的醜劇。”

因姚文元文中有“鞠躬致敬”的字樣，傳來傳去，最後甚至傳成了孔子討論會與會者下跪向孔子墓磕頭。而實際情況不過是孔子討論會閉幕後部分與會者去曲阜參觀，周予同說了句“幸虧有這個機會, 我能到曲阜來。幸虧有孔夫子, 才有這個機會。今天我來曲阜, 真得謝謝他啊” 的玩笑話, 結果謠傳成了“周予同帶頭下跪, 向孔子墓磕頭”。

緊接著，就是紅衛兵們的表演，人民日報接連發了兩篇批鬥文章《“孔子討論會”是牛鬼蛇神向党進攻的黑會》——

“在’孔子討論會’上，資產階級右派大放厥詞，極力抬高孔老二這具封建殭屍，美化這個封建祖宗，把他捧上了天。”

“參加‘孔子討論會’的牛鬼蛇神，這樣煞費心機地往孔老二這具封建殭屍臉上貼金，其目的就是為了反對毛澤東思想。”

《牛鬼蛇神在“孔子討論會”上放了些什麼毒》——

“狂熱地歌頌、美化孔老二，惡毒地污衊、攻擊毛澤東思想。”

“大肆宣揚孔老二的‘仁政’‘德治’，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公開煽動反革命復辟。”

“借古諷今，指桑罵槐；惡毒地攻擊三面紅旗，辱罵黨的領導。”

幕後黑手升級變為劉少奇，後又加上林彪

到了1967年中，對劉少奇的批判升級，於是，幕後黑手從周揚一下變成了劉少奇。人民日報《劉少奇為什麼要為孔子招魂？》——

“一九六二年，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時機已到，猖狂地進行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活動，再次拋出他的黑《修養》，推銷孔家店的黑貨，為孔子招魂。這是劉少奇為復辟資本主義所作的反革命輿論準備的重要組成部分。”

“劉少奇早就是孔子的崇拜者，一貫吹捧孔子，極力宣揚‘孔孟之道’。劉少奇大肆販賣孔家店的教條和推行他那套反革命修正主義黑貨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為了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需要。他那套唯心主義的‘修養’經，就是‘孔孟之道’的翻版。你看，孔子的‘愛人’、‘不好犯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學而優則仕’等，與劉少奇的‘人類之愛’、‘階級鬥爭熄滅論’、‘黨內和平論’、‘讀書做官論’等，不是一路貨色嗎？！”

到了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後，尊孔的幕後黑手又多了一個林彪——

“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三番五次地叫嚷：‘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短短一句話，暴露了林彪妄圖改變黨的基本路線、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狼子野心。啥叫‘復禮’？我們工人認為，‘復禮’就是‘復辟’。孔子叫‘復禮’是要復辟奴隸制度，林彪叫‘復禮’，是要復辟資本主義。他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一連寫了幾次條幅，都是講要‘復禮’，可見他迫不及待地要復辟資本主義。真是可恥！”

1978年後，孔子的聲望一點點復甦

從搗毀孔墓到批林批孔、評法批儒，1970年代中期、孔子的聲望在中國落到了2500年以來的低點。直到思想解放真理標準討論之前，為孔子說話的文章還遲遲出不來。1978年7月18日，《光明日報》史學版頭條用通欄標題、四分之三版面刊出一篇五千餘字的文章，《孔子教育思想試評》，才揭開了恢復孔子名譽的序幕。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曲阜連續開了5次新的孔子討論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