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陵黃村劉氏

營陵黃村劉氏是指山東省昌樂經濟開發區境內居住的劉氏後人，代表人物主要有劉新生、劉錫誠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營陵黃村劉氏
• 所屬地區：中國山東
• 地理位置：（今山東省）昌樂經濟開發區
• 代表人物：劉新生、劉錫誠等

淵源

黃村位於昌樂開發區龍角村稍偏東，古營陵八景之一“黃村黍熟”所在地，當年占地六十餘畝。

重修劉氏先祠碑誌

自“壬辰年金滅之後”（1232年），二世祖朝散大夫河中府同知信公,“避亂逾河挈家而來”，卜居於此。元至元十九年（1283年）七月四日，三世祖用公將先祖考之靈柩及昆仲移葬黃村之原，是為占地六十四畝的劉氏祖塋。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從劉信卜居黃村，到劉用移葬先祖考之靈柩及昆仲，中間已相隔51年。因黃村劉氏於元代出達官顯貴二十餘人，為累世簪纓之世勛巨族，故劉氏塋地以規模之大、氣勢之宏、欽賜祭葬之多而顯赫青齊。

金、元時黃村隸屬益都路北海縣，在“密州之西境”。《馬可波羅遊記》記載，當時青州一帶雖剛剛歷經金、元間的戰亂，但在至元年間仍然保持著良好的經濟狀況：“路沖當水驛，市早集商船。鵝鴨皆成隊，魚蝦不費錢。”至少反映了商業和養殖業的發達。而位於膠東半島的登州雖“擅利魚鹽”，然“土田狹窄，瘠鹵半之”，農業落後；萊州“男通魚鹽之利，女習緝紡之業”，但“其地瘠薄，負海舄鹵，蠶谷少而人民寡”。同樣由於自然環境原因，農業落後，人口稀少。故黃村之卜居，也顯現出劉氏先祖睿智的目光。黃村南對首陽山，東依邢家河，沃野廣陌，河灣密布，自然也是傳統經濟繁榮之地。至今黃村一帶仍有昌樂縣“北大倉”之稱。當黍谷豆麥黃熟之時，稼禾遍野，一派豐收景象。考黃村向無黃姓居住，故村名之由來，“黃”字似取嘉禾黃熟之意也。“

元朝末年，由於戰亂四起及瘟疫流行，社會動盪不安，“巨姓右族，不死溝壑，則奔竄散處”。“往年大姓家，存者無八九”（李繼本《一山文集》）。況且，金元兩朝又是被貶稱為“胡虜”的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口號的朱明王朝，對金、元時期的世勛芑族，當然會更加岐視和嚴厲打擊。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處於“去元未遠”的明初時期，黃村劉氏族人只有四散奔逃，故有“宗分三支”之事載於家譜。

另據於留劉氏(吾族自五世祖,因戰亂宗分三支:曰於留、曰邢姚、曰邊下)家傳，因清代仕途重出身家世，體仁閣大學士、清官“劉羅鍋”劉墉（一說劉統勛。竊以為更有道理，民間劉墉聲名比其父更著，疑易訛傳。因劉統勛於乾隆時期開始撰修族譜，名叫《東武劉氏族譜》；且多次負責黃河、運河的治理工程。）曾來於留尋根問祖，俗雲尋“靴子厚”。當時於留劉氏長者指之曰：“吾於留劉氏雖世稱望族 ，然顯官聞人皆在元，公莫如西訪楊河劉氏問之，其有祖乃明朝之閣老，靴子新而且厚也。”劉遂往楊河。後大清徵用民工治海河（或運河、黃河），於留店有數人不堪忍受勞役之苦，遂往投劉府。劉墉聞於留劉氏到，自然免不了一番厚待。又令府中取出一對金絲燈籠，上書其堂號曰“清愛堂”三字。曰：“持之可保平安歸也。”民工回，藏燈籠于于留劉氏祠堂，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尚在。後“文革”開始，二燈籠不知所歸。考此事於族譜，於留劉氏三世祖劉用因仕元而居密州多年，信公長子劉潤等劉氏族裔其時亦徙居密州而失考。劉墉又密州人也。劉墉來於留尋根問祖似有一定道理。看過電視劇《宰相劉羅鍋》的人都知道，劉墉的家鄉在諸城（今山東高密縣注溝鄉逄戈莊村）。據劉墉家鄉逄戈莊《東武劉氏族譜》所載由劉統勛撰的《東武劉氏族譜凡例》記載說：“吾家自前明弘治年間，始祖諱福公，自江南碭山縣遷山東諸城縣。至二世恆公，家譜遭兵燼，中間世次莫考，幫列恆公為二世。”在清代以前，諸城劉氏是一個很不起眼的普通劉氏宗族，這個家族當時基本上沒有產生過什麼比較優秀的人物，因而在中國正史上找不到他們的足跡。大概就是因為這個家族太普通、太微小了，以至於到清朝時期，劉墉族人連他們的遠祖來源於哪裡，都已記不起來了。依據成書於清代後期的《東武劉氏族譜》記載，我們只大略地知道，諸城東武劉氏約形成於明朝，以劉福為本支開基始祖。第2世劉恆時，由於戰亂兵災，劉家族譜被燒毀。從此，族人對諸城以上劉氏家族的情況就不得而知。在“家譜遭兵燼，中間世次莫考”的情況下，黃村劉氏這樣的望族，應該是極易引起這位尋根心切的宰相注目的。尤其是黃村又距離劉墉家鄉不遠，更兼劉墉有姑母家是昌樂堯溝北郭村（在黃村西約十公里），故劉墉（劉統勛）來此尋根問祖就成為可能。

應該注意的另一點是，乾隆稱帝繼位後，劉統勛曾隨大學士稽曾筠到浙江學習治理海塘工程，學有所成後又多次負責黃河、運河的治理工程，所以，這一點又與於留民工修黃河往投劉府的傳說相吻合，想來合乎情理，當非杜撰。

諸城劉氏在乾隆時期由第8世孫宰相劉統勛開始撰修族譜，名《東武劉氏族譜》，共3卷。到今天，諸城劉氏已傳到始祖劉福的第十五六代，按一般譜牒學25年為一世推算，諸城劉氏的歷史不過在400年左右，而黃村劉氏已繁衍了約862年左右（信公生於1174年，再上溯秀實公25年，可知約自1149年至今）。

關於黃村劉氏祖塋，族人有心者抄下碑文十數篇流傳至今，讓來者得以遙見昔年盛況。《劉氏先塋碑記》系祖塋較早的碑記。它由元代衛輝路知事徐登撰文。徐登與劉氏三世祖劉用“交屬既深”，又有“姻眷之義”。看來徐氏與先祖應是兒女親家，但其人其事未得其祥。單從官至衛輝路（今河南）知事看來，亦非等閒之輩。今天看《劉氏先塋碑記》，文筆甚佳，可知徐登不愧當時大家名流。北海儒學教諭古斟劉□書丹，丹書作者姓名殘缺一字，所以不傳。原因已不可考，疑是時有妒嫉者所為。益都儒學正古紀趙有忠篆額。《劉氏先塋碑記》記錄了劉氏先世及一家六代的情況。“泝其先世系出於蜀，已稱名族。歷三國至唐宋以來，隸籍滄州。郡治之西南，有地曰馬明鎮，祖塋在焉，年代久遠。”查《金史》，馬明鎮屬滄州南皮縣。時南皮僅此一鎮。有《南皮劉氏族譜》今存北京圖書館。後來有欲對族情溯源窮流者當記之矣。劉氏一世祖“秀實，金季仕滄州節度使，改令益都府總判，以疾終。”二世祖“信，領兵徙直隸。山東俶擾不遑，率家人避居汴京。初襲父職，後官至朝散大夫，遙授河中府同知。壬辰年金滅之後，復至益都訪父總判之塋。因於密州之西境為村居焉。淡於仕進，雅尚玄教，尤喜與羽人游。樂善好施，惟日不足。”可以知道，在金元之間的戰亂歲月中，秀實公因病死於任上。其子信公率兵逃往直隸（今河北），隨著金元混戰愈演愈烈，又率家人避居汴京。在汴京，得到日薄西山、瀕臨滅亡的金朝賜封，“初襲父職，後官至朝散大夫，遙授河中府同知。” 河中府當時可能已為蒙古所占，可知信公這個同知之銜是空頭的，並沒能實際赴任，僅是遙授而已。而劉信卜居黃村，實是避亂、隱居，從“淡於仕進，雅尚玄教，尤喜與羽人游。樂善好施，惟日不足。”這些語句中我們不難體會到。因為作為一個金朝的遺老，又到了58歲的老齡（信公生於金大定乙未（1174年），卒於元憲宗辛亥（1251年），卜居黃村在壬辰年（1232年），淡於仕進在情理之中。雅尚玄教反映出他其時的消極遁世思想。但這位重振家室的朝散君卻始終沒有忘記延師教子。“壬辰北渡，訪判府君塋，因家益都。時兵余，遺民流離道路。得衣冠之士數人，館於家，俾子孫徙之學”。信公在戰亂的年月里，曾收留了一些有學問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就成為教誨劉家子弟的私塾先生。可見劉家後來能夠六代簪纓，和朝散君的重教課子是分不開的。劉氏先塋碑立於大元至元二十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二十日，文末署有“敕授將仕郎膠萊莒密鹽司副使孫男劉用立石”一十九字。劉用為劉氏三世祖，行五，官至禮部侍郎、中順大夫。其事詳見於昌樂縣誌和劉氏家譜。

四塊福壽康寧碑石之一——福字碑

劉氏祖塋另一重要碑記為《有元北海劉氏昭先之碑》，此碑由四世祖劉世傑立於泰定元年歲次甲子十月乙亥十有四日。劉世傑,號白眉，官至奉順大夫中書省右司員外郎，後出任奉直大夫汝寧府知府、兼管本府駐軍奧魯勸農事。當時汝寧府（今河南汝南）有著良好的農田水利設施，“汝南舊有鴻郄大陂，西平有二十四陂，郡亦為饒。”商業也較發達，史稱“汝、汴二郡多富商”，即說明汝寧府商業可與汴梁相比美。劉世傑能夠出任汝寧知府，元朝庭的器重可見一斑。據《昭先碑》所載：“世傑端介有局量，遇事敢言，無所回撓……持法平允時正，利病知無不言，宰相深器重之……世傑揚歷中外人無間言，方為朝廷柄用，遂贊宣徽”。仁宗時,浙西土豪沈明仁,創立白雲宗,強占民田二萬頃,糾集徒眾十萬人,蓄髮娶妻,自有田宅,形成一個託名佛教的地主集團和邪教教團。於是中書省臣劉世傑奏參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應下旨黜免,嚴汰僧徒,追還民田等語。仁宗一一準奏,並詔沈明仁奸惡不法,飭有司逮鞫從嚴,毋得庇縱,違者同罪。此延佑六年(1319)十月事也。當時，劉世傑還將貪縱不法的泉州萬戶孫天有、福建運使朵兒別角繩之以法，當地百姓拍手稱快。劉世傑還向丞相進言，丞相應當“上弼天子，下總百僚，行省不可置。”元朝當時著名的奸臣要束木伏法後，劉世傑認為其子黑驢也不宜擔任江浙行省的左丞相，就上書要求裁罷。不久，劉世傑官拜監察御史。後歷任西台都事、內台都事，擢授為右司員外郎。因其持法平允時正，利病知無不言，宰相深器重之，出為汝寧府知府，兼管本府諸軍奧魯勸農事。為《昭先碑》撰文的是集賢侍讀學士、亞中大夫、國子祭酒蔡文淵。蔡文淵是山東東平人，泰定年間任御史，與當時濟南人、著名散曲家、禮部尚書兼參中書省事張養浩同朝。《昭先碑》中蔡文淵言“予嘗偕侯（劉世傑）拜命憲台，交分日深”。四世祖劉世傑歷任風憲御史管勾、南台監察御史、西台都事、內台都事、中書省右司員外郎，蔡文淵曾經與之為同僚，並且有深厚的交情。蔡作為侍讀學士、亞中大夫、國子祭酒，自是一代飽學大儒。其《蔡文淵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孔治神道碑記》尚存曲阜孔廟。這是蔡文淵為孔治寫的墓道碑。孔治乃孔府北宗之主，元朝官至中議大夫。蒙古人滅宋後，原跟著宋廷南渡的孔府南宗也隨之式微。元朝改認北宗族長襲衍聖公爵位。碑文記載了大德元年（1297）孔治進京朝見成宗皇帝時，大臣奏封孔治為衍聖公之事。同時，蔡文淵也是元朝《農桑輯要》序文的作者。《農桑輯要》是元代專管農桑，水利的中央機構“大司農”主持編寫的現存最早的官修農書。它作為一部由政府出面所修訂的農書，其出現與元代的重農勸農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蒙古族進入中原以後，當時的一些蒙古族將領，提出將長城以內的新征服的地區的農田全部改為牧地，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見，最後採用了耶律楚材的建議，獎勵這些地方的農民繼續從事農業生產，供納賦稅，這個辦法果然取得了好的效果。元代統治者開始重視農業。至元元年(1264)，元世祖即位，第二年便設定了專管農業的“勸農司”，後來又改為“司農司 ”，《農桑輯要》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由司農司主持編寫的。蔡文淵能夠為《農桑輯要》作序，其在當時的地位與影響可見一斑。《昭先碑》由元代奉議大夫監察御史楊喜篆額，由元代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張起岩書丹。楊喜其人具體事跡暫無考，但是既然官做到監察御史位子上了，大約也就相當於今天的中央組織部長了吧，是故亦屬當時政要。張起岩，字夢臣，為元代狀元，亦是頗具神話色彩的一代名臣。他於延祐乙卯年中進士，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轉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遷中書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岩亦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為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岩遂為第一人，論者以為非偶然也。起岩博學有文，善篆、隸，有《華峰漫稿》、《華峰類稿》、《金陵集》各若干卷，藏於家。”其事跡詳見於《元史·列傳第六十九》。張起岩的法書墨寶至今遍見濟南、曲阜、肥城、萊蕪、嶗山、泰山等齊魯各地。濰坊浮煙山，有名勝曰麓台，為漢代公孫弘墓。台南矗立元代詩碑一座，上刻《麓台秋月》詩云：銀河漾漾淨天街，碧月輝輝照麓台。台上讀書燕太子，清光依舊向人來。即為張起岩所作，為浮煙山平添了一道靚麗厚重的人文風景。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元至治二年（1265年），世傑祖尚留有《重修東嶽廟行祠記》碑記傳世，它記載了我五世祖劉源與諸親修復東嶽行祠的情形。東嶽行祠在信公卜居之前早已有之，金末毀於兵火。信公幾欲興修未果。至元六年，三世祖“昌樂酒醋稅務都監劉澤、滕嶧諸軍奧魯長官劉成繼承父志，肯構其基，翦荊榛，拾瓦礫，復建其廟。” 大德八年，袁州路（今江西萍鄉、宜春一帶）忠顯校尉、管軍總把、五世祖劉源以子（劉仁，六世祖）承替其職而還故里，與列叔祖劉淵、劉旺、劉世興、劉侃等人重修東嶽行祠。適四世祖劉世傑也“以官游中外，還居青社，因拜掃而到鄉里，”就寫下了這篇碑記。此碑復由張起岩篆額，可見劉世傑與張氏既為同僚，結交確非一般，因此張為劉家題記亦屬順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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