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是指從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中，拿取部份配額作為市民的基本收入，該收入不需要任何條件與資格，只要是屬於本地市民者，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一筆基本收入。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無條件基本收入
- 外文名：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 釋義：從社保中拿出部分作為基本收入
- 特點：創造性、靈活性與實用性
- 意義：幫助人們從勞動中解放出來
簡介,三個階段,
簡介
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是指從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中，拿取部份配額作為當地市民民的基本收入，該收入不需要任何條件與資格，只要是屬於本國當地居民者，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一筆基本收入。
三個階段
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一般分為部分基本收入（Part Basic Income），“全額基本收入”（Ful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例如：芬蘭國家無條件提供的每月560歐元基本收入，實驗選定的560歐元發放水準，只是“部分基本收入”（Part Basic Income），而非“全額基本收入”（full basic income），後者在芬蘭的標準在1000歐元以上。也就是說，560歐元的補貼雖然讓人餓不死，但其實不足以讓受益人在芬蘭獲得足夠自由體面的生活，這樣可以激勵失業人員去尋找工作，滿足個人和家庭的“發展性需求”。隨著計畫的推行，相關補貼標準也將逐步提高，從而測算出哪個段位的補貼額既可以給失業者以最大幫助同時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動就業。如果各項實驗順利，基本收入計畫將覆蓋全體國民，無論窮人富人，即實現“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對於無條件基本收入，贊成者認為這種制度有辦法幫助人們從勞動中解放出來，從而進行自己想做的事業，使得社會更有創造性、靈活性與實用性。反對者則認為這會讓人們失去工作的動力，從而使整個經濟衰退。
有理論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是一種社會實踐與探索：從科技發展的角度來講，智慧型機器將取代大部分人力，反而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商品和財富，從而使得大多數人，可以從繁重和不情願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從事自己喜愛的生活或工作，甚至憑此收穫財富；這樣人們工作性質有了改變，人類創造的價值不再取決於實物產品的生產數量，而在於各種有意義、看得到與看不到的行動及其精神活動價值，從而湧現了全球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的潮流趨勢及其構想。
一、國外無條件基本收入政策與發展趨勢。
不工作，白拿錢，就像吃霸王餐，世上真有這么好的事？真有。
在去年6月的全民公投中，瑞士民眾高票否決了引入“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的計畫。按照該制度倡議者的構想，每一個瑞士公民都應當無條件獲得每月2500法郎。
被瑞士人否決的方案，事實上，芬蘭人也打算試驗這項極富爭議的制度，讓2000名參與試驗者在今後兩年里，獲得國家無條件提供的每月560歐元部分基本收入。
德國之聲網站報導，芬蘭已從去年11月領取過失業金、低保金的人群中，隨機選出2000名25至58歲之間的“幸運兒”參加這項計畫。這些人去年底之前收到國家社保局的一份通知，今後的24個月裡，他們將能每月獲得560歐元；這正好是目前芬蘭的失業金金額。
參與試驗者今後兩年內將無法再獲得失業金或者低保金。不過，如果他們在這段時間裡找到了工作，每月560歐元的無條件基本收入也一分錢不少。值得注意的是，560歐元遠遠低於2700歐元的芬蘭人平均收入水平。
這項無條件基本收入政策目的，要激勵失業者去做較低收入工作。這項新的政策其實更像一場科學試驗。眾多學者將對為期兩年的試驗進行全程跟蹤，國家社保局還設立了一個對照組；當局在相同的人群中隨機抽取了另一批人，他們還是按照現行制度領取失業金或者低保金。
這場試驗的主要目的並非是測試無條件基本收入是否會超出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畢竟，其金額與現行的失業金等同。
芬蘭國家社保局的圖魯能說：“無條件基本收入將能夠激勵現在的失業金領取者重新去工作。”他說，許多現在的失業者、低保戶都不願意去做一些較低收入的工作，他們擔心稅後工資還不如失業金，“我們認為，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將促使他們至少去接受一份半職工作。”
在有關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爭議中，反對方的一項主要論據是：許多獲得無條件基本保障的勞動者將不再願意工作，從而導致社會生產值下滑。而支持方則駁斥說，人天然具有融入社會、實現自我價值的動機，因此大多數人依然會在有基本收入保障時繼續工作。
反對方的代表人物之一、慕尼黑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所長費斯特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對人性的這般認知很有親和力，但它和真正的人性相去甚遠。”費斯特還對“工作動力不再是迫於生存壓力，而是因為自身具備工作的意願”這種說法表示擔心。
芬蘭此次試驗的另一個主要目的，是測試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是否能夠有效降低官僚體系的運行成本。在現有的社會福利體系中，當局需要花費大量人力定期核查低保金領取者的真實生活水平，不斷調整低保金的金額高低。而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則意味著社會福利發放方式的極大簡化。
有理論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是發展興趣產業的基本條件；利用市民的興趣愛好產生工作價值，可以讓這個計畫更完美。反對方的代表人物之一、慕尼黑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所長費斯特的擔心不無道理，但是這種擔心，如果在芬蘭配套該政策時，實施誕生於中國的顏回樂興趣小鎮計畫，吸引芬蘭成千上萬市民加入，利用市民的興趣愛好產生工作價值，興趣愛好就是樂此不疲的工作，社會生產值的提升不在話下。
此外，該實驗選定的560歐元發放水準只是“部分基本收入”，而非“全額基本收入”（full basic income），後者在芬蘭的標準在1000歐元以上。也就是說，560歐元的補貼雖然讓人餓不死，但其實不足以讓受益人在芬蘭獲得足夠自由體面的生活，這樣可以激勵失業人員去尋找工作，滿足個人和家庭的“發展性需求”。隨著計畫的推行，相關補貼標準也將逐步提高，從而測算出哪個段位的補貼額既可以給失業者以最大幫助同時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動就業。如果各項實驗順利，基本收入計畫將覆蓋全體國民，無論窮人富人，即實現“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對於芬蘭政府來說，“基本收入保障”是一項重大的福利制度改革，步子不能一下邁得太大。這不是一場對與錯、左與右的意識形態層面的爭論，而是小心謹慎、實實在在推行的一項社會實驗。在全面推廣之前，必須科學地檢測新制度對各項社會問題的真實效果，如此政府一方面有足夠的時間來調整和應對，同時讓原有福利體制下的公眾有逐步理解、信服和接受的過程。
在荷蘭，基本收入制度正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謀求上位”：地方政府先乾。荷蘭中部城市烏特勒支也計畫從2017年1月開始進行為期兩年的“基本收入保障”實驗，其實驗設計更為精細複雜，除了獲得960歐元無條件基本收入的250名測試對象之外，另外還有五個對照組，每組成員獲得不同數額的失業援助或補貼，也面對不同分量的工作義務、附加條件和懲罰措施，從而比對出“基本收入”政策的優劣。為了規避民眾對“基本收入”就是政府無條件發錢的刻板印象，減少改革的阻力，市政廳在相關檔案中甚至避免提及“基本收入”一詞，最後該項目的名稱被有趣地叫做“看誰行”（See What Works）。
加拿大計畫無條件給公民發錢，每月發放的錢財甚至有可能達到1000美元。執行這一計畫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正準備開展一項社會實驗，每月給公民發放少量錢財，足夠支持生活基本需求的花費。這種社會保障系統被命名為為“基本收入”，已被列入安大略省2017-2018年財政預算中。該項目暫時沒有明確有多少人會享受這種福利，以及屆時每個人會收到的金額。此外，該項目還計畫向低收入學生免費發放大學獎學金。據悉，該試點項目為安大略省降低貧困人數，加強社會保障整體規劃中的一部分。
從以上全球各地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實踐可見，在公共政策領域的創新和改革，如何進入政府的議程，並最終成為國家政策，需要在決策方式上倍加審慎；同時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基本收入的標準以及與原有福利制度的嵌套方式不同，甚至一國之內區域之間也存在巨大差異，需要因地制宜地採取不同的模式和路徑。值得一提的是，芬蘭和荷蘭的社會實驗都帶有明顯的科學研究色彩，跟大學和研究機構都有密切合作，旨在消解公眾的疑慮以及政客們基於意識形態的反對。
二、 為什麼西方無論左派右派政黨，都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保障”？
有趣的是，“基本收入保障”越來越獲得跨黨派的支持，在荷蘭是左派政黨發起，而在芬蘭卻是中右政府在推動。2017年初，法國總統大選，在總統奧朗德不謀求連任的背景下，法國左翼社會黨初選殺出黑馬，其“無條件基本收入”主張引熱議。這匹黑馬是之前民調只有7%支持率的前教育部長伯努瓦-阿蒙，意外地因為其“無條件基本收入”主張而以36.2%的選票排名第一，領先於前總理瓦爾斯和前經濟部長蒙特布爾。阿蒙憑藉獨特的競選綱領，出其不意地獲得了初選勝利。他表示若競選成功將推出無條件基本收入。《世界報》說，其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原則是，不分性別、年齡、工作收入，無條件發給每個公民一份工資。阿蒙提議給年滿18周歲的公民無條件每月發放750歐元工資。他希望每個人在擁有基本生活基礎的前提下來選擇掙多掙少，更加自由地跟僱主談判。這吸引了不少選民，但也招致多方抨擊。有人擔心這將鼓勵不勞而獲，削弱勞動價值，4000億歐元的預算更是國家財政無力負擔的。
隨著該議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和熱議，西方各國的黨派和候選人都紛紛在考慮是否將“基本收入”納入自己的施政綱領，包括此前美國大選初選中民主黨參選人桑德斯也多次提及“基本收入”。那么，“基本收入保障”為啥突然火了呢？
1、克服“福利官僚主義”
傳統福利國家的一大弊病就是過度行政化和官僚化，而“基本收入保障”制度的優點就是“簡單”，直接發錢，不附帶任何限制條件。雖然有批評指出，這種無差別無條件的收入分配製度會導致一些不應得的人獲得國家補貼，例如富人和好吃懶做的人。但問題正在於在區分和鑑定“誰應得”和“誰不應得”時，原來的福利制度僱傭和供養了一大批的行政官僚。例如在荷蘭的奈梅亨市，每年的福利支出約為8800萬歐元，但單單福利部門的運轉經費就需要1500萬歐元。
在原來的制度下，申請人要花大量的時間確認自己的申請資格、了解申請程式、填寫複雜的表格、經歷繁瑣的行政核查，最後拿到一張看不懂的計算公式和結果，還要被迫參與政府組織的各種義務工作。相應地，需要一個龐大專業的福利部門來監督、管理和執行此事。支持者認為如果實行基本收入制度，福利將定額定期發放，從而繞過大量複雜的行政程式，同時大大精簡官僚隊伍，減少行政管理成本、提升行政效率。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右派保守政黨也開始支持此項改革的原因，這滿足他們對“小政府”的期待。
芬蘭中右政府之所以發起這項福利改革，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看到了“基本收入”不僅不會加重政府負擔，而且有可能將縮減政府開支， 包括消減相關福利支出和減少行政管理成本。
2、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尊嚴
原來的福利國家體制對窮人缺乏基本的信任，其預設是“窮人拿了國家錢就不會好好乾活”，因此創設了各種複雜的監督懲罰機制和附加條件。例如必須完成每周固定小時的社區服務，必須參與政府組織的就業輔導和培訓，必須定期匯報找工作的狀況，如果沒有按規定履行，福利將被收回。更有甚者，像荷蘭鹿特丹市要求福利申請人先服務後拿錢，例如穿著橙色馬甲指揮交通。結果“welfare state”變成了“workfare state”，管控不僅導致福利機構官僚化，而且讓救助對象失去生活尊嚴，感覺不被政府和他人所信任。同時，強制的工作時間也限制了他們去尋找其他工作的機會。
基本收入保障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立竿見影，其支付的補貼將滿足窮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讓社會弱勢群體獲得“免於匱乏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無條件的收入保障有助於維護窮人的尊嚴以及他們選擇其他工作的自由。改革者們相信，獲得基本收入的人不會窩在家裡喝啤酒看電視，他們會沒有後顧之憂地去尋找更滿意適合的工作，這也是芬蘭和荷蘭的社會實驗試圖要證明的。可以說，基本收入制度試圖打破原來福利國家的人性假設。
3、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
一個更具前瞻性的考慮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例如工業4.0和smart factory）將帶來人類生產方式和就業方式的革命性變化，原來的福利體系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社會需求。
隨著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的大量開發和普及，原來製造業中的大量工作崗位（特別是機械性勞動）將被機器所替代。一方面，大量的產業工人可能將面臨群體性失業，如果沒有基本收入的兜底保障，將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另一方面，工作方式的升級需要更加靈活機動的就業方式，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可以解除大家一定的後顧之憂，從而投身到更有創造性的工作當中，帶動社會的活躍和創新。
此次瑞士公投中，倡議方組織的很多遊行中讓大家穿上機器人樣式的服裝，象徵這些機器人將搶奪人類工作，人類需要新的福利制度來保障自己的生存。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歐美各國支持極端右翼政黨和候選人的選民很多都是“現代化的棄兒”（modernization losers），他們在上一波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被淘汰，淪為社會邊緣，從而把問題歸咎於全球貿易和外來移民，加劇了一國政治的極端化。如果新一波被機器人搶占工作的“現代化棄兒”無法安頓好生活，或將進一步加劇這些國家的政治極化。從長遠來看，“基本收入保障”是關乎社會穩定、社會創新乃至政治發展的大計。
4、 未來社會全民共有階段的公共必需品
基本收入的嘗試，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席捲全球的智慧型化浪潮，未來很多人工勞動，都會被機器所取代，那么，大量市民沒有工作、不需要工作，是否會推高失業率，從而使得無條件基本保障，成為未來智慧型機器人時代，社會保障的公共必需品？
“基本收入保障”作為一種社會理想並非今天才有，早在18世紀美國國父托馬斯∙潘恩就提出過類似的想法。但直到近年來，隨著經濟和債務危機導致的國家財政緊縮、底層反建制運動的此起彼伏、傳統左派政黨缺乏新的話語和政策主張、新的工業革命方興未艾，西方各個國家的政府、黨派、學者、思想家、社會活動家乃至普通民眾都開始重新思考這個聽起來“烏托邦”的想法，並積極開展社會實踐和創新。
從南美的巴西到北美的加拿大，從歐洲的芬蘭荷蘭到非洲的肯亞，從印度到中國澳門，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討論、探索和推動這項福利制度改革和創新。誠然，它的未來肯定會面臨很多來自政治、社會乃至人類自身的障礙，但好在我們已經開始用一種科學嚴謹的方式去探索這種可能性，或許正如前人所言“勝過千軍萬馬的是一個正當其時的好主意”。
芬蘭、荷蘭和加拿大，無條件給公民發錢，其實是春江水暖鴨先知。政府無條件給公民發錢，真正的原因是，迎接即將到來的人工智慧機器人，取代大部分白領工作的時代；由智慧型機器人承擔“服務性工作”的目的在於，把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從事更多需要創造力、同情心等“人類特質”的“更有趣、更有創意的工作”。
無條件基本收入，本質上可以看做是最低限度的一種全民共有。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智慧型機器人承擔“服務性工作”，而把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讓更多人從事更興趣愛好等“更有趣、更有創意的工作”，這樣的願景看起來，繼共享經濟之後的共有經濟產業，可能就是人類社會通往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或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由之路！既然如此，提早未雨綢繆，先給公民發錢，培養他們的興趣愛好、創意和創造力，在未來國際競爭力創造有利條件，殊為不可。
5、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美國興趣樣板
這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實驗樣板。Dauphin是沒有貧窮問題的城鎮，也是美北五個無條件基本收入實驗的其中之一。在此之前已有4個美國的計畫實施過。今日，幾乎無人知道美國在1960年代是多么接近實施一個穩固的社會福利系統的境界，能夠與今日大部份的西歐國家互相匹敵比較。在1964年，美國的林登·詹森總統宣告了「對抗貧窮的戰爭」。民主黨與共和黨雄心勃勃，團結一致，要從根本上改革社會的安全保障制度。但首先需要更多的測試。在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州、北卡羅來納州、西雅圖與丹佛等地，美國投入了數千萬美元來測試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效果。這些先驅試驗是美國首批大規模的社會實驗，並與各式各樣的實驗組與對照組分隔比較。當時的研究員正試著找出以下三個問題的答案:
1、無條件基本收入會讓人們的工作時數顯著下降嗎?
2、如果會讓工時明顯下降，那政府還能繼續負擔此計畫所需要的錢嗎?
3、若政府真的無法負擔，會因此變得在政治上無法實現嗎?
對以上3個問題進行該項無條件收入保障的測試答案是:
1、不會
2、能
3、會
工時的下降從結果來看是有限的。「『懶惰』這個主張就是沒有被我們的研究發現所支持。」丹佛實驗的主要數據分析者這樣說。
「沒有任何地方出現唱衰者所預測的大規模放棄工作。」
平均而言，每個家庭的工時下降了9%。如同在Dauphin一樣，工時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年輕的媽媽們與20幾歲的學生們所造成。
「這些給薪工作的工時下降，毫無疑問有一部份由其它有益的活動彌補起來了，像是尋找更佳的工作，如在家工作。」一份西雅圖計畫的評估報告如此下結論。
學業改善的表現，則出現在所有實驗中:學生成績上升，綴學率下降。
營養與健康數據也得到正面的影響――例如，新生嬰兒的出生重量增加了。
一位從未完成高中學業的母親得到了心理學的學位，並繼續從事一份研究性質的職業。
另一位婦女上了演戲的課程，而其丈夫則開始創作。「我們現在是自給自足的賺錢藝術家。」這對夫妻這樣告訴研究員。顯然，這個美國家庭，是通過無條件收入計畫，獲得表演與寫作興趣的藝術家樣板。
後來，因為政壇輪替及政黨論戰，無條件基本收入實驗在美國基本消失。
三、無條件基本收入在中國研究狀況
網際網路與智慧型化時代，機器人效率的提高，大多數工作都將被智慧型機器人取代；而興趣愛好，是需要更多想像力、創造力與同情心等人類特質的“更有趣的工作”；是僅有幾類不可能被智慧型機器人取代的人類活動，所以，發展興趣產業與興趣小鎮，目前正當時。
未來智慧型機器人時代的工作方式，是類似華為管理體制的科技小鎮、興趣小鎮智慧型化生產工廠，僱傭一萬人，發十萬人的工資，做百萬人的工作，創造千萬人消費的商品、財富！所以產業鏈幾萬人的生產經營團隊，能夠提供幾百萬、上千萬人的物質生活與財富，人類社會將全面面臨勞動力過剩、產能過剩的窘境；網際網路智慧型機器人大生產時代，不可能再存在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器理論已經過時，美國及西方大國已經因工作職位流失、中產階級減少、民粹主義興起而陷入動盪，無條件基本收入保障，才是現代、未來社會發展方向！
西方國家因為人口數量的限制，同類興趣愛好者不會太多，在實施無條件基本收入保障時，一般沒有辦法限定太多條件。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興趣廣泛。目前國家正在政策性扶貧、大力發展城鎮化建設，以及戶籍、社會保障等政策開放及人性化發展方向的調整，使全省、全國具有相同興趣愛好者，相互交流、學習、工作並產生價值成為可能！
在中國，有智庫引進國外無條件基本收入研究成果，加上興趣愛好，構成“有興趣基本收入保障計畫”研究項目，其理念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與無條件基本收入，順應全球智慧型機器人時代發展趨勢。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發展興趣產業的基礎，有興趣基本收入保障計畫，是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升級版，為未來全球智慧型機器人時代，提供全球智慧型化大規模生產條件下，全球貧困人口、大學生創業就業、剩餘勞動力出路的中國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