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史》是2009年中國出版集團、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美國）保羅·庫比塞克。
基本介紹
- 書名：烏克蘭史
- 作者：（美國）保羅·庫比塞克
- ISBN：9787500082422
- 定價：30.00元
- 出版社：中國出版集團、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9年09月
- 開本：16開
史前時期,基輔羅斯,哥薩克,俄羅斯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加利西亞,布科維納,外喀爾巴阡,世界大戰期間,戰後時期,
史前時期
從史前時期以來，今日烏克蘭領域範圍內的移民模式和住區模式在3個地理帶上各不相同。黑海沿岸若干世紀以來都處於當時的的地中海海上強國的勢力範圍內。開闊的乾草原從東越過烏克蘭南部呈漏斗形地向多瑙河口延伸，形成騎馬的遊牧民族移民潮源源不斷地從中亞湧入歐洲的天然通道。烏克蘭中北部和西部的混交森林-乾草原和森林帶定居著農業居民，通過水路與歐洲的北部和中部相連。這些地區的邊境既經常發生軍事衝突，文化交往也十分頻繁。
西元前7～6世紀開始，在黑海北岸、克里米亞和亞速海沿岸，曾建有許多希臘人的聚居區；這些希臘人的邊遠居民點後來受到羅馬帝國的管轄。在西元前第一千紀年間，乾草原腹地相繼被辛梅里安人、西徐亞人和薩爾馬特人占領。這些民族全都是伊朗血統，與希臘人的聚居區保持著商業和文化關係。
西元200年左右，隨著哥特人從波羅的海地區進入烏克蘭，遂開始了大遷徙時期。他們趕走了薩爾馬特人，但他們的勢力在375年左右被從東面入侵的匈人打垮。接著，匈人又在5～6世紀被保加利亞人和阿瓦爾人所取代。7～9世紀之間，烏克蘭乾草原成了突厥族的哈札爾人(Khazar)汗國的一部分，這是個以伏爾加河下游為中心的商業帝國。9世紀末，哈札爾人對乾草原的控制被馬扎爾人打破。此後在10～11世紀，佩切涅格人控制了烏克蘭南部的大部分地區，他們又接著被欽察人所取代。在遊牧部落入侵的整個時期，克里米亞只有少數希臘人的居民點，他們主要是在切爾松尼斯(Chersonesus),靠拜占庭帝國的支持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與此同時，在向東遷徙的日耳曼移民的影響下，一些斯拉夫部落也在5～6世紀開始從他們喀爾巴阡山脈以北的最初家園往外遷移。一些斯拉夫人向西遷徙，另一些則向南進入巴爾幹地區。東斯拉夫人占領著烏克蘭西部和中北部的森林區和森林-乾草原區以及白俄羅斯的南部，他們再從那裡向北擴展，往東北進入以莫斯科為中心的未來俄羅斯的領土。東斯拉夫人從事農業和牲畜飼養業，也從事製衣和制陶等家庭副業，還修築有防禦工事的居民點，其中許多後來發展成重要的商業和政治中心。建在聶伯河高峻右岸的基輔，就是這類早期居民點之一。
基輔羅斯
9世紀中葉基輔國家的建立，與國際貿易的發展和從波羅的海到拜占庭的聶伯商路(基輔為此路上的戰略要地)的新的優勢有聯繫。此商路的沿線貿易由瓦蘭吉亞人(Varangian,即古代斯堪的那維亞人)的商人-軍人控制，基輔諸王公的祖先就來自他們的隊伍，但很快就斯拉夫化了。在早期編年史中，瓦蘭吉亞人也稱羅斯人，這共同的名稱成為基輔地區——羅斯人的基本領土——的地方名稱；後來，由於領土擴大，這一名稱就用於基輔王朝各成員所統治的全部領土。
10世紀末，基輔的版圖覆蓋了大片地區，從烏克蘭開闊乾草原的邊緣向北擴大到拉多加(Ladoga)湖和窩瓦河上游盆地。在弗拉基米爾一世及其子雅羅斯拉夫(Yaroslav)的統治下，基輔的權勢達到了頂峰。988年，弗拉基米爾採用基督教為其國教，在拜占庭人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支持下，形成了教會等級制度。隨著新宗教的進入，在建築、藝術和音樂方面產生了新的形式，出現了書寫語言(教會斯拉夫語)，開始有了書寫文化。所有這一切，都是雅羅斯拉夫大力推進的，他還頒布了斯拉夫人的第一套法典。
雅羅斯拉夫死後，基輔進入一個很長的衰退時期。貿易商路的變動損害了基輔在經濟上的重要性，而與欽察人在乾草原帶的戰爭又耗盡了它的財富和力量。王位繼承權的角逐和各王公之間的敵對削弱了基輔的政治主宰權，加強了各公國中的分離傾向。13世紀中葉蒙古人的征服終於結束了基輔政權，但是於1199年在西烏克蘭建立的斯拉夫加利西亞-沃利尼亞公國則繼續存在到1340年該統治王朝覆滅。
立陶宛和波蘭
14世紀中葉，烏克蘭的領土受到3個外來強國的統治∶金帳汗國、立陶宛大公國和波蘭王國。 乾草原帶和克里米亞成了韃靼金帳汗國直接統治的領土的一部分，沿海城鎮和海上貿易此時則落入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手中。金帳汗國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國最西部的繼承國，其汗居住在窩瓦河上的薩賴城(Sarai)。15世紀中葉，金帳汗國逐漸解體。它的繼承國之一克里米亞汗國在1475年後接受了鄂圖曼蘇丹的霸主地位。克里米亞半島以及毗連的乾草原帶大部分地區在該汗國的統治下，直到1783年被俄羅斯帝國併吞。
蒙古在烏克蘭其他地方的統治為時短暫，烏克蘭西北部和中部成為13世紀崛起的另一新強國——立陶宛大公國的擴張場所。
立陶宛在一個世紀內，吞併了白俄羅斯的所有領土，並在阿爾吉達斯(Algirdas)大公的領導下迅速進入烏克蘭。1350年代，占領了切爾尼戈夫(Chernigov)及鄰近地區，60年代占領基輔地區及南部的佩列亞斯拉夫(Pereyaslav)和波多利亞(Podillya)。與波蘭爭奪前加利西亞-沃利尼亞公國的角逐，在80年代以對其實行瓜分而宣告結束，立陶宛得到沃利尼亞，波蘭對加利西亞的所有權也得到確認。這樣，立陶宛的控制實際上已擴大到遠至開闊乾草原帶，甚至曾短時期遠達黑海的全部烏克蘭領土。
在立陶宛國內，羅塞尼亞(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土起初保留了相當大的自治權，信奉異教的立陶宛人越來越多地皈依東正教並為羅塞尼亞的文化所同化。大公的行政措施和法律制度也大量按照斯拉夫人的習慣，羅塞尼亞語(古斯拉夫教會語摻入大量烏克蘭方言和白俄羅斯方言的成分)成了大公國的官方用語。
波蘭在烏克蘭的直接統治從1340年代起及此後的200年一直局限在加利西亞。但是，隨著1385～1386年兩國王朝的合併和立陶宛人接受了拉丁(天主教)教，立陶宛很快就進入波蘭的勢力範圍。天主教在立陶宛人中的傳播，以及隨之而產生的波蘭語言、文化、政治見解和社會秩序在立陶宛貴族中的傳播，正像早些時候在加利西亞發生的情形一樣，削弱了羅塞尼亞人信奉的東正教的地位。1569年根據《盧布林聯合》協定，波蘭和立陶宛之間兩個王朝的合併改為兩個國家在憲法上的聯合，即波蘭立陶宛聯邦。與此同時，烏克蘭的更大一部分領土脫離了立陶宛，直接併入波蘭。此舉加速了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仍留在立陶宛內)的分化，但通過取消他們之間的政治邊界，促進了加利西亞和烏克蘭東部領土更緊密的結合。在下一個世紀，所有烏克蘭民族的領土實際上都處在優勢的波蘭政治和文化的直接影響下。
社會變革
被立陶宛和波蘭統治了300多年的烏克蘭，到17世紀中葉已實際上經受了巨大的社會演變。
基輔羅斯時代的王公貴族的家族大部分融入並成為立陶宛和波蘭享有特權的貴族階層的一部分。長期信仰東正教和使用羅塞尼亞語言與風俗的羅塞尼亞貴族，在16世紀後期越來越傾向于波蘭化，這一過程開始時是由於耶穌會辦的學校以及人們改奉天主教。
隨著城市和城鎮的貿易發展，特別是在西烏克蘭，市民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他們被按照與行會制度聯繫在一起的內部社會等級制度以及宗教信仰和不同的種族而畫分開來。自13世紀以來，許多波蘭人、亞美尼亞人、日耳曼人和猶太人就在烏克蘭人往往減少成少數民族的城市裡定居。
在波蘭統治時期，農民的狀況持續惡化。依舊存在的自由農民在立陶宛時代晚期開始迅速變成農奴，而農奴的義務則越來越繁重。到16世紀末，農民的騷動風起雲湧，尤其在烏克蘭東部地區。居民稀少的土地第一次向波蘭領主開放，並經王室批准，建立了一些大莊園，以滿足歐洲市場的穀物需求。為了吸引勞動力到新莊園工作，準予暫時免除農民的農奴義務；免除期滿又恢復農奴地位時，在過慣了自由生活的人民中激起了強烈的不滿。於是，農民紛紛逃入“荒野”——東部和南部的乾草原地帶。這種緊張局勢由於下列事實而更為惡化∶農民是烏克蘭人和東正教徒，地主大部分是波蘭人(或已波蘭化)和天主教徒，代替在外地主的莊園總管或租借人常常是猶太人。因而，這種社會不滿是民族和宗教怨憤的結合物。
宗教發展
正如烏克蘭人在立陶宛和波蘭統治時期的社會狀況逐漸惡化一樣，羅塞尼亞教會的情況也一樣。天主教會逐漸向東擴張，進入烏克蘭，它享有國家的支持和凌駕於東正教之上的合法優勢。外部的種種壓迫和限制，也隨著羅塞尼亞東正教會內部的嚴重衰落而到來。從16世紀中葉起，由於反對宗教改革和耶穌會教士來到波蘭而重新恢復了活力的天主教以及新教(儘管是暫時的)取得了進展，尤其是在羅塞尼亞的貴族中。
1596年，宗教的發展發生了急劇改變。在布列斯特宗教會議上，基輔大主教和大多數主教簽署了一項與羅馬聯合的法令。根據該法令，羅塞尼亞教會承認羅馬教宗(教皇)的首腦地位，但保留東正教會的禮儀和使用斯拉夫語，以及行政上的自治權和包括神職人員可以結婚的傳統教規。
所謂的東儀天主教會(Uniate church)無法與決議預見到的拉丁教會合法地平起平坐，也不能阻止貴族的波蘭化和拉丁化。與此同時，布列斯特教會合併在羅塞尼亞教會和社會中引起了深刻的分裂，這反映在大量爭辯性的文獻中，也反映在1620年東正教等級制度恢復之後，圍繞對主教職位和教會財產的控制的鬥爭加劇以及發生了許多暴力事件上。1620年代和30年代曾努力對裂痕進行彌合，但最終都徒勞無益。
哥薩克
17世紀前半葉，哥薩克還捲入了猛烈的宗教衝突。1620年，整個札波羅熱軍隊加入了基輔正教兄弟會；同年，一個新的正教僧侶統治集團在軍隊的保護下於基輔就任聖職。這樣，在劇烈的宗教分裂中，哥薩克便成了正教的堅定支持者和東正教會不妥協的反對派。
赫梅利尼茨基起義
由於社會不滿、宗教衝突和哥薩克對波蘭當局的怨恨最後匯合到一起，造成的緊張形勢到1648年達到了頂點。以表面像一次典型的哥薩克反叛為開始，在赫梅利尼茨基的領導下，烏克蘭很快捲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和革命中。
赫梅利尼茨基原是一個小貴族和哥薩克軍官，他在波蘭人手下曾蒙受不白之冤，1647年末，他逃到錫奇，不久被選為蓋特曼。1648年初，他開始籌備一次起義，他為此目的尋求韃靼軍隊的支持。波蘭以先發制人的手段派了一支軍隊來阻止這次反叛，在5月的兩次戰鬥中遭到失敗。這次勝利給大規模的人民起義發出了信號。當哥薩克和農民把他們的滿腔怒火發泄到那些與波蘭暴政和社會壓迫有牽連的地主、軍官、拉丁教會和東正教會的神職人員和猶太人身上時暴力行為蔓延到烏克蘭的四面八方。波蘭人對起義人民採取了血腥的報復行動。9月，赫梅利尼茨基使一支新徵集的波蘭軍隊遭受了又一次慘敗，向西穿過加利西亞，最後圍攻波蘭本土的札莫希奇(Zamosc)。但他並沒有乘勝追擊，在11月一位新的波蘭國選舉產生後，他隨即回到烏克蘭中部。1649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凱旋進入基輔，作為解放者受到熱烈的歡呼。
儘管赫梅利尼茨基最初只想洗刷從波蘭王國所受的冤屈，但他進入基輔之後，就開始構想把烏克蘭建成一個獨立的哥薩克國家。他著手建立一套行政和財政管理制度，並建立了一個由哥薩克軍官中的一批精英組成的地方政府，並同外國建立了關係。但他仍準備承認波蘭王室的統治權，並開始和波蘭人談判。但事實證明，無論是《茲博羅夫條約》(Treaty of Zboriv),還是兩年後另一次不太有利的協定，對波蘭貴族或是對烏克蘭方面的哥薩克普通士兵和變得激進的民眾，都是不能接受的。
而軍事行動仍在繼續，勝負未定。由於韃靼人的支持在關鍵時刻證明並不可靠，赫梅利尼茨基開始尋找另外的盟友。1654年，他在佩列亞斯拉夫同莫斯科締結了一項協定，其確切性質曾引起激烈的爭論。俄羅斯歷史學家強調說，烏克蘭接受了沙皇的宗主權。它後來使俄羅斯的統治合法化；烏克蘭的史學著作則強調說，莫斯科承認了烏克蘭的自主權(包括選舉蓋特曼、自治和開展外交關係的權利),這實際上等於讓烏克蘭獨立。莫斯科加入了同波蘭作戰，儘管有幾次聯合的勝利，但沒有出現決定性的突破，赫梅利尼茨基對與莫斯科的聯盟越來越感到幻滅。在控制被征服的白俄羅斯領土上發生過爭執，對俄羅斯干涉烏克蘭的內部事務也起過衝突。尤其激怒蓋特曼的是1655年俄羅斯的敵手、但卻是烏克蘭的潛在盟友瑞典侵犯波蘭之後，俄波恢復了邦交。赫梅利尼茨基於是再一次在瑞典、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布蘭登堡、摩達維亞和瓦拉幾亞(Wallachia)等國尋找新的同盟和聯盟。有跡象表明，蓋特曼1657年逝世時曾打算中斷與莫斯科的關係。
沒落期
赫梅利尼茨基的繼任者蓋特曼維戈夫斯基(Ivan Vyhovsky)中斷了與莫斯科的聯繫，於1658年與波蘭簽訂了《加佳奇條約》(Treaty of Hadyach)。根據該條約的條款，中部烏克蘭(企圖包括沃利尼亞和加利西亞，但未成功)——在蓋特曼和由貴族與軍官組成的統治實力集團領導下——建立一個自治的羅斯大公國，與波蘭和立陶宛一起組成一個平等的三國聯邦。由於此條約對其所憎恨的哥薩克作出讓步而令波蘭權貴極為反感，條約保守的社會性質和與波蘭聯在一起又令哥薩克和農民民眾深惡痛絕，以及它激起了俄羅斯的憤怒，《加佳奇條約》從未履行過。面對日益增加的反對，維戈夫斯基辭去蓋特曼職務，逃往波蘭。
維戈夫斯基之後，烏克蘭開始迅速走下坡路，進入一種同時代人稱之為“沒落期”的曠日持久的混亂狀態。正在發展成為一個世襲的地主階級的哥薩克軍官同被指望成為其勞動力來源的普通哥薩克士兵和農民之間已經存在的緊張關係在日益加劇。從1663年起，敵對的蓋特曼們在波蘭和俄羅斯競爭的勢力範圍內興衰更替。1667年，根據《安德魯索沃停戰協定》(Treaty of Audrusovo)，烏克蘭以聶伯河為界分為兩部分∶右岸以西歸還波蘭，左岸以東和基輔確認歸俄羅斯所有；札波羅熱地區則由波蘭-俄羅斯共同統治(1686年改由俄羅斯單獨統治)。事實上，札波羅熱的哥薩克是自成一體，由於蓋特曼們這時都在別處，他們就選出自己的首領，按照自己魯莽的政策辦事。
烏克蘭的分治激起了愛國情緒。右岸的蓋特曼多羅申科(Petro Doroshenko)暫時占領了左岸，謀求以鄂圖曼帝國的屬國地位重建一個統一的烏克蘭國家。1672年，土耳其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干預，其結果是全部兼併了波多利亞，使其或為奧斯曼帝國的一個省分長達1/4世紀。由於土耳其的進一步軍事行動未能建立起多羅申科的統治並造成了大破壞，尤其是使俄羅斯介入了戰爭，多羅申科的希望——連同聲望——遂化為泡影。大批平民逃往左岸，甚至更遠的地方，烏克蘭右岸的大片土地變得渺無人煙。多羅申科辭職後，奧斯曼帝國又發動了兩次大規模戰役，但1681年的停戰協定結束了土耳其進一步的直接軍事介入。奧斯曼的勢力在歐洲正很快衰落下去，1699年波多利亞省重歸波蘭統治。
自治的蓋特曼國家
1667年烏克蘭分治後，自治的蓋特曼國，或稱蓋特曼統治區，只限於左岸的烏克蘭地區內。國家的首領是蓋特曼。理論上蓋特曼是由哥薩克大會選出，但實際上是由一批高級軍官選出，而他們反過來又在很大程度上為沙皇的偏愛所左右。在每次選舉新蓋特曼時都重新談判自治的條款，長此以往，導致他的特權一直被削弱。不過，一個世紀來，蓋特曼統治區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並在經濟和文化上有了相當可觀的發展。
蓋特曼統治區的統治集團由哥薩克高級軍官組成，他們已形成一個近似於波蘭貴族的世襲特權階級。普通哥薩克也開始在分化，較窮的哥薩克除了合法的地位之外，與農民幾乎沒有什麼區別。自由農民的情況長時間以來日益惡化。他們承擔的義務日益增加，處境越來越像農奴。但是，城市生活繁榮興旺，大城市的一些城鎮仍然享有地方自治權；大部分市民保住了自己社會地位應有的權利。在教會領域裡，東儀天主教銷聲匿跡，東正教基輔大主教也在1686年從君士坦丁堡教區遷移到莫斯科教區。在18世紀期間，教會逐漸喪失其傳統的自主權和與眾不同的烏克蘭特性。
在馬澤帕(Ivan Mazepa)任蓋特曼時，蓋特曼國達到其鼎盛時期。馬澤帕起初依靠沙皇彼得大帝的支持，在蓋特曼統治區內行使近似君主的權力。在他的庇護下，具有鮮明哥薩克巴洛克風格的文學、藝術和建築欣欣向榮。烏克蘭的第一所高等學府基輔-莫吉拉學院(Kievan Mohyla Academy)經歷了它的黃金時代。馬澤帕渴望併吞右岸，重建一個開始仍在沙皇統治之下的統一的烏克蘭國家。但彼得大帝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各項改革和強加於蓋特曼統治區的種種苛捐雜稅以及大北方戰爭，顯然威脅到了烏克蘭的自治權。1708年馬澤帕為促進其獨立計畫，與瑞典的查理十二世締結秘密聯盟，但在決定性的波爾塔瓦戰役(1709)中，他們的的聯軍被擊敗。
儘管彼得大帝允許選舉一個馬澤帕的繼任者，但蓋特曼統治區的自治特權卻受到了嚴重的剝奪，並在18世紀剩下的幾十年間進一步衰弱。從1722～1727和1734～1750年間，由於帝國的政權設立了新的機構來監督各地政府，蓋特曼的職位處於暫時中止的狀態。1750年，伊莉莎白·彼得羅芙娜女王為其寵臣的弟弟基里爾·格里戈里耶維奇·拉祖莫夫斯基(Kyrylo Razumovsky)恢復的蓋特曼的職位。1762年葉卡捷琳娜二世登基時，蓋特曼和哥薩克的高級軍官們上書請願，祈求恢復蓋特曼統治區以前的地位；但葉卡捷琳娜二世沒有答應，反而在1764年強迫拉祖莫夫斯基辭職。其後20年間，烏克蘭自治的所有餘跡都被消滅，1775年，哥薩克的堡壘——札波羅熱的錫奇被俄羅斯軍隊摧毀。
斯洛博達烏克蘭
蓋特曼統治區東面有一片地區，在17世紀以前仍大部分沒有人煙，這是自蒙古人入侵以來的“荒野”的一部分。16世紀末，莫斯科政府就把他們防備韃靼人的防線逐漸擴大到這片地區。17世紀，這片地區成為逃離波蘭統治的烏克蘭農民和哥薩克的聚居區，後來在沒落期遭到巨大破壞。這些新來的人建立了一些自由的、沒有農奴的居民區，叫做斯洛博達(sloboda,意為大村莊)，故稱該地區為斯洛博達烏克蘭，哈爾科夫發展為該地區的主要中心。斯洛博達烏克蘭也像蓋特曼統治區一樣，雖然受俄羅斯政府委派的官員管轄，但享有廣泛的內部自治權。1765年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治下，廢除了斯洛博達烏克蘭的自治權。
烏克蘭右岸和西烏克蘭
加利西亞和沃利尼亞的烏克蘭西部地區仍繼續受到波蘭的牢牢束縛，在“沒落期”結束和土耳其歸還波多利亞後，右岸也歸波蘭所有。但是，只是在1714年，在與第二次北方戰爭有關的一些大混亂之後，大大削弱的波蘭才重新建立了對這一地區的控制。18世紀在波蘭統治的烏克蘭領土上重新出現的社會，與蓋特曼統治區裡的社會截然不同。哥薩克作為一支重要的、有組織的力量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大小城鎮都經歷了一次嚴重的衰落，其居民中的波蘭人和猶太人(特別是在右岸)變得越來越多。天主教繼續存在，甚至還提高了它先前的特權地位；但東正教在烏克蘭人中卻成了主要信奉的宗教。
由於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權威，再加上哥薩克作為一支對抗力量已被根除，右岸遂被波蘭貴族統治。特別有權勢的是少數權貴家族，他們的龐大莊園實際上已經成了擁有私人武裝民團的獨立世襲領地。通過從加利西亞特別是沃利尼亞遷入農民(常常由貴族組織)。一些荒蕪人煙的地區逐漸又重新有人居住。農奴身分的農民遭受的極度剝削，激起了強烈的不滿，導致發生稱之為“海達馬克”(haydamak〔土耳其語意為∶掠奪者或搶劫者〕)造反的零星暴動。最激烈的一次暴動發生在1768年，只是在俄羅斯軍隊的協助下才被鎮壓了下去。
波蘭在烏克蘭領土上的統治隨著波蘭-立陶宛王國於1772、1793和1795年被3次瓜分後滅亡而告終。在第一次瓜分中，加利西亞被併入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地利。在第二次瓜分中，俄羅斯獲得右岸和沃利尼亞東部地區。在第三次瓜分中，俄羅斯又兼併了沃利尼亞的其餘地區。
俄羅斯帝國
直接統治下的烏克蘭
社會領域也有了同樣的重大發展。為補償哥薩克高級軍官失去其在蓋特曼統治區內作為一個統治集團的種種權力，允許他們與俄羅斯貴族有相同的地位；許多人在帝國供職，有些軍官獲得了最高級別的政府要職。通過教育、通婚和在政府供職，烏克蘭貴族漸漸俄羅斯化(正如早先使羅塞尼亞貴族波蘭化一樣)，儘管許多人在感情上仍深深地愛著他們的故國及其風俗民情。右岸的波蘭貴族保留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仍是主要的地主階級。大部分猶太人受到許許多多法律條款的約束，從1881年起，成為經常發生的大屠殺浪潮的犧牲品。1783年，在凱薩琳治下，使左岸農民逐漸變成農奴的進程達到了高潮。但左岸農奴承擔的義務沒有右岸的繁重。在1861年農奴解放以前，農民中的大多數仍然是農奴，甚至在農奴解放之後，由於撥給的土地不夠和巨額的贖金，農民的負擔仍很沉重，致使許多農民陷入了窮困。不過，改革把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促進了工業的發展。烏克蘭東部的工業發展尤其引人注目，著名的有頓巴次煤田，它吸引了許多來自帝國各地的工人。其結果是，出現了工人階級和一些日益發展的城市中心，後者成為烏克蘭農村海洋中高度俄羅斯化的島嶼。
正如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裡的情形一樣，沙皇政權在宗教政策方面也加速消除烏克蘭的特色。凱薩琳二世雖然允許主要為波蘭人的天主教會繼續存在，但卻推行一項採用行政手段使烏克蘭人從東儀天主教改宗的計畫。這次反東儀天主教的運動雖被她的直接繼承者們部分地予以改變，但卻被尼古拉一世大力恢復。1839年，東儀天主教大主教教區被取消，布列斯特教會合併被宣布無效，東儀天主教教徒最後被吸收進俄羅斯正教會，頑抗不從的神職人員受到嚴厲懲罰。俄羅斯正教會成了帝國政權在烏克蘭實行俄羅斯政策的重要工具。
19世紀中葉，烏克蘭發生的一些文化事件和文學事件，引起了沙皇統治階層的關注。官方觀點認為(此種觀點也主宰著俄羅斯史學界)，烏克蘭人是被蒙古-韃靼人從羅斯整體中分裂出去的俄羅斯人的一個分支或“支族”，即“小俄羅斯人”，由於受到波蘭的惡劣影響而偏離了他們自身的歷史進程。因此，認為重新把烏克蘭和俄羅斯統一成一個整體國家是十分必要的。
沙皇的鎮壓和俄羅斯帝國中基本上為農村性質的依然守舊的烏克蘭社會，妨礙了一次政治運動的發展。許多城市裡出現了稱作“格羅馬達社”意為村社)的秘密團體，他們鼓吹烏克蘭文化、教育，並出版地下讀物。到該世紀末，主要由大學生領導的“格羅馬達社”較年輕的成員更公開地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哈爾科夫的這樣一個團體發展成為革命烏克蘭黨，該黨在1900年出版的一個小冊子中第一次提出的政治目標是“一個單一的、不可分割的、自由的、獨立的烏克蘭”。
1905年震撼俄羅斯帝國的革命也在烏克蘭引發了工人罷工和農民騷動。但直至1917年革命，具有民族意識、政治上活躍積極的烏克蘭人通常提出的要求，很少超過享有語言和文化的權力以及某種形式的地方自治。
哈布斯堡王朝
統治下的西烏克蘭
1772年，哈布斯堡王朝從波蘭手中奪取了加利西亞。兩年後，又從摩達維亞手中奪得部分是烏克蘭領土、部分是羅馬尼亞領土的布科維納(Bukovina)。而已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作為匈牙利王國一部分的外喀爾巴阡地區，則是第三個烏克蘭民族地區。在哈布斯堡統治下的這三個地區有許多共同的遭遇，但由於他們獨特的民族環境和早期歷史的差別而又各不相同。
加利西亞
在奧地利統治時期烏克蘭民族居住的加利西亞地區同其西邊純粹是波蘭人的地區在行政上合併為一個單獨的省，省會為利沃夫(德語為倫貝格)。此舉以及在烏克蘭人那一半的省里波蘭人構成了占壓倒多數的地主階級並控制了主要城市(雖然許多城鎮主要是猶太人的)的事實，使得波蘭人同烏克蘭人之間的對抗在加利西亞的生活中帶有生死攸關的性質。雖然總的說來，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對波蘭人有利，但烏克蘭人(在當時的術語中稱羅塞尼亞人)在奧地利享有民族發展的機會和取得的進步比他們在沙皇俄羅斯獲得的要多得多。
瑪麗婭·特蕾莎和約瑟夫二世倡導的各項改革和在加利西亞實行帝國的行政系統改善了烏克蘭人的處境。農民也從1780年代限制徭役和廢除地主對個人的約束以及新式農耕方法中得到了好處。市政改革扭轉了城市的衰退，提高了烏克蘭城市居民的法律地位和社會地位。早在1775年就進行的教育改革允許用烏克蘭本族語言授課。
東儀天主教會的命運也有了起色。1774年它重新被命名為希臘公教會，根據帝國法令，其地位與天主教會完全平等，1807年在利維夫興建了一個大主教教區。帝國當局還煞費苦心地提高神職人員的教育水準。19世紀頭幾十年，神職人員在新創建的學院裡受到培養，幾乎只有他們是受過教育的知識階級，他們的子女開始從事世俗的職業，從而產生了一個烏克蘭的知識分子階層。在19世紀的進程中，希臘公教會發展為一個主要的民族和宗教機構。
席捲奧地利帝國的1848年革命使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政。為表達烏克蘭人關心的問題而建立的最高羅塞尼亞議會宣稱∶奧地利的羅塞尼亞人與在俄羅斯統治下的烏克蘭人是同一民族；要求把加利西亞分成波蘭人的和烏克蘭人的兩個單獨的省，後者包括布科維納和外喀爾巴阡；組建一支國民警衛隊和若干軍事小分隊；出版第一份烏克蘭文報紙。
儘管這場革命遭到鎮壓，但卻在加利西亞的社會中引發了重要的變革。1848年廢除了徭役。但是，由於沒有進行土地改革，農村人口過剩和幾乎完全沒有工業來吸收過多的勞動力，烏克蘭農民的貧困加劇。1880年代，大批烏克蘭人開始移居美洲，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1848年革命的另一後果是，帝國政府同波蘭貴族達成諒解，將加利西亞的政治控制權交給了波蘭人。當地波蘭人的霸權並未因60年代的改革而受到多大影響，但這些改革使奧地利有了憲法和議會，加利西亞實行了省內自治，並建立了省議會。維也納對總督的任命僅限於從波蘭貴族中選拔。行政機構及哈布斯堡王朝統治初期日耳曼化的利維夫大學實行波蘭化。全國議會和省議會根據古羅馬模式進行的有利於地主階級及城市階級的選舉，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個處於主宰地位的波蘭人多數派。議會中的烏克蘭人代表提出的各項主要要求——包括按照民族界限畫分加利西亞，用普選取代古羅馬模式的選舉制度，在利維夫創辦一所烏克蘭大學——均未得到滿足。
1860年代，對哈布斯堡王朝的失望和對波蘭的新的支配地位的擔憂，在年紀較大、較保守的神職知識分子中引起了親俄羅斯的情緒。親俄分子提倡一種烏克蘭-俄羅斯混合語，並推動重視俄羅斯文化和政治的方針。從70年代起，他們在民粹主義者面前節節敗退，民粹主義者鼓勵採用本族方言，並強調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烏克蘭人是同一個民族。
在世紀交替之際，加利西亞的民族衝突加深了。1902年發生了反對波蘭地主的大規模農民罷工。烏克蘭大學的學生們參加了示威運動，並和波蘭人發生了衝突，1908年，一個學生刺殺了加利西亞總督。1907年奧地利議會的選舉中實行男性公民普選的做法，加強了烏克蘭人在維也納的代表權，增加了對省一級實行同樣改革的壓力。與俄羅斯日益加劇的緊張關係。促使維也納謀求烏克蘭人同波蘭人之間的和解，但波蘭人的反對使古羅馬的選舉制度實際上保持到最後。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奧地利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仍是一個農民占壓倒多數、政治上處於不利地位的社會階層。不過，他們取得了進展，民族覺悟達到了很高的程度，這與俄羅斯統治下的烏克蘭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布科維納
布科維納是聶斯特河中游與喀爾巴阡山主脈之間的一小片地區，曾是基輔羅斯和加利西亞-沃利尼亞公國的一部分。14世紀併入摩達維亞，後者在16世紀成為鄂圖曼帝國的屬國。1774年被奧地利兼併時，信奉正教的居民由兩個民族組成，北部絕大多數是烏克蘭人，南部是羅馬尼亞人。
哈布斯堡王朝很快就實行像加利西亞一樣的改革。從1787到1849年，布科維納作為一個獨立的區與加利西亞合在一起，1861年，當它成為奧匈帝國一個獨立的州時，獲得了完全的自治。19世紀，因移民的遷入，出現了若干相當大的猶太人和德國人的村社。德語是該省的官方語言；但烏克蘭語和羅馬尼亞語在公共生活中和某種行為準則上以及當地的大學中通用。到該世紀末，羅馬尼亞人與烏克蘭人之間在諸如烏克蘭人企圖在正教教會管理方面獲得平等待遇這些問題上發生了摩擦，但未達到在加利西亞出現相互敵視的程度。從1860年代末起，布科維納的烏克蘭民族運動同與之有密切關係的加利西亞民族運動獲得了同樣的發展。烏克蘭學校的物資供應和教育設施比任何其他烏克蘭地區的都優越。
外喀爾巴阡
位於喀爾巴阡山以南。外喀爾巴阡在地理上和政治上與其他烏克蘭民族地區長期隔離。原為基輔羅斯領土，1015年後被匈牙利占領，並繼續為其領土的一部分達1,000年。16～17世紀，同匈牙利一起隸屬哈布斯堡王朝。1646年的《烏日哥羅德聯合協定》實施後，根據類似《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聯合協定》的條款，東儀天主教會在宗教領域處於支配地位。外喀爾巴阡的特點是農村人口占壓倒多數，有眾多的烏克蘭農民和有權有勢的匈牙利地主貴族，還有大量居住在城市和農村中的猶太人。
18世紀末，維也納倡導的社會改革由於受到匈牙利貴族的反對很快就失敗了。當時比加利西亞高的教育程度在19世紀初也下降了。但與加利西亞之間的教會紐帶和文化紐帶在19世紀中葉之前依舊非常牢固。
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疏遠了該國斯拉夫少數民族中的許多人。1849年，這次革命被俄羅斯軍隊鎮壓下去。因而激發了親俄的思想感情，導致親俄主義成為外喀爾巴阡知識分子中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主要傾向。但是，1867年的政治安排產生了奧匈二元君主國，把對內政策的控制權交給了匈牙利寡頭政治集團。對在學校和出版物中使用羅塞尼亞語的限制日益增加，匈牙利化的趨向越來越強。直到20世紀初，親烏克蘭的民粹主義運動才發展成與親俄主義和匈牙利化的對立面。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外喀爾巴阡的烏克蘭人的民族意識仍處於低度的發展水準。
世界大戰期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爭取獨立的鬥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1914年8月1日俄國與奧匈帝國之間敵對狀態的開始，對交戰國雙方的烏克蘭臣民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在俄羅斯帝國，烏克蘭的出版物和文化機構立即受到鎮壓，重要人物被捕或被流放。9月，當俄軍進入加利西亞時，後退的奧軍處決了成千上萬被懷疑為親俄的人。沙皇當局占領加利西亞後，立即採取步驟使之完全併入俄羅斯帝國；他們禁止使用烏克蘭語，關閉了學校，並準備取締希臘公教會。1915年春，奧軍重新攻占加利西亞後，俄羅斯化運動遂被中止。但西烏克蘭仍是軍事行動的戰場，並遭到極大的破壞。
1917年2月的俄國革命使臨時政府掌握了政權，它立即實行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取消沙皇對少數民族的種種限制。隨著烏克蘭出版物的重新出版和各種文化和專業協會的成立以及各種政黨的出現，烏克蘭的民族生活變得生氣勃勃。3月，根據這些組織的倡議，在基輔建立了中央拉達，作為烏克蘭的代議機構。4月，有更廣泛成員出席的全烏克蘭人民代表大會宣布中央拉達為烏克蘭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並選出歷史學家赫魯雪夫斯基為其主席。中央拉達公開宣布的目標是烏克蘭領土的自治和使俄羅斯轉變為一個民主的聯邦共和國。
11月7日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發動政變之後，烏俄關係隨之惡化。中央拉達拒絕接受新政權對烏克蘭行使權力，並於11月20日宣布成立烏克蘭民族共和國，儘管仍期望與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上選舉產生的民主的新俄羅斯一起加入聯邦。布爾什維克接著也於12月在哈爾科夫舉行的第一次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宣布烏克蘭為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並成立了一個對立的政府。1918年1月，布爾什維克在左岸發動了一次進攻並向基輔逼近。中央拉達當時已開始和它希望從其得到軍援的同盟國進行和平談判，並於1月22日宣布烏克蘭完全獨立。但幾乎同時，政府不得不立即撤退到右岸，因為蘇維埃軍隊占領了基輔。2月9日，烏克蘭和同盟國簽訂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3月初，德奧聯軍的一次進攻把布爾什維克逐出基輔，拉達政府於是返回首都。4月，紅軍撤離烏克蘭。
烏克蘭政府的各項社會主義政策，尤其是土地國有化政策，與為進行戰爭而最大限度地取得糧食供應的德國最高指揮部的利益相牴觸。4月29日，拉達政府在一次德國人支持的政變中被斯科羅帕茨基將軍推翻。原為一18世紀哥薩克蓋特曼旁系後裔的斯科羅帕茨基接受了他欲使之成為世襲的“烏克蘭蓋特曼”的稱號，廢除了拉達通過的所有法令，建立了一個依靠地主和大部分俄羅斯城市中中產階級支持的保守政權。新政府在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分子、社會主義者和農民中激起了強烈的反對。各主要反對黨派和一些民間組織建立了一個烏克蘭民族聯盟來協調政策，而農民則通過反叛和游擊戰來表達他們的敵意。11月，德奧的投降解除了斯科羅帕茨基政權的主要支柱，而聯盟則建立了一個執政內閣，準備將其推翻。斯科羅帕茨基謀求得到協約國的支持，宣布他打算與一個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未來俄羅斯一起加入聯邦，從而引起了一次暴動。12月14日，蓋特曼退位，執政內閣控制了基輔政府。
甚至在奧匈帝國垮台之前，西烏克蘭的一些政治領袖在1918年10月的一次集會上就曾宣布建立一個簡稱為西烏克蘭民族共和國的國家，包括加利西亞、北布科維納和外喀爾巴阡。11月1日，烏克蘭軍隊占領利維夫。此舉引發了一場與波蘭人的戰爭，波蘭人決心將加利西亞併入重新建立的波蘭國家。11月21日，波蘭軍隊奪取了利維夫，但加利西亞的大部分仍在烏克蘭控制之下，以彼得魯雪維奇為首的政府遷往斯坦尼斯拉沃夫。1919年1月22日，兩個烏克蘭國在基輔宣布聯合，但真正的政治結合卻被正在增長的敵意所阻礙。這最終轉為對烏克蘭人不利，到7月末，波蘭完全控制了加利西亞。彼得魯雪維奇及其政府撤到烏克蘭右岸，並於秋季流亡到維也納，他們繼續進行外交努力，反對對波蘭占領的承認。
在基輔，已於1918年12月取得政權的執政內閣——起初由溫尼琴科主持，從1919年2月起由彼得留拉主持，他也是總司令——正式重建了烏克蘭民族共和國，並恢復了中央拉達的立法活動。它試圖建立一個有效的行政機構並妥善處理日益增加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但由於越來越混亂的國內局勢和充滿敵意的國外環境，它的努力受到了阻撓。由於農民變得焦躁不安，軍隊士氣低落，由難駕馭的頭目領導的游擊隊運動在活動範圍和暴力行為方面均不斷升級，在許多地方，政府的權力有名無實或者根本不存在。協約國包括派遣遠征軍占領了敖得薩的法國在內，都支持俄羅斯白軍。這支軍隊在俄羅斯南部集結在鄧尼金將軍的周圍。1918年12月，布爾什維克在烏克蘭東部發動了一場新攻勢。1919年2月，他們重新奪回了基輔。執政內閣遷移到右岸並繼續戰鬥。5月，鄧尼金在左岸發動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戰役。由於布爾什維克再一次撤退，彼特留拉的烏克蘭部隊和鄧尼金的幾個白軍團在8月31日雙雙進入基輔。從9月到12月，烏克蘭部隊一直同鄧尼金部隊作戰，但由於失利，遂向西北方向撤退，進入沃利尼亞。烏克蘭部隊在該地三面受敵∶西有波蘭人，北有返回的紅軍，南有白軍，只好停止正規的軍事行動而轉入游擊戰。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開始擊退鄧尼金部隊，並於12月16日重新占領了基輔。到1920年2月，白軍已被逐出烏克蘭領土。
彼特留拉和畢蘇斯基的波蘭政府的談判，以1920年4月簽訂的《華沙和約》而告終。根據該和約的條款，彼特留拉放棄了對加利西亞和沃利尼亞西部的領土要求，作為對波蘭軍援的回報。兩天后，波蘭-烏克蘭聯軍發動的戰役開始，5月6日，聯軍占領了基輔。布爾什維克發動的一次反攻使他們在8月逼近華沙的郊區。戰爭的形勢再次發生轉變，波蘭和烏克蘭的軍隊擊退了蘇聯軍隊，並重新進入右岸，但是到了10月，波蘭和蘇俄軍隊簽訂了停戰協定，1921年3月，波蘭和蘇俄雙方簽訂了《里加條約》。波蘭進一步承認了蘇維埃烏克蘭，但獲得了西烏克蘭地區。
兩次世界大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個時期里和隨後發生的革命大動湯中，烏克蘭領土被4個國家瓜分。布科維納分給了羅馬尼亞，外喀爾巴阡併入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 共和國，波蘭吞併了加利西亞和西沃利尼亞以及北方一些相鄰的小塊土地，波蘭邊界以東的土地畫歸蘇維埃烏克蘭。
由布爾什維克控制的領土正式組成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布爾什維克監護下，全烏克蘭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17年12月舉行，大會為烏克蘭組成了一個蘇維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會於1918年
3月舉行，宣布蘇維埃烏克蘭獨立；第三次代表大會於1919年3月舉行，通過了蘇維埃烏克蘭第一部憲法。然而，這些舉動基本上是對正在上升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明顯挑戰作出的戰術性反應。隨著布爾什維克統治的鞏固，蘇維埃烏克蘭逐漸將自己在外交和外貿領域的權力移交給俄羅斯。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宣告成立，這個聯邦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外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新的多民族聯邦的第一部憲法於1924年1月批准生效。布爾什維克同其共產黨組織對各級政府及軍隊和秘密警察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
3月舉行，宣布蘇維埃烏克蘭獨立；第三次代表大會於1919年3月舉行，通過了蘇維埃烏克蘭第一部憲法。然而，這些舉動基本上是對正在上升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明顯挑戰作出的戰術性反應。隨著布爾什維克統治的鞏固，蘇維埃烏克蘭逐漸將自己在外交和外貿領域的權力移交給俄羅斯。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宣告成立，這個聯邦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外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新的多民族聯邦的第一部憲法於1924年1月批准生效。布爾什維克同其共產黨組織對各級政府及軍隊和秘密警察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
共產黨本身不容許對獨立和聯邦主義的原則作出讓步，它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統一。因此烏克蘭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在191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成立大會上宣布，它是單一的俄羅斯(1924年後為全聯邦)共產黨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從屬於它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烏克蘭共產黨除了從屬於莫斯科外，它在民族成分上也是完全非烏克蘭的。由於布爾什維克大多數人是外族，在意識形態上又重視無產階級，所以他們在80%為烏克蘭人、其中90%以上是農民的烏克蘭居民中只是得到有限的支持。
20年代，布爾什維克面臨的兩個主要任務是恢復經濟和安撫非俄羅斯人的少數民族。建築在企業完全國有化和強制征糧基礎上的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給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再加上隨後發生的旱災，造成烏克蘭在1921～1922年的饑荒中有100萬 人餓死。1921年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該政策部分地恢復了工商業中的私營企業，並用固定稅取代征糧以及農民有權在自由市場上出售剩餘農產品。到1927年，烏克蘭的經濟已恢復到戰前水平，居民中的一部分人已過上一定程度的富裕生活。
在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同時，布爾什維克還對非俄羅斯的少數民族進行安撫，並同時深入到他們中間。1923年公布了“本地化”政策，其中包括在教育、出版以及工作地點和政府中推廣當地語言，發揚民族文化，以及從本地居民中選拔幹部。這個政策在烏克蘭實施的10年中加速了烏克蘭化，並開創了一個烏克蘭文化的全盛時期。在烏克蘭共產黨內，普通黨員中的烏克蘭人比例到20年代末超過了50%。民族復興上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烏克蘭自主正教會，儘管存在反宗教宣傳和騷擾，但自從1921年建立以來，它在烏克蘭農民中贏得了大批追隨者。民族復興也引起了莫斯科的關注，史達林這時正加強自己對黨組織的控制。1925年，史達林派他的忠實副手卡岡諾維奇前去領導烏克蘭共產黨。
20年代末，史達林開展了一場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年開始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標誌著新經濟政策的結束和極危險的工業化的開始。在烏克蘭，這導致加快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工業產量增加了4倍，工人人數增加至3倍，城鎮人口的增長從占總人口的19%增加到34%。雖然工業部門的重點放在 重工業上，而且集中於頓內次盆地及聶伯河中央地區，但烏克蘭的工業已經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發展。
加速工業化的代價是由農民來承擔的。1928年，政府針對富農採取了一些特別措施。這些辦法從增稅和增加穀物上繳定額到沒收全部財產以至最終被放逐。到30年代中期，大約有10萬家庭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大規模的集體化開始於1929年，是在黨的積極分子脅迫下和經濟制裁的威脅下進行的。從1929年10月到1930年3月，集體化農場的百分比從9%增加到了65%，而到1935年底則 超過了90%。民眾對集體化進行了抵制，形式有暴動、宰殺牲畜和破壞機器，而得到的回答則是增加已經很高的上繳定額和沒收口糧。結果，造成了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饑荒，死亡人數高達500萬到700萬——這是和平時期發生的前所未有的人為大災難。從俄羅斯來的移民被安置到荒無人煙的農村。傳統的烏克蘭農村則已經基本上被毀滅了。
在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同時，政府發起了一場反對“民族主義偏向”的運動。這場運動實際上發展成對烏克蘭文化的討伐。對烏克蘭自主正教會進行鎮壓的頂點是1930年取消該教會，逮捕並流放了主教和教士。秘密警察在1929年聲稱揭露了一個地下組織——烏克蘭解放協會，它的領袖在1930年遭到審訊，並被判在勞動營長期服刑。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作家以及藝術家遭到逮捕，隨後被監禁、流放或被處死。到1933年末，烏克蘭化已停止，一個俄羅斯化政策開始實施。
烏克蘭共產黨本身在人員的組成和性質上，由於史達林的激變而出現了重大變化。從1929年到1934年的一系列整肅，將一代革命者、烏克蘭化的支持者以及對集體化的過火作法表示懷疑的人基本上都從黨內清除了。雖然普通黨員和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這時都是忠於史達林的人，然而同1936年到1938年的恐怖行動相聯繫的新的整肅浪潮，使烏克蘭共產黨的黨員減少了一半，102名中央委員中有99人被槍決。1938年，赫魯雪夫從莫斯科帶著一大批俄羅斯共產黨員前來接管烏克蘭共產黨的領導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大恐怖和黨內的混亂才開始漸漸平息下來。
戰後時期
蘇維埃烏克蘭
史達林統治的最後年代
蘇聯當局重新控制新收復地區後立即進行經濟重建。同戰前一樣，第四個五年計畫仍將重點放在重工業上，從而損害了消費品生產。戰前制度很快又恢復了。赫魯雪夫以第一書記身分繼續領導烏克蘭共產黨，一直到1949年12月在莫斯科升任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列昂尼德·梅爾尼科夫接任他的職務。在黨的隊伍中進行的整肅是相對溫和的。然而，一場為消除西方影響而採取強硬意識形態立場的運動同剛剛恢復的俄羅斯化運動同時展開。
西烏克蘭的蘇維埃化是一場拖延很久並充滿暴力的過程。對蘇軍進行的武裝抵抗一直延續到50年代初，它得到了當地農村居民的暗中支持。當時正在強制推行的集體化運動激怒了農民。希臘公教會也受到支持游擊隊及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的指控。在對教士進行逮捕和威嚇後，，1946年3月在利沃夫舉行的一次宗教會議上正式宣布希臘公教會同俄羅斯正教會“重新合併”。1949年，外喀爾巴阡地區的希臘公教會也以類似的形式被取締。
赫魯雪夫時代
1953年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戰勝他在莫斯科的一些對手對烏克蘭來說特別重要。身為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赫魯雪夫熟悉烏克蘭，他任命自己信任的幹部擔任黨的職務，同烏克蘭文化界的傑出人物也十分要好。與史達林的反烏克蘭的心態形成對照的是，赫魯雪夫對那些堅持黨的路線並忠誠為蘇維埃國家服務的烏克蘭人沒有偏見。
史達林死後不久，梅爾尼科夫被免去了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職務，理由是“背離民族政策”，特別是提升非當地幹部和在西烏克蘭的高等教育中實行俄羅斯化。接替他的是基里琴科(Oleksy Kyrychenko)，是擔任過這個職務的第二個烏克蘭人。這一舉動以及與此同時進行的黨和政府在人事問題上的變動提高了士氣和信心，因為他們的許可權領域也大大加強了。1954年，全蘇聯舉行的慶祝烏克蘭同俄羅斯“重新統一”300周年紀念活動，是表明烏克蘭人地位正在上升的另一跡象；值此紀念活動之際，克里米亞半島(1944年，該地的原住民韃靼人被全部放逐)也從俄羅斯聯邦畫給了烏克蘭。烏克蘭黨的官員開始提升到接近權力槓桿的莫斯科黨中央機關。1957年，基里琴科調往莫斯科，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書記。他的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職務由波德戈爾內(Nikolay Podgorny)接任。1963年，波德戈爾內也調到莫斯科任中央委員會書記。黨員人數在穩步增加，到1958年底已超過100萬人，其中60.3%為烏克蘭人，28.2%為俄羅斯人。
赫魯雪夫還在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上實行有限的權力下放。這些措施增加了烏克蘭黨和政府的領袖以及官員階層的權力，也刺激了他們的野心，這反過來又招致莫斯科對“地方主義”提出警告。早在1953年，大規模的恐怖活動已經減少，鎮壓也採取了更加區別對待的方式。1955～1956年的大赦釋放了集中營中的大多數犯人，數十萬人回到了烏克蘭。在赫魯雪夫當政的後半期，一個明顯的趨勢是重新出現俄羅斯化。1959年通過的教育改革計畫開始了一個壓縮學校中烏克蘭語教學的長期過程。1961年，新黨綱強調俄語在消除蘇聯人民的民族隔閡上的重要性，並談到蘇聯各共和國之間邊界的重要性正在日漸縮小。黨的理論家們發展了一種“民族融合”理論，該理論認為，當蘇聯社會向共產主義邁進時，民族語言也將隨之消失。
在赫魯雪夫當權的最後幾年，有兩個人物上升到重要地位，他們是謝列斯特(Petro Shelest)和謝爾比茨基(Volodymyr Shcherbytsky)，烏克蘭的政治舞台在他們兩人的支配下，幾達30年之久。兩人早期均在地方黨組織內從事黨務工作。1961年，謝爾比茨基擔任了烏克蘭部長會議主席(總理)。在波德戈爾內晉升到莫斯科中央後，謝列斯特於1963年6月接替他成為烏克蘭黨的領袖，同時，謝爾比茨基失掉了總理職務，從此銷聲匿跡。
謝列斯特統治下的烏克蘭
赫魯雪夫下台後，莫斯科的權力一直由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3人為首的集體領導所分享。直到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才占據了突出位置。謝列斯特是波德戈爾內的門徒，在赫魯雪夫下台後不到一個月，便當上了政治局的正式委員。然而不久後，布里茲涅夫的追隨者謝爾比茨基從相對默默無聞的狀態中走了出來，他於1965年重新擔任了基輔的總理職務，並於1966年成了莫斯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
莫斯科的新領導迅速取消了赫魯雪夫的許多下放權力的措施。不過，新政權起初對非俄羅斯人表示了更多的關懷。莫斯科民族政策這種表面上的讓步，是同領導集團忙於繼承權的鬥爭有關，它促進了作為烏克蘭謝列斯特時代特點的3種主要趨勢。這3種趨勢是∶日益壯大的文化復興，基輔政界上層人物表現的更大自信，以及大規模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日益發展。
文化復興是建立在推行非史達林化的解凍政策所取得的各項成就的基礎上，雖然這些成就必然有一定限度，但也是來之不易。充當其先鋒的是一批年輕的“60年代一代”，他們的成長期沒有直接經受過恐
怖時期的苦難，他們在主題上和形式上都進行試驗，有時還激起上一代人的怒火。越來越多過去遭到禁止的人物恢復了作為學者的名譽，歷史學家開始探討先前禁止涉及的問題。有關烏克蘭歷史的新的雜誌刊物開始出現，大型百科全書式的出版物也在著手進行。這些活動遭到黨內理論家和保守的文化界領導的猛烈攻擊。
怖時期的苦難，他們在主題上和形式上都進行試驗，有時還激起上一代人的怒火。越來越多過去遭到禁止的人物恢復了作為學者的名譽，歷史學家開始探討先前禁止涉及的問題。有關烏克蘭歷史的新的雜誌刊物開始出現，大型百科全書式的出版物也在著手進行。這些活動遭到黨內理論家和保守的文化界領導的猛烈攻擊。
然而，自20年代實行烏克蘭化以來，文化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這些成就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受到黨的領導層中有影響部門的支持，特別是謝列斯特本人的支持。除文化外，謝列斯特還捍衛烏克蘭的經濟利益，他在蘇聯的投資分配上努力為烏克蘭爭取更大的分額，並在經濟管理上為共和國爭取更大的控制權。這些努力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加強黨在烏克蘭人心目中的合法地位。在謝列斯特任職期間，烏克蘭共產黨員人數增加的比例，是全聯邦平均數的一倍。
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持不同政見運動開始出現以來，在謝列斯特時期繼續有發展。持不同政見者所寫的各種材料通過地下出版物日益廣泛地流傳開來，其中有的還流出國境，在外國出版。不過，整個60年代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的報復措施，一般來說還算溫和。
1970年初，有跡象顯示，謝列斯特政權的相對寬容作風快要結束了。烏克蘭的格別烏首腦被撤換。諸如“反蘇活動”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等刺耳的聲音增加了；“偉大大的俄羅斯人民”受到讚頌。1971年，勃列日涅夫的門徒和謝列斯特的對手謝爾比茨基升任政治局的正式委員。1972年5月，謝列斯特被免去了烏克蘭共產黨領袖的職務，由謝爾比茨基接替他。謝列斯特繼續擔任了一年的政治局委員和莫斯科的副總理，但在1973年5月，他失去了黨和政府的一切職務。
謝爾比茨基統治下的烏克蘭
謝爾比茨基的提升標誌著勃列日涅夫鞏固在莫斯科的權力方面的重要一步，並且是烏克蘭戰後政治生活中的轉折點。謝爾比茨基在位達和政府17年之久，直至1989年秋辭職，數星期後去世。他的庇護人早已在1982年去世，此時，戈巴契夫當政。
隨著謝爾比茨基的上任，黨和政府內的人事變動逐漸開始了，其中許多變動涉及撤換謝列斯特的支持者和提升同謝爾比茨基(也是布里茲涅夫)早期的事業基地——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共產黨組織——有關係的幹部。1973～1975年的一場整肅使烏克蘭共產黨近5%的黨員遭到開除。
整個1972年到1973年，民族主義分子和人權活動分子不斷遭到逮捕。隨著1975年國際《赫爾辛基協定》及其人權條款的簽字，烏克蘭成立了一個赫爾辛基觀察小組。到70年代末，其成員幾乎全部被關進集中營或流亡國外，關進精神病院也成了一種新的政治迫害方法。
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烏克蘭的經濟運作情況一直在滑坡。增長率下降，尤其是重要的冶金工業和煤炭工業，為一些嚴重問題所困擾。連續數年乾旱的襲擊，缺乏刺激因素，以及在集體農場管理上的過度集中，使農業生產處於十分不利的狀況。蘇聯的能源政策越來越重視核能，而位於基輔西北車諾比的一座烏克蘭核電站在1986年4月發生了一場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核事故。然而，儘管自1982年以來莫斯科的領導層發生了多次變動，謝爾比茨基仍牢牢地坐在他的位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