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時為事而作是白居易的詩歌理論主張和作詩要求。他認為詩歌要寫時事，反映社會現實。
在《與元九書》中他強調“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發揮“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作用。這是針對當時多寫風花雪月，流連光景，逃避現實的不良傾向而提出的，因而是很進步的主張。在《新樂府序》中他又表明“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對這類詩的具體要求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質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襄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他抨擊弊政，深刻揭露黑暗現實，同情人民疾苦的諷諭詩，尤其是《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如《新樂府》中《杜陵叟》之“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賣炭翁》之“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秦中吟》中《輕肥》之“樽晷(都是酒器)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買花》之“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類“惟歌生民病”的詩歌，充分發揮了詩歌的社會功能，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白居易更多的閒適、感傷和格律諸詩，則不是這類的題材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