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社會中的美國因素

《澳門社會中的美國因素》是王毅耘著作的一篇論文，導師為金燦榮。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澳門社會中的美國因素
• 外文名：A study on American’s influence on Macau’s socie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aradiplomacy theory
• 論文作者：王毅耘著
• 導師：金燦榮指導

基本信息

副題名

平行外交理論框架內的探討

外文題名

A study on American’s influence on Macau’s socie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aradiplomacy theory

論文作者

王毅耘著

導師

金燦榮指導

學科專業

外交學

學位級別

博士論文

學位授予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

學位授予時間

2008

關鍵字

中外關係 美國對外政策 澳門

館藏號

D822.371.2

館藏目錄

2010\D822.371.2\2

內容簡介

平行外交是指由次國家政府、地區、地方或非中央政府自行對外展開國家關係的行為，目的是為了促進自身利益。其特性是伴隨著全球化的整體進展而顯現的。本論文旨在試圖引入平行外交理論框架，用以定位澳門回歸中國前後，對外聯繫的路徑和結果。按照平行外交有關理論的目的導向區分，可進一步細分為：功能性平行外交(functional paradiplomacy)與認同平行外交(identity-based paradiplomacy)兩種次類別。澳門對外展開平行外交的類別顯然屬於前者，因其目的主要在於促進地區內部經濟發展等利益，從歷史經驗、內部人口構成甚至居民的國家身份認同感看，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屬於追求地區獨立形態的後者。本文在對回歸前的平行外交研究中，主要截取了1974-1999年這個所謂的“政治自治及過渡期”做為研究時段，原因在於，這是澳門回歸前平行外交取得豐碩成果的時期。 回歸前，澳門平行外交的成果主要表現在參與各類國際組織，以及拓展了歐美兩大出口市場兩大方面，美國成為澳門最大的出口市場。國際活動空間的擴大促進了澳門地區經濟，提高了地區知名度及國際地位，經貿上，利用歐美給予的多項貿易優惠政策和出口配額，建立和發展了出口加工業，使內部經濟結構趨於多元化。但由此也塑造了澳門這個微型海島經濟體對歐美兩大市場路徑依賴的歷史慣性。回歸後的平行外交成果，主要可梳理成四大領域：包括發展或加強了與葡語系國家、歐盟以及對亞洲鄰國的對外關係、廣泛性加入各類政府和非政府國際組織和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其結果是，確認了澳門成為促進內地與歐盟和拉丁語系國家在經濟、商業和文化交流的的平台。同時，澳門也成為歐盟推廣亞洲投資項目的受益地區之一。活躍的地區領導人出訪也有利於提高澳門的地區知名度，使亞洲國家注意到澳門寬鬆的投資環境和歐洲式的立法和司法系統，願意利用澳門這個自由港，作為進入近年經濟高速發展的珠江三角洲地區腹地的跳板。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運用對美、澳的官方政策和報告文本及其統計數據的量化對比分析，以澳門匯業銀行事件和美資進入澳門博彩市場作為兩個個案分析工具，通過近年澳門與美國平行外交的實踐，最終在於揭示美國因素如何在澳門社會逐漸增長，以及澳門特區政府如何為保護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利益及自主權，在一國的框架下實行有限的功能性平行外交。總之，本論文探討的主題包括四點：第一，闡明澳門特別行政區“平行外交”的相關概念與內部美國因素增加下的國際環境背景；第二，藉由澳門回歸前後處理對外事務的政策的具體實踐相對照，檢驗“平行外交”相關概念的多重內涵；第三，深入國際關係理論層面，把澳門特別行政區“平行外交”納入中國外交戰略的框架中進行複合性思考；第四，經過上述三個步驟的分析，提出以敘述、解釋和詮釋澳門“平行外交”發展動態的概念建構及內部增強中的美國因素。 主要的研究結果或結論包括，美國因素對澳門的影響，已涉及立法、行政、社會和經濟等各項領域。回歸後，“美國—澳門政策法”的出台，標誌著澳門問題已納入美國關注的視野。另一方面，隨著美國在澳門投資規模的增大，相應其在澳門的利益也在持續增大。美國對其在澳門的利益是這樣界定的：爭取澳門支持反恐；保護在澳美國公民的人身安全；支持澳門維護本身的自由市場經濟和獨特生活方式及公民自由；促進美國的商業利益；與澳門合作共同與違反智慧財產權、非法轉運紡織品、洗錢和其它跨國犯罪行為做鬥爭；並監察中國是否遵守國際承諾而維護澳門的高度自治。鑒於美國是澳門最大的出口市場，因而迫使澳門政府在政策上儘量予以配合。美國因素在澳門社會內部的持續增長，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澳門政府在打擊非法轉運和盜版活動、執法培訓及反恐主動領域主動配合了美國的要求。做為回報，美國將澳門從“301”條款中的優先觀察名單改為一般觀察名單。在反恐方面，澳門立法通過了《反恐法》，宣示了反恐的決心，加大了打擊恐怖主義金融活動的力度，簽署了12個國際主要反恐公約和協定中的6個，澳門金融管理局按照美國提供的恐怖主義分子與組織的名單，對基地組織、塔利班成員和本．拉登可能存澳的基金進行搜尋。另外，澳門警方對於美國執法部門在反恐事務上要求的協助也予以配合。在出口管制方面，美國正通過對澳門執法部門人員的培訓來幫助澳門加強出口控管的機制，澳門除了選派有關執法人員到位於曼谷的國際執法學校接受定期培訓外，還派人前往美國、日本、英國及其它國家接受培訓。在執法方面，雙方合作繼續深化，美國執法部門委派駐香港領事與澳門同行就洗錢、非法轉運、國際走私和智慧財產權保護等項議題進行合作。澳門政府甚至還允許美國移民局官員常駐澳門國際機場。 另一方面，在對兩個個案進行報告文本研究和數字分析時，分別發現：，僅就匯業銀行事件個案而言，通過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匯業銀行是否涉入非法洗錢等問題的獨立調查報告，再比對其它的資料來源均可得出結論：迄今為止，並沒有證據顯示匯業銀行涉入美國所指控的洗錢及偽鈔交易，雖然有關報告也指出匯業銀行內部疏於採取嚴格的反洗錢程式。即便，事件發生後不久，澳門便立法通過了《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法》。但，美方一方面依然最終堅持做出將該行視為“受高度關注的清洗黑錢的金融機構”的懲罰性判決；另一方面，為了達致迫使朝鮮放棄核武的政治利益又解凍了朝方在該行的資金。但，最終美朝雙方的博弈結果是美朝兩家繞過中國和解了，匯業銀行卻最終淪為國際政治博弈下的犧牲品，相應地損害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利益，更對中國主導朝核六方會談建立起來的軟實力造成了損害。 就美資進軍澳門博彩市場個案而言，澳門社會增長中的美國因素是以拉斯維加斯跨國資本對澳門行政、立法和社會產生影響的形式呈現出來。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理性選擇的結果是打破了歷史上的葡式壟斷專營制度慣性，實施有限度的博彩市場開放政策。於是，拉斯維加斯跨國博彩業資本得以進入澳門，從美資市場參與者威尼斯人集團利用特區政府試圖急於藉助其現有的營運強項，以求達致從單一博彩經濟模式改觀為多元博彩旅遊經濟模式的心理，通過策略互動，使當局改變了原有僅核發三張賭牌的既定政策，最終導致了當前六家競爭的格局，其中，美資市場參與者在本地博彩業資本結構中占了三家，達50%的比重。再到另一家美資市場參與者永利度假村有限公司，利用賭牌轉讓的政策漏洞施展“搭便車”策略，未正式營運便賺進了9億美元的賭牌轉讓費。其後，更以暫緩投資甚至威脅要撤出澳門的手法，迫使特區政府通過了《娛樂場博彩或投注信貸法律制度》，達到了一直希望的通過直接發放貸款吸引高端賭客的目的。3+3賭牌發放模式，造成博彩業內部過度競爭的趨勢，邊際利潤下降，迫使市場參與者走向規模競爭之路。如此間接產生的負面影響導致了目前市場客源單一，日趨依賴於龐大的內地賭客消費群，大量的內地資金流入賭場並轉化為收入流出國外，同時也加劇助長了內地官場的腐敗之風；博彩業的迅速發展占用了社會大量的土地、勞力以及交通等資源，又使內部通貨膨脹加劇，貧富差距擴大，因此成為了澳門眾多社會矛盾激化和衝突的焦點。 隨著美商在澳門龐大的投資利益及占經濟總量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已威脅到特區的社會民生和國家安全，類似“美國政府必然會像關注香港內部事務那樣，也開始關注起澳門的內部事務，尤其是民主進程、二十三條立法及人權等敏感問題，並希望能以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的擔憂，在當前的澳門社會已漸成主流的觀點，並成為近期新的博彩業調控政策的思考邏輯，或許可將之視為對過去數年博彩業過度增長結果的一種修正和制度性糾偏。 從本論文的創新角度看，將澳門的美國因素作為整體研究對象，從各個不同角度予以分析，這類著述基本沒有，亦尚無把澳門美國因素視為一類整體研究對象的先例。本項研究儘管借用了兩項個案工具，但最終目標是由個案現象歸納整體規律。此外，本項研究通過引入案例分析，將美國因素細化為政府間和非政府兩類，力求在平行外交理論框架下的功能外交模式為研究澳門美國因素提供一條可行的新思路。特別是在分析匯業銀行事件的個案研究中，運用收集到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匯業銀行是否涉入非法洗錢等問題的獨立調查報告原始資料，論證了美方對該行言過其實的指控，揭示了蘊含於事件背後的真正目的。上述報告具有的學術參考價值，是論文寫作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另外，本論文的特點之一，還在於注意運用收集到的各種官方數據，進行大量的量化分析，這樣使得論證更據可行性，論據的可信度也相應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