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的廉政觀察

1788年1月，英國流放到澳洲的第一批犯人抵達悉尼灣，開啟了澳大利亞史上轟轟烈烈的罪犯大移民時代。從1788年至1868年，來到澳洲的罪犯近16萬。在最初40餘年，流放來的罪犯就超過4萬人。1819年一項人口調查顯示：全澳大利亞白人人口中，罪犯及其後裔占3/4以上，構成了社會的主體。在2012年透明國際發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上，澳大利亞名列第七，不僅遠遠高於我國，而且領先於美、英、德、法、日等西方主要已開發國家。

從罪犯流放地到廉政國，如此巨大的落差讓人讚嘆之餘，也不禁引人追問：澳大利亞憑什麼？

本書給你明晰答案！

基本介紹

• 書名：澳大利亞的廉政觀察
• 作者：代馬依風
• ISBN：9787517402299
• 類別：世界政治
• 頁數：196
• 定價：29元
• 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5-8-1
• 裝幀：平裝
• 開本：24 x 16.9 x 1.3 cm

作者簡介

代馬依風，原名韓澤民，男，北京人。2004年碩士畢業後，在國內大學任教，2008年遷居澳大利亞。多年從事管理學、政治學研究，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多篇文章和專業論文，並出版過《福爾摩斯是怎樣煉成的》等多部著作。

目錄

第一部分 反腐“專門店”——反腐機構
第一章
從監國大臣到“信訪局長”——監察專員公署(一)
第二章
行政正義的守護神——監察專員公署(二)
第三章
反腐的保健醫生——監察專員公署(三)
第四章
協調人還是保民官?——監察專員公署(四)
第五章
月光下的陽光之州——廉政公署(一)
第六章
摧城拔寨的特種兵——廉政公署(二)
第七章
“羊圈”修理工——廉政公署(三)
第八章
在爭議中成長——廉政公署(四)
第九章
煮沸那一鍋熱湯——審判和檢察機構
第二部分 無處不在的眼睛——監督機制
第十章
威風的媒體，“受氣”的官——媒體監督(上)
第十一章
揮舞道德大棒的狗仔隊——媒體監督(下)
第十二章
甩不掉的影子——政黨監督(上)
第十三章
人少力量“大”——政黨監督(下)
第十四章
在貪官耳畔響起的哨聲——公益舉報(上)
第十五章
豐滿的理想，骨感的現實——公益舉報(下)
第三部分 清官“生產線”——反腐制度
第十六章
腐敗有理的時代：蘭姆酒叛亂和澳大利亞早期吏治
第十七章
布滿水漬的玻璃天花板——《信息自由法》
第十八章
謠言剋星——信息透明
第十九章
破除幻覺的陽光——財政透明
第二十章
打不開的黑箱——政治透明
第二十一章
吹倒長草的清風——公共服務倫理規範
第二十二章
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利益衝突管理
第二十三章
澳大利亞的另類“裸官”——申報制度(上)
第二十四章
花不出去的贓款——申報制度(下)
第二十五章
被“工具化”的公僕——減權與反腐
第二十六章
澳大利亞“屌絲”的幸福生活——薪俸和廉政
第二十七章
讓貪官膽寒的“輕刑”——對腐敗行為的懲罰
第四部分 反腐，從娃娃抓起——廉政教育
第二十八章
廉政教育的初級班——職業道德教育
第二十九章
廉政教育的強化班——在職培訓和社會課堂
第三十章
同制不同命的背後——國民素質與反腐敗
第三十一章
免費上學和教育黑洞——國民反腐教育(上)
第三十二章
育德於行和權利意識——國民反腐教育(下)
結語
高大罌粟花下的“幸運兒”
參考文獻

序言

從流放地到廉政國家

1781年8月，為了穩住英軍在北美殖民地節節敗退的戰局，英國將軍康華利率領7000名士兵進駐維吉尼亞州的約克鎮。可他沒想到，看似易守難攻的約克鎮卻是個死地。兩個月後，法國軍隊和美洲革命軍從海、陸兩路將英軍合圍。康華利走投無路，只得於10月19日率軍向美法聯軍投降。

約克鎮之戰是一場規模不大的戰役，但它在世界史上卻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徹底改變了三類人的命運，進而導致三個國家的誕生。

第一類人是“反賊”。他們是支持美國獨立的民眾，在取得“約克鎮大捷”這場決定性勝利之後兩年，他們獨立建國，過上了“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

第二類人是“忠臣”。他們是英國政府的支持者（即美國人口中的“王黨分子”），他們大多遠走加拿大，繼續與美國對抗（在歷史上，加拿大曾長期將美國視為最主要的威脅）；

第三類人是“垃圾”。他們是英國的各類罪犯。他們原本要被流放到美洲大陸，可在美國獨立後，他們便“無家可歸”。於是，英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尋找流放地，後來幾經挑選，終於選定位置偏僻，但地域遼闊的澳大利亞。

1788年1月，英國流放到澳洲的第一批犯人抵達悉尼灣，開啟了澳大利亞史上轟轟烈烈的罪犯大移民時代。從1788年至1868年，來到澳洲的罪犯近16萬。在最初四十餘年，流放來的罪犯就超過四萬人。1819年一項人口調查顯示：全澳大利亞白人人口中，罪犯及其後裔占3/4以上，構成了社會的主體。

為了養活這些“窮凶極惡又好吃懶做”的傢伙，英國政府在澳洲開設了很多國營的農場和工廠，那些流放犯則成了現成的苦力，被強制進行繁重的勞動，稍有不從就會遭到殘酷懲罰（就所犯過失的程度，懲罰包括50—1000的鞭刑，或絞刑）。據一些研究顯示，僅1830—1837年間就有4.2萬人遭受鞭刑，數以百計的人被絞死。

肉體與精神的摧殘，使得罪犯們感到恐懼與無助。隨著時光的推移，這種心理逐漸根植於早期移民的心中，造就了澳大利亞人強烈的自卑感。根據澳洲族譜學家海瑟·加恩塞的研究，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家族歷史一直是澳洲社會的禁忌話題，極少有人願意，或者說敢於，承認自己的老祖宗是來自英國的流放犯。

可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澳洲的社會風氣突然發生了逆轉。能有個罪犯祖先，反倒成了值得炫耀的家世，以至於許多澳洲人開始刻苦研究家譜，希望能找出自己祖先與罪犯的些許聯繫，甚至很多名人都來湊熱鬧。

例如，根據一些學者考證，澳洲前總理陸克文就是出身犯罪世家，他的第五代曾祖母是騙子，罪行是騙奪一名八歲女童的內衣褲和裙子，而他的第四代曾祖父是小偷，罪行是偷取一包糖。

澳洲另一位前總理霍華德的祖先罪名更重，是與他人合夥搶奪手錶的搶劫犯。

對於這股攀附罪犯祖先的風氣，澳洲人給出了很多解釋，其中比較影響力的有三個：

其一，有個罪犯老祖宗，說明自己是根紅苗正的澳洲人。這是政治人物跟風的主要原因，按照加恩塞的話就是：“找出一個罪犯祖先，簡直等於發現了聖杯”；

其二，罪犯老祖宗不一定是壞人。現在的研究發現，在當年被流放到澳洲的犯人中，真正殺人放火的兇徒很少，大部分都是像陸克文和霍華德的祖先那樣，是因窮困所迫犯了些小罪的貧民，以及各類的反英義士，如愛爾蘭獨立運動者、英國早期的工人運動積極分子等；

其三，人們希望發現老祖宗的傳奇經歷和愛情故事。這確實有可能，在殖民早期，澳洲的生存環境非常惡劣，而且男女犯人的比例是七比一，一個罪犯能活下來，並娶妻生子，至少說明他生存能力極強，外加還是個“泡妞”高手。

然而，很多專家對上述解釋卻很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澳洲人對待祖先的態度之所以逆轉，其深層原因是澳洲人變得更加自信，而這自信又是來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國家的進步。

應該講，這些專家們的說法是相當有道理的。常言說得好：“只有強者才有資格寬容”，一個人在贏得別人尊重之後，自然有自信和心情調侃自己的“難堪”出身。

如今的澳大利亞再也不是200多年前那個蠻荒之地，而是一個人民富足、社會文明的新興之國，它無論是經濟、科技，還是人文、教育，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澳洲這片曾經是由罪犯盤踞的、現在依然是由罪犯後裔治理的大陸（如果那些有關澳洲領導人罪犯祖先的考證是真的話），居然成了全球數得著的廉政國家。在2012年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發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上，澳大利亞名列第七，不僅遠遠高於我國，而且領先於美、英、德、法、日等西方主要已開發國家。

如此巨大的成就在讓人讚嘆之餘，也不禁令人產生疑問：澳洲是如何做到的？

本人作為一個遷居澳洲的移民，通過多年的觀察和學習，寫成這本小書，就是想嘗試從澳洲的社會、制度、法律、文化等方面，探究一下澳洲在廉政建設中取得的經驗和教訓，希望能對我國的反腐大業起到一些攻玉之效。但限於水平有限，書中內容難免掛一漏萬、多有錯誤，還請各位讀者多多指教。

代馬依風

2015年3月8日夜，於北望齋

P.S.我知道，在序言中就加上大段注釋相當不厚道，但為了給澳洲正名，還是要把事情說清楚。“澳洲人是罪犯子孫”這個說法雖然很流行，而且很多澳洲人也這么認為，但實際上是很不準確的。澳洲的人口構成非常複雜，儘管早期以罪犯移民為主，可平民移民也一直存在，特別是在1868年英國廢除流放制度之後，有大批移民湧入澳洲，而他們都不是罪犯。

章節賞析

威風的媒體，“受氣”的官——媒體監督（上）

歲月匆匆，轉眼間已到澳洲7年，在這7年中我的生活改變了許多，但有一個在國內養成的良好習慣卻一直沒變，那就是每天晚上看電視新聞。

與中國的“新聞聯播”相比，澳大利亞的新聞節目顯得十分小家子氣。且不講節目開頭的場景一點也不氣勢恢宏，就說其內容也都是些商品漲價、森林著火、汽車出事等家長里短。國家領導人的行蹤、各種關係國家命運的重要會議在節目中很少報導，這讓我這個一向習慣於從新聞中聽到政府政績和中央指示的人感到頗不適應。然而，讓我最不適應的還是新聞之後的時事評論節目。這些澳洲版的“焦點訪談”除了報導些食品安全、商業欺詐等社會問題，還有一個重要內容：欺負政府官員。

在澳大利亞，如果電視台覺得政府施政出現問題或者可能有貪腐行為，就會把相關官員請到時事節目裡來進行採訪。這時候，節目主持人一般都很“囂張”，除了在節目開頭還對官員比較客氣以外，其餘時間幾乎全是步步緊逼地追問和近於粗暴地插話。反觀那些位高權重的官員，倒像欠主持人錢似得，一個個低眉順眼，顯得十分謙虛謹慎。面對主持人不留情面的詰問，他們唯一做的就是快速說出自己的觀點或解釋（說慢了會被主持人打斷），而不敢露出絲毫不悅。

我初到澳洲時，每當看到這幅場景，都禁不住要感嘆：在澳洲當官實在不易，上個電視不僅弄得官威掃地，連人格尊嚴都要受到傷害，這“受氣”的官不當也罷。

後來住的日子久了，我才發現“在電視上欺負官員”只是冰山的一角，澳洲新聞媒體的威力可以說體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在對政府的監督上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上至聯邦政府的總理、市長，下至警察、職員，大到項目招標，小到公車使用，無不在媒體的監視之下。政府工作的任何紕漏一旦讓媒體抓住，就會被深挖痛批，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力，迫使政府儘早採取措施改進。

在如此高壓之下，澳洲官員個個視媒體如虎，平時行事循規蹈矩，生怕自己有什麼醜行被媒體曝光。

例如，在2013年9月，《悉尼先驅晨報》捅出法務部長喬治·布蘭迪斯用公款報銷自己私人旅行費用的醜聞。此訊息一發布，公眾還沒有譁然，前法務部長馬克·德雷福斯和現任總理托尼·阿博特卻先成了驚弓之鳥。前者立刻為2011年一次總額為466澳元的違規公款報銷道歉；後者更是想起了7年前的一件往事，公開聲明：儘管他當年在報銷前曾經詢問過相關部門，但為了避免嫌疑，還是決定歸還因參加某議員婚禮而報銷的1094澳元路費。

官員的狼狽無疑是媒體發揮監督作用的最好註腳。有意思的是，強勢的澳洲媒體不僅嚇得官員們不敢胡來，甚至嚴重影響了一些人當官的興致。比如根據一項調查顯示，有著“讀書做官”傳統的華人（這裡說的華人包括來自大陸、港澳台地區、東南亞諸國的華人移民，以及在澳洲居住幾代的華裔）在移民澳洲後，從政的意願和希望子女從政的意願反而小於其他族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華人過不了時時被媒體緊盯、天天被媒體責難的心理關。

不過，對於大多數普通民眾來說，強大的媒體自然是件好事。媒體的敢言使人們在面對龐大的官僚體系時不再感到弱小和孤單。尤其是在那些位於社會底層的民眾心中，媒體簡直成了正義的化身。這些人由於經濟條件或文化水平等等原因，可能請不起律師打官司，可能不知道向哪個機關舉報，甚至可能寫不出一封完整的檢舉信，但他們知道，當他們遭受欺負時他們並非孤立無援，因為媒體會為他們發聲。

例如，2008年一位不願吐露姓名的婦女向媒體控訴，在她為澳洲自由黨工作時，曾經遭到上司特洛伊·巴斯韋爾的性騷擾，從而引發了轟動一時的“聞椅事件”。

該事件的經過大致如下：

2005年12月某日，時任西澳大利亞州自由黨黨魁（Leader）的巴斯韋爾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錯了，突然“幽默感”大爆發，竟然在那位女士起身離座後，當眾抱起她坐過的椅子狂嗅，並且一邊嗅一邊發出呻吟和類似做愛後滿足的聲音。在十分鐘內，巴斯韋爾如此做了兩次。

這個粗鄙的舉動讓在場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那位女士更是倍感震驚和羞辱，可是當她明確告訴巴斯韋爾她的感受時，不但沒得到道歉，甚至沒能絲毫影響她這位上司的“愉悅”心情。

“聞椅事件”被《西澳大利亞報》曝光後，立刻引起澳洲各界的一片譴責聲，自由黨上下也亂成一團。但巴斯韋爾本人卻相當冷靜，一向以趣味低俗（或者按照他的支持者的說法，是幽默感有點糙）著稱的他，以前就曾曝出過“扯斷女同事胸罩背帶”、“對女議員開黃腔”等醜聞，一張老臉早就練得皮糙肉厚、刀槍不入。對於媒體的報導，他給與了斷然否認，並表示將不受此事影響，繼續參加選舉。

巴斯韋爾死不認錯的態度激怒了媒體，澳洲的各大報紙和電視台迅速對此事進行深入報導，並將“聞椅事件”的細節和目擊人等一一抖出。這下巴斯韋爾可撐不住了，只得公開承認自己的糗事。在新聞發布會上，繞是巴斯韋爾久經戰陣，但在記者的逼問下，也禁不住失聲流淚。此事過後不久，他被迫辭去黨魁之職。

除了各級政府，社會上的各類大型民間組織也是澳洲媒體重點盯防的對象。這些人多勢眾的龐然大物在製造醜聞上本事絲毫不比澳洲政府遜色，在某些年份它們甚至能擊敗政府成為醜聞冠軍，占盡各大媒體頭條。

對於這一現象，部分專家的解釋是：澳大利亞一直奉行“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民間組織數量眾多，所以出現問題的機率也較大；但更多的人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澳洲政府防腐敗的制度建設和部門設定已經比較完善，而民間組織則相對不足，特別是像工會、教會等大型組織，其成員之多、機構之複雜幾乎與政府機關無異，可是由於它們的非政府組織身份，其內部並沒有自我監督、權力制衡等防腐機制。對於這樣的“大塊頭”，僅靠其內部自律和政府的外部管理很難防止它們在暗地裡胡來，因此來自媒體的第三方監督就顯得尤為重要。

例如，2014年年初，費爾法克斯傳媒的一則報導就將澳洲多家建築業工會推上了風口浪尖。（費爾法克斯傳媒是澳洲最大的媒體集團之一，前面提到的《悉尼先驅晨報》和《西澳大利亞報》都是該集團旗下的企業。）

該報導稱：

澳洲第二大建築業工會“全國管道行業雇員工會”（即水管工工會，澳洲沒有企業工會，工人按行業組成工會）前主席托尼·墨菲多年來，一直向分包商索要巨額回扣，條件是幫助他們贏得工程項目。墨菲和其他幾名工會高層人員還與墨爾本的黑幫大佬米克·加圖合作，利用行賄、敲詐和暴力威脅等手段，使包括一家大型海水淡化廠在內的諸多利潤豐厚的項目落入不法之徒手中。

澳洲另一家大型工會——“建築業、林業、礦山和能源工會”的手腳也不乾淨。據一位名為布萊恩·費茲派屈克的前工會幹部爆料，他因試圖阻止工會與悉尼的黑社會包工頭進行交易，而收到多名工會高級官員的死亡恐嚇，後來見事情鬧大了，那些人又提出給他30萬澳元的“封口費”，但他沒有接受。

費爾法克斯傳媒的報導在澳洲社會掀起了軒然大波。已成眾矢之的的澳洲建築業工會被迫自查，結果不但又查出了更多的腐敗分子，還把多家民營公司拖下了水。

鑒於醜聞越來越多、民憤越來越大，一些國會和州議會的議員開始公開質疑政府監管不力和工會的組織缺陷，要求儘快整改。他們的建議得到了澳洲總理阿博特的熱烈回響。這位聯盟黨（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的領袖自上台以來，一直遭到工會的掣肘（工會是澳洲反對黨——工黨的鐵桿支持者），這次好不容易抓到了政敵的“小辮子”，自然要好好地落井下石。

在阿博特的鼓動下，以前任高等法院大法官戴森·海登為首的皇家調查委員會在2014年2月正式成立。至今，調查還在繼續，以目前的形勢看，除非工會進行徹底清查和改組，否則很難過關。（阿博特並不能左右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和隨後對工會的整改，因此他的舉動雖有打擊政敵之嫌，但還是得到公眾的支持。）

曝光“工會腐敗醜聞”堪稱是澳洲媒體對民間組織進行監督的經典案例。在警察和政府監督部門沒能發揮應有作用的情況下，媒體記者們不畏強暴主動出擊，通過秘密調查和多方走訪，終將工會的大量貪腐行為公之於眾，為清除腐敗分子和淨化工會發揮了關鍵作用。

但是，記者的人數畢竟有限，而且大多忙於突發事件，當遇到一些時間跨度長、影響範圍廣、社會爭議大的問題時，記者們就顯得有些力不能及了。在這種情況下，媒體要想繼續行使職責，就要依賴社會上其他有識之士發揮作用。此時，媒體不再是衝鋒陷陣的鬥士，而是轉化為一個輿論的平台，供所有有社會責任感的人發表觀點和看法，贏得公眾的支持。

例如，從上世紀60年代起，澳洲天主教會就一直不斷傳出有神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性侵兒童，但教會首腦為了維護組織形象，不僅不積極自查，還試圖對外界封閉訊息，而澳州政府懾於教會強大的影響力，對此事採取了過為慎重的態度，始終未能進行深入調查。

與教會的自私和政府的冷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多兒童權益保護者一直持續關注此事，他們不時地通過報刊、電視披露教會的罪行，要求政府儘早查明真相。在他們的努力下，澳州政府終於在2012年痛下決心，成立調查委員會徹底清查此事。

這一查不要緊，委員會震驚地發現，在過去的大半個世紀裡，有數以千計（具體數字存在很大爭議）的兒童曾經被神職人員性侵，而且很多罪行都是持續多年。這個結果讓天主教會顏面掃地，教會首腦被迫一再公開道歉，最後連年過七旬的教皇方濟各，都不得不親自跳出來做起危機公關，但為時已晚，對於成千上萬的信徒來說，他們心中的十字架已經崩塌了。

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曾經說過：“有錯誤要逢人便講，既可取得同志的監督幫助，又可以給同志們以借鑑。”這一點，澳洲的媒體無疑是做到了，它們就像個嚴厲的婆婆，不但善於挑毛病，還愛絮叨個沒完，而澳洲社會就這沒完沒了的絮叨聲中，一步步遠離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