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慶林，1953年生於天津， 第十屆、 第十一屆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第八屆、 第九屆中國僑聯常委，第七屆、第八屆天津市僑聯副主席， 天津市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蒙古國國立大學政治學名譽博士，天津市濱海新區駐日本國總代表，日本《新華時報》社會長，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長。2009年在全國政協第十一屆三次會議期間，提出各級地方紀委脫離地方政府管轄改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垂直領導的諫言；首先和多次提出《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諫言；《全國用10年時間，分批廢除簡體漢字，恢復使用繁體字》的建議；2010年在兩會期間提出《制定和實施“國民收入倍增五年計畫”》的提案，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也明確提出了“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標；2013年兩會期間提出《將拐賣婦女兒童和生產製造偽劣假冒食品者處以極刑》的諫言；2015年“兩會”期間率先提出《用“四個全面”的指導思想，全面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議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潘慶林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天津
- 出生日期：1953年
- 職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僑聯常委
- 代表作品：《用“四個全面”的指導思想，全面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
人物經歷,著作及影響,提案及諫言,愛國情懷,慈善事業,人物事件,
人物經歷
1969年在中國海軍部隊服役，1985年自費赴日本國留學，1993年在世界華商大會與香港霍英東先生一同被評為海外傑出華商。歸國後，積極投身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為國家改革開放引進數百億外資做出了突出貢獻，2009年榮獲國家頒發的“中國人民友誼貢獻獎”，2012年因對中日兩國政治文化作出突出貢獻而榮獲日本國天皇家族最高榮譽“東久邇宮文化褒獎”。與此同時，憑藉著廣泛的國際關係，結識了許多國家元首及政要，傳播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和信念，展示了其獨特的外交魅力，在海外華人世界享有“民間友好大使”的稱號。
身為連任三屆的全國政協委員，在代表人民參政議政中視角敏銳、見解深刻，提出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睿智之言。其鮮明的立場，真誠的態度，引起國內外政要及社會媒體的廣泛關注。他積極獻身‘公益慈善事業，為中國教育、扶貧及再就業工程等先後捐善款數千萬元。
由於身份特殊，潘慶林每年參加全國“兩會”，都會成為眾多中外記者爭相報導的對象。在每次的會議“”期間，他先後接受了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人民日報、東方電視台、香港衛視、澳門衛視等國內外幾十家知名媒體的專訪，已成為曝光率頗高的“新聞人物”。潘慶林在接受每一家新聞媒體採訪時，他都千方百計利用一切機會宣傳黨和國家，擴大祖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潘慶林身為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曾經自費到過世界五大洲的幾十個國家，也曾與柯林頓、比爾·蓋茨等世界各國政要和知名人士結識。說起與世界拳王泰森的交往，也是為人所津津樂道。潘慶林與泰森是2003年在美國第一次見面的，當時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泰森也表達出對中華民族五千年悠久歷史文化的敬仰和欽佩，之後潘委員以個人的名義自費邀請泰森來北京訪問，他如願以償地參觀了毛主席紀念堂。
著作及影響
潘慶林積極參政議政，關注政治理論問題的研究，經常在國內外報刊上發表建設性理論文章，著有《我所認識的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從求真務實看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執政理念》、《從中國56個民族的大團結，看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從山東農村的變化，看中國農民的希望》、《敢於用實事求是的精神總結中國改革開發以來的“得”與“失”》、《老虎蒼蠅一起打，救黨治國得民心》、《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念堅定中國人民的理想和信念》、《用“四個全面”的指導思想，全面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等。
由於他在民間外交領域的卓越貢獻，他被蒙古國國立大學授予政治學榮譽博士學位。2012年由於對中日兩國政治文化作出突出貢獻而榮獲日本國天皇家族最高榮譽“東久邇宮文化褒獎”。與此同時，潘慶林還利用廣泛的海外關係，積極開展中國與世界各個國家的領導人及政要的友好交流，為宣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和信念，他積極推動踐行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
提案及諫言
“兩會”提案及諫言
一、建議全國用十年時間，分批廢除簡體漢字，恢復使用繁體字，原因有三：
1、20世紀50年代國家推廣簡化漢字時，某些簡化字設計過於粗糙，違背了漢字的藝術和科學性。比如愛字，繁體字里有個“心”，簡化後，造成“無心之愛”。
2、以前說繁體字太繁瑣，難學難寫，不利於傳播，但是如今很多人都是用電腦輸入，再繁瑣的字打起來也不算困難，所以這個問題已經逐漸不存在了。
3、恢復使用繁體字有利於兩岸統一。台灣依然使用繁體字，並稱其為“正體字”，深有意味，還要為“正體字”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給祖國大陸方面造成了很大壓力。
二、關於制定和實施“國民收入倍增五年計畫”的提案
2010年1月8日，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會上指出：“要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加城鄉勞動者勞動報酬，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民眾消費能力。”國務院也已經明確要將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將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作為“十二五”期間的重點任務。
為此建議，國家應實施“國民收入倍增五年計畫”，落實黨中央和國務院增加城鄉勞動者勞動報酬，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民眾消費能力的戰略決策，使中國經濟邁向內需與出口均衡型布局、可持續發展的穩定軌道。在世界各國仍未能擺脫經濟危機及再次危機的威脅之際，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這是黨和政府堅持科學發展觀、果斷決策的成果。但是，對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成長的過度依賴，國內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相對弱小，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多年來一直未能與國民收入的增長“接軌”，並引發出一系列社會穩定問題，這是中國當前面臨的嚴峻課題。其中，需求尤其是內需不足，更是中國經濟在結構轉型過程中的核心問題。
日本曾於1960年制訂了“國民收入倍增十年計畫”，結果是在1967年提前達成了“國民收入倍增”的政策目標。國際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日本通過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從提高國民收入、“啟動內需”著手，為縮小國民收入差距、平息社會階層矛盾、促進消費結構變化，推動日本產業結構轉型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這是一個值得中國借鑑的國家發展戰略方式。
今日中國，較之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更有必要和可能實施“國民收入倍增五年計畫”。日本花了7年時間完成了原定10年完成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我們可以在5年之內達成目標。“國民收入倍增五年計畫”既是政府出台的大政方針，又能讓老百姓一聽就懂。這一計畫的實施，將有效提升城鄉居民的長期收入增長預期；有利於推動“工資、保險、福利和稅收”四位一體的社會改革；縮小城鄉和貧富差距，最終形成“橄欖形”的收入分配格局；建設內需和出口均衡發展的經濟結構。總而言之，這是一項“增收入、安民心、促內需、保增長、減差距、添和諧”的計畫。
三、關於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諫言
“勞動教養制度”在中國已實施半世紀之久，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以及一段時期內，為鞏固政權、穩定社會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當時極左路線的背景下，也釀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有一個過程，“勞動教養制度”正是這一過程中的特殊產物。這一制度的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可留待後人評說。
中國目前已進入了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新時期。“依法治國”已成為黨和國家的基本國策和治國綱領。一切依法辦事，包括“勞動教養制度”的廢存問題也不例外。依法辦事，首先要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其《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而“勞動教養制度”所存在的根本問題，就是在法律上沒有存在的合法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勞動教養制度”是對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明顯剝奪，而無論這種剝奪以何種理由實施，都是違背憲法準則的。
這一制度對“被勞教者”在剝奪其人身自由，實行“勞教”的過程中，不走《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任何程式，沒有公安機關的拘捕，沒有檢察機關的起訴，也沒有律師的辯護，更沒有法院的審判。這“一不四沒有”，既違憲，更違法。
有關“勞動教養制度”的違法問題，一再被中國公民（尤其是眾多網民）質疑,也被海內外輿論病垢。近年來，有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議案，要求廢除，但至今沒有下文。
隨著國家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推進，需要進一步貫徹“依法治國”的基本國策，廢除“勞動教養制度”已勢在必行。這也是我國司法領域的一項重大改革。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專門班子，將此事提上議事日程，儘早通過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決定。
四、對海外華人華僑的教育應無私甚至免費
2010年3月8日，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僑聯副主席潘慶林在接受《中國日報網》記者採訪時表示，應取消對海外華人華僑不合理的招生規定，對他們的教育應該是無私的甚至應該是免費。潘慶林表示：“應該儘快制定政策，不設任何條件恢復海外華人華僑在當地或者回國之後的正常學習環境。這種環境應該是帶有中國血脈特色的。比如讓他們知道祖國的一些重要節日，如春節，端午節，以及像今天3月8日的婦女節。我做過很多調研，很多海外的孩子並不知道，我認為現在中國民族文化的傳播迫在眉睫。”
五、用“四個全面”的指導思想，全面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
改革開放已經36年，中國發展取得巨大成績，也存在重大失誤。怎樣運用“四個全面”指導思想總結改革開放的得與失，從理論上弄清是與非，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在1945年《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在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上兩次關鍵時刻的總結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的歷史意義與巨大影響。因此需要對改革開放的歷史再進行一次全面正確總結，這對於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於實現建黨100周年、建國100周年的歷史任務具有“一舉定乾坤”的作用，是當代中國的首要政治工程 。
2014年12月，習近平同志在江蘇省調研考察時,首次提出“四個全面”的思想,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四個全面”，簡潔明了，好記好用。似乎是再通俗不過，卻蘊藉豐富內涵;看似平白樸素，卻有著非同一般的分量和力度。“全面建成小康”是目標，“全面深化改革”是動力，“全面依法治國”是路徑，“全面從嚴治黨”是保障，“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是用來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全面實現小康社會與現代化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說過，“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提出“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是立足中國實際、總結中國經驗、直面中國現實問題，是適應中國需要而產生的。在當前，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36年的實踐經驗，便是一次具體的運用。
改革開放36年來，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增強，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然而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面臨發展方式轉型的壓力，一些問題日益嚴重：政治上，黨紀鬆弛，腐敗嚴重;經濟上，泡沫泛濫，轉型困難;文化上，信仰危機，拜金主義風行;社會上，貧富分化，乾群對立;生態上，污染嚴重，資源匱乏。古代韓非子有《五蠹》，今天的中國也出現了“五蠹”現象，這便是政治“腐”，經濟“虛”，文化“亂”，社會“散”，生態“壞”，“此五者也，邦之蠹也!”這“五蠹”將使共產黨有面臨著脫離人民的危險，執政的合法性面臨挑戰。正是堅持問題導向和科學思維，解決突出矛盾和眾多問題，回應全國人民的強烈期待，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應運而生。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次著名的總結，都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建黨24年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1945年4月20日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取得了更深刻的認識，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一致。在以後的短短几年，便取得了全中國的勝利。
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確的總結，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肯定了1978年到1981年廣東省的改革開放成功經驗，該決議通過以後，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使得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及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得以順利進行。
現在又過去36年，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科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得到快速發展。然而有些不同思想的碰撞與交鋒，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結論，這些現象為什麼會出現?黨內腐敗、政商夥同、貧富懸殊乃至兩極分化現象是在什麼原因與背景下形成的。在理論上、實踐上弄清楚為什麼這些問題屢禁不止，愈演愈烈，對一個國家和政黨來說，確實需要一次全面、系統、深刻的整理和總結。
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歷史，如何評價“改革開放”，如何評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成為當前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大問題。組織總結並起草《關於改革開放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回答這些問題的。
該決議的制定，就是運用“四個全面”作為指導思想，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全面就是統領全局，系統總結，不偏不倚，客觀真實。以建成小康社會乃至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來檢驗實踐，提出真正符合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道路，因為中國的改革，中國人民在看，世界人民也在看。
當然，全面總結必然會遇到阻力。在推進全黨全面總結時，要破除一種錯誤認識，即“為了政局上穩定，是非沒必要分得太清”。這是一種折衷主義、溫情主義，所謂的“團結高於一切”，實際上就是一種掩耳盜鈴的行為,也是一種和稀泥的態度，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態度曖昧就是政治腐敗，因為它從本質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觀。坦率地說，黨內會有一部分人出於自身的利益，以各種形式反對或者拖延總結。中國共產黨在1945年與 1981年兩次歷史總結時都面臨著要不要全面總結歷史經驗的分歧，而毛澤東、鄧小平都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與智慧力排眾議，堅持弄清“得與失”，講清“對與錯”，分清“是與非”，從而開創了中國社會的新局面。只有思想理論上弄清是非，政治上才能保持更高層次的穩定，事業才能取得更大的發展。我們應該相信習近平同志“用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胸懷和氣魄，有膽量、有能力解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重大疑難問題。
為此，我建議：
第一，建議以習近平總書記“四個全面”為指導思想，引領並總結作為中國改革開放36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綱領性檔案。
第二，建議對改革開放36年來歷史上所發生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建議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全面的總結，宜早不宜遲，早總結比晚總結要好，總結過去是為了指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新的歷史任務面前，同心協力，爭取“兩個100年”目標的順利實現。
總的來說，這次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歷史上第三次大的總結，這次總結是對建國65年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總結，這次總結重點是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36年的總結。通過這次總結為今後35年，即建國 100周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奠定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確保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愛國情懷
潘慶林在美國加州參加一個由美國華人慈善機構主辦的高爾夫賽時，和前美國總統柯林頓相識，當柯林頓向身邊的人詢問，有沒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時，作為唯一來自中國大陸的賓客，潘慶林走上前介紹了他自己，也介紹了中國發展取得的成就。事後，潘慶林明確表示“這是我應該做的。”
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中國教育和環保宣傳演講活動中，美國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作為中國四川省臥龍大熊貓保護委員會的名譽會長，潘慶林也覺得自己有責任向他及到會的所有人介紹中國的科技教育事業，介紹中國對人才培養教育的高度重視和高科技事業所取得的成績。潘慶林發現比爾·蓋茨對此很有興趣，潘慶林還告訴他，中國是一個開放度很高、極具發展潛力的國家，特別是在科技教育發展戰略上有一個很好的規劃，特別歡迎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學者到中國考察和合作。
2006年潘慶林委員與台灣地區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會面，這是馬英九先生作為台灣地區領導人首次會見大陸政要，由此開創了海峽兩岸高層次交往的新局面。馬英九饒有興味地欣賞潘慶林贈送的“馬踏飛燕”造像，雙方的會見在友好真誠兄弟般的氣氛中進行。
慈善事業
潘慶林積極獻身公益事業，為偏遠山區的教育和扶助貧困民眾以及天津的再就業工程無償捐款先後總計達數千萬元。
1991年第一屆世界華商大會在新加坡舉行時，正遇中國東北遭受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災，潘慶林當即捐出70萬元支援災區。1993年在香港舉行的世界華商大會上潘慶林被評為傑出華商代表之一。特別是作為一名全國政協委員、歸國華僑，特別關心尤其關注我們國家的貧困民眾，特別是受災民眾的疾苦，為困難民眾多盡一份心，多出一份力，被潘慶林當作義不容辭的光榮職責。
多年來，潘慶林每當聽到黨中央和人民政府向全國人民發出為困難民眾及受災地區送溫暖、獻愛心的號召時，他和夫人都率先帶頭、積極配合各級政府一道在不同省市自治區及海外捐獻善款，扶貧助困，展示了他拳拳的愛國之心、報國之志。
人物事件
2016年12月30日報導，大陸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12月28日下午曾搭機赴台灣，但因為通關時隱匿大陸“黨政軍”人員的身份，而且資料填寫不實，因此遭台當局拒絕入境，甚至還被扣留在台灣“移民署”的辦公室內，12月29日搭機返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