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生在難中》是現代作家葉聖陶創作的一部短篇小說，寫於1924年，發表於1925年1月10日《小說月報》第16卷第1號。
《潘先生在難中》描寫了國小校長潘先生在戰亂中舉家逃難的種種可笑而又可鄙的行徑，作品塑造了一個自私自利、怯懦虛偽、苟且自得的小市民習氣十分嚴重的知識分子形象。
《潘先生在難中》布局嚴謹，採用能體現人物性格又能揭示人物內心活動和精神狀態的情節、細節和語言；表現手法上採用了強烈的對比和心理描寫等。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潘先生在難中
- 創作年代：20世紀20年代
- 文學體裁：短篇小說
- 作者：葉聖陶
- 首刊時間：1925年
- 字數：1.1萬
內容簡介,創作背景,人物介紹,作品鑑賞,主題思想,藝術特色,作品評價,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潘先生是20世紀20年代江浙軍閥齊燮元、盧永祥混戰期間上海附近一個叫讓里的小鎮上的國小校長，是當地一個“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寫得一手好顏字”，家有“一妻兩兒”，雇了一個僕人王媽，生活略有餘裕。當軍閥混戰的風聲一傳到讓里，他就驚惶失措，深感“兵火焚掠”已迫在眉睫。當教育當局尚未做出停課的決定時，他便不惜花上一筆‘‘逃難錢” ，像老母雞護著一群小雞一樣帶著“一妻兩兒”和一個“黑漆皮包”，擠上火車，逃到上海的租界避難。但當他第二天清晨從報紙上看到教育局局長指令照常開學的訊息時，又惴惴不安。為了保住飯碗，他不顧戰亂的危險，“狠心地” 撇下妻兒，隻身返回讓里。正當他積極籌備開學的時候，戰事吃緊，並危及讓里。於是，他又“發狂似地”驚慌起來，僱車離開學校，躲進教會的廂房。但戰火最終並未蔓延到讓里，並很快結束。之後，他又接受教育當局同仁們的“一致推舉”，在歡迎軍閥杜統帥凱旋的彩牌坊上題寫了“功高岳牧”、“ 威鎮東南”、“德隆恩溥” 等讚辭。
創作背景
1911年，葉聖陶中學畢業，因無力繼續升學，便於翌年在江浙一帶鄉鎮當國小教師，歷時十年之久。在此漫長的歲月中，他接觸了各種各樣的人物，經歷了形形式式的事件，親眼目睹了支離破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國在軍閥割據、戰亂不斷之中的黑暗狀態，親身了解與體驗到中國下層社會的農民們的苦難與艱辛，尤其熟悉“灰色的卑瑣人生”——當時的小市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動盪生活中的可憐、可嘆而可悲的境遇，以及他們內心深層的庸俗、虛偽、自私的可鄙、可憎的一面。
1924年10月，江蘇軍閥齊燮元（屬直系）與浙江軍閥盧永祥（屬皖系）之間爆發了戰爭，史稱“齊盧之戰”。戰事發生不久，當時就職於上海商務印書館的作家葉聖陶和友人王伯祥等，就親赴江蘇瀏河地區採訪、察看戰爭殘象，訪問受害災民。葉聖陶敏感地抓住這一重大事件，很快地寫出了記錄這次戰地訪問經過的敘事長詩《瀏河戰場》（計三百二十行，為現代白話新詩史上最早的長詩之一），接著又寫了同樣取材於這次戰爭的小說《潘先生在難中》。
人物介紹
潘先生
潘先生是20世紀20年代上海附近一個小鎮上的國小校長，具有自私、庸俗、“臨虛驚而失色，暫苟安而又喜”、逆來順受、苟且偷生、遠禍全身、隨遇而安等性格特徵。其中，遠禍全身是其性格的核心。他一聽軍閥要打仗，就張惶失措，丟下學校不管，帶著妻子兒子從江蘇倉惶逃到上海。下火車時妻子和大兒子被衝散，便立刻有家破人亡之感。找到妻兒，租到旅館，雖是條件很差，但還是為一家人的生命能得到保全而興高采烈。第二天早上，他聽到教育局局長說要照常開學的訊息，雖然很為難，但為了保全自己國小校長的職務，他還是不顧夫人的勸阻，把妻兒留在上海旅館裡，急忙地回到了讓里。回去之後，先是察看家，見財產保全得很好，便放下了一半心。接著，為了獲得上司的“賞識”，他積極籌辦開學之事。他到學校起草給學生家長的通知，把教育說得極其重要，要家長照常送學生來上學。其實他並不關心家長是否送孩子來上學，只是通過“通知”博取局長的歡心以保全其校長職務罷了。為了“保家”、“活命”，他跑到紅十字會辦事處去申請入會，說若戰爭打過來他可以把學校房屋作為婦女收容所；向紅十字會要了兩面紅十字會旗子，說學校有兩個門，但結果一面插在學校門口，一面卻插在他自家門口了；要了四枚紅十字會徽章，自己一個，在上海的妻兒各一個。戰事停止後，他不顧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了災難的事實，書寫了歌頌軍閥的橫幅大字，從而，充當了軍閥的吹鼓手。這更暴露出他為保全自己而沒有是非、沒有原則的劣根性。
總的來看，潘先生是一個特別精明的角色，在發生任何變動的情況下，他都可以找到應變的手段和“ 保全自己的法子”；是一個自私而庸俗的小市民形象。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潘先生在難中》以1924年江浙戰亂為背景，描寫了國小校長潘先生在戰亂中舉家逃難過程中種種可笑而又可鄙的行徑。繪聲繪色地刻畫了潘先生庸俗、卑瑣的靈魂。在他的整個精神世界中，只有妻子、兒女與自己的身家性命。為了維護財產安全，他主動讓出學校做婦女收容所，並在自家的門前掛了紅十字的旗幟；為了保住飯碗，不得罪權貴，他違心地為軍閥書寫歌功頌德的牌匾。
像這樣一些不要人的尊嚴，沒有社會意識、卑怯的利己主義者，在舊中國並不少見。作者為讀者提供的正是這樣一個典型。潘先生這一藝術形象的社會意義，不僅在於嘲諷、批判了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屈服於醜惡現實的人生態度和性格弱點，也從側面揭露了軍閥混戰給社會帶來的悲哀和苦難。
藝術特色
筆觸客觀冷靜
《潘先生在難中》將作家對人物是非褒貶的主觀評價和感受融入客觀冷靜的描寫之中。如寫潘先生跑到紅十字會辦事處去申請入會，說若戰爭打過來他可以把學校房屋作為婦女收容所；向紅十字會要了兩面紅十字會旗子，說學校有兩個門；要了四枚紅十字會徽章，說徽章太小巧怕遺失。但結果是“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著；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旗，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徽章呢，一個自己佩帶，“其餘幾枚呢， 潘先生重重包裹著，藏在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裡。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遠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給他們加保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在這裡，小說只是客觀寫實地描寫潘先生的行動和心理，但就在這些描寫中，寄予了作家對潘先生的自私、庸俗、卑瑣、可笑的否定、嘲諷和批判。
多方面地刻畫人物
1.《潘先生在難中》善於通過對人物平常小事的描寫來刻畫人物。小說描寫了潘先生在軍閥戰爭中如何設法避難：逃難到上海租界，下火車，找旅館，向紅十字會尋求保護，到教堂避難等，全是平常小事。但就在這些對平常小事的描寫中，生動地刻畫了其遇事驚慌、自私、苟安等小市民式知識分子心態。
2.《潘先生在難中》善於通過對人物心理的描寫來刻畫人物。如小說第二部分，寫潘先生冒著風險返鄉後，探知局長有照常開學的意圖，並還有裁員的意圖時，小說這樣寫道： “潘先生聽了，仿佛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主意，決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這既寫出了潘先生聽到局長要裁人後而產生的驚訝，又寫出了他為自己冒險回鄉並恰逢其時而產生的慶幸和沾站自喜，從而，把其患得患失的卑怯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
3.《潘先生在難中》善於通過對人物神態、動作和細節的描寫來刻畫人物。如潘先生兩次嘁黃包車：第一次是其一家人在經歷了逃難失散之後，他聲色“威嚴”，嗓門極“入調”，“伸出兩個指頭揚著說：‘ 只消兩輛！兩輛！'”第二次是他在聽說戰火逼近時，他“心頭突地亂跳”，見到車就嘁：“車！車！” 同是叫車，前者踞傲、做作，後者驚惶失措。小說通過對潘先生在不同情形下不同神態的描寫，準確地表現出了其內心世界。又如潘先生起草給學生家長的通告，寫得得意非凡，認為“局長看見了，至少也得說一聲：‘先得我心’ ”。這一細節描寫深刻揭示了其內心世界，暴露了他寫通告完全是為了迎合教育局局長以討其歡心，從而，保全自已國小校長的地位、飯碗。
語言樸素、精煉、準確、嚴謹
《潘先生在難中》，語言樸素、純淨、洗鍊、準確、嚴謹而富於表現力和感染力，筆調幽默。如潘先生一家逃到上海租界，在旅店住下，暫時平安，潘先生快樂起來，說了一席話：
潘先生舒快地對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 喝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兇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說著，把阿二拖在身邊，一手輕輕地拍著），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著。
這些樸素、純淨、洗鍊、準確、嚴謹而富於表現力和感染力的語言把潘先生的心理活動活靈活現地揭示了出來，也把他只顧一自之私，苟且偷生，隨遇而安的可鄙形象顯現了出來，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結尾畫龍點睛
《潘先生在難中》結尾寫潘先生為了保全自己、討好上司而喪失了原則、是非，居然寫出“功高岳牧”“德隆恩溥” 等諛詞，可謂全篇點睛之筆，揭示了潘先生的小市民劣根性及其複雜性格。這不僅在結構上與開頭的逃難對照，引人深思，而且在人物塑造上，使潘先生的內心世界得到更完滿的表現。同時，潘先生還在腦海中湧現了人民受難的鏡頭，這表明他還沒有泯滅人性。小說最後以“看他對上一句什麼”作結，意欲啟發人們思考，從而，完善潘先生這一形象。
作品評價
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茅盾《王魯彥論》：在葉紹鈞的作品，我最喜歡的也就是描寫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幾篇；現在還深深地刻在記憶上的，是那可愛的《潘先生在難中》。這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沒有社會意識，卑謙的利已主義，precaution（戒備），瑣屑，臨虛驚而失色，暫苟安而又喜等心理，描寫得很透徹。這一階級的人物，在現文壇上是最少被寫到的，可是幸而也還有代表。
原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教授林志浩《奴性十足的利已主義者——〈潘先生在難中〉評析》：潘先生的形象反映了利已主義者的骯髒的靈魂，說明這類利已主義者同時也是奴性十足的人物，必然會成為時代的落伍者，甚至會自覺不自覺地維護階級壓迫的制度。這便是潘先生這一人物形象的內涵和意義之所在。
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富貴《錯位的批判：一篇缺少同情與關愛的冷漠之作——重讀葉聖陶的小說〈潘先生在難中〉》：從抽象的道德原則上看，潘先生的一切舉動是可笑可鄙的，但是一切又是無奈的，是人的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的生存的權利。作為潘先生他有權利生活得更安定、更完整...…他與淒兒的離散是人生的最大悲劇，求得家庭的完整是人最低的生活願望，而這些努力和巴結是不應該受到譴責的，潘先生的行為和心理深刻地表現了軍閥混戰給底層人民帶來的動盪和苦難，而作者嘲諷的對象卻錯位地轉移到了受害者身上。潘先生是受害者，在和平的環境裡，他肯定是一位盡職盡責的好教師...…不能把人對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渴望和努力視為一種墮落，更不能把戰爭中的責任歸罪於懦弱的知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