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遠漸近——魯迅立人思想啟示錄》內容簡介：魯迅是中國現代最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他的文學作品和開創性的精神價值，代表中華民族新文化方向，具有強大的思想力和生命力，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國民走向愛國奉獻，創新之路。 當今中國是否需要魯迅，魯迅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如何傳承，這是社會所關注的問題，但一直處於爭議之中。《漸遠漸近——魯迅立人思想啟示錄》一書作者劉國勝旗幟鮮明地表明“中國現在需要魯迅”的見解，並提出魯迅最重要的思想資源是“立人問題”。作者將魯迅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思想精華與當代中國發展面對的最大的問題——人的發展問題緊密結合，系統探討在現代化進程中，魯迅立人思想與“立國”、“立企業”的關係，這一命題是超越時空的，是現代化歷程的核心思想。更為可貴的是，作者將立人思想引入企業文化建設，將優秀的文化價值植入大型企業的職業教育和員工培訓中，將“立人成功企業才能做強做優”的理念進行弘揚和傳播，這是一大創新。同時，作者直面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存在的思想認識誤區，把魯迅的精神和思想套用到分析和化解實踐中出現的困惑，這是如何將魯迅的思想資源進行傳承，運用於當今社會的經典解讀和創新。 中國著名魯迅研究學者、北京大學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教授，魯迅先生的孫子、“魯迅文化基金會”會長周令飛作序，對本書作者研究內容的獨立發現與獨特價值進行了充分的肯定。
基本介紹
- 書名：漸遠漸近:魯迅立人思想啟示錄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作者：劉國勝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頁數：252頁
- 開本：16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漸遠漸近——魯迅立人思想啟示錄》一書系作者研究魯迅“立人”思想的專著。作者將魯迅的思想研究與自己從事的大型國企企業管理相結合，確立魯迅“立人”思想為本企業的企業文化的理論之源。書中論述了中國的文化巨人魯迅對於今日、對於寶鋼國企是有著文化相連之意義的，當今的社會是“離不開魯迅的”，魯迅的思想對於企業管理企業文化的積澱也是有著指導作用的。本書作者還請北京大學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教授予以指導和作序、延請“魯迅文化基金會”會長魯迅之孫周令飛先生寫序，並由該基金會將本書列為“魯迅文化基金會叢書”之一，以推動魯迅文化研究之創新發展和傳播實踐
作者簡介
劉國勝，祖籍浙江定海，1951年生於上海。2003年起任寶鋼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黨委書記至今。愛好讀書和思考，偏重於政治、企業管理和文化。著有《新觀念新思路新方法》（合著），主編《寶鋼領導力》。
媒體推薦
把握住魯迅的真正價值：這是人的精神家園，我們可以從中汲取精神的元氣，獲得生命的獨立豐富，崇高和大氣。這是精神越來越荒漠化，低俗化的時代，所最需要的。—— 錢理群
圖書目錄
序 一 “我們現在需要魯迅”（錢理群） 5
序 二 （周令飛） 15
錢理群訪談錄 16
周令飛訪談錄 25
引 言 魯迅的中國價值 26
一、我讀《魯迅全集》 26
二、我對錢理群教授兩個問題的答覆 28
三、我在寶鋼講魯迅 32
四、我寫這本書 34
第一章 首在立人，在於人的生存、溫飽、 發展
第二章 人非信無以立，致人性以全(
第三章 改革創新是唯一出路
第四章 運用腦髓，放出眼光，實行“拿來主義”
第五章 真誠地做人，正視問題
第六章 以愛為綱，互助相師
第七章 抓住做事的總綱，鍥而不捨地 奮鬥
第八章 不僅要有“氣”，更要有勇氣和理性， 還 要有“謀”
第九章 煥發中國人內心的光輝
參考書目
附錄
後記
序 二 （周令飛） 15
錢理群訪談錄 16
周令飛訪談錄 25
引 言 魯迅的中國價值 26
一、我讀《魯迅全集》 26
二、我對錢理群教授兩個問題的答覆 28
三、我在寶鋼講魯迅 32
四、我寫這本書 34
第一章 首在立人，在於人的生存、溫飽、 發展
第二章 人非信無以立，致人性以全(
第三章 改革創新是唯一出路
第四章 運用腦髓，放出眼光，實行“拿來主義”
第五章 真誠地做人，正視問題
第六章 以愛為綱，互助相師
第七章 抓住做事的總綱，鍥而不捨地 奮鬥
第八章 不僅要有“氣”，更要有勇氣和理性， 還 要有“謀”
第九章 煥發中國人內心的光輝
參考書目
附錄
後記
文摘
魯迅於1907年提出了“立人”思想。那年，他26歲，已在日本學習和生活了5年。留日期間，魯迅在認真了解日本社會的同時，接觸並深入研究了大量西方的新知識、新思想，深刻反思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此基礎上，他開始翻譯和創作生涯。1907年和1908年，他連續寫出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破惡聲論》等長篇文言論文，並在清末留日學生創辦的《河南》雜誌上發表——其中3篇用“令飛”筆名（魯迅的孫子取名“周令飛”，應該與此有關吧）；兩篇用“迅行”筆名（這可以讓我們對魯迅的名字從“周樹人”到“魯迅”產生聯想）。這些文章，集中體現了青年魯迅對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基本思考。文章涉及面很廣，然而內容卻是聚焦於“立人”——即使講科學史，也滲透著人文精神。
長期以來，人們對魯迅的這些早期作品，有著不太一致的評價。有的評價很高，也有的認為，這些作品是魯迅尚不成熟的作品，至少不是他的代表作。我覺得，這些作品固然是屬於青年魯迅的、固然存在著不完善之處，然而就其基本思想而言，是正確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也是貫穿魯迅一生的。而且我還覺得，在某些特定的年代裡，人們忽視了這些作品中的一些重要的、很有價值的內容、或者迴避了，需要我們今天用心去領悟。當然，同時要看到，先生在其以後的創作中，對這些早期論文所提出的重要觀點，又有了許多重要的補充和發展，包括有些修正。這些補充和發展，使他的“立人”思想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一、喚醒昏夢中的中國人
魯迅的“立人”思想，是從重要性談起的。他認為“立人”不是一般的重要，而是第一重要——“首在立人”。在對重要性作了具有強大說服力的闡述的基礎上，他明確提出了“立人”的目標是“生存”，“溫飽”，“發展”，“發展”從根本上說，是在生存、溫飽基礎上的人的精神的發展。
魯迅提出“立人”思想，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他當時看到截然相反的兩種情景。一方面，他看到內憂外患的祖國在風雨中飄搖；另一方面，他看到歐美國家以及受歐美影響的日本的日益強盛。魯迅思索：歐美為什麼會強盛起來呢？是他們所炫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嗎？他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認為，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是表象，深層次的、根本的原因在於人。在《文化偏至論》中，他做出了這樣的評價：“然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祗在人”。（而現在歐美強盛，無不拿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向全世界炫耀，其實強盛的根祗還是在人。）先生得出了如下結論：“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所以要在天地間爭生存，與各國競勝負，首要的任務就是在於“立人”，先把“人”樹立起來了，一切事情才好興辦；而“立人”的辦法，就一定要尊重個性，發揚人的精神。假使不這樣做，那么衰敗、淪亡，恐怕就等不到幾十年以後了。）這段話開宗明義講“立人”的極端重要性，緊接著講“立人”的基本辦法，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國家如果不這樣做，很快就會衰亡。這是魯迅“立人”思想最初的經典論述。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創造了舉世聞名的燦爛的古代文明，與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一起，被列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國沒有像前3個國家那樣被歷史無情淘汰，證明了我們的祖先所奠定的文明基礎，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但是，到了近代，中國卻大大落伍了。17世紀中葉後，從英國開始，西方一些國家先後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完成工業革命，迅速強大起來。西風東漸。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推翻了德川幕府，實行“明治維新”，積極引進西方文化，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很快發展成為亞洲強國。而此時的清王朝，卻對世界大勢茫然無知，處於全面滯後狀態，中華民族陷入危機四伏的境地。1840年，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國戰敗，成為中國從盛到衰的歷史轉折點。之後，西方侵略者紛至沓來，染指中國。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又敗。1884年至1885年，法國侵略者發動中法戰爭，中國軍隊先敗後勝，但昏庸的清政府卻仍向侵略者屈膝求和。1894年至1895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中日甲午戰爭，龐大的中國敗給了國人向來不放在眼裡的“蕞爾小國”日本。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奧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中國慘敗。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世界“中心”的意識，牢牢占據著中國人，尤其是封建王朝最高統治階層人士的頭腦。即使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頹勢愈益加深，仍然虛驕不悟、冥頑不化。然而，中國人的“根祗”畢竟未被摧毀。受中國在外國侵略者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屢戰屢敗的刺激，尤其是受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的強烈刺激，中國人終於漸漸從昏夢中醒來。深重的民族災難和極大的民族屈辱，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逐步認識到自己的落後。開始是認識到技術的落後，以後則認識到政治制度的落後，再後就認識到了文化的落後。
在中國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之後，一批先進的中國人終於認識到，只靠西方技術的引進和政治制度的借鑑，難以挽救中國的命運，還必須有文化的覺醒。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逐漸出現新文化的先聲。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誌（創辦的第一年刊名為《青年雜誌》），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和魯迅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感自己的國家已經不再是強國，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造成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落後。他們意識到，要挽救民族危機，除了必須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借鑑外國的先進政治制度外，還必須批判舊文化，倡導新文化。於是，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同時先驅者們認識到，文化的落後，是和經濟、政治、社會的落後聯繫在一起的。
魯迅先生的“立人”思想，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提出來的，這是可貴的文化自覺。先生認為，國家興衰“首在立人”。也就是說，“立人”是挽救民族危機的根本之舉。新文化運動的其他先驅者也認識到了人的問題的重要性，因為他們知道，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的落後也就是人的落後，文化的覺醒也就是人的覺醒。而魯迅與他們不同的是，他把“人”的問題看得更重要，對“人”的問題看得更深刻。在他看來，提高中國人的文明程度——有一定的物質文明基礎，但最重要的是提高精神文明程度，中華民族才能實現復興，中國才能避免在浩蕩的世界大潮中被歷史淘汰的悲劇。P2－5
長期以來，人們對魯迅的這些早期作品，有著不太一致的評價。有的評價很高，也有的認為，這些作品是魯迅尚不成熟的作品，至少不是他的代表作。我覺得，這些作品固然是屬於青年魯迅的、固然存在著不完善之處，然而就其基本思想而言，是正確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也是貫穿魯迅一生的。而且我還覺得，在某些特定的年代裡，人們忽視了這些作品中的一些重要的、很有價值的內容、或者迴避了，需要我們今天用心去領悟。當然，同時要看到，先生在其以後的創作中，對這些早期論文所提出的重要觀點，又有了許多重要的補充和發展，包括有些修正。這些補充和發展，使他的“立人”思想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一、喚醒昏夢中的中國人
魯迅的“立人”思想，是從重要性談起的。他認為“立人”不是一般的重要，而是第一重要——“首在立人”。在對重要性作了具有強大說服力的闡述的基礎上，他明確提出了“立人”的目標是“生存”，“溫飽”，“發展”，“發展”從根本上說，是在生存、溫飽基礎上的人的精神的發展。
魯迅提出“立人”思想，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他當時看到截然相反的兩種情景。一方面，他看到內憂外患的祖國在風雨中飄搖；另一方面，他看到歐美國家以及受歐美影響的日本的日益強盛。魯迅思索：歐美為什麼會強盛起來呢？是他們所炫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嗎？他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認為，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是表象，深層次的、根本的原因在於人。在《文化偏至論》中，他做出了這樣的評價：“然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祗在人”。（而現在歐美強盛，無不拿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向全世界炫耀，其實強盛的根祗還是在人。）先生得出了如下結論：“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所以要在天地間爭生存，與各國競勝負，首要的任務就是在於“立人”，先把“人”樹立起來了，一切事情才好興辦；而“立人”的辦法，就一定要尊重個性，發揚人的精神。假使不這樣做，那么衰敗、淪亡，恐怕就等不到幾十年以後了。）這段話開宗明義講“立人”的極端重要性，緊接著講“立人”的基本辦法，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國家如果不這樣做，很快就會衰亡。這是魯迅“立人”思想最初的經典論述。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創造了舉世聞名的燦爛的古代文明，與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一起，被列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國沒有像前3個國家那樣被歷史無情淘汰，證明了我們的祖先所奠定的文明基礎，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但是，到了近代，中國卻大大落伍了。17世紀中葉後，從英國開始，西方一些國家先後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完成工業革命，迅速強大起來。西風東漸。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推翻了德川幕府，實行“明治維新”，積極引進西方文化，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很快發展成為亞洲強國。而此時的清王朝，卻對世界大勢茫然無知，處於全面滯後狀態，中華民族陷入危機四伏的境地。1840年，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國戰敗，成為中國從盛到衰的歷史轉折點。之後，西方侵略者紛至沓來，染指中國。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又敗。1884年至1885年，法國侵略者發動中法戰爭，中國軍隊先敗後勝，但昏庸的清政府卻仍向侵略者屈膝求和。1894年至1895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中日甲午戰爭，龐大的中國敗給了國人向來不放在眼裡的“蕞爾小國”日本。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奧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中國慘敗。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世界“中心”的意識，牢牢占據著中國人，尤其是封建王朝最高統治階層人士的頭腦。即使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頹勢愈益加深，仍然虛驕不悟、冥頑不化。然而，中國人的“根祗”畢竟未被摧毀。受中國在外國侵略者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屢戰屢敗的刺激，尤其是受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的強烈刺激，中國人終於漸漸從昏夢中醒來。深重的民族災難和極大的民族屈辱，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逐步認識到自己的落後。開始是認識到技術的落後，以後則認識到政治制度的落後，再後就認識到了文化的落後。
在中國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之後，一批先進的中國人終於認識到，只靠西方技術的引進和政治制度的借鑑，難以挽救中國的命運，還必須有文化的覺醒。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逐漸出現新文化的先聲。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誌（創辦的第一年刊名為《青年雜誌》），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和魯迅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感自己的國家已經不再是強國，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造成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落後。他們意識到，要挽救民族危機，除了必須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借鑑外國的先進政治制度外，還必須批判舊文化，倡導新文化。於是，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同時先驅者們認識到，文化的落後，是和經濟、政治、社會的落後聯繫在一起的。
魯迅先生的“立人”思想，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提出來的，這是可貴的文化自覺。先生認為，國家興衰“首在立人”。也就是說，“立人”是挽救民族危機的根本之舉。新文化運動的其他先驅者也認識到了人的問題的重要性，因為他們知道，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的落後也就是人的落後，文化的覺醒也就是人的覺醒。而魯迅與他們不同的是，他把“人”的問題看得更重要，對“人”的問題看得更深刻。在他看來，提高中國人的文明程度——有一定的物質文明基礎，但最重要的是提高精神文明程度，中華民族才能實現復興，中國才能避免在浩蕩的世界大潮中被歷史淘汰的悲劇。P2－5
後記
寫《漸遠漸近——魯迅“立人”思想啟示錄》，對我而言，是一個不斷深入學習和思考的過程，這個過程很艱苦，是一個不折不扣做“苦工”的過程。然而收穫良多，“痛並快樂著”。支撐著我完成本書寫作的，正是魯迅的“立人”思想。我越寫，越覺得弘揚魯迅精神對當代中國人之重要；越寫，越覺得自己認識的不完善。領悟魯迅“立人”思想的過程，其實也是梳理我自己思想的過程。領悟和梳理，對我而言都有著深刻的體驗，然而，領悟並不透徹，梳理也不完全，體驗更難以充分表達。這既有自己閱讀和寫作時間太少的原因，又是自己知識水平不夠所決定的。我只能確定一個非常有限的目標——把現在所能認識到的，又自以為能大致表達出來的東西寫出來。
書中大量引用了魯迅的論述，是為了儘可能完整地展現魯迅“立人”思想的內容——這當然只是我的追求，並非真的做到了。我感到，即使作了這么多引用，也只是摘錄了先生關於“立人”思想的文字的很小一部分。要了解先生“立人”思想的全貌，需要專門選編一本《魯迅“立人”思想語要》那樣的書。不，選編這樣一本書還不行，真正要了解先生“立人”思想的全貌，除了讀《魯迅全集》外，別無捷徑。
書中引用了一些古今中外學者的語錄，目的是尋找魯迅“立人”思想與其相關性，放在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下來看先生的“立人”思想。這方面的論述也是大量的，當然我只能引用極小一部分。
書中還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些語錄，特別是毛澤東、鄧小平的有關論述。這與我對魯迅“立人”思想的態度有關。我覺得，魯迅的“立人”思想是直面現實的——它固然有形而上的品格，有思想的高度，但它決不是遠離現實，供人欣賞和玩味的。毛澤東、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的當代領袖人物，與中國的現實有著最密切的關係。領悟魯迅的“立人”思想，有助於我們從文化的角度去認識黨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的中國政治。隨著學習和思考的深入，我越來越感到，這個角度的認識必不可少。記不起哪位哲人說過：“文化可以使政治變得高尚。”當我即將完成本書的寫作之際，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已經召開。我認為，十八大的人文精神超過任何一次黨代會。胡錦濤同志的報告，不僅重申了“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而且用24個字，從3個角度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是文化建設的重大突破。
書的每一部分，都聯繫了寶鋼實際。這種聯繫，雖然與前面的論述不一一對應，但是我以為並不牽強附會，它能夠從一個重要的側面，說明魯迅“立人”思想對當代中國人的發展的指導價值。
“五四運動”後不久，魯迅發表於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隨感錄最後一篇——《六十六生命的路》，指出：“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麼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賦予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能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魯迅的這段話，每每讀來，都給我帶來沉思、激動和溫暖，帶來力量。90多年過去了，我們在看到歷史性成就的同時，也看到令人憂慮的問題——“自然賦予人們的不調和”仍然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仍然很多，黑暗、悲慘和罪惡仍然存在。但是中國在進步，人類在進步，進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生命的路，有了魯迅的“立人”思想這把炬火照耀，讓我們增添信心。
托爾斯泰說：“正確的道路是這樣：吸收你的前輩所做的一切，然後再往前走。”吸收魯迅“立人”思想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尤其對我這樣的，始終在過快節奏中生存的實際工作者而言）。然而，在我們往前走的過程中，儘可能多地吸收其中的一些內容，則是完全可能的。而只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會做得比原先好很多。
錢理群教授在看了我的書稿第一、二稿的基礎上，欣然為本書作了題為（（我們現在需要魯迅》的序，圍繞“我們需要魯迅”這個重大命題，從當代中國社會、當代中國企業和當代中國人個體三個角度對拙著作了分析。他的精到分析，遠遠超出了對一個實際工作者的“魯迅觀”的評價，使我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理解更加清晰，更為深刻，不僅給我以莫大的鞭策，而且開闊了我的視野。錢教授從“20世紀的中國經驗”的高度來談魯迅精神，給我以重要啟迪。在我拜訪錢教授時，他把一本已經使用得很陳舊的魯迅文言文作品注釋本借給我，幫助我閱讀魯迅的文言文作品。他在鼓勵我的同時，指出了我引用魯迅語錄中的一個差錯，還就強化對魯迅一個觀點的論述提出了建議。他對人的關心，他的負責精神和認真態度，使我體悟到現實中的魯迅精神。
周令飛先生也為本書作了序，並鼓勵我對魯迅“立人”思想作更深入的研究。在與他不算多的交往中，令我深切感受到，在這樣一個人們的思想日益複雜、價值觀經受著嚴峻挑戰的社會，作為魯迅先生的後代，他為傳播魯迅思想、弘揚魯迅精神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吶喊”。
本書的寫作，得到了寶鋼一些老領導和不少同事的鼓勵，他們認為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使我增加了寫這本書的勇氣。本書的寫作，得到了寶鋼辦公廳金芳英的幫助，書中的每個部分都留下她一絲不苟修改的痕跡，她的公務很忙，修改意見常常是深夜甚至凌晨發給我的。本書的寫作，還得到了寶鋼新聞中心童贊的幫助，她也對書稿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修改意見。
我能完成本書的寫作，是和91歲高齡的母親林桂娟分不開的，她知道我很忙，理解我，默默照顧好她自己，極少讓我分心。我能完成本書的寫作，特別是和妻子周聯華以及我們的女兒劉心衍分不開的。她們為我分擔了許多本應由我做的家務，而我卻減少了對她們的關心。
本書的寫作也是和張象賢醫生、潘孝科中醫師分不開的，他們為我的健康做了有益的保健工作。
中信出版社社長王斌對本書的出版給予大力支持。中信出版社副總編輯季紅和肖新明作出了精心指導。我的書稿第一稿送去出版社後，季紅女士仔細審讀，寫了長達4000字的修改意見，既有對大的結構的意見，又有對具體表述的意見，既有關於內容方面的意見，又有關於文字方面的意見。她的意見給我諸多啟發。我在改出書稿第二稿和第三稿過程中，認真參考了她的意見。肖新明先生在百忙之中親自擔任本書的責任編輯，從文章內容的修改到文字的編輯、注釋的核對，都極其認真而嚴謹，傾注了大量的業餘時間和心血。他們兩位的敬業精神和專業造詣，乃至他們對魯迅的熱愛和理解，每每讓我感動。沒有他們的指點，本書是不可能以現在這樣的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的。
我向所有關心和幫助本書寫作和出版的人，致以衷心感謝！
我期望著讀者的批評。
書中大量引用了魯迅的論述，是為了儘可能完整地展現魯迅“立人”思想的內容——這當然只是我的追求，並非真的做到了。我感到，即使作了這么多引用，也只是摘錄了先生關於“立人”思想的文字的很小一部分。要了解先生“立人”思想的全貌，需要專門選編一本《魯迅“立人”思想語要》那樣的書。不，選編這樣一本書還不行，真正要了解先生“立人”思想的全貌，除了讀《魯迅全集》外，別無捷徑。
書中引用了一些古今中外學者的語錄，目的是尋找魯迅“立人”思想與其相關性，放在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下來看先生的“立人”思想。這方面的論述也是大量的，當然我只能引用極小一部分。
書中還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些語錄，特別是毛澤東、鄧小平的有關論述。這與我對魯迅“立人”思想的態度有關。我覺得，魯迅的“立人”思想是直面現實的——它固然有形而上的品格，有思想的高度，但它決不是遠離現實，供人欣賞和玩味的。毛澤東、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的當代領袖人物，與中國的現實有著最密切的關係。領悟魯迅的“立人”思想，有助於我們從文化的角度去認識黨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的中國政治。隨著學習和思考的深入，我越來越感到，這個角度的認識必不可少。記不起哪位哲人說過：“文化可以使政治變得高尚。”當我即將完成本書的寫作之際，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已經召開。我認為，十八大的人文精神超過任何一次黨代會。胡錦濤同志的報告，不僅重申了“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而且用24個字，從3個角度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是文化建設的重大突破。
書的每一部分，都聯繫了寶鋼實際。這種聯繫，雖然與前面的論述不一一對應，但是我以為並不牽強附會，它能夠從一個重要的側面，說明魯迅“立人”思想對當代中國人的發展的指導價值。
“五四運動”後不久，魯迅發表於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隨感錄最後一篇——《六十六生命的路》，指出：“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麼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賦予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能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魯迅的這段話，每每讀來，都給我帶來沉思、激動和溫暖，帶來力量。90多年過去了，我們在看到歷史性成就的同時，也看到令人憂慮的問題——“自然賦予人們的不調和”仍然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仍然很多，黑暗、悲慘和罪惡仍然存在。但是中國在進步，人類在進步，進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生命的路，有了魯迅的“立人”思想這把炬火照耀，讓我們增添信心。
托爾斯泰說：“正確的道路是這樣：吸收你的前輩所做的一切，然後再往前走。”吸收魯迅“立人”思想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尤其對我這樣的，始終在過快節奏中生存的實際工作者而言）。然而，在我們往前走的過程中，儘可能多地吸收其中的一些內容，則是完全可能的。而只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會做得比原先好很多。
錢理群教授在看了我的書稿第一、二稿的基礎上，欣然為本書作了題為（（我們現在需要魯迅》的序，圍繞“我們需要魯迅”這個重大命題，從當代中國社會、當代中國企業和當代中國人個體三個角度對拙著作了分析。他的精到分析，遠遠超出了對一個實際工作者的“魯迅觀”的評價，使我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理解更加清晰，更為深刻，不僅給我以莫大的鞭策，而且開闊了我的視野。錢教授從“20世紀的中國經驗”的高度來談魯迅精神，給我以重要啟迪。在我拜訪錢教授時，他把一本已經使用得很陳舊的魯迅文言文作品注釋本借給我，幫助我閱讀魯迅的文言文作品。他在鼓勵我的同時，指出了我引用魯迅語錄中的一個差錯，還就強化對魯迅一個觀點的論述提出了建議。他對人的關心，他的負責精神和認真態度，使我體悟到現實中的魯迅精神。
周令飛先生也為本書作了序，並鼓勵我對魯迅“立人”思想作更深入的研究。在與他不算多的交往中，令我深切感受到，在這樣一個人們的思想日益複雜、價值觀經受著嚴峻挑戰的社會，作為魯迅先生的後代，他為傳播魯迅思想、弘揚魯迅精神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吶喊”。
本書的寫作，得到了寶鋼一些老領導和不少同事的鼓勵，他們認為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使我增加了寫這本書的勇氣。本書的寫作，得到了寶鋼辦公廳金芳英的幫助，書中的每個部分都留下她一絲不苟修改的痕跡，她的公務很忙，修改意見常常是深夜甚至凌晨發給我的。本書的寫作，還得到了寶鋼新聞中心童贊的幫助，她也對書稿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修改意見。
我能完成本書的寫作，是和91歲高齡的母親林桂娟分不開的，她知道我很忙，理解我，默默照顧好她自己，極少讓我分心。我能完成本書的寫作，特別是和妻子周聯華以及我們的女兒劉心衍分不開的。她們為我分擔了許多本應由我做的家務，而我卻減少了對她們的關心。
本書的寫作也是和張象賢醫生、潘孝科中醫師分不開的，他們為我的健康做了有益的保健工作。
中信出版社社長王斌對本書的出版給予大力支持。中信出版社副總編輯季紅和肖新明作出了精心指導。我的書稿第一稿送去出版社後，季紅女士仔細審讀，寫了長達4000字的修改意見，既有對大的結構的意見，又有對具體表述的意見，既有關於內容方面的意見，又有關於文字方面的意見。她的意見給我諸多啟發。我在改出書稿第二稿和第三稿過程中，認真參考了她的意見。肖新明先生在百忙之中親自擔任本書的責任編輯，從文章內容的修改到文字的編輯、注釋的核對，都極其認真而嚴謹，傾注了大量的業餘時間和心血。他們兩位的敬業精神和專業造詣，乃至他們對魯迅的熱愛和理解，每每讓我感動。沒有他們的指點，本書是不可能以現在這樣的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的。
我向所有關心和幫助本書寫作和出版的人，致以衷心感謝！
我期望著讀者的批評。
序言
“魯迅文化基金會叢書”是由魯迅文化基金會與出版社合作，以鼓勵、支持與魯迅及當前文化建設有關的大眾讀物持續性出版的叢書。本著“弘揚魯迅精神，推動中國現代文化創新發展”的宗旨，要讓更多的人走進魯迅世界，關心現代中國文化，共同開創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新天地。
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歷程。魯迅以其文學和思想成就，已構成一座屹立東方、映照世界的文化歷史坐標，他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國民走向愛國、奉獻、創新之路，也架起世界了解中國、認同中國的文化橋樑；同時，魯迅自身已經形成並由此開創的精神價值，代表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具有強大的思想力和生命力，時時為中國提供強勁的動力，是流淌不止的現代中國文化源泉。圍繞著魯迅及其拓展的現代文化方向，我們有許多整理工作、總結研究和運用實踐的事情要做，尤其是套用與實踐。因此，一接觸到劉國勝先生在企業研究和傳播魯迅“立人”思想時，我便震驚了，並且決定將其納入“魯迅文化基金會叢書”予以出版。
“國家發展，關鍵在於‘立人’，在於人的發展。企業發展同樣如此，寶鋼二次創業的目標能否實現，能否基業常青，關鍵在於寶鋼人的發展。”（劉國勝語）魯迅竟然可以這樣走進社會、走進企業、走進人心。隨即，我看到劉先生拜訪著名魯研專家錢理群先生、和他談魯迅思想的理解和套用，他邀請錢先生赴寶鋼講魯迅，還為了深入理解魯迅思想，潛心鑽研魯迅著作和魯迅研究著作，讓我深深感到他對魯迅的深情和投入。
就這樣，我認識了劉國勝先生。在和他面對面的交談里，我進一步了解到他選擇魯迅思想進行寶鋼集團人員培訓的緣由。他說，作為中國最好的鋼鐵企業，尤其是他們承擔“鋼鐵皇冠上的明珠”的取向矽鋼任務的矽鋼部，和製造高等級汽車鋼板的寶日汽車板公司，是與世界領先水平最接近的兩個單位。在調查研究中，這兩個單位的管理者、技術專家和操作工人說，他們趕超國際同行的“排頭兵”企業，雖然開始階段困難重重，但是還有辦法，上最好的設備，上最高的技術，上最好的管理制度，這些硬體設施，很快就可以和德國、日本同類企業並駕齊驅。但生產的產品始終達不到人家同樣的品質，總覺得差那么一口氣，出現了使出渾身解數仍然徘徊不前的狀況。他們分析箇中原因，發現，在執行制度和技術規範方面找不出什麼問題，問題在人的職業態度和專業技能——也就是人的素質造成的。
他說，矽鋼部和寶日汽車板公司的管理實踐表明，當企業發展到比較高水平時，再要進步，就制度談制度，或者就技術談技術，已經不解決問題了。制度和技術是極其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質。不同素質的人，執行同樣的制度、運用同樣的技術，效果是不一樣的。“什麼樣的人生產什麼樣的產品”，中國企業與世界同行領先企業的差距，根本上是人的素質的差距。他因此把吳敬璉先生的一個著名觀點“制度重於技術”補充為“人的素質重於制度和技術”。
為此，劉國勝先生深入鑽研魯迅著作，系統地整理和研究了魯迅的“立人”思想，他將魯迅的“立人”思想分為五個方面：“立人”的重要性；“立人”的目標；“立人”的途徑和方法；“立人”的基本要求；“立人”的切入點和根本點。並精心設計出一幅“魯迅‘立人’思想結構圖示”。他在寶鋼集團內部做“魯迅精神對寶鋼人發展的啟示”專題講座，還在上海《支部生活》雜誌發表了每期3000字左右的系列文章：“魯迅立人思想啟示錄”。直到今天，劉先生將這些年來的思考，以及思考凝結成的文字集結成書，將其貢獻給全社會。
劉國勝先生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發掘和套用，讓我不禁想起錢理群先生這些年來為中學生講魯迅這件事情。錢先生退休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他的母校南京師範大學附中講魯迅，隨後又到北京大學附中、北京師範大學實驗中學去給中學講魯迅，而且不是做演講，是開一門課，後來，他還到台灣“清華大學”給台灣的本科生開課講魯迅。錢先生向青少年朋友講魯迅作品選讀，引導中學生從感受魯迅到閱讀魯迅、研究魯迅，並最終“言說魯迅”，達到理解魯迅，進而理解中國、認識自我。因為多種原因，他的專題課程並未能繼續下去，但希望把魯迅的思想和精神，把現代中國最好、最優秀的文化價值向大眾傳播，為歷史負責地傳承下去，這份心愿、這份努力在深深地感動我，激勵我們。
劉國勝先生“活學活用”魯迅的作品，把魯迅精神和思想套用到企業思想教育和素質培訓里，和錢理群先生向中學生講魯迅一樣，努力將最優秀的文化價值向企業、向職場傳播。大可期許，錢先生和劉先生的這份努力一定會產生豐碩的成果。作為魯迅的後人，我願意鄭重地向讀者推薦他的這本書，為弘揚魯迅精神、推進現代中國文化建設添一塊磚、加一片瓦。
周令飛
（魯迅文化基金會秘書長）
2013年元月
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歷程。魯迅以其文學和思想成就，已構成一座屹立東方、映照世界的文化歷史坐標，他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國民走向愛國、奉獻、創新之路，也架起世界了解中國、認同中國的文化橋樑；同時，魯迅自身已經形成並由此開創的精神價值，代表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具有強大的思想力和生命力，時時為中國提供強勁的動力，是流淌不止的現代中國文化源泉。圍繞著魯迅及其拓展的現代文化方向，我們有許多整理工作、總結研究和運用實踐的事情要做，尤其是套用與實踐。因此，一接觸到劉國勝先生在企業研究和傳播魯迅“立人”思想時，我便震驚了，並且決定將其納入“魯迅文化基金會叢書”予以出版。
“國家發展，關鍵在於‘立人’，在於人的發展。企業發展同樣如此，寶鋼二次創業的目標能否實現，能否基業常青，關鍵在於寶鋼人的發展。”（劉國勝語）魯迅竟然可以這樣走進社會、走進企業、走進人心。隨即，我看到劉先生拜訪著名魯研專家錢理群先生、和他談魯迅思想的理解和套用，他邀請錢先生赴寶鋼講魯迅，還為了深入理解魯迅思想，潛心鑽研魯迅著作和魯迅研究著作，讓我深深感到他對魯迅的深情和投入。
就這樣，我認識了劉國勝先生。在和他面對面的交談里，我進一步了解到他選擇魯迅思想進行寶鋼集團人員培訓的緣由。他說，作為中國最好的鋼鐵企業，尤其是他們承擔“鋼鐵皇冠上的明珠”的取向矽鋼任務的矽鋼部，和製造高等級汽車鋼板的寶日汽車板公司，是與世界領先水平最接近的兩個單位。在調查研究中，這兩個單位的管理者、技術專家和操作工人說，他們趕超國際同行的“排頭兵”企業，雖然開始階段困難重重，但是還有辦法，上最好的設備，上最高的技術，上最好的管理制度，這些硬體設施，很快就可以和德國、日本同類企業並駕齊驅。但生產的產品始終達不到人家同樣的品質，總覺得差那么一口氣，出現了使出渾身解數仍然徘徊不前的狀況。他們分析箇中原因，發現，在執行制度和技術規範方面找不出什麼問題，問題在人的職業態度和專業技能——也就是人的素質造成的。
他說，矽鋼部和寶日汽車板公司的管理實踐表明，當企業發展到比較高水平時，再要進步，就制度談制度，或者就技術談技術，已經不解決問題了。制度和技術是極其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質。不同素質的人，執行同樣的制度、運用同樣的技術，效果是不一樣的。“什麼樣的人生產什麼樣的產品”，中國企業與世界同行領先企業的差距，根本上是人的素質的差距。他因此把吳敬璉先生的一個著名觀點“制度重於技術”補充為“人的素質重於制度和技術”。
為此，劉國勝先生深入鑽研魯迅著作，系統地整理和研究了魯迅的“立人”思想，他將魯迅的“立人”思想分為五個方面：“立人”的重要性；“立人”的目標；“立人”的途徑和方法；“立人”的基本要求；“立人”的切入點和根本點。並精心設計出一幅“魯迅‘立人’思想結構圖示”。他在寶鋼集團內部做“魯迅精神對寶鋼人發展的啟示”專題講座，還在上海《支部生活》雜誌發表了每期3000字左右的系列文章：“魯迅立人思想啟示錄”。直到今天，劉先生將這些年來的思考，以及思考凝結成的文字集結成書，將其貢獻給全社會。
劉國勝先生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發掘和套用，讓我不禁想起錢理群先生這些年來為中學生講魯迅這件事情。錢先生退休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他的母校南京師範大學附中講魯迅，隨後又到北京大學附中、北京師範大學實驗中學去給中學講魯迅，而且不是做演講，是開一門課，後來，他還到台灣“清華大學”給台灣的本科生開課講魯迅。錢先生向青少年朋友講魯迅作品選讀，引導中學生從感受魯迅到閱讀魯迅、研究魯迅，並最終“言說魯迅”，達到理解魯迅，進而理解中國、認識自我。因為多種原因，他的專題課程並未能繼續下去，但希望把魯迅的思想和精神，把現代中國最好、最優秀的文化價值向大眾傳播，為歷史負責地傳承下去，這份心愿、這份努力在深深地感動我，激勵我們。
劉國勝先生“活學活用”魯迅的作品，把魯迅精神和思想套用到企業思想教育和素質培訓里，和錢理群先生向中學生講魯迅一樣，努力將最優秀的文化價值向企業、向職場傳播。大可期許，錢先生和劉先生的這份努力一定會產生豐碩的成果。作為魯迅的後人，我願意鄭重地向讀者推薦他的這本書，為弘揚魯迅精神、推進現代中國文化建設添一塊磚、加一片瓦。
周令飛
（魯迅文化基金會秘書長）
2013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