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貿易與擴張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結構研究》是余英時先生1967年出版的一部學術著作。該書雖然出版於距今40多年前，但是對於釐清當前許多史學熱點問題仍然頗有裨益——如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的貢納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作者在自序中闡述了本書的主旨是以貿易與擴張之間的相互作用為中心主題，對漢代中國與胡族之間的經濟關係進行系統的的描述。正如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在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本書“無論就其在廣度和深度而言，此書在任何語言中都是對這一主題的首次全面研究，為理解中國歷史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本書主要以傳世文獻為基礎，以中外考古材料相印證，並結合國內外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多個角度考察了漢代中國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對外關係。直到今天這本書對於我們重新認識這一時期貿易與擴張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的作用。

《漢代的貿易與擴張》，鄔文玲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與1967年出版的《漢代貿易與擴張》相比本書新加入了兩篇余英時先生的論文和一篇書評，一篇為《漢代的飲食》，一篇為《匈奴》，書評為評唐瑞德《唐代財政制度》。

基本介紹

• 書名：東漢生死觀
• 作者：余英時
• 譯者：鄔文玲
• ISBN：9787532539932
• 頁數：283
• 定價：39.00元
•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5-06-01
• 裝幀：平裝
• 副標題：漢胡經濟關係結構研究
• 叢書：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

內容介紹

余英時以漢代的貿易和擴張為中心，全面考察了漢代中國人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對外關係，在廣泛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中，重新審視了漢朝所面臨的經濟和軍事問題，最終展現了一幅綜合的漢代畫卷。儘管寫於1960年代，但該書對釐清諸多近年來的史學熱點問題頗有裨益，如納貢體系，余著依據當時政治、經濟的現實背景對中國納貢體系在漢代的建立與成長做了極其精彩的闡述。就納貢體系從建立到崩潰的漫長歷史而言，余著可當之無愧地構成了正確評價納貢體系的必要基礎。正如楊聯陞所言無論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此書在任何語言中都是對這一主題的首次全面研究，為理解中國歷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本書共分為八章：

第一章導論：問題及緣起；

作者主要介紹了貿易和擴張的基本概念，並指出雖然它們的概念截然不同，但漢代中國的貿易與擴張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甚至在事實上，其作用都是雙向的：有時貿易為擴張鋪平了道路，有時是擴張為貿易開闢了機會。因此本書的注意力更多地方在了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上。縱觀歷史，這一段時期的貿易和擴張最初是對於邊境上的匈奴的威脅做出的反應，在這一過程中眾多胡族被納入到帝國的範圍之內，中國也擴張到了西域並與更遠的國家建立了聯繫。但是總的來說朝廷所關注的中心是如何成功地對付中國邊境的各個胡族群體，以防止他們擾亂帝國秩序。經濟政策是漢政府所經常採取的措施，因此本書將重點放在了中國和邊境胡族的經濟關係上來。而歸順胡族的安置和中國與非漢族之間的境內外貿易為本研究的不同方面也均有涉及。作者希望揭示出漢代中國與胡族之間經濟關係的總體結構，以圖來呈現出漢代貿易與擴張的基本事實的均衡圖景。

第二章政策背景和貿易基礎；

本章作者主要考察了漢朝廷的對外政策、經濟政策和商業政策、農業和工業資源、運輸系統。這四方面都是進行貿易活動所不可缺少的。在對外政策上，西漢時期主要是針對北部和西北部邊境地區的匈奴，因此作者回顧了漢朝對匈奴政策由最初採取妥協的“和親政策”到武帝時期採取武力進攻，進而將匈奴等逐漸納入“貢納體系”的轉變。並且一直持續到西漢末年總體上都是執行著一種擴張政策；與此同時為了切斷匈奴與受其控制的西域的聯繫，漢朝也開始派遣使者向西與尋求同盟，而這又開啟了漢朝向西部的擴張；而東漢時期由於面臨著於西漢時期截然不同的胡族問題，當時統一的匈奴部落聯盟已經永久性的瓦解為兩部分——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也被納入到漢朝的朝貢體系，東漢朝廷面臨的現實是邊境內外許多小的、分散的胡族群體，而不是一個聯合的、強有力的富有侵略性的草原帝國的不斷威脅，因此東漢時期採取了相對保守的以夷制夷（或被稱為以夷伐夷）的方針以適應新的胡族形勢。

在對外政策變化的影響下，西漢武帝時期採取了新的經濟政策，特別是確立了對於鹽、鐵、酒等的專賣制度。但是總體的經濟條件是有助於商業的發展的。東漢時期總體上沒有出現明顯的抑商政策，甚至朝廷也沒有建立像西漢時那樣嚴格的專賣制度這一切都有利於商業的發展，也為漢代的貿易與擴張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礎。

西漢統一中國之後進一步的促進了鐵器使用、牛耕推廣、水利灌溉設施的建設等方面取得的進步，由此生產出來了大量的農副產品。工業資源方面手工業產品中知名的絲綢產品、漆器、鐵器製造、銅鏡和銅錢的生產等方面得出了在漢代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釋放，總的農產品和工業產品的產量能夠滿足中外消費者的大量需求。

秦漢時代由於廣泛開展了修路計畫和道路的建設與維護，促進了中國的交通運輸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水上交通航線和運河也同時取得了進步。與道路建設相適應的交通工具，不管是陸路的馬車、牛車，還是水路的船和筏都為遠距離運輸提供了便利的工具。交通沿線的“逆旅”、“客舍”、“館舍”之類的商業組織的出現也極大地方便了來往的行商，總之這一切為商業進步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第三章貢納體系下的漢胡經濟關係概況；

本章主要介紹了漢朝怎樣將匈奴和其他胡族人——羌、烏桓和鮮卑納入到貢納體系之中以及從與匈奴的和親關係轉變為貢納體系之後，漢胡交往的主要的形式：“貢品”與“帝國的禮物”的貿易。和親政策實施中的漢——匈關係的不平等和匈奴持續增加的經濟索求以及和親政策並不能保證漢朝邊境的持久安定，這導致了漢廷不得不在武帝時期採取武力反擊，最終在漢宣帝時期南匈奴歸順漢朝，漢廷成功的將匈奴納入貢納體系之中。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匈奴單于頻繁的入朝覲見，而漢廷也慷慨的給予賞賜。

羌、烏桓和鮮卑是被夾在匈奴和漢代中國兩股東亞勢力之間的三個胡族。匈奴強大時他們不是的遭受匈奴的經濟剝削。自漢武帝反擊匈奴之後，他們逐漸的納入到中國的貢納體系之中。

貢納體系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中華帝國擁有優越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另一方面是：胡族力量的削弱。而這兩方面的因素常常是帝國政府所無法掌握的，且處於時刻的變化之中，因此貢納體系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

本章結尾作者粗略估計了帝國維持貢納體系的總支出在帝國財政總收入中的比例。不包括維持貢納體系所需的軍事和行政管理的開支，漢帝國維持貢納體系的費用大約占到帝國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七。由此可見為了維持貢納體系，漢帝國也為此負擔了沉重的財政負擔。

第四章歸降的胡族人及其待遇；

為了便於對胡族人進行管理，漢政府將胡族人進行內外之分並根據蠻夷人的漢化程度和柔順程度在其地建立了“屬國”、“道”、“部”等相應的行政管理機構，以實現最終將這些胡族人納為帝國郡縣體系之下的臣民的目標。對於歸降蠻夷人的經濟待遇隨著時間有不同的變化。大體上“外蠻夷”要比內蠻夷得到更加友善和慷慨的待遇。縱向上由於西漢時期蠻夷人的經濟條件比較落後因此受到的待遇相對於東漢時期更為優越。而到了東漢末到三國時期隨著蠻族人經濟上的進步，他們逐漸被納入到稅收的徵收範圍和勞役的承擔者範圍之內。當然也有例外，鮮卑在有漢一代始終處於外蠻夷狀態，所以仍處於遊牧狀態。

第五章邊境貿易；

漢朝商人和駐防軍隊都與胡族開展廣泛的經濟交往——貿易和擴張。一方面，正是商人通過貿易的方式推進了漢帝國的擴張，另一方面，正是士兵們通過擴張拓展了貿易的範圍。當然除了正常貿易之外漢代中國與胡族之間也存在走私貿易。作者通過考古發現中的大量漢代所禁止的出口物（能夠直接加強蠻夷軍事力量的武器和弓弩；能夠增加蠻夷經濟來源的生產工具）來證明漢代邊境走私貿易的興盛。

第六章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

在貢納體系下的西域這一部分作者分析了漢政府怎樣將西域逐步納入到貢納體系、設定的機構、以及對於西域的賞賜、與西域的貿易、西域相應承擔的責任。與西方各國之間的非通貢貿易中陸上絲綢之路的形成、以及安息、古印度、古羅馬等國的商人起了重要作用。通過間接地轉運方式中西方進行了廣泛的經濟交往。

第七章海上貿易；

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南部沿海貿易中心、東部海洋上的貿易路線，漢代中國不僅在陸路上與外部世界進行著廣泛的經濟交往，而且在海洋上同樣有著重要的貿易通道。

第八章結語：歷史視野中的貿易與擴張

貢納體系下的政治利益體現在胡族對於漢朝皇帝統治的承認以及漢帝國維持帝國穩定。在經濟利益方面，上至皇帝下到平民都對其產生了興趣，能從中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貿易與擴張的發展對漢代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最明顯的後果就是漢人的“胡化”，胡人的“漢化”，以及人們對於商業的普遍追求即“商業化”。這一切即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也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產生了重要影響。

目錄

編者序言（何俊）

I東漢生死觀（1962年）

導言
一、思想史及其若干問題
二、方法與目的
三、材料
第一章 生與不朽
一、生的重要性
二、長壽和不朽
三、求仙的世間轉化
四、民間思想中的“神仙”觀念
五、小結
附錄 漢代專有名詞中的長壽類用語
第二章 養生長壽
一、士人中的養生風氣
二、養生術與求仙
三、人的“命”與“壽”
第三章 死與神滅的爭論
一、死亡的自然主義態度
二、關於死後生活的流行信仰
三、神滅的爭論
參考書目
Ⅱ 早期中國來世觀念的新證據——評魯惟一的《通往仙境之路：中國人對長生的追求》(1981年)
Ⅲ“魂兮歸來！”——論佛教傳入中國以前靈魂與來世觀念的轉變(1987年)
復禮
魂和魄
來世信仰
陰間：魂和魄的各自住所
仙的出現和來世的重建

作者介紹

余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律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